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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又称德川时代，是指日本历史中在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时期，从庆长八年二月十二（1603年3月24日）德川家康被委任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开设幕府时开始，到庆应四年四月十一（1868年5月3日）江户开城后结束，为期265年。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在江户幕府时期，征夷大将军是实际上政权的控制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号称日本国大君，日本天皇不过是被幕府将军架空甚至被监控的象征性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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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阁丰臣秀吉薨后，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得胜利，获任为征夷大将军，后于1615年大阪之战彻底消灭了丰臣氏。幕府借由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与武家诸法度驾驭朝廷和大名(诸侯)，各大名因参勤交代制度，被要求定期往返江户与其领国。日本历经岛原之乱并完成锁国政策，只进行少部分在长崎与荷兰、中国（清朝）交易，谓之一口通商。
政治安定，经济也跟着发展。在德川纲吉时代，幕府经济景气。江户时代中叶，幕府财政陷入困境，德川吉宗实行享保改革，财政暂时恢复，却又再度恶化。此后天保改革等企图改善，但却未解决根本。幕府末年被欧美各国逼迫开国，经由美国海军将领培里来航，引发黑船来航事件，日本签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得日本结束锁国政策。同时尊王攘夷的思想日渐强盛（包括坂本龙马与反幕府组织积极提倡），1868年5月3日，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幕府至此正式瓦解。德川庆喜先后把政权与领地，交还给当时的日本天皇，即明治天皇，江户时代随之结束。
德川幕府理论上是天皇授权征夷大将军开设军政府(幕府)来统治全国，然后幕府分封大名来统治地方领地。实际上，德川幕府的政治体制为封建制，被称为幕藩体制，以幕府为领导者。各地领主的领地称为“藩”，领主称为“大名”[1]。幕府将军及日本各地领主皆为“大名”，在领地内设有相对独立的政府体系。自德川家康于 1603 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以来，特别是德川家在 1615 年的大阪之战获胜后，德川幕府颁布了多项政策，确保对大名的控制[2]。其他大名向幕府将军效忠，但在领地内有一定自治权[3]。外交、国防、铸钱、度衡量和交通等领域则由幕府负责[4][5]。江户时代的日本大名数量有所增减，但后趋于270左右[6]。
德川家除了将军的职位外，还领有世袭领地，被称为“天领”[7]。天领除农地外，还包括许多金银矿产[8]。至幕府后期，日本国内领地总共约3000万石，其中天领约700万石，其他2300万石由大名管辖[9]。大名领地最小为 1 万石，除德川家外，最大的领地超过100万石[10]。
德川幕府通过颁布法令限制，除了控制了诸侯大名武士，也控制了天皇家、公家等贵族，以及寺社等宗教势力，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权。至于各诸侯领地或是寺社地产的庶务，还是归由各地大名与寺社住持或神官来管理，幕府只管大事不管小事。
德川幕府在元和元年（1615年）闰六月十三发出一国一城令，限令各藩除藩都以外，所有城堡一律夷平，防止大名军事实力过高起兵造反。家臣武士被集中在幕都或藩都城堡周围的城下町聚居，加强幕府及大名对家臣的控制。注意此处的一国中的国为令制国或大名的领国（之后的藩国）。
1633年幕府强制实行参勤交代制度，命令诸侯经常定期来回江户觐见，在江户城留府供职，大名一年留国一年留府，关东地区之大名更须每半年觐见一次，而大名留国其间，须将妻子定居江户府上。此制度基本上确保幕府握有每个大名的正室做为人质，以防大名在领地叛变。虽然参觐花很多钱和时间，但是对有资格叛变的大名来讲，问题不大。
德川家康也颁布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寺院诸法度及诸社弥宜神主法度，分别控制旗下的诸侯大名、住在京都的天皇公家贵族、佛寺及神社。此外，幕府也规定大名有义务向将军作定期捐献、为将军作战及资助幕府大型工程(天下普请)，以增加大名的支出，削弱大名实力。
幕府为维持稳定，不希望人民有阶级流动的自由，遂规定人民须遵循世代的家业，不可转移职业，安守本分。当时人民的社会地位由高至低如下：
农业之所以对幕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幕府的最主要收入是田赋。针对商人，幕府则可任意强令商人向它捐献。幕府发放俸禄主要使用大米，但也会制作金币银币铜钱，譬如庆长小判(金)、丁银(银)、庆长通宝(铜钱)。需注意的是，所谓重农其实只是相对抑商而言，幕府重视农业在于维持社会稳定及自身财政，而非厚爱农民，德川家康自己也曾表示：“统治农民最好是令他们饿不死又饱不了。” 幕府主要以继承权来限制阶级的流动性，武士或农家的家产主要只会选一个儿子当继承人(迹继)，如果没有生下男孩，则可能收养子或招赘婿养子来继承。其他子女则在他底下工作，也可能离家进入其他工商业维生。幕府虽然也有限制着人民的地区流动性，但是只要有申请通行证(通行手形)，百姓还是可以旅行的。像很多百姓会用参拜的名义申请通行证，到远处的寺庙神社参拜。另外也有像芭蕉这样的文人雅士，一边旅行一面创作和歌。幕府管制最紧的是带铁炮进江户(怕武器进江户用来造反)，以及带女性出江户(怕大名为了造反叫正室逃出江户回领国)，称为“入铁炮出女”。 