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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吉巴尼奥骑士霍尔蒂·米克洛什殿下（匈牙利语：Vitéz nagybányai Horthy Miklós，匈牙利语发音：[ˈviteːz ˈnɒɟbaːɲɒi ˈhorti ˈmikloːʃ]；德语：Ritter Nikolaus Horthy von Nagybánya；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常被拼写为尼古拉斯·冯·霍尔蒂 、尼古拉斯·霍尔蒂·冯·瑙吉巴尼奥，早期译为霍太 、霍德、霍尔西），曾任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后为匈牙利王国摄政王、军官、政治家与外交官。霍尔蒂出身贵族家庭，加入奥匈帝国的海军，毕业后任驻君士坦丁堡武官，因处理奥匈帝国强行并吞波斯尼亚有功，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下旨将其召回宫中担任副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亚得里亚海击溃意大利皇家海军而威震国内外，于1918年成为成为末任海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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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 霍尔蒂·米克洛什 匈牙利语：Horthy Miklós 奥特朗托及塞格德亲王殿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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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肖像 | |
| 匈牙利摄政 | |
| 任期 1920年3月1日—1944年10月15日 | |
| 君主 | 从缺 |
| 首相 | |
| 副职 | 霍尔蒂·伊斯特万（1942年） |
| 前任 | 胡萨尔·卡罗伊 （代理） |
| 继任 | 萨拉希·费伦茨a |
| 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 | |
| 任期 1918年2月1日—1918年11月1日 | |
| 君主 | 卡尔一世 |
| 前任 | 马克西米利安·涅戈万 |
| 继任 | 职位废除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Miklós Horthy de Nagybánya 1868年6月18日  奥匈帝国圣史蒂芬王冠领肯代赖什 |
| 逝世 | 1957年2月9日（88岁） 葡萄牙第二共和国埃什托里尔 |
| 配偶 | 普格利·玛格多娜 （1901年结婚—1957年结束） |
| 儿女 | 霍尔蒂·玛格多娜 霍尔蒂·宝拉 霍尔蒂·伊斯特万 霍尔蒂·米克洛什二世 |
| 父母 | 老霍尔蒂·伊斯特万 哈拉西·宝拉 |
| 亲属 | 霍尔蒂·伊斯特万（兄长） 费伊·拉斯洛（女婿） 小卡罗伊·久洛（女婿） 埃德尔海姆—久莱·伊洛娜（儿媳） 卡罗伊·康苏埃洛·玛丽亚（儿媳）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奥匈帝国 |
| 服役 |  奥匈帝国海军 |
| 服役时间 | 1886–1918 |
| 军衔 | 中将 |
| 指挥 | 海军 |
| 参战 | 一战 |
a. 为国家元首 | |
霍尔蒂被卷入匈牙利内战，筹组反共的国民军对抗苏维埃政权，反革命运动期间，他对手下国民军参与的白色恐怖暴行采取先鼓励后阻止的态度。战后，霍尔蒂接受将让匈牙利丧失大量国土的特里亚农条约，受协约国支持，建立匈牙利王国，霍尔蒂清洗并彻查政府的右翼军人，并重用拜特伦·伊斯特万为首的温和保守派文官，建立一个贵族地主集团与犹太裔资本家为核心的半民主、寡头政权，霍尔蒂在匈牙利24年的执政被认为是既开明又威权的，民族问题上，霍尔蒂鼓动收复失土情绪，但也与西方合作争取经济复苏资本，他也被认为有偏袒犹太人的倾向，反对派批评他为“犹太人的佣兵”。社会结构上，霍尔蒂在掌权后推行了不完善的土地改革，维持大庄园经济模式，并运转面向工人、农民和弱势族群的社会福利体系，引进如社会保险、工人津贴、公共卫生改革、八小时工作制、教育改革等帮助社会长远进步的政策。
二战前期，霍尔蒂在西方盟国、苏联和轴心国间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加强与德国的联系并开始颁布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却也收留数十万西方盟国的战士和难民并寻求与苏联建立同盟，直到1941年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参与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进攻，成为轴心国的一员后，霍尔蒂仍试图维持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他一方面坚决保护匈牙利犹太人的安全，却也协助纳粹驱逐前来寻求庇护的犹太人难民，从而使匈牙利与盟友维持紧张的关系，德国败局已定时，他试图加入同盟国，但最终被纳粹德国推翻，流亡并客死葡萄牙。直到现在，他仍在匈牙利被视为最具争议和决定性的历史人物之一。
霍尔蒂家族的血统可追溯至15世纪末德布勒森市纪录中居住在匈牙利东北部的塞凯伊人家庭，他们的作用可能并不重要，因为除了他们的名字之外，没有其他关于他们的信息被记录下来。而霍尔蒂的祖先伊斯特万·霍尔蒂（István Horthy）于1635 年被斐迪南二世封为贵族。
霍尔蒂的父亲是中左翼政治家老霍尔蒂·伊斯特万，他被媒体称为县议会一位强大而娴熟的演说家，在铭文党扮演重要角色，他在1857年与哈拉西·宝拉结婚，这对出身显赫的夫妻拥有一千五百英亩的庄园[1]他们生了九个孩子，伊斯特万（1858-1937，骑兵中将）、佐尔坦（1860-1940）、贝拉（1862-1880，18岁时在演习中阵亡）、宝拉（1863-1906）、米克洛什（1868-1957，海军中将）、伊丽莎白（1871-1955）、绍博尔奇（1873-1914，县长，一战中阵亡）、耶诺（1874-1876）、耶诺（1877-1953） [2] ，他的内祖父母分别是法官霍尔蒂·伊斯特万和白泽克的阿美莉亚·布凯，外祖父母分别是地主哈拉西·约瑟夫和演员加贝·伊丽莎白，加贝·伊丽莎白是一位颇负盛名的舞者与默剧演员，她是布达佩斯日尔曼剧院薪资最高的女演员，但演员对当时的贵族而言是一个卑微的工作，据说伊丽莎白透过更改出生证明及找一位军官而非家人当证人的方式嫁给了哈拉西·约瑟夫这位贵族人士，结婚期间，伊丽莎白传出丑闻，霍尔蒂·米克洛什出生时，伊丽莎白的精神状况并不稳定，她被监护宣告并被送往精神病院[3][4]。
他在家族的庄园度过了八岁前的童年，据家人回忆，他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个严格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父亲对我的恶作剧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理解，我对想像和冒险的渴望所诱惑，就这样，我不顾母亲的溺爱和不情愿，在八岁时脱离温暖的家庭圈子，来到德布勒森和两个兄弟同租。”他在肯代赖什（1874 – 1876 年） 私下完成了小学学业，然后在德布勒森归正宗学院（1876 – 1878 年）完成了小学学业。他在肖普朗的Lähne 学院（1878 – 1882 年）完成了中学学业，在那里他开始接受德语课程[5]。
他的哥哥贝洛是位于阜姆的奥匈帝国皇家海事学院的学生，就职典礼前两个月，在一场军事演习中遭遇致命事故，1882年，米克洛什不顾家人反对，报考同一所海事学院 ，612 名申请者中，只有 42 人被学院录取，其中包括霍尔蒂。这所海军官校以其严谨的风格著称[需要解释][6]。就学期间，他从水手学会意大利与克罗地亚语，他还会说德语、英语和法语[7]。
毕业后，霍尔蒂在配备辅助蒸汽机的三桅帆船护卫舰Radetzky上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8] 1890年，他已经在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驻地船金牛座上担任少尉[注 1]。
