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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医指导的药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药，古称本草[1]，台湾闽南语又称汉药（hàn-io̍h）[2]，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由于其来源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椬物类药比例最多，使用也最普遍，自古相沿把药学称为“本草”，古代众多典籍和文献资料均以本草命名，如明代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中药涵义广泛，主要分为中药材（中草药和中药饮片）和中药制剂，包含传统临床制剂（丸、散、膏、丹、汤等）、中成药、供配伍用中药颗粒等。中药传统称为本草、生药等；目前，日韩等地仍称中药为汉药或汉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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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各种中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知识的一门学科。传统上，中药学一般称为本草学或生药学，及至近代，随着西方医药学的传播，本草学逐渐改称为“中药学”。
最初人类对药物的认识是与觅食活动紧密相连的。在原始时代，原始人通过采食植物和狩猎，逐渐了解这些植物和动物，有可以果腹，也有可以减缓病痛，有的则可以引起中毒，甚至死亡。根据古籍记述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古人经过无数次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渐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早期人类用以充饥的食物，大多是植物类，因此最先发现的也是植物药。在渔猎生产和生活开始以后，开始接触较多的鱼、野兽、甲壳类等动物，逐渐掌握动物类药物的医疗作用；直至原始社会后期，采矿和冶炼的兴起，又相继发现了矿物药。在这时期，人们从野果或谷物自然发酵的启示中，再掌握了酒的酿造技术，至殷商时期，酿酒业已十分兴盛，酒不仅是一种饮料，更具有温通血脉、行药势和作为溶媒等多方面的作用，故古人将酒誉为“百药之长”。随着文字的出现，对药物知识也有了文字记载。商代金文已有“药”字。《说文解字》训释为：“治病草，从草，乐声。”。西周时已有专业的“医师”，“聚毒药药以共医事”，而《诗经》中涉及的植物和动物共300多种，其中不少是后世本草著作中收载的药物；《山海经》中已经记载有100余种动植物药，并记述其产地、效用和治疗性能。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已载方280余首，所用药物达240余种，对炮制、制剂、用法、禁忌等皆有记述，说明中药的复方应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西汉时期已有药学专著出现，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述名医公乘阳庆将《药论》一书传给其弟子淳于意；从《汉书》可知，西汉晚期已有“本草”一词来指称药学专著，而且拥有一批通晓本草的学者。自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西域的番红花、大蒜、胡麻等相继传入中国，边陲地区的麝香、羚羊角、琥珀、龙眼等药进入中国，不同程度影响当时本草学的发展。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是《神农本草经》，虽托“神农”之名，实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成书年代虽尚有争议，有考证成书不晚于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神农本草经》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药物的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等基本原则，定下了中药学的理论基础。
汉末以来医家应用的药物种类日渐增多，本草著作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增加。晋代葛洪《抱朴子》曾首载草药一词。重要的本草著作首推完成于公元500年、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针对当时药材伪劣品较多的状况，补充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等理论和操作原则，各论部分，首创自然属性分类法，收载药物730种。南朝刘宋时期雷敩著《炮炙论》，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是中国的第一部炮制专著。
