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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1608年4月17日—1661年8月7日），本名金人瑞，又名金采，字圣叹（有人认为他原名张采，并不正确[1]:13），自称是佛教天台宗“泐庵法师”转世，因取斋号泐庵，苏州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为人率性而为，恃才傲物，早年为鸾生，醉心于佛学并自命才子，著作不倦，因哭庙案判死。
金圣叹曾评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及杜甫诸家唐诗，批点绵密细致，深入至一字一句，衔接晚明以来小说戏曲评点的新体例，为日后中、日、韩作家所仿效。他不满《水浒传》后半部招安的情节，腰斩百回本为70回本，创造更为明畅紧凑的新版本，流传最广，成为身后300年间《水浒传》的通行定本，其修订的《西厢记》亦公认为最优美的本子。他乩降才女叶小鸾（字琼章），写下动人篇章，成为江南士大夫佳话，亦为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金圣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受推崇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万历三十五年（1608年）生。[2]金圣叹童年贫困孤独，[3]:307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但思想独立，不像其他科场士子只读《四书五经》，他阅读各书，尤其沈迷于《水浒传》[1]:15-16，成年后补弟子员（考取秀才），却挥霍无度，以致常处贫困。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3]:306，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𫖮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20岁起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30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1635－1637年间最活跃[4]:310、318，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4]:308-312、317；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1]:121、23约在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3]:307，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1]:19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正月，有友人自京师归来，转告金圣叹，称顺治帝读其所批注的才子书，曾“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圣叹为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题《春感》八首。
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3月初，金圣叹与百余名文士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11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7名文士，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8月7日行刑，是为哭庙案。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神色自若的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莲”与“怜”，“梨”与“离”同音）。[5]他的家人听了忍不住大哭，围观者亦为之潸然泪下。死后由弟子沈永启收其遗骸。[6]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发配东北。[3]:308[1]:26-27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念念不忘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7]:172-175难以释怀，悔恨交加。身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3]:309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1]:25。
金圣叹为人孤高，[7]:171好率性而为，[1]:17以才子自居，狂放不羁，[8]:92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3]:306他自幼学佛，劝人向善，[4]:313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全然虚幻，短暂易逝，充满烦恼失意，一切都不可恃，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1]:101、22-23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出于自然，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9]:311-312。他亦不失儒生身份，期待有用于世，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为孔圣人所赞叹，金圣叹特此取字为“圣叹”[1]:28-29。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7]:174，批评明末官府苛政，同情被欺压的百姓，甚至主张官逼民反[3]:307，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对盗匪大肆谴责，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1]:60、21。