在幕府重农抑商政策下，农学等科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农学者宫崎安贞即参考明朝学者徐光启《农政全书》并结合自身考察经验，于1695年（元禄7年）写成了《农业全书》，对于农业技术在日本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贡献。[11][12][13]此外，大藏永常、佐藤信渊等学者也对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德川中期，随着地方性经济农业的蓬勃发展逐渐蔓延为全国性的元禄盛世，当时的江户人口已经高达一百万从而跻身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之列，全国城市化比例也不断增长。经济的繁荣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文化方面兴起了町人文化，在寺子屋制度下民众识字率不断飙升，江户时代的民众教育水平在封建国家中出奇地高的。科学方面积极吸收西洋兰学，在火器，文学，医学方面都有极大发展，为明治维新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在德川日本，全体居民都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四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德川时期之前，这些阶层之间曾经有过一些流动，但是，德川将军为了维护他们的势力和特权，限制了这些流动。特别是，他们试图保护武士阶层，使得农民阶层不可能成为武士。1586年，丰臣秀吉颁布法令，农民必须在他们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颁布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带长剑，之后，这一条成了武士阶层的定义。
武士就是战士阶层。最顶端的就是将军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控制着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们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为他们服务。其中一些是指导教师，一些守卫他的城堡，还有一些组成了他的私人军队。另外，在江户那种大城市里，武士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幕府中的官员，或者警官。最后，还有浪人，就是没有主人的武士。他们不用报答主人，同样也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浪人可能会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进行其他的工作。不过许多浪人会在乡下流浪并寻找有酬劳的工作。一些人也会像雇佣兵一样受雇于出价最高的大名。德川时期日本一共有3000万人，其中大约200万是武士，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另外，公家贵族、神职和僧侣的地位亦等同于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
大米是粘合社会各阶层的胶水，理所当然由农民生产。大米的量度标准是石，相当于52.5公斤（明治改制后才有一石200公斤稻谷，江户时代仍维持唐制，故此时一石并不能维持一人一年食米量）。一石不能供一个人吃一年。在这个时期，日本大米年产量估计是2500万石。
将军负责分配整个国家的收成。他占有约400万石粮产量的领地，另外把绝大多数的领地分给了大名、旗本、僧侣及公家。据Charles J. Dunn所说，最强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贺）能收到130万石。在德川日本，超过270个大名能收到至少一万石。而农民保留的粮食取决于天气。通常，名目税率是40%(四公六民)。但依不同时代与地点，农民可能要上缴一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时候，将军和大名并没有减少他们的需求，因此农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粮食生活。这样，虽然农民在社会中是握有特权的——地位仅在武士之下。
种大米需要大量艰苦的体力劳动，即使是今天，许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艰难的时候，农民会无视将军禁令，搬迁到城市里从事贸易。当农民的土地被长子继承时，很多年幼的儿子也会去经商。他们人数共有二千五百多万人，占全国人口八成半。
很难把手工业者和商人明确的分开，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重叠。比如一个制衣匠可能会卖掉他的产品，他的事业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发展，比如借贷。在德川社会，武士对某些技术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剑，受到了很高的重视，所以，造剑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见的技术包括木工、石工、酿造和涂漆。
商人，特别是在城市中的那些，变得很富裕，但是处于社会阶层的底部。这是由于儒家的观点：商人不像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生产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赚那些生产劳动力的钱。但是相反，正是因为有钱赚、大多数情况还赚了很多，所以其他阶层的，甚至是低级的武士，有时候也愿意接受这个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时期发展的那样，经济逐渐的从封建向商业转化，从整体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