隋唐时期，南北统一，经济文化日渐繁荣，医药学也有发展。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朝廷颁行了由李𪟝、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载药844种，这本官修本草完成依赖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人力物力，是中国第一部药典性本草，比公元1542年由德意志医生与植物学家瓦勒留斯·科尔杜斯所撰写的《药典》要早出800余年。在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开元年间（公元3-741年），陈藏器编成《本草拾遗》，增补大量民间用药，为中药按临床功效分类的发端。唐至五代时期对某些食物药和外来药都有专门的研究，扩充本草学的内容。
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进步，尤其活板印刷的应用，为宋代本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总数已达1500余种，并于各药之后附列方剂以相印证，医药紧密结合。国家药局的设立，是北宋一大创举，是中国乃世界药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076年，在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经营的熟药所，其后又发展修合药所(后改名为"医药和剂局")及出卖药所(后改名为"惠民局")。张元素所写的《医学启源》介绍了脏腑诸病用药心法，奠定了脏腑辨证用药理论。他在《珍珠囊》、《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洁古刺诸痛法》中均倡导中药归经学说。[3]后来，李东垣的《用药法象》与王好古的《汤液本草》都是探讨药性。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更加广泛，在药物相互贸易中，政府还派遣人员去各国采购。阿拉伯人、法兰西人开始来华行医。回回孳物院的建立，更促进了中国医药和阿拉伯医药的交流。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历时27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52卷，约200万言，收药1,892种，附图1,100多幅，附方11,000余首），流传于世。除《本》书外，李时珍还编著有多项中医学书籍，如《濒湖脉学》等。这一时期，人工栽培的药物已达200余种，种植技术也有很高的水平，如川芎、茎节的无性繁殖；牡丹、芍药的分根繁衍。《本草蒙荃》所载五倍子制百药煎（即没食子酸），早于欧洲200余年；约17世纪著作《白猿经》所记的新鲜乌头制取冰晶的“射罔”，实为乌头碱的结晶，比起欧洲人在19世纪初从鸦片中提炼出号称“世界第一种生物碱”—吗啡，还要早一百多年。
清代研究本草之风盛行，是由于医药学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补充修订《本草纲目》的不足，如赵学敏撰写《本草纲目拾遗》；其次是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其三是受考据之风影响。
清末自强运动、维新运动时期，西医思潮由东洋、西洋遍及中国，由于具备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因素，而愈来愈受到民众青睐；这也使得传统中医药行业受到一定的影响。
宣统退位、民国建立以后，西化思潮更加浓厚，由于多数有识之士，认定“学问必以科学检验”的关系，西医思想对传统中医药产生重大影响，随之出现了一股否定传统文化的理念，中医药学的发展受到限制。
但在中医药志士仁人的努力下，认为必须使中医药更加地科学化、系统化，开始建立中医学校，正规和有系统地培育中医药人才，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运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如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寿颐的《本草正义》、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何廉臣的《实验药物学》等，这些中药讲义，对各药的功用主治论述大为充实。