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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時代政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木户孝允 （日语：木戸 孝允／きど たかよし Kido Takayoshi；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为幕末到明治时代初期活跃的武士、政治家。位阶勋等为赠从一位勋一等。木户孝允本姓和田，后过继桂家为养子，名为桂小五郎，幕末时期以“长州藩的桂小五郎”之名闻名日本，为尊王攘夷派中心人物。而后因受幕府通缉，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赐姓木户，更名木户孝允，维新后分别担任总裁局顾问、参与、外国官副知事、待诏院出仕、参议（明治3年6月至7年5月）、特命全权副使、文部卿（明治7年1月至同年5月）、兼内务卿、再度担任参议（明治8年3月至9年3月）、宫内省出仕、内阁顾问等职务，为长州阀之统帅代表者。与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并称为维新三杰[1]，同时也是维新十杰之一。其妹妹之孙子是政治家木户幸一。
吉田松阴的弟子，长州正义派的藩士，练兵馆塾头之剑豪，素有留学志向，主张开国与破约攘夷的勤皇志士，长州藩的外交担当者，归藩后作为藩厅政务座之最高负责人而活跃着。特别是在志士时代，不顾被幕府追杀的生命危险而持续地在京都活动。
维新后，成为专任之总裁局顾问，依“政体书”而推动“官吏公选”等诸多政策而持续提出建言。在提倡文明开化的一方面，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努力瓦解了诸封建制度，整备为由萨长土肥四巨头构成的参议内阁制。并实现海外视察，归国后，要求政府内部理解自己很早以前开始提倡的，对于一个国家，其拥有宪法与三权分立的必要性；其他方面，务实新的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之充实，更推动士族授产（救济、扶助士族的措施）。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及明治天皇，皆对其有深厚的信赖。妻子为幕末动乱期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维新同志的京都艺妓几松（いくまつ）（木户松子）。
木户虽然是开明派，但置身于从激进派到守旧派权力斗争不断的明治政府中，精神苦恼源源不绝，甚至影响了健康。西南战争时期，木户在京都出差中发病，进入病危状态，即使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也会痛斥“西乡，适可而止吧！”，就在担忧政府与西乡双方该何去何从之中与世长辞。
关于“木户”以前的旧姓，八岁以前为“和田”，八岁以后为“桂”。小五郎、贯治、准一郎为通称。在性命饱受狙杀危险的幕末时期，也使用了“新堀松辅”、“広户孝助”等等的变名。“小五郎”是其所出生的和田家的祖先之名，并非第五个儿子的意思。“木户”的姓则是第二次征长战前（庆应2年），藩主毛利敬亲所赐姓。
“孝允”此名，虽是桂家当家历代继承而来的讳名，但在戊辰战争结束后的明治2年（1868年），和心腹大村益次郎共同为建立东京招魂社（靖国神社的前身）而尽力，为了再一次地追悼与彰显近代国家的建设而奉献性命的同志们，自己以讳名的“孝允”作为正式名称而使用之。
名字大致上的推移如下：和田小五郎（在成为桂家养子之前）、桂小五郎（8岁以后）、木户贯治（33岁）、木户准一郎（33岁以后）、木户孝允（36岁以后，年龄皆以满岁计算）。雅号有“松菊”、“松菊木户孝允”、“木户松菊”或是“松菊木户公”等。其他尚有“木圭”、“猫堂”、“鬼怒”、“広寒”、“老梅书屋”、“竿铃”、“干令”等等的称号。