在德川日本，贸易通常是一个缓慢而繁重的事业。虽然道路系统规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维护，但将军为了军事防御，禁止用车辆进行贸易。这样，大部分通过陆路的商品是放在马或人的背上。工匠及商人人数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
其他几个群体存在于这个阶级体系之外，包括演员和屠夫（部落民）。在某些方面，既然它处于组成日本社会的严格的阶级体系之外，它的成员就有一定的自由度。不过，这个体系没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计，所以生活在体系之外也有不利之处。部落民是被驱逐者——强迫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团体中，并要避开日本社会的其他成员。他们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死有关：他们处理动物的尸体，鞣兽皮并制革。部落民面对着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东西。日本人受到佛教的影响，一般不太杀生，不太吃肉（海鲜除外）。在神道教中，与死相接触的人需要斋戒。在现代日本，仍然坚持区别部落民。部落民家庭的名单在社会中秘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为了防止儿子或女儿与一个部落民世家结婚，都会参考这样的名单。部落民般被排除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地位等同奴隶的阶级，为数三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
日本女性的生活因家庭的社会地位而异。武士家庭中的妇女被期望服从男性户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丈夫去世，她们可以成为高级家庭成员。孩子们被要求尊重他们的父母双方，即使是成年人。来自下层阶级的妇女受到社会期望的限制要少得多，她们可以在家庭事务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现代人对于江户时代各大社会阶层之薪资所得的估算，以“米1石≒金1両，1両≒10万日币（亦有8万日币，随年代黄金汇率不同）”的公式来换算可得出当时薪俸最高的十大职业：
其中武门首领征夷大将军的年收不明，因将军为非薪给制所以无法明定数字。根据估算，初代将军德川家康得以自由控制的收入约有100万石，即现今的1000亿日币。德川宗家拥有约800万石，包含日本三分之一土地为将军家天领。但将军的工时长，直到工作结束都被拘束着。其次是大名，特别是加贺藩的前田氏实际收入超过120万石，换算成目前的年收是1200亿日币。但因为藩主也是非薪给制，所以详细数字仍待考证。其三为豪商，幕府御用商三井家一日营业额约莫150両黄金，一年约54750両黄金，换算现今约为年收54亿7500万日币，此为扣除进货成本与人事费后的数字。第四为身居诸藩要务的上流武士，雄藩之下的上士收入从数百石到数万石都有，年收估计于数千万到数十亿日币之间。第五为关白，年收约数千石至一万石程度。关白身为朝廷公家的最高职务，除了本身的薪俸外，御血筋所产生的献金也占一部分收入。譬如关白的女儿嫁予大名，该大名每年便需献金约1000石依此类推。是故关白的年收换算今日达数亿日币至10亿日币间，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第六为经纪公司或是风俗业老板，在于幕末江户吉原的“大黒屋”账册被奇迹式的保留下来，具上所载年收3500両黄金，换算现今值3亿5000万日币。第七为奥女中，诸奥女中之中作为大奥中等级最高的女中“上腊御年寄”，在各方面都有管道常常收受贿络，因此收入超过1200両是存在可能的，相当于现今年收1亿2000万日币。第八，具人气的歌舞伎演员年收约值5000至1亿日币。第九，名艺妓，据考证年收约500両黄金，相当于现今年收5000万日币甚至更高，可媲美小藩的家老年收等级。惟治装费所费不赀，几乎成为赤字。江户时代三大产业鱼河岸（市集）、芝居町（剧场）以及吉原（妓院）一天营业额单独皆可到达1000両（1亿日币），以花魁为例，一个晚上至少要花3両（30万日币）才接受消费，普通的艺妓约值1至2万日币可接受消费。第十为名医，诸如杉田玄白等名医，年收入达400至600両黄金，约现今4000至6000万日币。当时的医师不仅需要开立处方签也需自己配药，比起诊疗费，医药费用更高，而名医所开立的处方药价钱更是昂贵。江户时代一般来说医药费很高，也没保险可用。
德川家康时，积极与安南、吕宋等地进行贸易（参见南蛮贸易），与中国和葡萄牙商人竞争，他确立持有朱印状者才能准予贸易的朱印船制度，据说丰臣秀吉时代就有朱印状，德川时代加以延续，状上会附上详细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准确日期，右上角则盖有将军的红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样大名与有势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锁国之前，航行着朱印船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
自丰臣秀吉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已经发觉西班牙及教会往往会带来的威胁，为免日本被殖民、防止西方思想传入以保障国内政治稳定及意图垄断对外贸易，于1624年与西班牙绝交，亦禁止船只往来日本及菲律宾，1633年正式颁布锁国令，不准已出国之日本人回国，并于1638年岛原之乱后，在1639年颁行最后一次锁国令，禁止与葡萄牙贸易，今后只容许荷兰人及中国人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对朝鲜贸易则集中在对马岛的对马府中藩、对虾夷人及西伯利亚民族的毛皮贸易则集中在北海道的松前藩、另萨摩藩在江户时代后期也和琉球进行走私活动）至于其他国家，则一律拒绝和它们来往。