药学辞典类大型工具书的出现，是民国时期本草学中重要一环，其中成就和影响最深者，当推1935年出版由陈存仁撰写的《中国药学大辞典》，本书收录词4300条，汇集古今有关论述，资料繁博，方便查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政府对中医药比较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积极进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刊行，对亡佚本草的辑印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现代中药新著类量多，而且门类齐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法典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为中药材及中药制剂质量的提高和标准的确定起了促进作用。中药学的现代研究亦开始进步，自西方的精密分析仪器传入中国，在当前条件和环境下，学者多进行单味药材或单体学成分和、动物药理或外药理等基础性研究，中药得以往此研究方向发展，不少专家学者都对此持保留，甚至是质疑的意见、陈述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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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也称四性，指寒、热、温、凉四种不同药性，温热属阳，寒凉属阴，温次于热，凉次于寒，即在共同性质中又有程度上的差异。后来又将对人体的寒热病理变化没有明显影响的药物称为平性。药性是由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概括出来，是与所治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应的，寒凉药一般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等功效，如石膏、知母；温热药一般具有温中散寒、补火助阳的功效，如附子、肉桂。
五味的本义是指药物和食物的真实滋味，基本滋味分别是酸、甘、咸、苦、辛五种味道，除此之外，还有淡和涩味，由于长期以来将涩附于酸，淡附于甘，以合五行配属关系，故习称“五味”。事实上，药食的滋味是通过口尝而得知的，古语云：“入口则知味，入腹则知性”，古人因此将滋味与作用关联起来，并用滋味解释药食的作用，这就是最初的"滋味说"。《周礼‧天官》所载：“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在《内经》论述的基础上，后世对五味的作用作进一步的补充发挥，综合前人的用经验，分述如下：“辛味能散、能行；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甘味能补、能缓、能和。酸味能收、能涩；有收敛固涩的作用。苦味能泄、能燥，指降泄肺气、胃气。咸味能软、能下，有软坚、散结、泻下作用。五味之外还有淡味，具有渗湿利水作用，治疗小便不利，水肿等证。”[5]
升降浮沉是指中药作用与人体的几种趋向，是与疾病的病理趋势相对而言的，分别具有向下、向上、向内、向外的作用趋向。一般而言，升是上升、降是下降、浮表示发散、沉表示收敛固藏和泄利二便。升浮药具有升阳、发表、祛风、散寒、涌吐、开窍等向上向外的作用，如升麻、柴胡等；而沉降药则具有清热、泻火、泻下、利尿、消食、驱虫、平肝、止咳平喘、收敛固涩向下向内的作用，如大黄、牛膝。
归经是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以所治病症为依据，总结出的药物的作用部位与范围。归是作用的归属，经是脏腑经络的概称。此外须注意是，勿将中医脏腑经络定位与现代医学的解剖部位混为一谈，因两者的涵义与认识方法都不相同。再者，归经所依据的是用药后的机体效应所在，而不是指药物成分在体内的分布。
中药的毒性，在广义上泛指药物的偏性，在狭义上是指药物对机体的损害性，毒性反应与副作用不同，它对人体的危害性较大，甚至可危及生命。东汉时代，《本经》提出了"有毒、无毒"的区分；在《本草纲目》中将药物的毒性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微毒”。前人是以偏性的强弱来解释毒性程度，有毒药物的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比较接近或相当，因在用药时安全度小，易引起中毒反应，如商陆、细辛、苦杏仁、何首乌、附子等常有不良反应的报告。相对毒性较小或无毒的中药，并非绝对不会引起中毒反应，如人参、艾叶、知母等皆有产生中毒反应的报道，这与剂量过大或服用时间过长等有密切关系。
毒性反应是临床用药时尽量避免，药材的毒性与产地、品种、炮制加工、配伍、给药途径等多方面有关系，因此使用中药时，应咨询中医师或中药师的专业意见，方作使用。
中国香港特别行区政府的《中医药条例》（香港法例第549章）附表1列明的31种毒性中药，毒性中药的药性十分强烈，并含有毒成分。若药量稍不当或误服，即可引致中毒，甚至死亡，须经注册中医处方才可购买；并要遵从中医指示的煎煮和使用方法。 (见<毒性中药常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香港特别行区政府 卫生署 中医药规管办公室 出版 > )。