天保4年六月26日（1833年8月11日），出生在长门国萩城下吴服町（现在的山口县萩市），为藩医和田昌景的长男，据说和田家是毛利元就的第七男、天野元政的后裔。小五郎的母亲是和田昌景的后妻，上面有二位前妻所生的姐姐。虽然是长男，但被认为病弱而无法成人，长姐招婿文让继承家业，长姊死后，续娶了次姐。天保11年（1840年），小五郎成为和田家对面的桂家养子（养父为桂九郎兵卫，家禄150石），得以武士身份与俸禄，次年，桂家养母过世，回到和田家，由生父、生母、二姊共同扶养。
少年时代虽体弱多病，但另一方面却是个非常淘气的顽劣儿童。经常把萩城下松本川中来去的船只连人带船一并撞翻，对此乐此不疲。有一次，潜入水中探出头，把手放在船缘上说“那么，船就要翻了”时，愤怒的掌船人用船桨狠狠一击，旁观之人不免惊叫，而小五郎，却不知是不是已在预料内，登岸后，即使即使额头流血据说也是咯咯直笑，由这时候开始额头便留下了弓型伤痕，往后的日子仍可见。
十几岁以后，藩主毛利敬亲面前二度表演即兴汉诗及"孟子"的解说，皆受到褒奖，以此作为长州的青年才俊受到注目。嘉永元年（1848年），因病相继失去了二姊与生母后，过于悲伤卧床许久，不断向周围诉说希望出家替二姐与生母祈福。嘉永2年（1849年），入吉田松阴门下学习兵术，松阴评：“有成事之才。”，并有“桂，为我所重视之人”的描述，除了师生间关系之外也保持着亲友般的关系。
弘化3年（1846年），进入长州藩的剑术师范—内藤作兵卫的新阴流道场修行。嘉永元年（1848年），元服后继承桂家大组士身份，由和田小五郎成为桂小五郎，生父向其言道“既然原本并非武士，就必须比别人加倍努力，粉骨精进以报君恩”。此后，小五郎比其他人更用心修行剑术，随后实力精进，渐渐受到周围认可。嘉永5年（1852年），小五郎决意以剑术修行之名义自费留学江户，在得到藩的正式许可后，与其他五名公费留学生同行。
入门于江户三大道场之一—“力之斋藤”（斋藤弥九郎）的练兵馆（九段北三丁目），得到神道无念流的免许皆传，入门一年后即成为道场塾头。流传着，挺拔的桂小五郎在对战时只要摆出竹刀上段之姿，“周遭人皆折服于其静谧气魄”之言。与大村藩的渡边昇同期得到齐藤道场的免许皆传，并称为练兵馆之双璧。
大略同时期的江户，武市半平太于“位之桃井”（桃井春藏）的士学馆（镜新明智流剑术、新富一丁目）担任道场塾头，而坂本龙马也于“技之千叶”（千叶定吉）的桶町千叶道场（北辰一刀流剑术、八重洲二丁目）担任道场塾头。
曾将幕府讲武所总裁男谷信友的直系弟子击败，直到受藩命归国的五年余，小五郎作为练兵馆塾头，其间以剑豪之名名震天下，被延揽于大村藩等之江户藩邸，指导藩士剑术。流传在安政5年（1858年）10月，小五郎与武市半平太、坂本龙马曾参赛于桃井道场的击剑大会，但事实上武市与坂本9月间已归土佐藩，并不在江户。
担任练兵馆塾头的同时，受培里再度来航（1854年）之刺激后，立刻经师傅斋藤弥九郎介绍，向江川英龙（伊豆、甲斐、相模等天领五国之代官）提出实际参观的申请（江户时代人民无法自由移动），以随从的身份陪同江川英龙亲眼目睹了培里的舰队。
松阴实行“下田踏海”（松阴打算由静冈下田港出海密渡海外的计划）之际，希望随同协助，却被为弟子着想的松阴坚决制止，结果“下田踏海”失败后得免于幕府的刑罚。随后与其内弟来原良蔵一同向藩府呈交文书申请海外留学，令忙于应对松阴“下田踏海”后幕府监视的藩政府再度惊愕不止。
海外留学相当于触犯江户幕府的锁国令，尚未有倒幕思想的长州藩政府，此时即使秘密间也不敢许可。小五郎被训斥后在担任练兵馆道场塾头的同时，开始求学于当代各名流之间，欲求吸收时代最尖端之技术为己用。
文久2年（1862年），小五郎在藩政府中枢开始崭露头角，与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义助）共同采用松阴的航海雄略论为基础方针，击败了长州大目付长井雅乐所主张的，单独对幕府有利而开国的《航海远策略》。此后，长州藩藩论定位于开国攘夷，同时对屈于异国而违旨开港、却又锁港锁国攘夷的幕府路线，痛斥为不值一谈。文久二年至文久三年之春，长州藩开明派高层逐渐达成共识，派遣留学生视察欧美、吸收欧美文化，最终实现攘夷自主开国。
文久3年（1863年）5月8日，长州藩派出秘密留学生至英国留学，于横滨出发。[2]被称为长州五杰的密航留学生，分别为井上馨（闻多）、伊藤博文（俊辅）、山尾庸三、井上胜、远藤谨助，使用藩费留学。此政策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周布将志向留学的小五郎提拔为藩政中心人物，继而小五郎拔擢通晓荷兰语与英语的村田藏六（大村益次郎）处于藩政中心，于是，长州藩权力中心渐渐形成了开明派主政的局面。