作为一名才华洋溢的运动员和绅士，霍尔蒂在当地绅士圈子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是一名出色的水手和成功的中长跑运动员，还获得了全军击剑冠军称号。此外，他在自行车比赛和网球比赛中表现十分出色，在一次网球双打中，他击败了英国军队冠军对。霍尔蒂也是一位一流的骑手。他以上的运动成绩、良好的舞蹈技巧、迷人的举止和会说的语言使他成为社交圈中受欢迎的人[9]，与他后些日子的形象形成对比的是，霍尔蒂在这段时期经常因其风流而被拖延晋升[10]。
1892— 1894年，作为下属军官参加赛达的东亚和大洋洲之行，途中参观了印度、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在他的旅途中，他对英国舰队的规模感到惊讶：“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期间（...）有一句自豪的话：大不列颠统治著海浪， 我们能够体验到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在我们的旅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1]。
1896年晋升护卫舰中尉，1900年为战舰中尉，1901年后担任过多艘军舰的船长。
霍尔蒂与他的朋友会面时认识了他妻子的妹妹，同样身为贵族，比他年轻十二岁的普格利·玛格多娜（Purgly Magdolna），1901年7月22日，阿拉德这座特兰希瓦尼亚的城市迎来这对夫妇的婚礼，这年米克洛什33岁，玛格多娜20岁，婚后育有二子二女，依序是与其母亲同名的长女玛格多娜（1902）、与其祖母同名的宝拉（1903）、与其祖父同名的伊斯特万（1904）和与其父亲同名的米克洛什（1907）[12][13]。
有赖于霍尔蒂的身份，这一家人经常更换住处，1901年新婚时，霍尔蒂其驻扎的普拉建造了新家，他的四个孩子皆出生于此，1903年，他奉命担任战列舰哈布斯堡王朝的舰长，于是他的妻子与女儿在此短暂居住。1908年，奥匈帝国大使将他介绍给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于是一家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Yenikeul居住，1909年，维也纳宫庭任命霍尔蒂担任皇帝的副官，于是一家人得到霍夫堡宫的一处官邸。
1908年至1909年，任金牛座号战列舰舰长，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参与外交事务，他曾见证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的三三一事件，当奥匈帝国利用这次事件吞并波斯尼亚时，奥斯曼帝国对奥匈发起了货物禁运政策，霍尔蒂对此进行强硬的抨击，让情势差点扩大为战争，当奥匈大使因此向霍尔蒂质问时，他冷冷得回应说要是奥斯曼进一步攻击的话，他将不惜反击并赴战，后来这件事以奥匈向奥斯曼支付220万土耳其里拉购买波斯尼亚作结，霍尔蒂在1950年代时表示他认为奥斯曼人根本就没胆跟奥匈舰队开战。他为此事写了一份报告并得到时任皇帝法兰兹·约瑟夫一世的高度重视，这最终让他得到皇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副官[14]。
1909 年至1914 年间，他是法兰兹·约瑟夫一世的副官——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这位君主怀有强烈的敬意 [15]。1911年升为海军中校,1912年12月到1913年3月担任布达佩斯号前无畏舰舰长，1914年1月20日军衔晋升至海军上校。
在霍尔蒂的海军生涯中，他曾周游列国到世界各地，他曾造访过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马耳他、直布罗陀、突尼斯、希腊、埃及、索马里、泰国、印度尼西亚、澳洲、新西兰、新喀里多西亚、意大利、所罗门群岛和日本等，在他多年的全球旅游中，他曾在婆罗门洲亲手猎杀老虎，也在西班牙港口品尝过美酒，甚至见证过喜马拉雅山的壮景[14]。
一战爆发后，霍尔蒂担任8300顿哈布斯堡王朝号战列舰舰长，鉴于霍尔蒂认为这艘船过于老旧，他开始争取建造中的诺瓦拉号巡洋舰的指挥权。诺瓦拉号于1915年1月10日开始服役，霍尔蒂测试多次后在1915年4月30日接到第一次任务，将一艘UB-8潜艇拖至萨皮恩扎岛，并代替执行该潜艇分配任务。军方制定经奥特兰托海峡的航线后，有鉴于协约国的强大军力，霍尔蒂在夜间通过海峡并成功完成任务，但随后法国驱逐舰发现，但由于诺瓦拉号的速度优势，避免了正面冲突并返回基地。
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对奥匈帝国宣战，当晚，奥匈海军的十三艘战舰向意大利沿岸发起攻击，旨在扰乱意大利舰队的阅兵与破坏沿岸铁路，霍尔蒂舰队攻击北方的拉温纳港时受到联合火力攻击，鱼雷军官，Emil Persich von Köstenheim中尉和四名水手牺牲。其中一位是匈牙利籍的Antal Szemere。此外，三人受重伤，七人受轻伤。其中一位是机动军官，护卫舰中尉Róbert Dürrigl。相比之下，意大利方面的损失至少要大二十倍。
1915年底，协约国指挥部要求巴尔干半岛节节败退的陆军从阿尔巴尼亚的港口为撤退，12月4-5日，霍尔蒂领导的舰队对此地展开袭击，对黑山的军事力量带来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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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在1916年建立的奥特朗托海闸封锁线受到英法义美的舰队重军把守，守护当地的舰队规模甚至超越奥匈举国海军，对奥匈构成威胁，在多次进攻无果后，海军总司令马克西米利安·涅戈万听取霍尔蒂提出的三维攻击计划，让霍尔蒂主导这场浩大并讲求先进的海战，1917年5月15日清晨，霍尔蒂指挥的舰队发起偷袭后双方打响战鼓，透过灵活的阵型排列和运用人工雾，霍尔蒂起先克服射程不足引发的劣势，阿尔弗雷多·阿克顿将军随后下令从交火中撤退，占据了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八公里距离，导致奥匈舰队逐渐居下风。9点50分Heligoland号巡洋舰遭受重创，10点10分，一枚炮弹正中诺瓦拉号指挥中心，霍尔蒂被五枚炮弹碎片重伤，他的头部受重创，腿被刺穿 ，他的海军军官帽被扯成碎片黏在炮弹上，而且暂时失去了左耳听力[16]，副驾驶罗伯特·苏博里茨当场阵亡。霍尔蒂命令手下把他抬到担架下，继续亲自指挥舰队的攻击，在霍尔蒂的指挥和赶来的预备援军的努力下，奥匈舰队逐渐恢复安全，但霍尔蒂也因失血过多和休克而昏迷。
在撤退时，协约舰队已无法对奥匈舰队进行有效的攻击，奥匈舰队和协约舰队认为这场战役已经落幕了，但协约国舰队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增援——三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协约国舰队指挥官阿尔弗雷多·阿克顿信心大增，在11点35分下达了追击奥匈舰队的命令，但也因此落入霍尔蒂的圈套，霍尔蒂已从昏迷中苏醒，并让敌军计划无果而终。阿克顿只好下令到达布林迪西，12点05分到达布林迪西时意料之外遭到联合德国援军及空军的奥匈舰队围剿，一艘法国驱逐舰被击沉，有人数优势的协约国最终不敌霍尔蒂的战术，最终逃之夭夭。
在整场战役中，奥匈动员了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潜艇和一些飞机，协约国则出动了3艘驱逐舰、14艘巡洋舰和至少22艘巡逻舰，但奥匈却以15人阵亡的代价击沉16艘船舰，被视作以寡击众的一次胜利，也是奥匈海军在整场一战中取得的最大海战胜利，对当时陆战成绩乏善可陈的奥匈帝国发挥了定心丸般的效果，这场战役的指挥官霍尔蒂·米克洛什也因而声名大噪。根据 Gábor Bencsik 的说法，受了重伤的霍尔蒂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他的部队对寡不敌众的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伤害，几乎没有损失。毫无疑问，协约国巨大的财政优势也没有受到这场战斗的显著影响，因为他们损失了10%的舰队，这是可以替代的。然而，士气的结果是显著的，因为帝国和皇家海军开始重新相信自己并重新赢得对手的尊重。马克西米利安·涅戈万和霍尔蒂·米克洛什都获得了荣誉和英雄的地位。多亏了这场胜利，霍尔蒂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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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2月1日，霍尔蒂成为欧根亲王号战列舰的舰长。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他没有参与镇压卡塔罗号水手的叛乱[17]。1918年2月27日，他被晋升为海军少将并出任奥匈帝国皇家舰队总司令。
