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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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英语：Economics），为研究商品和服务关系的社会科学，包括其中所有的购买、生产、分配和消费等行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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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实力变化，并在经济繁荣或衰退时总结出历史规律，找到最优解。微观经济学会分析何者才是经济中对人类有利的要素，如市场机能、财产权、贷款、欠债及其间的交互作用；微观经济以家庭、公司、买家和卖家为基本单位。宏观经济学则会分析国家范围的银行、储蓄、股票和投资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和通货膨胀的利用，以便做出对国家有利的公共政策。
经济学中还包括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重点描述“是什么、不是什么”，而规范经济学提倡“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3]；以及包括经济理论与应用经济学间、理性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间、以及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间的关系[4]。
经济分析可以应用于整个社会，包括商业[5]、金融、网络安全[6]、医疗保健[7]、工程[8]和政府[9]。它也适用于犯罪[10]、教育[11]、家庭[12]、女性主义[13]、法律[14]、哲学[15]、政治、宗教[16]、社会制度、战争[17]、科学[18]和环境[19]。
英文中的经济学，即“Economics”一词源于希腊文的“οἰκονομία”，原意是“节约的人，负责管理家庭琐事的人[20]”的意思；而这个词是另一个希腊名词“οικονομικός”转换写法而来，意思是“调停两家人之间纷争的职业[20][21]”；最后，“οικονομικός”一词又由“οἶκος”和“νόμος”两个词组成，“οἶκος”代表“家”，代表“νόμος”“惯习法”。从这个词汇的词根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西方如何逐步使经济学概念明确化[22][23][24][25]。
中文里的“经济”一词最早见于隋朝王通《文中子》：“皆有经济之道，谓经国济民”，虽然中国古代对经济有模糊的概念，但并没有对此定下任何一个名称，也无明确定义。“经济+学”的造词组合为明治维新时期由日本人所创，但具体发明人不明。清朝末年的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爱新觉罗朝廷开设“经济特科”，此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之伊始。[来源请求]
由于现代有好几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每个理论对经济学都有不同说法，故而有非常多自相矛盾的定义[26]，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说：
经济政治学是一门政治家或立法者的学问，研究如何同时提供人民基本的物质所需和充足的利润、同时对地方或国家的公家部门提供足够的经费。[27]
让-巴蒂斯特·赛伊在1803年将经济学从公共政策里独立出来，并定义其为对于财富之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学问[28]。另一方面，托马斯·卡莱尔则讥讽经济学为“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不过这一词最早是由马尔萨斯在1798年提出[29]。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44年提出以社会科学定义经济学的角度：
以科学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在创造财富的宏观过程中必然存在的现象法则，这不包含那些不属于这个过程的题材。[30]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在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经济学分析的领域从单纯财富创造扩展出去，并且包含不只是社会上、同时也是微观上的层次：
经济学研究人平常生活的大小事情，如他怎么谋生、他怎么消费。故此，经济学在一方面是研究财富的生成，但在另一方面，研究的是人类本身。[31]
罗宾斯爵士则在1932年提出公认“至今最为通用的经济学定义”[32]：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作出选择的科学。[33]
罗宾斯认为，此定义注重的不是以经济学“研究某些行为”，而是要以分析的角度去“研究行为是如何被资源有限的条件所改变”[34]。一些人批评此定义过度广泛，而且无法将分析范畴局限在对于市场的研究上。然而，自从1960年代起，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和其引发的博弈论不断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张，这个定义已为世所认[35]，但仍有对此定义的批评[36]。
经常以经济学作为分析其他领域学科的经济学家盖瑞·贝克则认为，理想的经济学定义应该“综合对于利益最大化行为、偏好稳定的特质、以及市场均衡。”[37]
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中最基本单元（微观、企业）的经济行为，重视需求与供给如何影响个人、促成交易并形成市场均衡价格。
微观经济学关注人类之决策和行为如何影响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谁负责决定价格、或者反过来，价格怎样决定物品和服务的供需量。
微观经济学的目的在于，透过分析形成众多物品和服务相对价格的市场机制，以及这些有限资源如何配置在不同的用途上，在这里效率问题并非首要。微观经济学并不太重视经济效率问题，因为那可从规范经济学获得答案。不仅如此，微观经济学还分析市场失灵，究竟市场哪处无法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及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描述市场的理论上应当情形。这学科的重要范围包括：一般均衡理论、信息不对称下的市场、博弈论的经济活动应用和市场系统内的经济物品弹性问题。
经济发展指的不只是一个经济体里生产的增加和宏观增长，也包括了这些发展对于体制内所带来的改变，亦即均衡变动及新均衡的达成。经济发展为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并且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经济增长可以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达成，但经济发展永远会导致经济增长。
微观经济学以经济角度研究微观决策者在市场上的行为和市场形式，含括私人、民间、政府等决策单位，微观经济学研究这些决策单位如何在市场上互动（假设交易品有稀缺性）。一个市场有可能是在交易产品（例如苹果、铝、或手机），或是交易生产要素的服务。微观经济学认为，市场宏观由众多微观的买家和卖家所组成，便可对财货的可能价格（亦即供给和需求）做出详细研究。透过市场上决策者的互动研究，微观经济学认为市场的供需会随着时间趋向于均衡。
微观经济学同时也研究各种市场的结构，完全竞争指的是在一个没有个别参与者可以透过市场力量单边设立价格的市场结构，换言之，在完全竞争下各交易者均为价格接受者，他们的买卖行为对于市场的价格不会有影响。不完全竞争指的则是完全竞争不存在的情况，例子包括了垄断（只有一个卖家贩卖某样产品）、双头垄断（两个卖家）、寡头垄断（少数卖家）、垄断性竞争（有多个卖家贩卖异质性产品）、买方垄断（单一买家）、买方寡头垄断（少数买家）。有别于完全竞争，在不完全竞争下，市场力量是不平均分配的。也因此，在不完全竞争下的公司有可能成为价格“制定者”，亦即借由高度的市場份額，他们可能可以影响价格的形成。
微观经济学对于微观市场的研究，是建立于单一市场里的行为并不影响其他市场之假设上，这种分析又称为局部均衡分析（供给和需求），这种做法将经济行为的总和放在一个市场之上。一般均衡理论则是研究各种市场的行为，研究的领域则包含所有市场，研究的是市场里的改变、以及趋向均衡的过程[38]。