金圣叹最大贡献在于文学批评。明代李贽曾把司马迁《史记》、杜甫诗集、苏轼集、《李献吉集》和《水浒传》，定为天下间五大奇书。受李贽影响，金圣叹把《庄子》、屈原《离骚》、《史记》、杜甫诗集、《水浒传》、《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7]:175、173，有意把“六才子书”与儒家六经相对应，把《离骚》比作《易经》[8]:88，把《水浒传》比作《春秋》，把《西厢记》比作《诗经》[3]:307。他亦非常欣赏《左传》，常把《左传》与《史记》相提并论[8]:175、173，却不甚欣赏《三国演义》及《西游记》两部小说[1]:45。金圣叹认为文章最高典范是“精严”[8]:88，深思熟虑，无多余的一字一句。这可能受八股文影响，八股文正讲求结构严密，文笔精练，毫无赘词[1]:41。不论什么体裁，他都重视作品的起承转合[8]:91，认为文学应表现人内心的真感情，而不应受古人创作模式束缚，主张实写不如虚写曲写，提倡“烘云托月”的衬托技巧，读书时，必须思索作品的写作手法，才能欣赏其真精神[1]:9、110、42。
金圣叹吸收了明代士人评点古文、史书，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浒传》、《西厢记》和唐诗，他也评点过八股文[8]:91-92。明代古文与小说戏曲的评点，大多只是在文章妙处打圈点，提醒读者注意，加上简单批语。金圣叹扩充旧有评点之法，绵密有如经书注释[10]:206，并勇于改动原文，以“奇”、“妙”等评语自我喝彩，甚至自夸点评无与伦比。他期待读者透过其评点，学会如何阅读其他文学作品[1]:20、42。他自视为权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学评点的目的不是去寻觅古人意思，而是为了与后人交往，对作品的解读，无须与作者原意相同[11]:61。
金圣叹约在1641年评点《水浒传》，作序三篇解释评点理由，评价作者施耐庵的文学成就，并写《读第五才子书法》，评论小说整体的优点；每回开首有一段“序评”，段落和句子之间则有夹批。他赞赏《水浒传》比《史记》更优胜，因《史记》拘于史实，《水浒传》虚构故事，则可随心所欲，表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他特别赞赏小说人物栩栩如生，对话生动逼真[1]:47、61-63，高度个性化，作者可说对世事无所不知。金圣叹对《水浒传》又爱又恨，他同情小说中的绿林好汉，但又批评他们的无法无天，特别欣赏李逵和武松二人，却严词谴责宋江。金圣叹本《水浒传》又称贯华堂本[1]:37、55-56、124，有正传70回及楔子1回，伪造施耐庵序一篇，自称得到70回本古本，止于宋江受招安，卢俊义梦见梁山好汉被张叔夜所缚。金圣叹批评罗贯中续写招安以后的情节，他眼见明末流寇横行，痛恨强盗[12]:154-155，反对招降流贼[13]:789。原本《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编入官军，金圣叹认为这情节美化了强盗，怂恿造反，故腰斩小说[1]:58-59，删去旧本71回后半部至结尾罗贯中狗尾续貂的文字，并编造卢俊义梦中群盗全部被处斩的结局。他又将原书的“引首”和第一回合为一章，题为楔子，旧本第2回成为金本第1回，旧本第3回成为金本第2回，余此类推[1]:21、47-48。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将它同《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作品屡加比较，阐发《水浒传》异于《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才子书”的特质：“《三国》人物事本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认为《三国演义》中有大段的文字都是罗贯中直接照抄《三国志》、《三国志平话》等史书以及话本；《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想像力丰富，但是故事情节不连贯，不像是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传》的故事是连贯的，故事套著故事，是一气贯通到底的。
内容上，金本与旧本头71回分别甚微，但删去许多诗歌，以致文气稍欠顺畅[12]:154。从文学角度看，胡适赞同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因为70回以后的内容敷衍杂凑，确是败笔[13]:780、786。但文学史家亦认为，金圣叹腰斩小说的做法，破坏了小说的基本构思和悲剧意念。金本改变了旧本说书人松散杂沓的叙事方式，较原书更前后一致，简洁紧凑而生动。他修改原书前后矛盾之处，如在第22回把武松上景阳岗前所饮的“十五碗”酒改为“十八碗”[1]:53-54、48。他删除旧本中的许多诗词，这类诗词多用于写人写景，陈规老套，往往无助于情节发展，金圣叹的删除情有可原。他也删除一些冗长累赘、无助于情节发展的文字，如在第25回删去一节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的叙述。金圣叹也会润色文句，有时只是改换一两个字，有时改写对话，使之更生动有趣，富有戏剧性[1]:49-50、31、52，偶有佳处，如第5回鲁智深质问瓦官寺和尚一节[12]:154。金圣叹偶尔也会改动情节，使故事更生动有趣，如在63回写漂亮女将扈三娘擒获丑郡马（郡王的驸马）宣赞，取代旧本的秦明，形成美丑对比，妙趣横生[1]:52。