1918年6月8日，成为奥匈帝国的海军总司令后，霍尔蒂发动的多次行动几乎都出师未捷，1918年6月，准备多时的了霍尔蒂动员大部分的舰队试图对意大利进行一场强大的攻势扭转局势，然而，备受重视的圣伊斯特万号战列舰仅在义军军官路易吉·里佐的几次袭击而沉没，圣伊斯特万号战列舰遭击沉后放弃了此次行动及后面袭击科孚岛的计划，10月31日，奥匈帝国随着陆战的失败最终被协约国写进史册，屡战屡胜的海军总司令霍尔蒂也在协约国的胁迫下将自己投身数十年的奥匈帝国海军总舰队送给新生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18]，隔日，霍尔蒂升为海军中将。
| “ | 我们离开了我们度过了这么多快乐岁月的房子，那座见证了我孩子出生的房子，所有的家居用品，银器，地毯，图片，都被留在了以往，一去不复返。 | ” |
| ——霍尔蒂 | ||
祖国战败后，霍尔蒂接二连三遇到各种层面的打击，他为之奋斗36年的奥匈帝国海军在他接手领导后不久后因陆战失利而灰飞烟灭，一家人被新政府从居住多年的家中驱逐回匈牙利，他16岁的长女因痢疾英年早逝，霍尔蒂一家只能隐居到肯德尔斯的庄园。但他一战时期英勇的表现也赢得匈牙利人民的尊敬和声望，在纪念活动上，奥匈帝国乃至敌国的军事人物也对霍尔蒂的骑士风度进行称赞。
这种迷惘和失落不只发生在霍尔蒂这样的达官贵人身上，也普遍的发生在亡国后将要靠着自己的力量一砖一瓦建立新秩序的匈牙利人身上。1918年秋玫瑰革命后，1848年独立联合党党魁卡罗伊·米哈伊建立了匈牙利民主共和国[19]，1919年3月20日卡洛伊因经济和外交失利下台。
卡罗伊退位后，留下匈牙利百废待兴的局面给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自认无力扭转匈牙利，立刻找来被关押的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洛主政，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20]，库恩在国内组织列宁男孩在国内自行处决异议者，还对农民实施武力征粮，使其在国内逐渐不得民心。
而库恩政权的意识形态也让法国联合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的军队像匈牙利发起进攻，6月，奥雷尔·斯特罗姆费尔德击溃捷克军队收复失土，但库恩的反应却是宣布成立捷克苏维埃共和国，至此，库恩将贯彻共产主义凌驾于匈牙利人民族利益的行径让他彻底失去匈牙利的非共产主义者的支持。
出于对一片狼藉的局势及卷入另一场战争的不满，国内的反共主义势力建立国民军反抗库恩政府，国民军想要找一个受到人民尊敬的优秀军事家来指挥他们，最佳人选毫无疑问的就是在世界大战时击溃敌军的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卡罗伊前总统的堂哥卡罗伊·久洛找来隐居中的霍尔蒂协助他们，于是他欣然接受邀请并组建国民军，尽管霍尔蒂已成为名义上的匈牙利反政府势力的统帅[21]，但国家各地有不少军阀并不听命于他，这让霍尔蒂在国民军的影响力众说纷纭，尤其是霍尔蒂的部下帕尔·普鲁奈等人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库恩政府的核心有不少犹太人，但犹太人并不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国民军军阀占领区的屠杀最终导致至少数百人罹难。
1919年8月1日，罗马尼亚军队攻入布达佩斯后，结束了库恩政府的统治。霍尔蒂告诉英国外交官乔治·拉赛尔·克拉克，只有在匈牙利建立统一武装力量才能在混乱的局面中得到信服，等待匈牙利割让赔款和土地的协约国认为他们熟识多年的霍尔蒂是此时最可能做这件事的人，于是支持霍尔蒂成为匈牙利领袖。霍尔蒂即将掌权的消息让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感到不安，犹太人团体Pesti Izraelita Hitközség派代表找国民军高级指挥部交涉，他们得到国民军友好的接待，霍尔蒂向他们承诺不会允许屠杀在布达佩斯发生，当他进军布达佩斯时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部下要听他指示维持秩序，霍尔蒂带领被称为“鹤羽”的部队进军首都后，国民军分遣队建立了自己的几个中心，霍尔蒂试图阻止白色恐怖的发生，但暴行虽有减缓却仍在继续，克拉克则建议霍尔蒂要同时铲除极左翼和极右翼[22]，事后霍尔蒂对屠杀展开调查，但在1921年11月3日宣布特赦，考虑到霍尔蒂并不完全掌握国民军，但可以确认的是至今仍无证据可证明霍尔蒂有下达屠杀的命令，因此他要为白色恐怖负多少责任是个饱受争议的问题。霍尔蒂一开始声称那些不受控制的军官应负其责任，身为国民军总司令，他从未发出对犹太人的复仇行动，但霍尔蒂后来在回忆录中表达对白色恐怖的自责，但他强调真正要为悲剧负责的是当时的局势。
1919年11月，克拉克前来建议匈牙利建立一个可以代表各阶层的政府，于是委托被库恩政府迫害的左翼人士胡萨尔·卡罗伊担任临时领袖，1920年3月1日，国民议会以131票对7票选出霍尔蒂担任摄政王，匈牙利法理上正式脱离奥地利，霍尔蒂继任为匈牙利君主，然而霍尔蒂拒绝了，他在典礼上停滞不前，表示不满于民主政体元首的权力，透过一场在国民军护卫队监视的选举，他于同年取得了军队总司令、解散议会和任命部长的权力[23]，针对1月25日至26日实施的首次选举也是如此，霍尔蒂放任国民军干涉这场旨在贯彻秘密、妇女平权、平等和强制精神且涵盖74%的24岁以上人口的选举，此后霍尔蒂任内的选举规模有所减少。
霍尔蒂的掌权揭开了匈牙利王国的历史，法理上，匈牙利是君主立宪国家，摄政王将在选出正式国王前扮演虚位君主的职位。霍尔蒂却取得了统筹军队、强迫议会休会和解散和任命首相的权力，甚至其观点决定性的影响首相的施政，权力远高过民主国家的领袖，成为了事实上的无冕之王，但他也恪守宪法、与议会维持权力分立且开放投票，因此，霍尔蒂是否为独裁者是个有争议的问题[24]，匈牙利王国的制度被称为霍尔蒂体系[25] 。
在匈牙利的局势基本稳定后，此时匈牙利政府手上的烫手山芋是确定战败后对协约国的赔偿，比起前面屡次推托和反对的卡罗伊和库恩政府，霍尔蒂在6月4日直接了当的接受了在一月时决定的特里阿农条约，并迅速将协约国提出的严苛要求纳入法律。
尽管霍尔蒂是位民族主义者，但他却是匈牙利国内最强硬的协约国盟友。他在外交上奉行极度亲英派政治[26][27]，他的亲英方针在国内饱受批评，但这一政策换来的后果是霍尔蒂和匈牙利在英美的声望迅速高涨，匈牙利政府得到英国丰厚的经济援助，霍尔蒂用这笔资金投入战后重建，这让两次战争后疮痍满目的匈牙利进入第一次稳定的经济复苏[28][29]。
消除特里阿农条约的影响是霍尔蒂统治时期最主要的外交政策。
“1919年至1944年间，匈牙利是一个右翼国家。由于反革命的传统，其政府提倡“民族主义基督教”政策；他们歌颂英雄主义、信仰和团结；他们蔑视法国大革命，唾弃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各国政府将匈牙利视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工具的堡垒：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和共济会。他们实行由贵族、公务员和军官组成的小集团的统治，并奉承国家元首、反革命海军上将霍尔蒂。”
霍尔蒂首先在政府清洗了国民军的极右翼份子，彻底结束白色恐怖，提拔温和派政治家泰莱基·帕尔为首相，形成了以泰莱基、民族保守主义者贝特伦·伊斯特万、小农党人萨博·伊斯特万为首的统治班底，并延续了民主选举[31]。
随后他辞去了战争部长的职位，被泰莱基推选为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32]。要求农业部长萨保·伊斯特万推动则土地改革，然而鲁比内克·久拉与贝特伦联合阻饶萨保，霍尔蒂和泰莱基也仅向萨保提供口头上的支持，萨保仍不敌地主的联盟而任由鲁比内克加以修正，改革最终避开了大地主的土地，五十万位农民平均得到一公顷的农地。但总规而言，这一政策仍然使约两百万人受惠。
霍尔蒂希望那些被特里阿农条约剥夺匈牙利国籍的人士归国，于是他和议会在1920年9月底推出物权法定法（numerus clausus），这条法律让大学将以种族比例征收学生而忽视国籍，让匈牙利血统的外国人才能回来，但这法条也有歧视犹太人之嫌，因为在匈牙利国内占15%的犹太人只分得6%的配额，219名国会代表只有64人前来投票，其中57人赞成7人反对，以泰莱基为首的政治家拒绝投票以示抗议[33]。