在微观经济学里，生产指的是从投入到输出的过程，这是一种透过投资来创造可以直接使用或用以交易的财货的过程。生产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过程，也因此并不是即时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产出某种数量的产品。这个过程中，可以区分的包括了消费产品（食物、理发等）以及投资产品（机械、建筑、道路等）、公共物品（警察、消防局等）或私有物品（电脑、香蕉等）、以及国防生产与民间生产的取舍。
机会成本指的是生产的经济成本，即选择不进行某项生产、而其省下的资源可以用来进行的次要理想的生产。由于资本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人只能从许多看起来理想又可行的方案中择一，这种问题又反映出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消长[39]。由于任何经济行为都有机会成本存在，这使得有限资源必受有效利用，故进行经济行为的理性准则并非取决于某项行为“好不好”，而是某项行为“是否是最有价值的选择”。对于机会成本的计算不只限于金钱上或金融上的考量，更含括计算实际成本的因素、其他生产可能的损失、以及休闲等会构成机会利益的因素[40]。
生产中使用的投入包括了主要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资本（可以长期用于生产的要素例如工厂）、土地（包括自然资源），其他的投入包含了中间产品－亦即那些用于生产最后产品过程中使用的东西（例如生产汽车所需的钢铁）。
经济效率指的是在特定的资源投入和技术下，一个经济体生产输出产品的效能。倘使同样投入下产出提高，经济学就称此为效率提升，即“浪费”减少。帕累托效率指的就是当效率被提到“最高”的情形，在那种情况下，任何改变都将导致效率减低。
生产可能性曲线（PPF）是一种用以说明稀缺、成本和效率的方式，在最简单的例子里，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两种财货（比如，枪械对比面包）。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图表（如右图所示），显示出了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之下，于两种财货生产中取舍所会产生的不同产出。在圆弧上的点代表了可能的产出量，也就是说，若是一种产品生产多少、另一种产品就只能生产多少的情况。
稀缺指的是人们想要达成、但是现有情况和资源下无法达成的生产情况，亦即超出了生产可能性曲线圆弧的地方，例如图中的X点[41]。如果生产某产品的输出增加，那么生产另一项产品的输出必然会减少，于是形成互相排斥的情况。这是因为生产某样产品所需的投入会占用到生产另一样产品的资源，也因此减少了另一样产品的产出。生产一样产品所带来的另一样产品输出的减少，也被称为“实际机会成本”。换句话说，如果右图的情况下生产100单位的大炮，那么机会成本就是生产100单位的黄油。PPF说明了在一个生产曲线上，选择生产更多的一样产品会导致另一样产品的减少。在一个市场经济下，随着生产可能性曲线移动的经济脉象，是因为对产品的需求改变而产生的。
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圆弧代表了某一种生产分配下最有效率的生产状态，如果我们选择在圆弧内的生产分配，例如图中的A点，这虽然是可以达成的，但却会造成生产的低效率（对投入使用的浪费），也就是说，这种分配并没有达到最有生产力的点上。这种浪费的例子包括了如在商业周期中高度的失业率、或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阻挠生产者充分的利用他们的投入。随着圆弧点进行的生产状态并不一定是最有分配效率的（亦即帕累托效率），因为那仍然有可能与消费者的需求不一致。
实用经济学理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如何增进一个经济的效率，找出如何调整社会组织以达成最有效的资源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学的本质”[42]。
专精是一种无论在经济理论上和观察上都已经被认定是经济效率重要来源的现象，不同的微观和国家可能对生产各种产品和服务有不同的机会成本，举例来说，某国或有比较多的高教育人才、而另一国或有更多森林和煤矿。专精理论指出，在机会成本差异存在时，生产各方可以透过分工来达成比较优势，而使得生产一定产品的成本相对降低。要注意的是，就算某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的投入和输出效率上占有绝对优势，它仍然可以透过专精和与他国贸易，来达成更高的输出总和。因此，即使是最有效率、最发达的国家，仍然可以与最没效率、最落后的国家一同分工生产。
在观察上，许多拥有类似科技水平和多元投入要素的高发展国家（例如西欧），仍然彼此保持大量的贸易来往，使得许多经济学研究专注在经济规模和聚集，以解释在分工的状况下，生产不同产品的国家是如何促成贸易各国的利益[43]。专精理论可以套用在微观、农场、工厂、服务业、乃至经济整体上。在这些生产体系里，不同团体的专精和互动都可能存在着各自的分工，或者是透过不同资本或土地的投入达成类似的效应[44]。以专精为例子，一个专精于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发达国家，可以与一个专精于较廉价劳动生产的国家进行交易，两者之间机会成本的差异，会使得他们交易后得到更大的产出量。与他们闭门造车各自生产高科技和廉价劳动产品相比，两者都可以从中获利。
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价格决定了分工的各方要如何分配生产的投入，廉价的投入会被用于较廉价的产出上，单在这个过程中，产出总合就有可能因为设计或附加价值而有所提升[45]。这种生产上的分工造就了贸易利得的机会，使得资源的拥有人透过贸易把某种投入换成更为具有价值的产品，也因此而获利。要衡量在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则是以衡量一个贸易所带来的收入水平的增加[46]。
价格和供给数量为观察一个市场经济里生产产品最直接的切入点[47]，供需理论解释了价格如何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微观经济学里，预设为完全竞争，即没有其他买家或卖家有足够市场力量单方设定价格。
在一个市场里的财货，“需求”指的是所有买家要以特定价格购买一单位产品时的互动因素，需求通常是以图表方式形容价格和数量的需求（如右图所示），需求理论指的是微观消费者如何理性的选择某种数量的产品，这种情况也被称为是“有限情况下的利益最大化”（一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则是决定限制的主因）。利益于此，乃指微观消费者如何在众多产品之间做取舍，而其取舍结果将令产品排序，并且以此进行购买。
需求定理，指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市场里的需求的数量与价格成反比。也就是说，一个产品的价格越高，越少人会想进行购买（假设其他情况不变）。随着一个产品的价格下降，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它，而不是其他较为昂贵的替代品。另外，因为价格下降而导致的购买力上升连带使得消费者购买能力提高。其他的因素可能改变需求，举例来说，收入的增加会使得对于正常物品的需求曲线向外扩张。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经济学家假设其他的因素保持不变。
供给指的是一个产品的价格以及在那个价格下会出现在市场上的产品数量，供给也可以由图表方式形容价格和数量。在这种模型下生产者（比如公司）被假设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们会试着生产和提供市场的产品数量是他们认为会取得最大利润的。供给通常被表达为价格和供给数量之间的关系（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换句话说，一个产品可以被贩卖的价格越高，生产者便会越乐意提供这样产品，如右图所示。更高的价格使得生产这样产品可以带来更高利润，如同需求曲线，供给曲线是可以移动的，比如生产要素的更动或技术的创新都会导致供给曲线的移动。需求定理指出，若是其他情况不变，价格的提高将会导致供给的提高，而价格的滑落将会导致供给的减少。在这种分析下经济学家同样是假设其他的条件维持不变，比如说替代品的价格、生产成本以及其他众多会影响生产的因素，在分析时都假设是不变的。
