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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時代的改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明治维新(日语:明治維新/めいじいしん Meiji Ishin ?)是指日本明治时代初期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崛起举措。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由一群知识分子组成“萨长土肥”藩士成立的新政权在戊辰战争中消灭德川幕府和反抗者,推行版籍奉还,结束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以藩阀和资本家取代武士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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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通过推行“王政复古”以达到天皇亲政和议会政治(合议),建立三权分立的新式政府。经济上推动了财政统一,稳定幕府后期严重负债的国家财政;并推行殖产兴业,掌握新式技术,实现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大幅提升。教育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价值观的西化也为日后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埋下远因。在当时亚洲众推行改革的国家之中,日本成为少数甚至可以说唯一成功改革的国家之一。此期间,日本的国力大幅膨胀,在外交上日本被西方认可为列强,成功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江户时代以来对虾夷地的殖民开发,侵略和兼并了琉球国,并通过军事外交手段实现了日韩合并[1],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在文化上,明治维新推行全盘西化,出现了“脱亚入欧”的风气。在普及西方主流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打击亦非常严重。从废城令,废除旧历,以至到神佛分离等,明治时期一系列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社会并影响至今,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捩点。
“明治”来自于睦仁天皇取《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为年号“明治”。“维新”是来自《诗经》(《诗·大雅·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关于“明治维新”的开始与结束有多种说法。
目前对于维新运动开端的主要主张,有几种说法,其中以开国期的说法最被广为认同:以美国黑船叩国门(1853年)或签订《安政条约》(1858年)作为开端,认为这些外来的压力加剧了国内的紧张关系,这促使变革的想法出现,最后推动维新运动诞生。
明治维新终结的时间则有多种说法,其背后的立场也不尽相同,有的着重在政府体系的改变,有的则着重在经济因素或生产关系的矛盾:
下述三种主张则不同程度将自由民权运动纳入维新运动中,可以说是进一步扩张的论点:
维新运动可追溯至内部和外部因素。就内部而言,德川幕府晚期面临前所未有的体制危机,无法解决财政恶化、通货膨胀、农村土地兼并和城市无业流动人口增加等问题,这导致整体上其威信逐渐下滑。但另一方面,随着18世纪中叶水户学等皇国主张的国学派兴起,已没落数百年的京都朝廷声望逐渐抬升,已不再像过去任意受幕府摆布,同时一些不受幕府节制的西南外藩如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与肥前藩等改革成功,政治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成为足以与幕府权威抗衡的雄藩。于是在幕末时政治上已从幕府统治的一元政治体系逐渐转为主权上由朝廷与幕府并立,行政上幕藩二元的体制。
外部局势上,18世纪后期俄罗斯探险家在远东探险,多次进出库页岛与虾夷地等幕府有殖民兴趣的区域,同时也多次要求登陆补给与开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是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国家,在各个方面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唐朝时期日本就曾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影响最巨大,儒家学说在日本更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然而在幕府后期日本发现西洋文明是更为先进,再加上意识到清廷的执政腐败与军事、外交上的失败使得日本的“大中华思想”发生了动摇,几千年来奉中国为鼻祖和楷模的思维需要改变,进而开始了西学运动。[2](p. 17-18)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等西方列强打破清朝闭关政策,相继取得中国的贸易与诸多通商权力,日本受到列强开放的压力大为增加,使其强硬的锁国体制开始逐渐松动。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直入江户湾,强迫幕府与之谈判,1854年1月,幕府无视朝廷下达攘夷要求,与美国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最惠国待遇,正式宣告锁国政策结束。此后英法等列强继之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不但造成尊皇论主导的舆论不满,与列强的不平等贸易也加速社会经济的动荡,以及与朝廷关系的恶化。在黑船事件后,尊皇攘夷的对立因此被激化。