1921年3月27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一世回到匈牙利，试图说服前属下霍尔蒂将权力归还给他，霍尔蒂表示若迎回皇帝会导致周遭国家的反对，等到时机允许再让他回来，同年10月20日，卡尔一世再次潜入匈牙利，霍尔蒂于是将他驱逐出境，泰莱基因为被认为对皇帝同情而被贝特伦取代[34]，其行政团队在往后十年造就了霍尔蒂政权的黄金年代—“贝特伦繁荣”[31][35]。
贝特伦首先开始建立一个集议会、地方政府和威权政治于一体，以有效做出改革的权力结构。他先创立匈牙利联合党并废除物权法定保障犹太人，以团结贵族与犹太人为主的资本家为绅士阶级，并限缩农村投票权（后期恢复）和社会民主党签订贝特伦—派尔条约，确立其权威地位[36]。
经济上，贝特伦展开经济改革将战时体制过渡至和平体制，成立中央银行和币制改革，并积极引入外资和投资农业、旅游业、运输业和电力工业，使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并任用如胡萨尔等人实施社会政策改革中，社会保险的重组无疑值得一提。1927年扩大了强制疾病和意外保险的受益范围，同时提高了被保险人的社会福利。一年后，即 1928 年，引入了强制性的老年、残疾、鳏寡和孤儿保险，社会住房和公共卫生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新建住宅数量、每十万居民医生人数、婴儿死亡率等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37]。
1929年，经济大萧条席卷了全球，匈牙利也难以幸免，经济复苏之路也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危机和重工业衰退，政府期望透过减薪和合并工厂解决危机，但这无济于事，部分农民因此一贫如洗，产业工人失业率急遽上升，维持工作的人薪水也下降。
霍尔蒂解散匈牙利联合党政府，改立卡罗伊·久洛为首相，他提出的紧缩政策也未取得显著成效，此时，国防部国务秘书根伯什·久洛与他魅力四射的95点国家工作计划被视为经济危机的救星[38]，1932年，霍尔蒂任命这位怀有独裁野心的亲义政治家为首相，并要求他修正过往种族主义和反犹太的立场，他透过以下计划让经济再次繁荣，，他基于反对现有制度的群众运动仍未发展起来的观点，废除了卡罗伊首相颁布的戒严令，外交方面，他积极与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苏联交好，借此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促进出口，1933年他与奥地利签订贸易协定，1934年3月，签订罗马议定书，确立了奥义匈同盟，轴心国一词即可追溯自根伯什与墨索里尼的交谈，1934年6月，匈牙利与苏联建交，1934年6月，根伯什前往柏林向新一任德国总理希特勒祝贺，这些外交上的建树带来的市场开放成功改善了匈牙利的经济状况，根伯什将经济政策取得的政策投资在社区和社会建设，提升了人民的生活状况，从而在群众间建立个人崇拜并将极右翼团体Turul Szövetség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当根柏什试图说服霍尔蒂在1935年的选举动手脚建立专制政权后，两人嫌隙渐生，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根伯什对贝特伦派系的清算，霍尔蒂察觉后彻底冷落根伯什，使他沦为摆设 [39]。
1933年美国外交官约翰·佛洛诺伊·蒙哥马利成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随后，霍尔蒂与蒙哥马利建立深厚的私人友谊。蒙哥马利受到由华丽服饰和繁复礼节形成的半封建镀金时代吸引，并折服于会说英语的霍尔蒂的个人魅力，这两人经常讨论对政治的看法，蒙哥马利的回忆录《Hungary: The Unwilling Satellite》是多年来人们研究战间期匈牙利的主要文献。
霍尔蒂强制人民上教堂，所有学童都被强制要求每周在教堂礼拜和教堂服务两小时，周日和公共假期参加礼拜被归类在义务教育中[40]。
综观他的统治期间，霍尔蒂不留余力打压那些与他立场相左并动摇保守派势力（即小农党和联合党）统治的势力，包括极右翼、法西斯、共产和反犹太势力，除了阻止根柏什建立极右翼专制政权外，霍尔蒂更热衷于取缔国内的社会运动，透过暗杀、大规模示威和轻微恐怖主义宣扬反犹太立场的种族保护组织觉醒匈牙利人协会（Ébredő Magyarok Egyesülete ，ÉME）在1920年被取缔[41]，纳粹倾向的国家社会主义匈牙利工人党（Nemzeti Szocialista Magyar Munkáspárt，NSZMP）在1936年被取缔[42]，其中最知名及具影响力的组织是由军官萨拉希·费伦茨为首的极右翼、反犹太且有约有100,000人的势力，霍尔蒂多次取缔他所领导的政党，例如民族意志党（Nemzet Akaratának Pártja，NAP，1937年被取缔）[43]和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 - 匈牙利主义运动（Nemzeti Szocialista Magyar Párt – Hungarista Mozgalom，NSZMP－HM，1939年被取缔）[44]，费伦兹本人也具遭霍尔蒂逮捕，但他拒绝向霍尔蒂屈服，联合如基督教国家社会主义阵线（Keresztény Nemzeti Szocialista Front，KNSZF）、国民阵线（Nemzeti Front，NT）和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 - 匈牙利主义运动联合为箭十字党。
霍尔蒂也拒绝参加两餐之间协会，一个采取共济会模式左右匈牙利政治局势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秘密社团，他们透过在匈牙利有影响力人物中扩展人脉增加力量，这一协会在匈牙利每个县市都有“国家”组织，旗下有“家庭”组织，各部门以“父子”互称，协会由七人委员会领导（泰莱基和根柏什在七人委员会中，贝特伦和卡罗伊·久洛也在协会中），委员会希望霍尔蒂担任其中被称为“首席领导”的职位，但他拒绝了[45][46][47][48]。
这段期间还有一个匈牙利重要的大学青年组织Turul Szövetség，他们殴打犹太人并支持极右翼，他们曾在建国时期协助霍尔蒂驱逐卡尔一世，但在霍尔蒂放弃种族政策后批评他。
除了极右翼遭霍尔蒂打压外，极左翼和其他更加进步倾向的组织也未幸免得受到干涉、监视和抓捕，然而，这些组织的规模远远不如法西斯势力，也鲜少遭取缔，左翼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甚至得以透过1922年的选举成为第二大党并在二战时与小农党结盟[49][50]，然而当经济大萧条爆发，霍尔蒂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后导致左翼和右翼更强烈的反抗，随后比亚托巴及大桥遭到袭击，导致22人罹难，政府下令戒严，警方随后案发现场一张写着“工人，你们没有权利，所以我们要用他们来对付资本家……”的纸条并认定这是共产党所为，霍尔蒂政权因此展开针对左翼的搜捕，两名共产党领袖被处决，共产党员也暂时被逮捕[51] [52]。
“尽管其社会和经济思想是反动的，但却是国内残余民主和宪政真正的维护者，他透过影响力阻止试图破坏议会建立独裁政权的首相们。”
——约翰·刚瑟评霍尔蒂，1940年[53]
自1933年根伯什成为首相后，霍尔蒂政府与德国关系日渐密切，凭借德义奥三国的法西斯政府支持，他得以更大力度推行对特里亚农条约进行修约运动的复仇主义政策，并威胁著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的小协约国及背后的英法两国。
在匈牙利国内，随着德国新上任的纳粹政府在民生和军工业上创造耀眼的成效，加上匈牙利在经济上愈加依赖德国，导致匈牙利朝野的法西斯势力逐渐崛起，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的霍尔蒂深感不安，于是政策大方向转为对法西斯主义更警惕的防范，并积极改善农工群众的生活与福利以减缓法西斯势力在匈牙利的扩张。
1936年10月10日，达拉尼·卡尔曼这位根伯什的亲密盟友在根伯什的葬礼上被霍尔蒂任命为新任首相，他一改根伯什的极右翼法西斯政策，开始联合贝特伦的自由保守派系驱逐极右翼激进派，进而导致首都和农村的大学爆发极右翼运动声援被打压的势力，而向来支持极右翼的佩奇矿工也在1937年初发起罢工反抗[54]，执法人员不得不动用武力镇压罢工，并逮捕极右翼运动家。