金圣叹的批语富有洞察力与启发性，与原著有相得益彰的效果[1]:76，但往往着重细节而忽略大体，见木不见林，对小说倾向过誉，忽视小说的缺点[14]:323、325-326。他分析小说有15种写作技巧：
| “ | ” | |
| ——[1]:64-69 | ||
金圣叹继承李贽以王实甫《西厢记》为“古今至文”的说法，盛赞《西厢记》是“天地妙文”[9]:310，戏曲中有张生与崔莺莺幽合的情节，被道学家视为有伤风化的淫书，金圣叹谴责此说，认为男女交合可以描写，只要作者的意图不在于“性”，正如《诗经》亦描述男女之情；有问题的，是那些批评《西厢记》为淫书的人自己心存邪念[1]:80、82。男女之情出于自然，无日无之，无处不在，以此为题，不能说是淫书[9]:310。他认为王实甫《西厢记》原本只有4本16折，第5本的4折是他人续作，全剧应结束于第4本第4折，第5本不但质量远比前4本低，情节上也是画蛇添足。前4本的所有描写，已指向崔莺莺和张生终成眷属，根本不必实写二人成婚[1]:100-102。他赞扬《西厢记》言简意赅，能以寥寥数语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善用“烘云托月”虚写曲写的手法，不必直接实写。虽然剧中崔莺莺所唱曲词比张生、红娘都少，金圣叹却认为她才是剧中中心人物，赞赏她的知书识礼[1]:88-91、93。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方式与《水浒传》相似，先以两篇序说明其意图，接着是81条“读《西厢记》法”，剧中每一折前都有一组总论，综论该折的主题和优点，每一折又分许多小节，每节后都有一段短文，解释该节的内容；字句间亦有许多批语。虽然他认为第5本是续作，仍写下详细批点，但对原文多加批评[1]:83、101。他借用分析诗歌的“分解”手法，把每一折分成几个小节，手法巧妙[10]:209。《西厢记》评点风格较《水浒传》从容平静，含蓄收敛，更为轻松[1]:24、103，多了禅理议论，少了愤世嫉俗的言论[8]:91。金圣叹对《西厢》读法，极为重视“梦”与“觉”的关系，以及心理描写的深度[15]:159，评语有启发性，有时牵引佛家说法，亦有文不对题，过于穿凿附会，流于外行。例如《西厢记》头一本4折主要描写张生，崔莺莺仅偶然亮相，这是因为根据元杂剧惯例，一本4折的主角都应是同一角色；金圣叹却附会说这是“烘云托月”的衬托手法，故意不正面写崔莺莺；他对第5本批评严厉亦有欠公允[10]:208-209。
金圣叹多处修改《西厢记》原文，使张生和崔莺莺的言谈举止，更合乎其出身背景，例如他删去第1折末张生向法聪借厢房的请求，使第二折张生的话显得没头没脑，突出他焦虑不安的心态。他也删去崔莺莺一些过于直率热情的描写，使其形象更娴静优雅，对张生渐生好感而非一见钟情[1]:83、86、94。他往往缩简或删除原著的衬字，曲词则改动甚微，偶尔擅加修改，以致违反韵律。纯粹从文学角度来看，金本比旧本优胜，简洁精练，但他却忽略了戏曲演唱和表演方面的技巧，格律上有欠妥当[1]:84-85，剧作家李渔批评他於戏曲是外行[10]:210，不明白戏曲的特质[8]:86。金圣叹亦改动剧幕，旧本中有4个楔子，分别置于第1、3、4、5本的第一折之前，金本则把它们杂入紧接其后的各折中；金圣叹又把旧本第二本的前两折并合为一，使5折变为4折[1]:87-88。
金圣叹所撰诗歌300多首，身后收入《沉吟楼诗选》[4]:314[7]:171，并撰成《杜诗解》4卷[10]:38，评解180首杜甫诗歌，但并未完成全部杜诗评点。此外，他也评解了古诗十九首及595首唐代七律[1]:11、107、120、25。他主张诗歌必须注重自发的真感情，好诗能传达诗人所思所感，甚至婴儿哭声，都可以看成诗[1]:32-33；真挚感情，足以使任何人成为诗人，见解与李贽相似[16]:170、178。作者必须抓住突发的灵感，也不能忽视表现技巧，好书都源自作者的长年构思和认真写作，冥思苦想后才能挥洒自如，浑然天成。他也没有忽略读者，认为好诗应温柔敦厚，奉行中庸之道，可说是古典浪漫主义者[1]:40、34-35。传统诗学，以4句为一“解”，律诗8句，一般分为两解。金圣叹提出新说，4句称一解之外，以2句为“半解”；诗歌意思的起落，往往亦相当于解的起落。例如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头两句专写景，是为“半解”；第3-6句，写的是美人，则是另一“解”[10]:38-39。
金圣叹赞赏杜诗写景叙事生动逼真，写景栩栩如生，能写出令人难忘的境界，用字巧妙而富于暗示性，细致入微，迂回曲写，用字简洁，言简意赅，如〈宿昔〉“花骄迎杂树，龙喜出平池”，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迷恋。他亦尊敬杜甫人格，杜诗的伟大，正因为杜甫是个伟大的人[1]:108-111。金圣叹评解杜诗，每首诗前先有简要解题，总体评论该诗。除了短小的绝句外，诗歌都分为若干节（解），律诗一律分为两节，每节4行，长诗分节则多少不一，如〈北征〉分为35节；每一诗节后都附有评解。其评点发人深省，着重一字一词细微差别，如〈秋兴〉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他除了指出此两句的凄凉气氛外，更指出第一句红白两色的强烈对比；又如〈秋兴〉其四“闻道长安似奕棋”，“闻道”二字，显示杜甫不忍心直写长安的动荡，也不敢相信其事，抒写了内心的悲哀和震惊[1]:106、119、113-114。文学史家指出他的批语“生动真切，颇能得其情致”，富有创意，如在〈秋兴〉其一“丛菊两开他日泪”，把“开”解释为及物动词“开出”，更富诗意。但金圣叹有时刻意求新，求深反惑，作出莫须有的牵强解释，如认为〈春日怀李白〉“飘然思不群”一句，是对李白诗篇的微言[1]:115、117-119。