在维新早期,日本派出了庞大的欧洲考察团,在长达一年九个月的摸索考察里,探索出一条以日本自身政治与法律制度特点、本国的儒家与神道思想和西洋的科学技术主义相结合的独特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其中岩仓使团造访德国便找到了日本迫切需要的国家发展模式,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与及俾斯麦的铁腕政策和强权理论,这些都为日本今后势力向海外扩张埋下伏线[2](p. 18,24)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其中心观点认为“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其中的口号“脱亚入欧”甫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为今后日本发展与迈向现代化繁荣国家的金科玉律。[2](p. 22-23)
在地方上,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因而具有维新思想的藩士们(长州、土佐、萨摩等藩),自1866年开始结成军事联盟,并尝试与天皇接触,主张倒幕。1867年,新继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许可倒幕的密诏。后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为了转移矛头,在坂本龙马居间斡旋下,提出“大政奉还”上奏文,表明将政权归还给天皇,但仍拒绝交出兵权与领地,并计划利用天皇重新掌政,在倒幕派皆对政务运作不熟悉之时,派遣家臣进入政府,藉协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对于这样的结果很不甘心,但是由于武力倒幕的正当性锐减,因此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后来,政府内倒幕派与德川派的斗争渐趋白热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当倒幕派得知德川庆喜决定从大坂(今大阪)出兵进攻时,旋即派出以萨摩藩、长州藩成员为主力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地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的交战,以寡击众的新政府,在新式军队与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
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针的“五条御誓文”则于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军、旧幕府军双方决战江户之前,幕府代表胜海舟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1868年5月3日,江户不流血和平开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过在日本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新政府军掌握军力优势,叛乱于同年11月即被平定。旧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榎本武扬投降。因战争开始的1868年干支为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至此结束。
五条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4年阴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国是方针,堂堂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序幕。
誓文由福井藩的由利公正起草宗旨大意,土佐藩的福冈孝悌初修,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续修加订,最后呈付明治天皇裁决定案。木户孝允并提议由天皇亲率百官在神前宣誓。
誓文正本由明治天皇的书道师范有栖宫帜仁亲王撰写,三条实美代表天皇宣读,之后文武百官一一于奉答书上签名。誓文及奉答书皆记载于太政官日志。
维新政府是萨摩、长州、土佐与肥前四藩(一般称为“萨长土肥”)藩士和尊皇派公家等实力者主导,融入大量前幕府(包含幕府解散后改组成的骏府藩)的中阶官僚(通称为幕臣)所形成的政权。名义上政府是以天皇为首,太政大臣宣政的亲政公议政权,但真正的实权则是“萨长土肥”的藩士们掌握,其中萨摩的大久保利通与长州的木户孝允这两位萨长领袖的影响力特别大。但各藩士之间的理念不同,政府的体制也未成熟,因此政府内部经常出现政治冲突,连带影响到政府的组织改革。
第一代明治政府领袖有三类人[3]:
一、尊王反幕的公卿、大名: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中山忠能、锅岛直正、伊达宗基、松平春岳 (锅岛、伊达、松平等三位大名在废藩置县后退出)
二、萨摩、长州、土佐的实际执政者:萨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 (迅速辞职返乡)、小松带刀 (英年早逝,以致没有影响力,小松本是大久保与西乡的领导,被称为<虚幻的宰相>)、吉井友实、寺岛宗则、松方正义、大山岩;长州的木户孝允、广泽真臣 (遭暗杀)、前原一诚 ((叛乱遭处死))、大村益次郎 (遭暗杀)、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土佐的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板垣退助