紧接着，霍尔蒂命令达拉尼实施宪法改革，在1937年颁布的évi XIX. tc中，霍尔蒂得到了收回他不喜欢的法律和成命的权利，并附有6个月的时间考虑法律的签署和颁布，另一项重要改革是从法理上消除了弹劾摄政王的可能性，考虑到霍尔蒂年事已高，几年来频繁染疫，于是颁布了摄政王继承的法案，其中写到将组成全国委员会处理政局，全国委员会由霍尔蒂和议会分别提出的三位人选加上国会权威组成，人们怀疑霍尔蒂将借机选自己的亲戚以强化权力，建立自己的王朝，霍尔蒂因此想收回成命，但遭到达拉尼劝阻，霍尔蒂在密封的信封中做出的选择最终被揭晓，分别是贝特伦、卡罗伊和达拉尼三位首相[55]，不少法西斯主义者随后宣称“霍尔蒂成为了匈牙利国王”[56]。
达拉尼也通过社会政策以缓解紧张局势，据1937年的évi XIII，增加了有多个孩子的工人的生活津贴，而 XXI. tc则引入了8～18天的带薪休假期限及8小时工作制，工人和公务员每周分别需工作48及44小时，人民作家借由这次机会在3月15日组成三月阵线，向政府提出12项要求，包括民主转型、新闻自由、组织自由、基于多瑙河人民自决的修正、没收大地产、限制垄断资本，并注意不公正的污名化犹太人和注重德国扩张的危险，但最终因内部冲突瓦解。[57]
1937年引入的另一项宪法是évi XXVII，旨在扩大上议院的权力，众议院两次否决后第三次扩大的法案将交由两个议院审理，再交由霍尔蒂审核。这几项修宪都减缓了立法过程，第三项法案则是用以缩小选民范围，具体内容是将居住时间的限制从2年提升到6年，男性须到26岁才有投票权，选区则是30岁，女性则统一提升到30岁，这些政策遭受强烈反对，直到后来的伊姆雷迪时期才通过，其用意是为了降低箭十字党赢得1939年大选的机会，而剑十字党在此次大选赢得了14.39%的得票率[59]，以达拉尼的任命开始的改革政策对匈牙利的国际形象发挥了不一的影响，小协约国和法国仍对匈牙利不信任，英国则将其视为霍尔蒂对英国的示好[60]。
意大利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后在国际上饱受孤立，最终放弃了其独有的意大利-中欧外交政策，转而投入德国怀抱，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希望能让匈牙利也加入其中，霍尔蒂要求达拉尼阻止德国势力在中欧的扩张（入侵奥地利和染指匈牙利），达拉尼向英国寻求协助以阻止德国，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奉行的绥靖政策使达拉尼碰壁后[61]，德国试图强迫匈牙利接受其中欧政策及种族政策，1936年12月，达拉尼与德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冯·马肯森交涉取得让步，1937年11月，达拉尼前往柏林与希特勒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谈判，但德国仍坚持其政策，1938年3月，德国与奥地利合并，与匈牙利成为邻国，这让德国得以扩大对剑十字党和忠于纳粹的匈牙利极右翼提供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匈牙利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霍尔蒂呼吁国内结束游行，并要求达拉尼有所作为。
达拉尼制定了霍尔蒂统治中第一部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缓和反犹太情绪，根据该法律，犹太人在各行业中，犹太人的比例不能超过20%，这里的犹太人是基于宗教（1919年8月后改宗者不计）而非种族决定的（排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反革命中获得各种功绩和奖励的犹太人、英雄死难者的遗孀和子女），并开设国家中央外国人控制局的分支以缓和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贫穷犹太人的移民，却加深了极右翼的势力，最终导致他在任期后期被极右翼反犹太主义的国家银行行长伊姆雷迪·贝拉架空[62]。
1938年初，剑十字党的运动更加强烈，写着“1938-萨拉希”以声援被关押的剑十字党领袖萨拉希的传单布满首都，地下活动和党建工作在萨拉希缺席的情况下仍在继续，达拉尼无奈下在1938年3月与卡尔曼·胡拜这位箭十字党成员寻求接触并签定协议，这种行为让他失去了霍尔蒂的信任并被迫下台。
1938年5月，霍尔蒂任命伊姆雷迪为新首相，其任内通过达拉尼制定的反犹太法律，伊姆雷迪逐渐倾向在匈牙利建立纳粹形式的政府，引起泰莱基-贝特伦-霍尔蒂集团的不满，于是泰莱基在1939年2月取代他的首相职务。
约翰·F·蒙哥马利在回忆录提到的一个事件便能呈现出霍尔蒂的个人性格和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当时是1939年3月，霍尔蒂与蒙哥马利一起去匈牙利国家剧院看表演时听到箭十字党支持者喊到：“给萨拉希正义”，于是霍尔蒂与他们爆发斗殴:
两三个人倒在地上，他(霍尔蒂)用手抓住另一个人的喉咙，赏他几巴掌并吼道:“所以你要背叛祖国吗?是不是?”摄政王虽孤身一人，却控制了全场……整件事不仅展现了他对异端的深恶痛绝，也体现了他就是这种个性的人。他都快七十二岁了，甚至都没想过要找援助来打架，就如一个遇见船员叛乱的船长一样行事[63]。
1939年5月，霍尔蒂政府颁布第二部反犹太法律，据这部法律，在本法颁布时只要父母和祖父母一方有犹太信仰就被视为犹太人，犹太人不能参与公职且在各院系的比例不能超过12%，且国籍有可能被撤销，并于同年再次取消农村投票权和出版自由[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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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虽与英法关系日渐紧张，仍与英法的盟友波兰关系十分友好，这点对日后匈牙利在二战的表现有一定影响。
随着德国透过几次强硬的外交手段收回失土，取得了国际间的威望，希特勒也想借此吸引其他一战战败国与其结盟。
曾和英法交涉多年仍在领土方面一无所获的霍尔蒂也因此受到吸引，这让他与希特勒建立以同样目标为导向的合作，希特勒也欲将匈牙利纳入法西斯体制的一员，并向他透露日后侵略计划，然而，霍尔蒂十分反感法西斯主义、种族迫害和战争，他一方面试图借由希特勒的力量收回失土，却又在国内打压希特勒支持的法西斯主义党派，这让他和希特勒的私人关系十分紧张和充满敌意。
1938年8月，霍尔蒂与伊姆雷迪等人访问德国，希特勒告诉霍尔蒂，他将很快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希望匈牙利可以加入，胜利后将给他斯洛伐克全境，霍尔蒂以匈牙利要用和平手段收复失土拒绝了希特勒，并警告希特勒会输掉世界大战，因为他没有海上力量，希特勒闻后怒斥霍尔蒂，最终不欢而散[65][66]。
1938年11月2日，德国举办维也纳仲裁，将斯洛伐克南部和外喀尔巴阡卢西尼亚而非斯洛伐克全境割让给匈牙利。
霍尔蒂的三个孩子在皇宫中以一种相对较简朴（在他们生活的布达城堡814房间只有9个房间被使用）的方式长大成人，他们都在政治上秉持更加自由且反对德国的立场，且匈牙利当时流传认为霍尔蒂夫人玛格多娜是犹太人的阴谋论，因此其妻儿成为了霍尔蒂政敌的攻击对象之一[67][68]。
霍尔蒂的次女宝拉的婚姻在匈牙利政界受到关注，根伯什等政治家希望宝拉能与哈布斯堡王朝大公阿尔布雷希特结婚，但遭阿尔布雷希特拒绝，于是与地主拉兹洛·法伊结婚，这段婚姻并不快乐，最终两人离婚，而宝拉则在这段婚姻中感染了肺结核，照顾女儿的健康成为了霍尔蒂生活的一部分，宝拉嫁给了出身名门的小卡罗伊·久洛，1930年时，宝拉病情好转，久拉冒着感染的危险全力照顾妻子，拜访了从荷兰到埃及的著名医生。
霍尔蒂的长子伊斯特万曾在1928年赴美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回国后成为了马瓦格机车厂的工程师，参与了许多工程的开发，例如MÁV Class 424，并在1938年成为了公司总经理，他有强烈的亲西方立场，多次公开批评纳粹主义。
霍尔蒂的次子小米克洛什则被形容名一位花花公子，并经常陪伴访问匈牙利的女性，甚至有他与埃及皇太后亲密关系的传言，他在1928年到1930年代担任过银行副行长，几间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1930年代，他在非洲进行了长时间的商务旅行，并在1939年7月成为驻巴西大使，政治上他与其兄姊一样持温和的自由保守主义立场，并谴责极端主义和德国的扩张，但其影响力较小[69]。