德川幕府提倡朱熹的儒家学说，希望藉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来培养人民忠于幕府的思想，以维持社会稳定。早在德川初年，幕府已经任一些著名儒学者（如林罗山）为食客，以宣扬这种理念。江户时代的学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种：
江户时代的人们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态的国家中出奇地高的（就连当时接触日本的欧洲探险者也对其高的识字率感到惊讶），当时的男性少有文盲，女子识字率也较高，一是因为私塾和寺子屋没有特定收费，富人可缴交银钱作学费，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农家也可交以少量农作物或土产作学费，学费的相较便宜令多数人皆有机会受教，其二随着商业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艺的提高也迫使人们必须识字以维持生计，故当日之日本社会的教育水准是颇高的。
德川幕府提倡朱熹的儒家学说，在江户时代初期至中期开始流行。
自丰臣秀吉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就将基督教强制定型为所谓的邪教。江户幕府初期对基督教采取放任的政策，但在1612年时在幕府直辖领颁布了禁止基督教的命令，次年推及到全国，并于1640年设置宗门改役，掌管禁教事务。
江户时代早期经济是以农业为主。但因农业收益低，一到艰难时候，农民会无视将军的禁令，搬迁到城市里从事贸易。贸易人口大增逐渐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工商业人口，足以抗衡旧有政治贵族之势力。
在江户末叶，地方上一些藩士逐渐产生出尊王攘夷的思想，并结成军事联盟实行倒幕。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将领马休·培里和俄国海军军官普提雅廷前后来到日本来要胁幕府开国。对于幕府在这方面应对的拙劣，使得各藩的志士（以萨摩藩、水户藩、长州藩为首）十分气愤，再加上水户学、国学的思想昂扬，尊王攘夷，支持朝廷、推翻幕府的倒幕理论于焉而生。借由复兴朝廷来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是当时各藩志士的想法。
由于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1824-1858）体弱多病及无子嗣，因而于1858年前后出现水户藩德川齐昭之子德川庆喜（1837年出生，时年21岁，他于1847年过继一桥家）及纪伊藩德川齐顺之子德川庆福（13岁）对继承权之争夺，由于庆福在血缘上较亲及得到最大势力的谱代大名近江彦根藩井伊直弼的支持（而井伊直弼与德川齐昭又在开国问题上意见相左），最后庆福亦成功继位为第十四代将军，改称德川家茂（1858-1866年）。但由于庆喜有水户藩及其他反对幕府的公卿及大名支持，因而加深了幕府权力核心的分化，更将其中一些公卿大名推向倒幕阵营；而家茂沦为井伊的傀儡，亦使各方对幕府领导失信心。
在地方上，一些人根据儒学水户学等理论，认为幕府把持朝政没有根据，形成倒幕思想。美国叩关以后，幕府威信下降，人们对幕府的不满也在加深，尊王攘夷思想在一些地方上成为潮流。最初，倒幕派思想保守，但在与西方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例如1863年的萨英战争，萨摩藩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1864年的下关战争，长州藩与英美法荷四国联军之间发生战争）后攘夷想法逐渐改变。具有倒幕思想的藩士们（长州、土佐、萨摩等藩），1866年开始结成军事联盟，并尝试与天皇接触，主张倒幕。1867年新继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许可倒幕的密诏。后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了转移矛盾，在坂本龙马居间斡旋下，提出“大政奉还”上奏文，表明将政权归还给天皇，但仍拒绝交出兵权与领地，并计划利用天皇刚重新掌政，与倒幕派皆对政务运作不熟悉之时，派遣家臣进入政府，藉协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对于这样的结果很不甘心，但由于武力倒幕的正当性锐减，因此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后来，政府内倒幕派与德川派的斗争渐趋白热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当倒幕派得知德川庆喜决定从大坂（今大阪）出兵进攻时，旋即派出以萨摩藩、长州藩成员为主力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地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的交战，以寡击众的新政府，在新式军队与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
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针的“五条御誓文”则于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军、旧幕军双方决战江户之前，幕府代表胜海舟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1868年5月3日，江户无血开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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