三、中立各藩的改革名人:肥前的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隈的侄子大木乔任、江藤新平 (叛乱遭处死)、越前的横井小楠、由利公正 (两位均遭暗杀)、德川幕府旧臣胜海舟
维新政府组织可以明治六年政变做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新政府的组织以镇压叛乱、稳定税收和建制为主,加上公议的主张影响,因此主要实权集中在大藏省和兵部省,政府组织变动激烈。但明治六年政变后,以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为首的内治派见识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富强,创立了内务省和工部省,和大藏省构成核心的行政体系,政府组织趋于稳定。政策也转向投入大量工业与交通建设,以及强化国家动员与监控能力。
维新政府为提高天皇的威信,改变了宫廷的制度。先是选出皇后,解散宫女。其次为了摆脱旧势力干政的现象,大久保利通提出迁都大阪的构想,但消息传出后遭到京都民众激烈反对,因此仅安排大阪行幸。之后接受大木乔任和江藤新平建议,决定迁都到原幕府所在地江户。于是1869年明治天皇行幸江户,隔年正式迁都,改江户为东京。
1868年4月7日,天皇公布《五榜禁令》,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四民制度,将过去的公家、大名等贵族改称为“华族”,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颁布了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帝国政府主要人物包括原宫廷贵族的岩仓具视、三条实美;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以及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及肥前藩的大隈重信等。
戊辰战争期间,维新政府将占领的幕领和朝敌藩领地划为最初的直辖地(也称天领)。直辖地中京都、大坂和江户设立府,其他则设立县。此时各藩则持续推动改革,强化财政体制,以应付战事所造成的负债。对于体制上,各藩分成郡县和封建两派,双方势均力敌而毫无结论。之后在藩阀指导下,1869年6月“萨长土肥”四藩联合上书朝廷,要求将领地还给朝廷,随后其他藩纷纷上书支持,于是推动版籍奉还。维新政府将各藩主任命为藩知事,代为管理,因此其直辖领大体没变。
“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1都3府1道72县。
明治政府为进一步吸收西方文化,提升在技术、指导、教育、军事制度、整备等领域的水平,而聘用了不少被称为“御雇外国人”的外籍人士,成为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一股强大力量[4]。新成立的中央和各县政府聘用了为数众多的外籍人士,包括有采矿、航海、铸币、医学、运输、银行业、法律、政治学、农业、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专才[5]。
在司法方面,仿效当时先进国家的制度,分别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日本于1871年废除原有的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并于1874年颁布新法律承认土地的私人所有权。由此土地可用于买卖和担保,私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得以巩固。
日本工部省实行官办产业制度,建立富冈制纱厂等工厂,引入新式工业技术。
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七千公里。
明治4年开始实施新的货币制度,开始使用日元为新货币。并于明治15年(1882年)成立了唯一具有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建立起一系列的资本主义银行制度。
1871年,前岛密创立日本的邮政制度。日本开始大力建设电信网,整备船舶运输业。民间企业邮便汽船三菱会社和官办企业共同运输会社合资成立了日本邮船公司。在改革中失去特权的华族,转而投身于各种投资活动。
日本自明治3年起开始制定征兵细则,并于次年废藩置县,成立兵部省统领全国军力。
明治5年起正式实施征兵制,设立海军省,陆军省,建立新式海、陆军。陆军和海军分别聘请了德国和英国教官训练,并灌输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思想。
由此,日本正式建立起近代化的军队。
对明治新政府来说,改革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跻身列强之列,于是重新修订幕府时期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由于改革初期日本的国力仍然不足,在废除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方面,还是拖延了近半个多世纪(条约改正)。
1883年设立鹿鸣馆,由外务卿井上馨与妻子主持盛大的鹿鸣馆开业典礼,广邀先进国家的外交使节与名流,开始所谓的“鹿鸣馆外交”。
同时,日本与清朝在1871年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
1873年,在明治政府中兴起了征服李氏朝鲜的论调(征韩论)。1875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和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1874年出兵台湾。并与清廷就台湾、琉球的归属问题达成协议。
明治8年,日本政府同俄国签订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确立了两国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国界线。[6]
明治政府废除了江户幕府时期的等级制度,提倡四民(士农工商)平等。
