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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是指受过现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与继承清代中国文学传统的古典文人之间,在日治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学论争事件。从时序上来看,论争主题主要包括第一阶段,由张我军发起,抨击台湾旧文学阻碍台湾文学改革脚步。以及第二阶段,由黄石辉、郭秋生发起台湾话文论战,支持用台湾话文写成的文学,以汉字为基础,以字追音,来塑造新的“台湾话文”。
日治时代为台湾古典文学的繁盛期,亦开始出现新世代知识分子对古典文学提出反动的声音。受过现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与继承清代和文学传统的古典文人展开了“新旧文学的论战”,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萌芽期。[1]:24
1924年4月与11月中文新文学作家张我军,于《台湾民报》发表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与《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这两篇抨击台湾旧文学与旧诗人的文章,不但引起颇多共鸣,更引发新旧文学论战。[2]他接收中国“五四运动”的文学改革思潮,对台湾古典文学提出批判,认为应该推行白话文学。推行白话文学,不仅在讨论“用什么语言写”,同时也蕴含“为群众而写”的信念。支持“旧文学”的连雅堂则透过出版、创作、结社,苦心维系古典汉文学。他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不认为文学必须涉入现实、为群众而写。[1]:32-33
其中对古典文学特色、功能、价值与未来走向抱否定态度的新文学作家除了张我军之外,还有赖和、张梗、蔡孝乾等人。他们就五四运动获得的成果与经验,大力提倡新文学的适用性,除此还声称文言文有所不适用,阻碍文学改革,并指陈台湾旧文人的堕落保守。
另一方面,以连横、郑坤五、黄文虎为首的旧文学代表,则强调古文对台湾文学基础的重要性。而该论战自1924年4月张我军发表文章起一直到1926年3月,才宣告平息。[3]
1926年9月,新文学支持者陈虚谷再发起该新旧文学的第二阶段论战。此一直到1932年才截止的论战,则是针对旧文学文人支持台湾总督府的不合时宜做法行为。而第二阶段论战里面,新文学代表除了陈虚谷之外,尚有陈逢源与叶荣钟。[4]
1941年至1943年还曾发生新旧文学论战,以往的研究者常接受廖汉臣〈新旧文学之争:台湾文坛一笔流水账〉说法的限制,而以为这只是旧文人的内讧。[5]然而1941年至1943年共出现152则新旧文学论争文献,这数量比1924年的37则论争,1925年的91则论争文献都还来得多,而且论争的人物如林荆南(岚映)、廖汉臣也是站在新文人的观点来批判旧文人。因此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争至少有3个时期,只是以往较容易忽略,透过《风月报》、《南方》可掌握多数的论争文献。除此之外,江亢虎1934年到台湾带动一场新旧文学论争,亦不容忽略。[6]
日治时期台湾人普遍并不熟悉华北官话,赖和、锺理和、吴浊流创作官话白话文都遇过语言转译的困境,台语与日语是日治时期台湾最流通的语言,由于知识分子企图改造既有的文学环境,于是产生“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争”,这股文化改造运动同时也是社会运动的一环,台湾话文及乡土文学运动因此开展,带来一波台湾文学运动的高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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