霍尔蒂的女婿久洛深受岳父的信任，并因其天主教信仰得到政界重视（霍尔蒂一家其他成员是喀尔文教派的信徒，天主教徒为主的匈牙利政界乐见于他的上台），他担任上议院议员和工程师，他是温和政治、宪法秩序和亲英外交的支持者，并反对极右翼和亲德政治，他也是伊斯特万的挚友。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的入侵打响了二战第一枪，霍尔蒂拒绝德国国防军从匈牙利入侵波兰的要求，并通告全国要是德军试图强行突破边界线，就炸毁国内的铁道阻碍德军行动，波兰战败后，霍尔蒂政府公然反抗希特勒的抗议，接收了150,000名波兰的平民难民，并秘密批准约35,000位波兰战士经由匈牙利逃往法国，他甚至允许波兰的情报部门在匈牙利设立非正式分支机构，协助波兰流亡政府与占领区学校和文化机构的快递通讯[70][71][66]。
霍尔蒂政府也顶住德国施加的压力，继续维持波兰研究所的开设，这个文化机构在波兰文化在本土受到打压时能继续保存和培育，该机构也向波兰难民提供匈牙利语课程，使其可以在此维持课业，霍尔蒂政府也在匈牙利国内建造了27所波兰小学和一些中学帮助波兰学童，这种行为让他深受德国的抗议[72]。
出于对德国的不信任，霍尔蒂与泰莱基在二战初期不愿与德国正式结盟。在霍尔蒂的允许下，泰莱基试图进行武装中立，并准备等待德国的侵略时反抗，为了让匈牙利的武装部队能够在二战后继续存在。1940年，政府将钱存进了匈牙利驻美大使馆，这一事实表明霍尔蒂在这段时期宁愿组建流亡政府也不愿被绑在德国的战车上[73]。
泰莱基的反德政策受到霍尔蒂的支持，他们首先于1940年和南斯拉夫签订永久友好条约[74]，又在苏联打压罗马尼亚时寻求结盟[66][75]。
考虑到匈牙利在伊姆雷迪时期才通过第一部反犹太法律的，霍尔蒂在与德亲近后犹太人态度的转变十分重要。1940年3月，霍尔蒂给泰莱基写了一封信表达对犹太人的看法:
关于犹太人问题，我一生都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从未与犹太人接触过。我认为他们掌握了匈牙利的一切——每间工厂、银行、巨额财富、企业、剧院、新闻业、商业，犹太人才应该是向国外反映匈牙利的形象。但政府主要的目标是提升生活的水准，我们必须赚取更多财富，所以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用那些无能、不值得的且大多数是大嘴巴的分子取代掌握一切的犹太人，这只会让我们一代人破产。我可能是第一个大声宣扬反犹太主义的人，但当我们不人道、虐待狂般和毫无意义的羞辱他们时，我无法冷眼旁观。[76]
作为第二部反犹太法律的延伸，将犹太人排除在公共事务的目标体现在征兵上，1940年夏天起，动员计划中部分犹太人和后来的左翼运动工人被征招入“特殊工人营”到七月中旬，已经有六十个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特殊工人中队”[77]。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试图追随德义日缔结的三国同盟条约以收复失土，这两个国家本身存在的领土冲突更让两国的领导人争取德国在外凡尼西亚领土争议上对自己的支持，罗马尼亚的军人扬·安东内斯库发动政变夺权后，满足了德国的一些需求，使德国与罗马尼亚更加亲近，霍尔蒂却坚持用相对种族宽容、民主体制与和平的政策领导匈牙利，屡次得罪希特勒，遭遇国内外的不少反对。
1940年8月30日，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在美景宫召开，德国为满足匈牙利领土收复主义需求以拉拢霍尔蒂，将北特兰希瓦尼亚划给匈牙利，此后，霍尔蒂逐渐倾向与德合作。
随着德国闪电般的取得胜利，霍尔蒂开始相信德国会赢得二战，而他认为与德国合作就能夺回特里亚农条约失去的领土，在1940年11月20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成为轴心国的一员，与德国的贸易使匈牙利失业问题得到缓解。1941年初，德国开始准备入侵南斯拉夫，希特勒通过驻德大使斯托尧伊·德迈像霍尔蒂提议参与入侵的事宜，并告诉霍尔蒂“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霍尔蒂大多同意[78]，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抵达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参谋长维尔特·亨里克商讨作战计划，最终拟定一个“派遣匈牙利军团的三个旅在多瑙河以西从巴拉顿湖到巴尔奇，并派出十二个旅（前线九个，预备队三个）在巴奇卡（Bácska）发动进攻。多瑙河舰队负责掩护侧翼，空军负责听命待命。由第8军、第1山地旅和第8边防（猎骑兵）旅组成的“喀尔巴阡山脉群”在苏联边境动员起来，机动军作为预备队”[79]，4月2日，德军参谋人员来到布达佩斯，英国通知匈牙利“要是德国部署在匈牙利的军队参加入侵南斯拉夫则匈牙利会被视为敌人”，4月3日，泰莱基自杀，霍尔蒂立刻下令取消除边境防卫和机动部队的动员，导致维尔特辞职，于是霍尔蒂又授权了动员才让维尔特取消辞职，霍尔蒂当晚通知希特勒“匈牙利将会遵守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除非克罗地亚独立或南斯拉夫不复存在[80]”。
4月6日，南斯拉夫战役开始，霍尔蒂却故意拖延原定计划，直到4月10日霍尔蒂与新任首相巴尔道西·拉斯洛基于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成立宣布南斯拉夫王国已不复存在[80]，根据声明“匈牙利军队将采取行动保护居住在南部地区的匈牙利人免受四月战争的无政府状态影响”[81]，并在4月11日开始入侵，4月17日，南斯拉夫政府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停战协议时，匈牙利并未签署，理由是匈牙利没有和南斯拉夫开战，随后匈牙利获得了巴奇卡、穆拉赫兹和德拉瓦科兹，由于拖延，希特勒不同意吞并更多领土，12月14日，这些领土以南方领土 （Délvidék）的名义并入匈牙利领土[82]。
为什么蒙古人、吉尔吉斯人、巴什基尔人和其他人需要成为俄罗斯人?如果我们把今天存在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变成独立国家，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几周之内，德国军队就可以完成这项对全人类最重要的工作[83]。
——霍尔蒂，1941年
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开始，这让匈牙利政府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对匈牙利有领土要求的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已参战，要是轴心国赢得二战将让匈牙利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84]。对德国而言，希特勒并不指望匈牙利参战，但德国军方认为有必要，因为苏联可以袭击薄弱的匈牙利军队威胁到德军，6月23日，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向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保证苏联的和平意图和对匈牙利修约主义的支持，但匈牙利军方则对政府施压，6月26日，匈牙利的科西策遭到飞机轰炸，情报表明是苏联策划的，随后匈牙利向苏联宣战，霍尔蒂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这些都是巴尔道西处理的，但巴尔道西声称他有通知霍尔蒂[85][86]。
霍尔蒂和匈牙利士兵的行动是希特勒占领下的欧洲唯一动用德国盟国正规军拯救犹太人的案例。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以为这是虚假报导或者我在做梦————但几周后拉卡托什·盖扎斯禁止我进入匈牙利[87]。
——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上的证词，1961年
霍尔蒂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在于对犹太人的处置问题，霍尔蒂在1944年前成功保护了匈牙利国籍的犹太人，但对于占领区和犹太人难民的处理措施则饱受争议，1942年1月，匈牙利国民警卫队在德军要求下在新收复的巴奇卡展开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导致3,500人罹难，霍尔蒂政府知道后，决定处决参与者，但他们却在德国帮助下加入党卫军[88]。