市场均衡指的是当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达到平衡的时候，如同右图里所示两条线的交叉点。当价格低于均衡时，产品的需求会开始高过供给，这会使得价格开始提高。而当价格超过均衡点时，对产品的供给会开始高过需求，于是使得价格降低。这种模型预估在任何供给和需求的曲线上，价格和供给会在一个可以使产品需求等同产品供给的价格上找到平衡点，同样的，这个理论预估当供给或需求任何一方产生变动时，新的价格会产生以反映出新的平衡点。
对任何一种消费者产品来说，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了一个产品的边际效用，它决定了消费者要获得一个产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48]。供给曲线上的点则代表了边际成本，也就是对生产者来说提供一个产品需要付出的成本。在均衡点上的价格是由供给与需求所决定，而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供给与需求将会等同均衡点上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49]。
而在市场的供给面，影响生产的因素则被称为是生产变量，这些变量在短期内决定了产出的数量。有些投入变量可以被轻易更换，例如电力、原始资源、加班工作等等，其他的变量则比较难更换，例如工厂和机械或是重要的资深员工。在长期来说，所有的投入都可以透过管理加以更改。短期和长期的分别又构成了供给的价格弹性，也就是供给面如何应对供给或需求方的更动而产生新的价格均衡点。
边际主义描述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财富和收入水平限制下达成对他们最有利的位置，而生产者也会在各自生产的限制下（如产品需求、科技、价格等等）试图最大化他们的利益。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在于当一个产品的边际效用相对于其价格达到零的时候，用简单的方式形容，这时消费者就买到了市场上对他而言“最划算的产品”，而没有比这个产品更为有价值的选择存在。相对的，生产者则会比较他们生产一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亦即最完美竞争者的价格），所产生的差异便是“边际利润”，当边际利润达到零时，他们就不会再继续生产某个产品。市场迈向均衡的移动以及均衡点、价格、和供给数量的改变也是在“边际”上进行，也就是说，他们的互动关系的改变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供给与需求理论的应用包含了伴着生产要素调整的收入分配，包含了劳动与资本在市场上的互动。在一个有竞争性的劳动市场下，在特定劳动价格（亦即工资水平）之下被雇用的劳工数量取决于对于劳动的需求（来自于生产者）以及劳动的供给（有多少人在找工作）。劳动经济学检视的是劳工与雇主之间透过这样市场的互动，以此解释工资和其他劳动收入、劳工流动性、失业、人力资本的产能、以及其他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变动与特征[50]。
供给与需求是用来解释完全竞争下的市场行为，然而，它仍然可以用来比较其他型态的市场。它也可以被用来解释经济体各层面的变因，举例来说，这包含了宏观经济学下研究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物价[51]。经济学家也可以透过供给与需求来说明要在何种特定条件下市场才能有效的分配资源[52]。
人们往往不会在市场上直接交易，而是透过公司进行工作和生产。最明显的公司是企业、合伙、以及信托。依据罗纳德·科斯的说法，当透过公司生产的成本低于自行生产时，微观便会选择透过公司生产[53]。公司综合了劳动和资本，并且可以达到比个人交易更高的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当生产一个产品单位的成本随着生产数量的增加而降低时）。
在完全竞争的研究模型下，生产者众多，而且对于市场价格都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产业组织研究的则是当某些生产者的确拥有决定性影响时公司之间的竞争行为，它包含了对于市场以及公司之间的互动。常见的对于市场结构的分析除了完全竞争以外，还有垄断性竞争、以及其他如寡头垄断、双头垄断等情形[54]。
管理经济学是以微观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司或其他管理单位进行商业决策的过程，这门研究相当倚赖数据上的统计，比如对于运筹学的研究，以及其他统计方法例如在没有完整信息和确定性下的回归分析。其研究的特色是对于商业决策最佳化的追求，包括了如何降低成本、最大化利益等，当然，这是假设在其他情况例如科技和市场需求不变的条件下[55]。
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上，是指对于未来收入或损失无法预测的本质，无论是否为风险。若是没有了不确定性，微观的经济行为就会完全脱离工作和收入的不确定性，金融和资本市场也会沦为单纯的市场阶段媒介，而通讯产业则会完全消失[56]。由于不确定性的型态众多，在经济学上有许多方式用来代表不确定性以及经济决策者对其的应对[57]。
博弈论为应用数学的分支，研究不同决策者之间的战略互动，亦属于不确定性。博弈论提供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数学根基，用以架构公司的各种行为，举例来说，它可以用来研究寡头垄断（很少卖家）的产业行为，也可以套用在工资谈判、讨价、契约立定和其他各种决策者数量少到他们会对彼此产生可见影响的情况上。博弈论是一种行为经济学非常频繁使用的方法，它假设了微观们在至少有部分利益冲突的条件下，分别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战略[58][59]。透过这种分析，它可以将微观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举动用来研究例如供给与需求的模型，同时也考虑到信息的不确定性。这门研究最早追溯至1944年约翰·冯·诺伊曼的理论。博弈论对于众多领域都产生影响，包括了核子战略、伦理学、政治学、甚至是演化生物学[60]。
风险厌恶也会在一个发达的经济里促使专门管理风险和提供风险信息的产业，例如保险业市场、期货交易、金融商品、金融经济学、或纯粹的金融市场便是针对风险而生的产业。这块领域同时也研究金融市场和公司的资本结构、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健康性[61]、金融危机、以及政府对此的管制等等[62]。
有一些市场组织也会因为不确定性而产生低效率，依据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这种低效率的典型例子之一是二手车市场。由于消费者不确定一台车是否是有潜在问题，他们往往会压低了一台好的二手车的价格低于其实际品质[63]。信息不对称使得卖家即使有这方面的信息，也没有动机告知买家。相同的保险业在这方面的问题则是逆向选择，也就是说那些很容易冒风险的人（也因此最容易出事），往往是那些最倾向于投保的人，也因此导致了道德风险，使得保险反倒促使更冒险的行为。这些问题都可能造成保险成本的上升，也因此驱逐了部分原本可以从此服务获利的人（不完整市场）。而且，若是试图解决单一问题，例如强制所有人保险，那么仍然不能解决、反而会创造出更多道德风险的问题。信息经济学便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这在许多领域如保险、契约法、机制设计、货币经济学、以及健保上[64]。可以应用的研究成果包括了解决或减少法律和市场上的风险的措施，比如说产品保固、政府规定的部分保险、资本重组或破产法、以及其他对于信息透露的管理[65][58]。
“市场失灵”包括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许多这些问题可能与经济学既有的假设互相冲突。尽管经济学家对于市场失灵的定义有所差异，以下的分类经常被提出[66]：
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市场可能会导致经济的低效率，但这有可能透过市场、法律、或其他政策办法加以修正。
自然垄断或者称为“技术上垄断”是一种竞争失灵的极端例子。这种问题描述了既然生产一个产品时生产越多单一成本越低，那么依此推断每个产品最终应该只有一个生产者才是最有效率的。
公共物品依据市场失灵理论是一般市场是所缺乏供给的，这种失灵的最主要特色是人们可以使用公共物品而不必直接付费。
外部性指的则是市场价格所没有反映出来的外部社会成本或利益。举例来说，污染会造成负面的外部性，而（政府付费的）教育则会创造正面外部性（如更高技术劳工）。政府经常向有制造负面外部性可能的经济活动课税或进行禁止，并且向正面外部性的受益者课税以企图矫正市场[67]。另外，基本的供给与需求理论解释了均衡的达成，但并没有解释达到供需均衡所需要花费的时间[68]。
