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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或天主教会）在中国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元朝时开始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但大规模的发展则始于清末。现今中国天主教会建有圣统制（起始于1946年），但因国共内战于1949年起执政的共产党政府以“三自”方针控制与限制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导致圣座目前对中国天主教会无法实施完全的管辖及共融；圣座也仅与国共内战后从中国大陆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未和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在2018年中国政府发布的资料中指出，中国的天主教徒已达600万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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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民间组织发布的报告，2020年在中国天主教信徒约一千万人，共有99位主教（政府承认的“地上教会团体”主教72位，66位在职、“地下教会团体”27位，14位在职）。147个教区及31个牧民区域（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95个教区及7个牧民区域）。2020年有39位新祝圣的地上教会团体司铎，约4,000名司铎（ 没有地下教会团体司铎和拒绝登记的司铎人数）。6所总修院，共350名修生。地下教会团体有5个培育团体，约70名修生。约4,600名修女（地上教会团体约3,250名，分属87个修会），地下教会团体约1,350名，分属40个修会。[2]
1289年，时任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意大利籍方济会会士若望·孟高维诺带同圣座召书前往中国元朝。他与另一位会士由陆路，经中亚、印度，从当时的重要港口泉州上岸，再到大都。约1289年抵达元朝首都大都。方济各会在北京和泉州等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中间发展了约3万名天主教徒。[3]
1552年8月底，方济·沙勿略神父到印度和日本传教后，在中国广东台山海岸的上川岛上计划准备偷渡入境。但是，答应帮助他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迟迟不来。1552年12月3日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岛上。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得到允许，从澳门进入广东省肇庆居住。他们所采取的上层传教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得以进入宫廷，但他们宽容中国信徒祭祖的做法招致其他修会的批评，由此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教宗克勉十一世当时听信道明会和方济会的控告，认为中国儒家的祭孔及祖先崇拜违反天主教教义，结果引发清朝朝廷反制，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1922年8月9日，时任教宗庇护十一世派任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驻节于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北京。1924年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在选出了若干名中国主教后，并在新成立的修会和团体协助下，发展出137个传教区；其中99个晋升为宗座代牧区，余下则为宗座监牧区。
1942年，教廷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首任驻教廷公使为谢寿康。
1946年4月11日，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签署《Sinarum》宗座宪令，在中国成立圣统制。99个宗座代牧区升格为教区或总教区，20个教省同时成立。此后共设有20个总教区、100个教区，29个宗座监牧区。圣座于首都南京设立驻华使馆，黎培理总主教担任驻华教廷公使。[4]当时，全国约有3,000,000名信徒，700,000名慕道者，5,000名神职人员，其中2,000名是中国国籍；亦有1,262名会士，6,133名修女，协助传教工作。在各地设有小修院。全国有十二所区域性总修院、5所超地区性总修院。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教廷继续承认其为代表中国之政府，并且在台北恢复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衔牌上为楷书正体字，并有拉丁文“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与当年在北京和南京时一样），并于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
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教廷召回驻华大使，改为参赞代办常驻台北的教廷驻华大使馆。（参赞代办是当大使暂时离职、尚未指派或因特殊原因而无法向驻在国派驻大使的另一个最高外交代表职衔。） 虽因政治因素，梵蒂冈驻华职称有所变化。
1949年，主张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督教会一部分迁到台湾，一部分留在大陆。当时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有28个是由华人管理（21名主教和7名高级教士），另外109名主教和高级教士则为外国人[5]。1949至1951年间，留在大陆的传教士曾遭拘捕入狱，继而多数被驱逐出境，大多数到台湾继续传教。中国共产党认为宗教信仰会干预或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活动，虽然1980年改革开放后设国家宗教事务局专职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宗教事宜，法律层面上宣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公民仍受部分限制。[来源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行设立合称为“一会一团”的天主教管理机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而圣座对这两个机构都无法管辖。教徒敬拜仪式必须在登记教会的教堂进行[来源请求]，不接受由梵蒂冈任命主教。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或退出宗教才可入党，非中共党员的天主教公民可以在宗教上接受教宗教导，但前提是需服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1955年末，留驻中国的外籍神父、修士和修女尚有约6,000人。其后，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驱逐出境。1966年，只有9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获准继续居留，以服务在北京的一所专收外交团子女学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粗暴地驱逐。此时，除了美国籍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秘书长华理柱主教仍然被捕坐监外, 中国已没有外籍传教士。[6]
美国天主教出版物《Commonweal》的中国天主教调查认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组织，本身并非教会，无论神父、主教、修女或平信徒，都不再属于它。这意味着中国三分之二的登记教会主教现在已经被梵蒂冈承认。2005年6月28日，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的任命据说得到了梵蒂冈和北京的双重认可。在过去，梵蒂冈和北京建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由谁任命主教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表示梵蒂冈与北京的和睦，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4名中国主教，包括2位政府承认的主教，1位地下主教，还有一位最近加入登记教会的地下主教，参加2005年10月主教大会。北京最终拒绝让4位主教参加大会。
因特殊的历史因素，澳门与香港的天主教发展历史早于中国大陆，并各自拥有直属于罗马教廷管理的教区。
葡萄牙人于1553年开始居留澳门一带，1555年，耶稣会会士巴来多神父到达澳门开展牧灵工作。1562年，疯堂、花王堂和风顺堂的小教堂建成，隶属于马六甲教区。1576年1月23日，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下令成立澳门教区，为东亚第一个成立的教区。
1841年1月26日，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暨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查理·义律率先占领香港岛，展开英治香港时代。同年4月22日，香港岛及其周围6公里的地方脱离澳门教区，成立香港宗座监牧区。
其后，天主教在澳门与香港迅速发展，并提供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等服务，在两地的社会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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