明治4年制定了户籍法,规定旧武士阶级为士族,此外皆为平民。同时还规定公家大名为日本的华族,隶属于宫内省。
明治9年颁布废刀令,剥夺武士阶级的特权。引起一部分武士的不满,并由此引发一连串的叛乱。但这些叛乱都被新政府镇压。其中最为有名的是1877年由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发动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西乡隆盛的叛乱被镇压之后,各地的反叛逐渐平息下来。
日本政府为了区分神道教与佛教(在明治时代之前,两者非常相似及接近),政府下达了“神佛分离令”。并于1873年取消基督教在日本传教的禁令。明治天皇不再住京都,而改住位于东京的皇居
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最后使用的天保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改变夫妇别姓的传统,规定夫妇同姓,一般为妻从夫姓(入赘丈夫改妻姓)。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各藩实施各不相同的教育制度。各藩之间的教育水准,教学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开始在全国普及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56所中学,43008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教育敕语”,灌输孝道、忠君爱国等思想。
成立岩仓使节团,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当时第一流的先进国家留学,并成立了西式学校。
同时,女性教育的重要性也开始得到认识。到海外参观访问过的涩泽荣一,伊藤博文等人,深感女性教育的必要性,成立了女子教育奖励会。在岩仓使节团中,还有一部分学生为女生。[7]
年份 | 生产/出口总值(年平均吨) |
---|---|
1868-1872 | 1026/646 |
1883 | 1687/1347 |
1889-1893 | 4098/2444 |
1899-1903 | 7103/4098 |
1909-1914 | 12460/9462 |
当时的工业是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
年份 | 煤矿开采量 (吨) |
---|---|
1875 | 600,000 |
1885 | 1,200,000 |
1895 | 5,000,000 |
1905 | 13,000,000 |
1913 | 21,300,000 |
蒸气船和铁路是工业时代最重要发明并有加速后续成长性。成长率象征未来加速潜力。
年份 | 蒸气船数 |
---|---|
1873 | 26 |
1894 | 169 |
1904 | 797 |
1913 | 1514 |
年份 | 铁路铺设 (英哩) |
---|---|
1872 | 18 |
1883 | 240 |
1887 | 640 |
1894 | 2100 |
1904 | 4700 |
1914 | 7100 |
随着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将其掌握的先进国家的典章制度带入日本,促使了日本“文明开化”的风潮形成,对于以往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迫德川幕府家族与亲族搬迁至北海道开垦。
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欧化主义”政策,学习西方、推动社会近代化,成为日本思想和学术界的主流;而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就由仰慕转向鄙夷:由于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系列胜果,令日本一跃变成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新兴帝国,证明到输入西洋文明的正面作用,脱亚入欧就变作日本思想学术等的关注方向。而另一方面,在日本具备了“东洋盟主”和“东洋指导者”的角色后,“重新认识中国”也成为一股潮流,研究“中国问题”在思想学术界就蔚然成风[8]。
明治初期旧武士阶级(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一连串反对活动,由受到维新影响的“不平士族”所发动,即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以及最后的动乱─西南战争,统称“士族反乱”。
日本汉诗诗人大沼枕山《春恨》:“化政极盛日,才俊各驰声。果然文章贵,奎光太照明。上下财足用,交际心存诚。宇内如圆月,十分善持盈。耳只听歌声,目不见甲兵。余泽及花木,各墅争春荣。人非城郭是,我亦老丁令。”[9]
清朝诗人黄遵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为先务,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日本杂事诗》:“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9]
集中在几个面向上:
爱知县立大学教授与那霸润认为,现代日本的原型在相当程度上从日本战国时代就形成了,江户时代是把那些特征全部继承、深化、定型的时代,明治维新没有改变这些特征。而自由民主党与民主党“都是战国大名的后裔”,战国大名的使命不是统一天下,而是保卫领地、保护把自身安危“委托给上面”的民众;战国大名的城堡是“公共建筑”,一旦大名之间发生战争,城堡是大名子民的避难所。[10]至今,日本政治人物为自己的选区建设公共设施是理所当然的事,属于社会共识。福岛核灾后,灾民乖乖到“现代城堡”(小学、体育馆之类)等待救援,井然有序,这其实是大名传统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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