一些人则主张粘性价格证明数量而不是价格决定了供给与需求的短期改变，这也是许多宏观经济学里对于商业周期的标准研究。研究者通常聚焦于讨论粘性价格的成因以及达到长期均衡的过程。有一些经济学领域专注于对市场失灵的研究，比如公共经济学便是研究政府以调节市场失灵为名对市场进行的干预。解决市场失灵的政策方式包括了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立定的政府管理，或者提供市场诱因以进行改变，比如收取排放税[69]。
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则提出质疑市场失灵的理论。例如公共选择学派便提出了与市场失灵相反的例子－政府失灵，认为政治上的经济干预和特殊利益才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主因[70]。而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更进一步，主张低效率的垄断只有在政府主导之下才会形成，并且主张市场的低效率只有透过寻求利润的企业家精神才能消除，而政府并不能做出正面影响[71]。
公共物品政是研究政府公家机关如何进行预算和税收的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包含了税制的制定（那些人在缴那些税）、政府开支活动的成本效益分析、金融政策、政府对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便是以微观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共产业的学派，分析各自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微观，例如政客、选民、官僚、和利益团体，以及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72]。
大部分的经济学都是实证为主的，以描述和预测经济现象为重点，而规范经济学则研究经济“应该是什么”。福利经济学便是规范经济学的一种，以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的效率，并且以社会里微观的经济行为来衡量社会福利[73]。
宏观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一个整体，并且透过一般均衡理论用“从上而下”的角度检视经济的总和与互动[74]。这些总和包括了对于一国经济体的总投入与输出、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其他的小总和则包括了消费和投资总和等。宏观经济学也专注于研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
自从196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也被引进一些微观经济学的划分方式，例如分析微观的理性、有效市场假说、以及不完全竞争等[75]，这些发展解决了部分对于这些领域的不一致性质疑[76]。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造就经济增长的因素，亦即一个国家人均生产输出在长期的提高。同样这个因素也被用来解释各国之间存在的人均生产输出的差异，尤其为何某些国家增长得比其他国家快、而为何某些贫穷国家的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
许多被广泛研究的因素包括了投资的比例、人口增长、以及科技变革。这些研究包括了理论上和观察上的形式（如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增长核算[78]。
对于经济萧条的研究促使了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建构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理论。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对于产品的总需求可能有不足的现象，导致高失业率以及可能的产能流失。他于是认为应该增加政府在公共产业的活动，包括了以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稳定商业周期[79]。也因此，凯恩斯主义的一大结论为，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本身并不能将产出和雇佣推到充分就业的程度。约翰·希克斯的IS-LM模型便是解释凯恩斯理论的经典例子。
随着时间发展，对于商业周期的认知也逐渐增进并扩张到其他领域，大多是作为对凯恩斯理论的回应。新古典综合学派便是综合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短期上是正确的，但新古典主义则在中长期更有解释说服力[80]。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则从凯恩斯商业周期理论中脱出，认为市场的萧条是因为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持这种立场的包括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消费的恒常收入假说以及小罗伯特·卢卡斯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81]。
相较之下，新兴凯恩斯学派则保留了对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将商业周期归咎于市场失灵上。新兴凯恩斯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是有“黏性”的，亦即他们不会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动而很快做出调整[82]。也因此，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价格和工资会自动调整以达成充分就业，而新兴凯恩斯学派则认为充分就业只有在长期上才会自动达成，也因此短期内必须要有政府和中央银行介入。
另一方面，与凯恩斯学派对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认为商业周期是由于政府透过中央银行释出过多的借贷资金，因而导致资本借贷的过度容易，从而致使企业家的错误投资和资本的错误分配，因而形成信用泡沫。他们认为商业周期里的扩张期是对于资本的滥用期，而紧接而来的衰退期才是经济复苏的开始。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不被凯恩斯学派或新古典主义学派所重视，然而在学界仍然有部分支持者[83]。
一个经济体里的失业人数可以由失业率来计算，亦即有多少劳工在积极的寻找工作，退休者、正接受教育者、或因为其他因素而放弃寻找工作者并不包含在失业者里。失业可以依据几种型态来分类，古典式失业指的是当工资太高因而导致雇主不愿雇用更多劳工时，工资太高的原因可能是最低工资法规、或是工会的活动导致。依据古典式失业说法，摩擦性失业则是当市场有应对的工作存在，但在配对工作的过程中劳工所需要寻找和等待的时间[84]。结构性失业则包含一系列导致失业的原因，比如劳工有的技能与市场需要的技能不同时[85]。当一个经济体的产业正进行大规模的转变时，因为许多劳工既有的技能与新兴产业不同，许多结构性失业便有可能发生[86]。无论经济体所处的情况，某些程度的失业都有可能持续存在，不过凯恩斯学派主张当经济停止增长时，因为总需求不足所产生的周期性失业就有可能发生，奥肯法则便是对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观察[87]。原始的奥肯法则指出3%的经济产出增长便会降低1%的失业率[88]。
在大多数市场经济下，货币是一种用以作为交易媒介的工具。假设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比起其他形式的交易媒介（例如贝壳、银条、黄金）要更来的有价值稳定性、可切分性、简便性、以及更流动的供给。货币包含了大众持有的纸钞和积蓄、以及银行和政府具有的备用资金。货币就好比是像语言一般的社会媒介，其价值存在于与他人互动的功能上，若是没有其他交易的对象，那么再多的钱也等同废纸。
作为一种交易媒介，货币让交易变得更为容易，它使人们可以更简单的估值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促使储蓄的产生。与货币对比的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没有了货币，便要以更困难的物质配对交易双方的需求（比如苹果交换书本）。由于货币的通用性，它使得交易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如此一来生产者便可以轻易将产出换为市场通用的价值，而不需转换必须进行二次交易的物品[89]。