霍尔蒂虽在1939年到1941年为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逃往匈牙利的难民提供了避难所，但他并没有同等帮助犹太人逃亡者，1941年夏天，在匈牙利政府合作下，160,000-180,000位无匈牙利国籍的犹太人被送往加利西亚，1942年，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罗马尼亚军队和铁卫团对犹太人进行屠杀，7万名犹太人逃往匈牙利，直到德国占领才遭驱逐[89][90]。
尽管霍尔蒂政府对犹太人有一定限制，但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经常讽刺霍尔蒂对犹太人的态度，以下是参战后犹太人遭到的限制:匈牙利军队中由犹太人和不被信任者组成的特殊工人中队被要求进行“辅助服务”[91]，他们被迫负责射击阵地、掩体、道路等工事的修建、铁丝网和坦克陷阱的安装和地雷的排除，并配置较差的口粮和制服[92][93]。
霍尔蒂在二战后对匈牙利犹太人与犹太难民的态度与1938年前相差甚远，一些观点认为霍尔蒂需要向希特勒证明自己的反犹太观点以避免匈牙利犹太人遭驱逐[94]，霍尔蒂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直到八月，我才知道有关灭绝营可怕真相的秘密资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霍尔蒂相信“犹太人被送往难民营工作，战后可以回来匈牙利”[95]。
1942年起，东线战场节节败退，霍尔蒂也意识到轴心国将会战败，于是他以通过第三部反犹太法律[96] [97][98] 、反对抵抗德国、拒绝让他儿子继承摄政王职位、不经他同意就向美国宣战[99]、驻苏匈军伤亡过高等理由免职巴尔道西，在贝特伦推荐下让有“第二个贝特伦”之称联合党籍外交部长卡雷·米克洛什为首相，霍尔蒂与卡雷希望美国领导的西线盟军能率先开辟巴尔干战线并保护匈牙利免受苏联占领[100]，于是卡雷透过波兰流亡政府向英国进行接触，恢复共产党外的左翼政党参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和犹太人不可或缺的作用拒绝让犹太人被驱逐或戴上犹太星，他们先在1943年2月7日派遣阿尔伯特·圣捷尔吉赴伊斯坦布尔与英美进行谈判，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协助匈牙利向西方宣传他们的和平企图，又于意大利投降后让韦雷斯·拉斯洛签署停战协定，这种行为导致希特勒不满，要求霍尔蒂更换首相，然而，这次霍尔蒂坚守了他的信念，拒绝更换首相，希特勒鉴于先前意大利倒台的案例，决定将1940年制定的入侵匈牙利的行动付诸执行[101][102]，于是希特勒先是送给霍尔蒂一艘游艇作为75岁生日礼物佯作友好[103]，1943年9月30日，德国参谋部提出玛格丽特行动[104]并将计划定于1944年3月18日，霍尔蒂夫妇一早乘坐专用列车抵达奥地利的萨尔兹堡，并设法阻止代表团的外界通讯以防止他们得知计划并指挥抵抗，夜间10点，德国的四个集团军群开始行动，隔日，他们征服了匈牙利国土。
霍尔蒂在3月19日回到祖国后，惊觉自己统治24年的国家已被德军踏平，而德国党卫军成员埃德蒙德·费森迈尔以全权代表成为德占匈牙利的实际领袖，随之同日到来的还有阿道夫·艾希曼[105][106]，卡莱要求霍尔蒂不要辞职否则服务德国人的剑十字党上台会危害到犹太人[107]，霍尔蒂因此和维森迈尔就首相问题谈判，将德国青睐的反犹太首相伊姆雷迪替换为斯托尧伊，然而，斯托尧伊充其量也只是维森迈尔的傀儡，配合党卫军对匈牙利反德份子和犹太人的屠杀，霍尔蒂试图挽回更多犹太人的生命，于是他在7月发起一项透过红十字会将匈牙利犹太人疏散至巴勒斯坦和瑞典的计划，史称霍尔蒂提案，7月18日，匈牙利外交部致函瑞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提议救援组织将援助送往隔离区和集中营，红十字会向匈牙利保证提供援助并协助疏离3万人，但最终因英国和美国的拖延而直到霍尔蒂遭推翻也无法实现，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所说，努力并没有白费，霍尔蒂的提议对匈牙利犹太人救援活动产生重大影响[108] [109] [110][111]。
除了霍尔蒂本人主持的救援活动外，这段时间也有一些相关活动是在霍尔蒂支持或默许下得以实施的，例如卡兹特纳·雷兹主导的卡兹特纳列车对犹太人的救援[112]和匈牙利军队在华沙起义中的救援活动[113]。
1944年8月23日，八二三武装起义的成功让罗马尼亚加入同盟国，在匈牙利国内宣告德国的失败，这让霍尔蒂为首的反德派巩固其地位，霍尔蒂决定效法米哈伊一世发动一场让匈牙利回到正轨的起义驱逐德国的势力，首先他让洛格特什·盖扎取代亲德首相斯托尧伊的职务，再授意内政部长克里斯茨-费斯切·费伦茨搜捕反对派，旋即重组政府替换亲德部长和要求艾希曼停止驱逐行动，从而解救涌入布达佩斯的25万名犹太人[114]，并积极派遣法拉戈·加博尔将军组织的初步停战委员会前往莫斯科交涉，最终与苏联在10月11日签订停战协议[115][116][117]。
10月15日早上，奥托·斯科尔兹内发动米老鼠行动绑架霍尔蒂次子小米克洛什，同时间霍尔蒂正在他的城堡里主持皇家政府会议，由于政府会议中有很多忠于德国的部长且将会议中的言论纪录给维森迈尔以输诚，于是霍尔蒂将会议室的大门微微敞开，安排他的儿媳埃德尔久姆-久莱·伊洛娜站在外面观察他们，当霍尔蒂说出停战时，伊洛娜立刻向城堡里的匈牙利广播电台做一个手势，电台随即中断广播，向全国宣读摄政王的公告，其中如此描述与苏停战“我们要求我们的对手停火并停止针对他们的敌对行动”并且提到了德国在匈牙利犯下的罪行，公告总结道：
我呼吁所有有诚实思想的匈牙利人追随我，走上拯救匈牙利民族的牺牲道路
这晚过得相当平静。早上十点半左右，奶奶来到了妈妈那里，告诉她中午十二点电台会播报，爷爷将向俄罗斯人要求停火。妈妈对我们表示震惊，说这会带来极大的麻烦。有趣的是，妈妈是瓦尔城唯一一个坚称认为瓦尔城无法抵挡德国人的人。她一再强调，许多人将白白牺牲，因为结局是毫无疑问的：德国人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攻占瓦尔城。可惜没有人支持她的观点，甚至可怜的爷爷也说过并相信，他能坚守下去，直到获得援助。
——霍尔蒂的孙女佐菲亚对1944年10月15日的描述[118]
然而，这次行动因讯息传达的滞碍难行导致难以挽回的败局，霍尔蒂事先只有先向左翼的匈牙利阵线解释计划，军队对此一无所知，总参谋部甚至在行动开始时甚至未将霍尔蒂的指令传给军方，而是下令他们继续与苏联作战[119]，反观德国早在10月初就已通知萨拉希的箭十字党做好准备，并连系军队中的亲德派在起义时阻饶霍尔蒂的计划，第一集团军统帅米克洛什·贝洛只好率部逃往苏联，第二军团军统帅则遭德国逮捕。
当天下午，德国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下，随后占据了战略要点，只剩下霍尔蒂的护卫队仍在有系统的抵抗，晚些时候，维森迈尔的党卫军抓住霍尔蒂并把他带到武装党卫军办公室，维森迈尔告诉霍尔蒂，他若不放弃停战协议并退位，他的儿子就会在明天早上被处决，霍尔蒂明白德国需要他的威望印记以继续统治，但还是在隔天撤销与苏停战声明并正式退位，随后萨拉希在匈牙利掌权，并在宣传中将霍尔蒂称为“犹太人的佣兵、匈牙利的叛徒摄政王[120]”。
霍尔蒂与他的妻子、儿媳和孙子被关押在党卫军看守的巴伐利亚的希尔施贝格城堡，他的次子被关押在毛肯豪森集中营[121]，他的二儿媳出于安全考量带着他的两个孙女逃往别处，他的其他亲友也遭到德国的抓捕和清算，他们受到严格监控，并被禁止与外界有接触，甚至收不到红十字会的信，12月起，他们的照顾变得越来越差甚至因而挨饿，他的弟弟耶诺自愿向德国自首加入米克洛什一家并借机把收音机带给他们好让他们了解外部局势[122][123]。
1945年3月，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一旦盟军逼近城堡就处决霍尔蒂一家，所幸党卫军上校克莱因抵抗才阻止了此次行动，美军靠近时，党卫军便穿上便服解散[122][123]。
1945年5月1日，美国军队抵达城堡附近并俘虏了霍尔蒂，他跟其他匈牙利人一起关押，并从中得知匈牙利遭苏联占领，但直到5月8日才知道儿子幸存。
二战结束后，针对战犯的审判如火如荼的展开，不过美国乃至苏联领袖约瑟夫·斯大林都反对审判霍尔蒂[124]，只有南斯拉夫的提托要求审判[125]，霍尔蒂先后被关押在斯帕、威斯巴登和法兰克福的战俘营，6月，他写信给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英王乔治六世要求给匈牙利一个更公平的处置，但外交人员没有协助送信，8月起，他开始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证人，9月，他被关押到纽伦堡监狱并与他的儿子重聚，他的老友蒙哥马利动用影响力后，霍尔蒂最终得以在12月17日获释[126]。