配伍是指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配合起来同时使用。[6]中药的使用是十分讲究配伍的，一般是按照病情的不同需要和药物的不同特点。在中医为病人处方药物时，绝大多数以君、臣、佐、使的原则，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合在一起使用，这样可以达到降低毒副作用，扩大提高疗效，以适应复杂病情的需要。
中药的配伍内容分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被称为“七情”。李时珍在其著作《本草纲目·序例上》总结为“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相杀者，制彼之毒也。”
为了降低毒副作用，提高疗效，中药的用药禁忌分为配伍禁忌、证侯禁忌、妊娠中药禁忌和服药的饮食禁忌。其中配伍禁忌应遵守十八反十九畏的原则。
用法，指中药的应用方法，主要包括给药途径、应用形式、煎煮方法和服药方法。
传统中药的给药途径，除口服和皮肤给药两种外，还有吸入、舌下给药、黏膜表面给药等，本世纪30年代后，中药的给药途径又增添了皮下注射、肌肉注射、穴位注射、静脉注射等。
传统中药剂型中，有供口服的汤、丸、散、酒、滋膏、露剂；供皮肤用的软膏、硬膏、散、丹、涂擦、浸洗剂；还有供体腔使用的栓剂、药条、钉剂等。本世纪30年代研制出中药注射剂，以后又发展了胶囊剂、颗粒剂、气雾剂、膜剂等新剂型。
中药的疗效除与剂型类别有关外，还与制剂工艺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汤剂是临床应用中最常采用的剂型，而且大多由病家自制，为保证临床用药能获得预期的疗效，医生在处方会相应向患者交待清楚煎煮的正确方法和注意事项。当中包括器具、水量、浸泡、火候、时间、次数等。然而，有些中药由于其性质、性能及临床用途不同，所需煎煮时间不同，可能需作特殊处理，如先煎、后下、包煎、另煎、烊化及冲服。
口服，是临床使用中药的主要给药途径，口服给药效果，可受以下因素影响，包括服药时间(空腹、饭前、饭后等)、服药多少(每剂二服或三服)、服药冷热(热服或凉服)等。
中药饮片是指供临床配伍或制剂使用的中药商品。中药由原植物、动物至入药使用，必须经过炮剂，即使最简单的鲜品使用，亦要经过净制的炮制工艺，慢慢形成供医家或患者使用的中药材或中药饮片，以供其煎煮或制剂。
由于中药材煎煮的不便和高要求，一般患者又难以掌握煎药技巧，令一种新型的供配伍用中药颗粒剂（在台湾称科学中药等；在香港、澳门称中药冲剂、中药浓缩冲剂等；在中国大陆称中药配方颗粒等）被研发出来，目的是将中药饮片或特定处方，在GMP中药厂房以颗粒剂的制作工艺，使其能即时用开水冲服，实现快捷方便，更令中药饮片或特定处方提供更稳定和安全的药效。
然而，中药颗粒剂亦有其缺点，单味颗粒剂配伍后由于没有经过水煎煮，缺失合煎的化学反应下所产生的衍生成分无法获得，而这类衍生成分可能是临床药效组成的部分，使中药配方颗粒在化学层面上不能等同于传统合煎的汤剂。即使有关配方颗粒是复方，预先煎煮后的复方只有加药不能减药，令中药方剂随证加减的原则受到限制，不方便临床医师处方便用。中医师必须在传统理论指导下的药效与方便性作出选择。
中药绝大部分来源自天然的植物，其次是动物、矿物，以及部分人工制品等。中药的产地、采收与贮存是否适宜，是影响药材的重要因素。明‧陈嘉谟《本草蒙荃》云：“地产南北相殊，药力大小悬隔。”，“凡诸草本、昆虫、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华阴细辛，银夏柴胡，甘肃枸杞，茅山玄胡索、苍术，怀庆干山药、地黄，歙白术，绵黄芪，上党(人)参，交趾(肉)桂，每擅名因地，故以地冠名。地胜药灵，视斯益信。”古代医学家经过长期的使用、观察和比较，各地所产的药材优劣不一，就是在特殊自然条件所生产的药材、且生产较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有特别讲究，使其质量和疗效优于其他产区之药材，为各医家所公认而久负盛名的特定产区，便逐渐形成“道地药材”的概念。
历代医家均以道地产区药材入药，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这表示只有使用道地药材，才能取得良好疗效，传统中医师常在处方注册其道地产区，如怀山(药)、建(泽)泻、广陈皮、川贝(母)、茅(苍)术、亳菊(花)等。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来台起，起初并未将中医药课程内容独立讲授，仅于药用植物学、生药学等科目中简单带过。1982年发布《药师从事中药制剂之制造、供应及调剂须修习中药课程标准》、1986年发布《药师执行中药业务管理办法》。
1993年2月5日中药商落日条款；1998年，立法院修正药事法第103条，“中药师”正式出现药事法。隔年1999年台北医学大学药学院杨玲玲教授，首创成立生(中)药技术学系，除了提供中药行、中药房、中药商的进修管道，也让对中药有兴趣的医、药、护毕业生，提供中药教育管道，取得学士学位。由于药师全联会打压，历经更改系名与停招，前后只招生八届。