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透过对于财政政策的操弄来调整总需求，他们主张当总需求低于经济体存在的生产潜能时，这种没有使用到的生产能力便形成了产出浪费。依据这种说法，政府透过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透过赤字支出、课税、或是通货膨胀）来鼓励总需求增长，如此一来便运用到没有被使用的生产潜能。举例来说，即使在没有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雇用失业劳工来兴建高速公路，如此一来便会发挥他们的“生产潜能”。而这种支出也有乘数效应，亦即为应付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产生的商机构成了多出的经济活动。
当然，这种理论是根基在没有考虑到挤出效应的假设上。如果产出浪费并不存在，那经济体便是以完全的产能在运作，这时如果政府介入增加财政支出，便会挤压到民间产业的经济活动，也因此不会产生经济增长。支持扩张性财政者认为挤出效应只有在没有产出浪费时才会出现，而反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效应是永远存在的，并且指出李嘉图等价理论，他们主张政府借贷必然需要以未来的课税增加来偿还，而任何因为政府财政政策所引起的需求增长，都会因为民间为应付未来高税率的储蓄而被消除。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且研究国际贸易可以带来的贸易利得，重要的政策研究包括了关税以及贸易壁垒对于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金融学则是整体经济学里一门专门研究资本如何在各国之间流动的领域，并且研究汇率。国际贸易的增长、各国分工的增强和密集化是全球化重要的来源[91]。
发展经济学则是研究在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且研究产业改变、贫穷、和经济增长。与其他经济学领域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经常结合社会与政治的议题作为考量[92]。
经济体系是经济学里研究各国经济体系差异的领域，研究的重点包括了各国在经济路线、发展策略、产权保护、以及经济资源分配等指标上的差异。这门领域的研究是以一个“经济体系”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单位。
在当代经济体系里，经济组织的两大不同路线为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一者是以国家统御经济、另一者则是以自由市场来进行，而这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为混合经济。研究经济体系与政治体制之间的互动，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经济体系比较”指的则是衡量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经济行为和增长差异[93]。
当代的经济学经常使用数学作为研究手段之一，经济学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微积分、线性代数、统计学、博弈论、以及计算机科学[94]。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有使用这些工具的基本能力，少数经济学家则专注在数理经济学和其他数学的方式。
主流经济学理论依靠的是先验的经济模型，并从中衍生众多概念。这些经济论述通常假设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之下，研究聚焦的变量是如何因应各种条件进行改变。当进行经济学论述时，经济学家重视的是寻找可以以最少观察信息来实证、最为明确表达、同时可以衍生出其他研究的理论[95]。
在微观经济学下，主要的研究概念为供给与需求、边际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机会成本、预算线、效用、以及公司研究[96][97]。而宏观经济学早期则聚焦于对于宏观变因的模型建构，然而随着时间发展，这种路线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研究则更注重于以微观基础出发的宏观研究[82]。
微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对宏观经济学的领域都起了重大影响，例如货币政策上，货币主义主张的货币数量论指出对货币的供给扩张会因为市场的理性预期而造成通货膨胀。在发展经济学中，发达国家一般被预测会有比较小幅度的经济增长，因为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收会随着发展程度而开始下降，这种趋势就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上被观察到。有时候这些经济假说所主张的只是一种“定向”或“趋势”，而非绝对的数据改变[98]。
在近几十年，博弈论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急速扩张也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透过例如纳什均衡点作为研究经济微观决策的基准，经济学家可以在不依靠实际世界资料的情况下对许多领域做出分析和预测[99]。标准的博弈论经济学论述通常先设计一个与现有经济问题类似的“博弈”，经济学家并以博弈里的单方行为和多方互动来研究他们如何在不同规则下进行利益最大化。
经济理论经常被用观察上的方法加以验证，通常是透过计量经济学来检视经济数据[100]。一般实体科学常见的封闭实验在经济学上是很难达成而且很少见的[101]，也因此，经济学家通常倚赖观察既有资料的方式来测试他们的理论，虽然这样观察实验的结果没有封闭实验来的准确、也比要容易被质疑。尽管如此，实验经济学是一门逐渐在增长的领域，而且对既有模型的观察也在增加。
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回归分析也很常见，使用者用此方法来估计规模、经济重要性、以及统计显著性，借此来提出假说、并且控制变因的影响。透过这种作法，一个假说有可能因此获得支持，尽管其准确性仍然只是概率上的、而不是绝对的，判断研究的标准则是依靠其可否证性以及证伪结果。由于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些观察研究并不一定要对其研究问题提出决定性的结论，甚至也不一定要提出主要的发现。在实用经济学领域上，以线性规划来进行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相当常见，为了研究某种政策对各方面的影响，经济学家常将大量资料交由电脑统计分析。
专业的同行评审和对于结果的重新生成也能进一步确保观察实验不会产生有偏见的、错误的、或轻率概化的结果[97][102]，尽管经济学许多研究领域都常被批评是无法重生研究结果的[103]。如同纯粹的理论，对于统计实验的使用也会受到批判分析[104]，尽管如此，在过去40年间，单纯为批评其他研究结果的文章在如美国经济评论的期刊上一直减少，这被认为是期刊试图增加其引用数量的一种结果[105]。
实验经济学也造就了许多以封闭式对照实验为方法的研究，直接测试一般被视为真理的一些经济学理论，这将传统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给缩小了[106]，例如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结果便证实了人们会拒绝接受不平等的分配方式。
在行为经济学上[107]，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与阿摩司·特沃斯基一起因为他们对于展望理论和认知偏差的发现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神经经济学上的观察实验也证实了类似结果。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对照传统的私利偏好假设与一个可以测试自私、利他、与合作倾向的模型[108]。这些研究的进展使得一些人主张经济学也是“真正的科学”的一部分[109]。