我的思绪从大西洋沿岸不断地回到多瑙河-蒂萨河畔，我甜蜜的祖国，对我来说，即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也无法取代。在这里，我每天都能看到大海，这是我在原来的职业中非常热爱的生活元素，我很享受它。大海深邃无边……但我对祖国有更深的热爱，对匈牙利土地和匈牙利人民有更强烈的向往！
——霍尔蒂的回忆录
1945年12月起，霍尔蒂一家人生活在巴伐利亚的魏尔海姆镇，他又在1948年3月参加对维森迈尔的审判，6月时他拒绝了扎科·安德拉斯将军的邀请出任匈牙利战士组织的领袖。期间他们基本上靠着他本人熟识的梵谛冈教宗庇护十二世和蒙哥马利及其作为大使的继承人赫伯特·佩尔的财政捐助维生，1949年，蒙哥马利成立基金为这个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主要由霍尔蒂的朋友乔林·费伦茨和律师帕蒂·拉斯洛 （László Pathy）在内的犹太人响应[127]，为了照顾他健康状况恶化的妻子，霍尔蒂一家得益于其次子的联系移民到葡萄牙海滨小镇埃斯托里尔，据其儿媳所说，他们一直得到蒙哥马利及其召集的犹太人筹集资金。
1952年8月20日，霍尔蒂以尼古拉斯·冯·霍尔蒂的名义用德语完成了他的自传《为匈牙利的一生》（Ein Leben für Ungarn ），书中讲述了他从青年时期到二战结束的许多个人经历。他声称，在认识希特勒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信任希特勒，并试图采取最好的行动，任命他的国家最好的官员。他还强调了匈牙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受到许多其他国家的虐待。霍尔蒂是少数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撰写战后回忆录的轴心国国家元首之一[125]，该书先后在1953年、1954年、1955年和1957年出版成匈牙利语版、德语版、法语版、芬兰语版和英语版[128]。
匈牙利人民，特别是马札尔农民，是道德高尚的。如果作为我们民族的脊梁的农民，即使在恐怖和亡国的时代，仍能够成功地维持住其久经考验的、数百年历史的民族意识、道德操守、尚武勇气和劳动乐趣。如果他们能拒绝听从那些宣扬阶级仇恨、挑起群众激情的政治煽动者的话，那么，匈牙利将再某一天重获自由。为了捍卫和保护她，我奉献了我的一生。
——霍尔蒂的回忆录
1956年匈牙利革命发生后，霍尔蒂受到鼓舞，然而，当革命失败后一向硬朗的霍尔蒂在精神和健康上受到重创，但未被诊断出健康上的问题[129]，他收留了一名13岁的难民[130]，他到1957年过世时都未能再踏上匈牙利国土，其过世前更是嘱咐家人“直到最后一个俄国士兵离开匈牙利国土之前不得将自己的遗骸运回匈牙利国土安葬”。直到1990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下台之后，1993年霍尔蒂的遗骸才归葬匈牙利故乡。
| 先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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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霍尔蒂·米克洛什与普格利·玛格多娜已知的子女、孙子女与曾孙子女
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决定了各国官方对他的评价，隔海对立的海峡两岸也受其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将他定调为反动独裁者[131]，中华民国的世界列国志仅提及霍尔蒂起而反抗共产党，并恢复宪政的功绩。
霍尔蒂的支持者也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支持者从他对失土地收复和涉及土地、医疗乃至工人福利的社会改革歌颂他，但极左义和极右翼普遍对他持负面态度，由于霍尔蒂任内在以双管齐下的处理一些政策（尤其是民主和犹太人），他在现今学术界和民间的评价是相当两极的，反对者指控他是“法西斯和反犹太份子”，支持者则以“霍尔蒂是匈牙利的民主和犹太人得以幸存的原因”原因维护他的名誉，不可否认的是，霍尔蒂体制下最大的挑战者就是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的箭十字党，而霍尔蒂在战后最大的资助者就是感念其统治的犹太人。
“作为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要对驱逐人们负有责任。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之后任何人试图让他翻案都是非常错误的。”
“事实上，他的同时代人并没有谴责霍尔蒂对大屠杀的作用，他在这方面无须负责。”
总理安塔尔·约瑟夫在电视讲话中称霍尔蒂是环境的受害者：
另外一些关于霍尔蒂的正面评价在于他让匈牙利在两次惨败后重建了一个相对稳定、富裕和民主的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尔蒂政权的日子起初相当艰难，尽管有世仇作为邻国，但它还是成功地打破了威胁国家的外交政策。匈牙利国债已清偿一半，农民债务全部被免除。他们建立了适用于所有人的社会关怀体系[136][137][138]。
据 Dezső Isépy 的说法：
文学生活中不存在审查制度。宗教活动不受限制。公共安全堪称典范。贿赂和腐败是从未听闻的[139]。
而科瓦奇·伊姆赖在文章注释中如此描述霍尔蒂时代：
如果有人有工作（比如我的祖父——工厂领班），他可以用一份薪水盖一栋两居室的家庭住宅， 并还有闲钱做存钱和贷款、偿还贷款并请老师教育他的孩子，而他的孩子妻子没有工作，只有她操持家务、抚养孩子。 [140]
由于现任总理奥班·维克多对他的纪念和重视，现在对霍尔蒂的评价与这位怀揣右翼立场的政治家产生了一定联系。
| Miklós Horthy 的敬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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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敬称 | His Serene Highness |
| 语体敬称 | Your Serene Highness |
| 其他敬称 | S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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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 Order of Besa, Grand Cross
奥地利
比利时: Order of Leopold, Grand Cordon
保加利亚:
智利: Order of Merit, Grand Cross
克罗地亚: Grand Order of King Dmitar Zvonimir
丹麦: Order of the Elephant
埃及王国: Order of Muhammad Ali, Grand Cross
爱沙尼亚
芬兰
德意志帝国:
纳粹德国
希腊: Order of the Redeemer, Grand Cross
意大利王国:
大日本帝国: Order of the Chrysanthemum, Grand Cross
拉脱维亚: Order of the Three Stars Commander, Grand Cross with Chain
马耳他骑士团: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1st Class
黑山:
荷兰: Order of the Netherlands Lion, Grand Cross
挪威: Order of St. Olav, Grand Cross
奥斯曼帝国:
波兰:
西班牙: Order of Charles III, Collar and Grand Cross of Collar
瑞典 皇家六翼天使勋章 （Royal Order of the Seraphim）
泰国: Order of the White Elephant, Grand Cross
梵蒂冈:
南斯拉夫王国: Order of Karađorđe's Star, Grand Cross他的第一座也是长期以来唯一的一座雕像是一尊等身的青铜半身像，于 1993 年在霍尔蒂位于肯代赖什的前城堡庭院落成，他出生并埋葬在那里[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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