另外，2002年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成立中国药学暨中药资源学系，简称为中药学系，为首创及唯一以中药为主的科系，为培养台湾中药专业的人才，学习中药材基源、鉴定、品管到临床，传统药学及现代药学理论结合，设有国内、外实习机会，为台湾的中药行业，注入新血，发挥传承与创新。1993年至2002年的10年间（民国82年－91年），乃台湾中药相关学系的“启动期”。
2006年大叶大学成立药用植物与保健学系中药组。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民国92－101年），为台湾中药相关学系的“奠基期”。
2016年嘉南药理大学成立药用植物与保健学系；另外，亚洲大学设立中医药养生产业经营管理学程。但由于药师全联会的反对，北医与嘉药，目前已停止招生。然而，立法院在2019年完成中医药发展法。2013年至2022年的10年间（民国102年－111年），为台湾中药相关学系的“稳定期”。
目前，教育部亦鼓励大专院校成立中药学系，药学系增设中药组。卫生福利部未来希望新增中药师专技高考及中药士普考，台湾中药相关学系，修毕中药专业核心学分，经由教、考、用、训做分流，促进台湾中医药的永续发展。
已实施执业药师（含中药师）制度，并将药师分为“中药学”及“药学”专业，适合市场和临床上不同情况，凡在中国大陆经营中药业务，必须具备已注册的执业药师，方可经营。
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已开办全日制中药学（荣誉）学士学位课程，为唯一获教资会资助的中药学学士课程。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THEi）亦已开办自资的全日制中药药剂学（荣誉）理学士课程。根据《中医药条例》，中药材零售商（具配发资格）和中成药制造商，于申领相关牌照时必须具备负责监督工作的提名人及不多于两名副手，方能经营有关业务。2015年，香港中药专业人员、中药业界及学界代表，成立香港中药师协会（今香港中药药剂师协会），专门推动设立中药师及中药专业人士的法定注册制度。
根据第18/2020号法律《医疗人员专业资格及执业注册制度》，中药师必须拥有相关学科的学历，并通过知识考试及实习，方可取得完全执照。现职中药师则可凭借实务经验，直接取得执照。
1993年，韩国实施韩药师，即中药师之监管制度。
随着循证医学及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中医与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质疑，且中医有其传统文化背景，保持其神秘性，导致外界更是不易理解。平心而论，华语世界各地政府乃至于全世界各地政府，对于中医药的监管可说完全不如西医，乃至大量假药、劣药纷纷出现。甚至中医往往利用珍稀动物、植物制药，且效果亦不明朗；因而造就无数争议，乃至废除中医运动的产生。
有声音指出，传统中药拒绝向消费者和医生透露毒性、副作用[7]，甚至拒绝透露药物具体成分及比例[8]。
现今大多中药材均来自种植生产，种植技术一日千里，包括施肥及防虫害技术，使产量日益提高。但农民学历不高、官员监管不力，在高度集中的经济社会中，不少药农不顾安全性，滥用激素与农药，加上周边环境的急剧污染，中药交易市场混乱，令中药材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由于现今的循证学主要依赖随机对照试验（RCT）作为标准，中药的使用方式和场景，并非能像西药研究般完美可控和排除，往往忽略循证学的证据可来自多种不同范畴，其中真实世界研究（REAL WORLD STUDY）所提供的证据，已开始获各国政府的重视。于2019年，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已撰写真实世界研究及证据应用在药品注册和医疗决策的指引[9]。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对五个中国大型中药材市场，包括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成都荷花池、广州清平及广西玉林等药材市场及周边地区进行访查后，发现不少中药材均有掺杂造假的情况，特别是收录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的物种因非法偷捕、来源不明及已不被中国药典所收录，而出现严重的造假情况。例如穿山甲片加入重金属杂质增重，[10][11]或以其他小蛇充金钱白花蛇等常有出现。其他包括如紫河车、蕲蛇、及猪苓等的掺假增重非常普遍，海龙、海马腹内被发现灌入糊精、水泥等，虫类药材如全蝎、土鳖虫等腹中充满不同的杂质。[12]另外以次货冒充较昂贵的药材并十分普遍，包括以平贝母代替川贝母、山麦冬充麦冬、锁阳充肉苁蓉等。
另一方面，中药的应用使得很多稀有动物、植物灭绝；自联合国的成立，开始为濒危动植物物种制定禁止国际贸易的公告，现时已有超过190个缔约国签署，并在其国家按公告要求制定相关法律，中国、港澳、台湾、东南亚各国等使用中药的国家亦已签署，并共同为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和联合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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