经济学这一领域的专业化，反映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所课程的增长上，并且被称为是“经济学自1900年来的重大改变”[110]。大多数主要的大学和院校都有一个专精的经济院所并颁发经济学的学位，不论是在通识教育、商业或其他专业领域上，经济学课程往往是必修的课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每年会依据其专家评审颁发给对这个领域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在私人企业，经济学家通常担任顾问的角色，尤其是在银行业和金融业。经济学家也替众多政府部门服务，例如国库、中央银行、和统计组织。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同时也影响了众多其他领域的学术发展，例如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公共选择理论、家庭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是一种以经济理论角度切入研究法学的方式，包含了以经济学解释法律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法律是否有助或有害于经济效益、以及预测未来经济法走向[111]。罗纳德·科斯在1961年的文章里就曾主张，对于产权的良好保护可以克服市场的外部性[112]。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结合经济学、法学、以及政治学的研究，针对在探讨政治制度、政治环境、以及经济体制（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间的互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包含了如垄断和寻租行为以及外部性与政府政策的关系[113]。历史学家有时会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来描述研究在历史上有特定利益的个人或团体是如何利用政治手段来取得利益[114]。
经济学的社会学分支也透过经济社会学发展出来，主要是根基在爱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等人的作品上，用以分析经济发展和经济现象对于社会传统的影响[115]。重要的作品包括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等书。
对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古罗马、中国、波斯以及阿拉伯文明。14世纪之前知名的学者包括了亚里士多德、考底利耶、汤玛斯·阿奎那、伊本·赫勒敦等人。受到亚里士多德写作的启发，阿奎那对其后代14至17世纪的经院哲学有许多贡献[116][117]，由经院哲学所衍生的萨拉曼卡学派也成为中世纪末第一个有系统性地以自然法研究货币、利息以及价值理论等经济法则的经济学派。
在文艺复兴之后，经济学的发展开始由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派所支配，这两个学派都对欧洲经济民族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相当影响。重商主义在16至18世纪盛行于一些商人和政客之间，主张一国之财富是靠着累积金银而来的，而没有天然金矿银矿的国家则只能靠着出口产品并且限制进口金银以外货物来累积财富。重商主义主张进口便宜的原始资源以用来生产出口的货物，并且以关税防止来自国外产品的竞争[118]。
重农主义则是一群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组成，并认为经济体是一个收入和产出不断循环的圈圈，他们主张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够产出超过成本的价值，也因此农业是所有产业的根基。他们反对重商主义对制造业和出口的重视而忽略了农业。重农主义者并且主张淘汰耗费大量成本的税金收取制度，改以地主的收入税替代之。比起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者更支持自由放任的政策，认为政府不该干预经济[119]。
亚当·斯密（1723-1790）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端[120]，他对于当时的重商主义提出众多批评，并认为重农主义尽管“并不完美”但仍然是更为接近经济学真相的框架[121]。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被认为是“造就了经济学诞生的起始点”[122]，这本书将土地、劳动以及资本视为是生产的三大要素以及生产一国财富的来源，而抛弃了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活动才有生产性的理论。
斯密讨论了分工可以带来的经济好处，包括了劳动产能的上升以及贸易利得，无论是乡村或是都市、或是不同国家之间都可以借此获利[123]。他的理论认为分工的程度是由市场的需求所决定，这也成为了后代经济学家对于公司和产业组织的主要理论来源[124]。亚当·斯密提出了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命题：亦即在竞争之下，资源的持有人（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资本）会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于是在均衡之下所有同一资源的持有人都会获得相同的回报（排除失业等因素外）[125]。
斯密认为所有微观会利用他们持有的任何资本来增进其自身的利润和福利而非“社会”的利益[126]，这在后来被称为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一段话”[127]。斯密并且主张微观寻求利润的动机是生产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他们获得的利润就代表了他们所生产出的价值[128]。他这样说道：
因此，由于每个个人都会尽力把他的资本用以支持并管理国内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于是便能达到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扩大。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进了这种利益至何种程度。由于宁愿支持国内的产业而非国外的产业，他只是盘算着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在于使其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并非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害。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装增进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所达成的。[129]
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与他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130]的重视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经济上的增长使得社会大众可以进行更多更有价值的消费，这在他心目中才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131][132]。斯密并且以看不见的手来评论众多的经济学领域，包括了政府对于竞争、贸易的限制[133]，以及银行和利息[134]，并提出他认为是“自由的既定体制”包括了国防、公平的司法制度、一些可以造福全社会的公共工程以及提供教育[135]、道路、水坝等等[136][137]。现代的经济学教科书常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作为解释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138]。
同时期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则利用回报递减来解释生活水平，他预言人类人口会以几何方式倍增、但粮食生产却只会渐进的增加，如此一来有限的土地便会导致暴增的人口劳动力产能回报递减，于是便会导致生活水平大幅退步的人口过剩出现[139]。马尔萨斯并且质疑市场经济的调节性能，批评市场本身无法达成完全就业，并且称经济体倾向于过度存款而导致消费不足，这一理论后来也被凯恩斯加以利用。