金圣叹的评本大受欢迎，流传日广[1]:122，身后书商以他的名义出版别的著作，都题为“才子书”[3]:308。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长期以来都是二书最流行的版本，金本《水浒传》甚至取代所有旧本[1]:126、147，三百年来，人们根本不知道金本之前《水浒传》尚有其他版本[13]:856，金本《水浒传》文字精练，结构紧凑，人物性格更有个性，更为适合阅读[8]:91，被视为最有文学价值的版本。金圣叹的评点，亦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仿效模范。中国的小说批评，以李贽开其端，由金圣叹发扬和推广，小说评点的方式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1]:124、147-148。毛声山评点《琵琶记》，称为《第七才子书琵琶记》[10]:210，其子毛宗岗则借金圣叹之名伪撰序文赞扬《三国演义》，称之为“第一才子书”。脂砚斋批点《红楼梦》，亦模仿金圣叹，认为他最擅长发掘小说的优点。脂批列举的一些写作技巧，如“烘云托月”、“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法，都直接源自金批[1]:123、147-148、171-172。金圣叹首创以禅理评点戏曲[8]:91，戏曲方面，金圣叹“欲不害情”的观点，与李渔看法相似，有助厘清爱情剧的本质，使清初以后的才子佳人剧描写人物更鲜活真实[9]:312。诗评方面，金圣叹密友徐增《说唐诗》受其强烈影响[1]:113，承继他的诗歌“分解”说，并以作品的起承转合为评价标准[10]:41。
金圣叹的乩语亦影响清代士人，其降乩使钱谦益以为，自己是东晋高僧东林慧远转世[17]:39；他在叶绍袁家扶乩时，托称其亡女叶小鸾来降，写出许多感人篇章，成为士人一时佳话。曹雪芹《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有取于叶小鸾；金圣叹虚构“无叶堂”，为聪颖灵慧的早逝女子聚会之处，则可能启发创作大观园的灵感[4]:319-320、322。
18世纪中，金本《水浒传》与《西厢记》传入朝鲜，流传甚广，俞晚柱、李德懋等许多士人都甚为喜爱金本《水浒传》。朝鲜原本没有小说评论传统，19世纪时，石泉主人、朴泰锡、水山先生等作家受金圣叹启发，借鉴金圣叹评点的体例、手法与观点，分别创作了《折花奇谈》、《汉唐遗事》、《春香传》等汉文评点小说，标志朝鲜古典小说批评的真正形成[18]。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亦输往日本，梁田蜕岩、皆川淇园、清田儋叟等儒者都喜爱其《水浒传》，梁田蜕岩想效法金圣叹评点《阿国传》，其弟子清田儋叟著有《水浒传批评解》，既模仿金圣叹，又想加以超越，在批语中多次反驳金圣叹[19]:3-5。金圣叹亦影响了江户作家，泷泽马琴对金圣叹的评论有所反驳，同时又受金圣叹影响，创作《赖豪阿音梨鼠》，模仿金本《水浒传》以楔子起首的手法，自作评点语句亦模彷金批[19]:8-9。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1]:123、2。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1]:前言、10，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1]:126-127、121；1659年，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8]:93。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20世纪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史家都赞扬金圣叹[1]:122-123，胡适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13]:744-745，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因为他攻击《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度被中国大陆学者批评为反动和“封建旧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1]:124、28。金圣叹在哭庙案中受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7]:170。
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1]:10。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13]:856，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10]:228。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1]:10；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7]:174，周作人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1]:77、70-71，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1]:43-44，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14]:323。金圣叹指《西厢记》第5本并非王实甫原作，乃后人续写，成为权威观点[1]:10，清代毛声山等人都同意其说[10]:210。亦有同时代人如董含批评他的评点杂乱无章[1]:70，胡适则批评其《水浒传》评语用了评八股文眼光，也批评他对宋江诋毁过于主观，无中生有，现代读者已毋须再看其批语[13]:745、749。金圣叹对杜诗的评解，诗学上则无重要地位[10]:38，重要性则远不如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最为权威，收罗完备，但并未提及金圣叹[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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