亚当·斯密注重在财富的生产上，而大卫·李嘉图则注重在收入的分配。李嘉图认为地主与资本和劳工之间必然会有冲突存在，他主张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增加，有限的土地必然会使得租金逐渐上涨，于是减低资本获得的利润、以及劳工的工资。李嘉图是第一个提出了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家，依据此理论，无论一国是否在生产上每个层面都比他国优越或落后，边际的生产成本差异使得他们都可以从国际贸易过程中获利[140]。比较利益到今天一直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解释贸易利得的最基本框架[141]。
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末期，一些人开始对其假设提出质疑，比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便提出市场分配收入的问题，他认为市场扮演了两个主要的角色：资源的分配以及收入的分配。他认为市场在分配资源上可能是最有效的，但不一定可以最好的分配收入，于是产生社会介入的需要[142]。
价值理论是古典经济学重要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常被认为是提出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其劳动所决定的人，不过，斯密其实在这方面有所保留，比如他说：“所有东西的真正价值，取决于取得这样东西的难度。”斯密认为除了工资以外的因素也影响了产品的价格[143]。尽管如此，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开始以斯密为基础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主张劳动是价值的主要或唯一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里衍生而出的，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其理论的基本模型。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一书，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主张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必然会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144]。依据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所决定的，而剩余价值理论则主张劳工的工资只构成了产品价格里的劳动力价格，即让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从此认为有剥削存在。
从1870年至1910年之间，一系列经济学家开始对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挑战，这一系列的变革后来被称为是“边际革命”[145]。由英格兰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和瑞士的利昂·瓦尔拉斯所各自提出，边际主义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由边际效用而非劳动所决定的。边际主义不但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钻石与水悖论，同时也促生了成为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骨架的主观价值理论。
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是经济学的一大分水岭。古典经济学重视的是社会活动间的因果关系，例如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以及透过政治经济学分析不同政体下财富分配结构。随着边际效用概念的提出，对于生产和交易的研究得以从社会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而迈向“纯粹观察现象并提出假说”的研究路径。这种改变使得经济学得以脱离受到价值判断影响的规范经济学，从以往的社会经济“应该怎么样”的问题，退回到纯粹研究现实经济“是什么”，进而成为不具鲜明立场性和政治性的学问[146]。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此书确立了宏观经济学一领域的独立[147]。凯恩斯在此书中研究许多在短期（亦即，长期的经济均衡达到之前）影响总收入和生产的因素，他认为高度的失业可能会因为市场缺乏有效需求而无法自行调整，并且主张为了增加总需求，政府应该透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克服这种情况。在当时经济大恐慌的环境下，凯恩斯的此一理论对经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148]。
随着时间发展，凯恩斯学派出现两个分支。后凯恩斯学派注重于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弹性缺乏以及调整过程，另外他们在微观经济学上则以实际世界的观察例子来作为研究基础，而非透过利益最大化的模型，该学派的主要人物有琼·罗宾逊等人[149]。
新兴凯恩斯学派同样也是衍生自原始的凯恩斯主义，此流派同意其他经济学家利用利益最大化来解释微观经济学的模型，但提出了价格和工资黏性的理论，用以更新原始的凯恩斯主义，尽管他们对原始框架的支持已经转变为强调其持续出现特征，而不是坚持其存在的本质。
边际革命促生了主导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了“经济学”一词来形容对于“经济科学”的研究，用以对照之前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转变就有如在当时数学模型对于自然科学的影响[150]。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作为分析市场均衡下价格和供给数量的模型，以此解释产出以及收入的分配。比起古典经济学，新古典主义重视的是市场的边际需求[151]。到了20世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远离了古典经济学以基数作为分析微观之间生产关系和社会总和利益的方式[49][152]。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新古典主义认为动机和机会成本构成了决策的最重要基准，例子之一是消费者理论分析价格（也就是成本）以及收入是如何影响需求的数量[49]。而在宏观经济学上，与凯恩斯主义综合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80][153]。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经常被称为是“正统经济学”，现代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大多是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虽然在许多方面也有改动或是重视不同的领域，例如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对于市场失灵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等。
1970年代出现的停滞性通货膨胀直接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假设。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会使得物价提高，由此带动产业雇用更多劳工以增大产能，而更高的雇用度则会带动需求面。然而，在1970至1980年代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这使得原先支配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备受质疑。
在这种背景下，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其衍生的货币主义开始挑战凯恩斯主义。依据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说法，市场经济在货币供给持平（亦即，没有过多的膨胀或紧缩）的条件下，可以自行调整供需。依据这种理论，政府的角色是透过中央银行，调控在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数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预自由市场的活动。芝加哥学派以及后来小罗伯特·卢卡斯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大幅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前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本·伯南克便是支持弗里德曼解释商业周期说法的经济学家之一[154]。当代的主流经济学经常被二分为美国东海岸与西海岸大学代表的咸水学派与芝加哥等内地大学代表的淡水学派。
米尔顿·弗里德曼基本上采纳了许多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并且将之现代化，比如他在1970年曾主张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要“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努力利用既有资源进行可以最大化利润的商业活动”[155]，这一说法与亚当·斯密认为市场通过私利可以最好达成社会总利益的看法一致。
一些在主流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派和研究方式也对经济学领域有重大和持续的影响，比如奥地利经济学派、洛桑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德哥尔摩学派等。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平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便是衍生自边际革命的重要人物卡尔·门格尔的理论，而其许多研究框架也与主流经济学有高度重叠[156]。 在宏观经济学上有显著讨论而自成一派的还包括了如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和供给面学派等。除此之外，一些比较不受主流经济学讨论的研究包括了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讽刺的称经济学为“忧郁的科学”。一些经济学家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里昂·瓦尔拉斯则认为对经济学的研究不该与其产出的分配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后者所牵涉的“社会经济学”是属于政治学的领域[29][157]。
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大力抨击那些他认为是依赖政治权力来影响市场运作的个人或团体，在斯密的年代这些人通常被称为“派系”，今天则是我们所熟知的利益团体例如政党、银行、公司、工会等等。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应该要独立于政府政策或其他决策团体的影响之外，然而，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经常以特定经济学的理论或说词来正当化他们推动的政治议程，许多时候往往脱离他们公职的负责领域[158]。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上与政治不可避免的密切关连经常被拿来做为批评的对象，批评者往往将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角色与特定议题或价值观混为一谈[159]。尽管如此，经济学对于政府经济政策的形成是理所当然有影响力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支。许多学术界的期刊经常探讨经济学者之间对于某种政策的共识或主流立场为何，希望以此增加专业意见在政治决策上的角色。事实上，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界与一些普遍存在政治讨论的看法往往抱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举例来说，贸易保护主义在大众舆论和政客之间普遍流传，然而经济学家却一面倒的认为自由贸易才是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160] [161]。依据美国经济学会的调查，美国经济学家之间已达成明显共识的议题包含了支持自由贸易、支持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店商业自由、反对政府强制雇主提供劳工健保、允许商业化的器官转移、开放赌场、反对补贴生物燃料等等[162]。
其他议题例如中央银行的独立运行以及政府在透过中央银行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的做法[163]，乃至宏观经济学上的众多政策，也经常是争议的焦点和对于主流经济学批评的来源[164]。而一些学者例如Deirdre McCloskey则提出许多透过数据观察进行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在方法或结果上都有问题[165]，此点批评在经济学界受到不少重视，不过，也有某些依赖先验而抛弃实证观察作为研究方法的经济学者和学派存在，例如奥地利经济学派便是一例[166]。
一些人则责怪经济学家无法准确预言未来的经济走向或经济危机的到来，举例来说，在2007年－2013年环球金融危机便引发许多人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与现实脱离[15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2便曾发表他们对一群经济学家调查他们对未来经济萧条的预测结果，提出97%在1990年代受调查的经济学家没有成功预测未来一年的经济紧缩，而即使成功预测的人，也经常低估了紧缩的严重性[167]。
经济学长久来持续被质疑是依靠不实际的、无法验证的、或是过度简化的假说来做为理论依据，质疑者主张这种简化过程免除了经济学家提出结论所要举出的证据。经常被质疑的假说例如利润最大化、理性选择等等[168][169]。不过，信息经济学包含的就是这方面以数学研究和行为经济学来研究微观在利润最大化以外的行为[170]。另外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例如凯恩斯[171]也曾观察到大部分的经济学领域都是透过概念上的而非数据上的证据来建立，也因此无法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透过数据来验证。
近年来，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女性主义者也开始浮现，促使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诞生[172]。女性主义经济学批评经济学一般对于实证和客观的假设，认为现有的模型和方法只反映出男性社会的偏好。女性主义经济学经常提出的批评包括经济学忽视家庭主妇的家事劳动价值、家庭的经济掌管和收支[173]。
一些从物理学角度出发的科学家则批评经济学依靠的是19世纪的物理学假设，例如尼可拉斯·乔治斯古罗简便从热力学里提出了与能源经济学有关的熵理论，以区别他认为主流经济学依据在牛顿物理学上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他的理论对于热力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有相当的影响[174]。
一些人例如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则批评经济学的理论方式，认为经济学过度倚赖帕累托的理型论研究模型，并主张经济学理论错误的结果可能会对人类整体造成庞大灾害[175][176]，他以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问题来质疑许多既有的经济模型。然而如同其他的批评，并非所有经济学家倚赖的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和假设。而一些经济学家也正视了塔雷伯提出的问题，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便对塔雷伯的理论赞誉有嘉[177]。而尽管这些批评的存在，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所课程已经发展得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和数学化的研究方式[178][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