5月12日，久坂玄瑞不顾小五郎与高杉晋作以往的慎重论（无谋论），依照江户幕府受命于朝廷而发出的攘夷宣言，率领长州军炮击在下关通过关门海峡的外国船舰为攘夷战争的开始，此战争约持续两年，理所当然，未能实现破约攘夷，最终以长州藩失败告终。经过高杉晋作的谈判，英美法荷四国联军要求有发出攘夷令的幕府支付赔偿金。
5月，受藩命由江户上京，在京都与久坂玄瑞、真木和泉等共为破约攘夷而奔波，政治目标为强藩联合后实现大政奉还，建设新国家。
八月十八日政变在小五郎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依然名正言顺，但池田屋事件导致尊攘派群情激愤，尽管小五郎、周布政之助与高杉晋作皆反对，仍无法制止先发部队三百名藩士的上京，久坂玄瑞于山崎天王山、来岛又兵卫于嵯峨天龙寺、福原越后军则置军伏见，希望此举能够迫使朝廷平反长州藩主父子及长州派公卿的冤屈。朝廷也为此作出回应，会谈已经进行到朝廷准备把京都守护职之职由会津藩改为长州藩，此时，一桥庆喜以半威胁态度表示“如果如此行事，以后幕府对朝廷的一切将置之不管”，并无觉悟到要与会津藩、幕府成为敌对关系的孝明天皇和公卿们，因此轻易感到畏惧而反悔。
原处于劣势的中川宫朝彦亲王等佐幕派公卿们恢复势力，强行介入并中断朝廷、长州派公卿与长州藩间的交涉，依从幕府方面（一桥庆喜、会津、萨摩守旧派）一举消灭长州军的意图，朝廷发出了要求长州军于期限内撤退的最后警告。
长州军以武家名誉做赌注，无法未达成任何目的即垂丧逃亡般地返回本藩。于是，长州先发部队在呈交建白书请求尚在濑户内海、由毛利定广率领的二千长州本军返回本藩后，赌上向天皇直诉和集体死谏的先发部队，冲向蛤御门，禁门战争此时爆发。
此时的小五郎计划说服因州藩加入长州阵营，在有栖川宫邸与因州的尊攘派实力者河田景与展开了最后的谈判，因州藩任皇宫警卫，如能得到因州藩的协助，长州军即可直入皇居，但此时河田眼见大势已去，以时机尚早为由拒绝与长州同盟。违反先前约定而被背叛的小五郎，在孝明天皇出皇居后的避难路途中等待直诉，失败后背向鹰司邸奋战脱困，自此之后，在几松和对马藩士大岛友之允的协助下，开始了真正的潜伏生活。禁门之变后会津藩等幕府势力对长州人全面追缉捕杀，在理解到京都已无法继续潜伏后，出京都，潜伏于但马出石。
幕府对成为朝敌而败北的长州进行了第一次长州征讨，这时长州正义派政权下台，由俗论派（保守派）掌权，这次征讨结果长州不战而败，三位家老自裁，其他幕僚自裁或被处刑以承担责任。
之后，长州俗论派开始全面肃清正义派，但高杉晋作所率领的正义派军队揭竿而起，发动军事政变（功山寺举兵）并取得胜利，俗论派政权自此告终。其后，得知小五郎潜伏在何处的大村益次郎与高杉晋作等人，将小五郎以长州正义派统帅者身份迎回长州。担任长州政务座后，为实现高杉等人所期望的武备恭顺方针，而向军制改革与藩政改革的方向迈进。
长州藩经由土佐的土方楠左右卫门、中冈慎太郎、坂本龙马等人斡旋，秘密地和萨摩结为同盟。同盟后，桂曾慎重地致信向龙马确认协谈内容无误，请其背书。内容趣旨如下：
于庆应二年（1866年）1月22日京都结盟以来，桂以长州代表身份，和萨摩的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屡次展开会谈，使萨长同盟更趋坚定。在同盟之下，长州以萨摩名义向英国购入武器、军舰。
幕府以长州武备恭顺和大村益次郎等人的秘密贸易为借口，强行发动第二次长州征讨（四境战争）。
透过萨长同盟而秘密购入武器及船舰，并在大村益次郎之主导下实施近代军制改革的长州军，士气十分高昂。当时正在长州的坂本龙马对此有强烈感受，甚至在给萨摩的信里写道“长州军是日本最强的”。藩政府更印刷“长防士民合议书”36万册发给不分士农工商的领内各户，使领民一致团结起来。
大岛口、艺州口、石州口三地在极短时间内相继击败幕府军，剩下的小仓口，也因原本打算抗战到底的肥后军战意全失，而确立了长州的胜利，此结果使浜田藩（包含天领、石见银山）和小仓藩的大部分土地，于明治二年（1869年）版籍奉还之前，均纳入长州藩之领土。
明治新政府建立，岩仓具视认为其有很高的政治识见，因而仅由其一人担任总裁局顾问，为所有政策的实质上最终决定责任者。太政官制度改革之后，担任外国事务挂、参与、参议、文部卿等职务。明治元年（1868年）以来，屡屡提出开明的建言，并持续率先做政策的实行。五条御誓文、新闻媒体的发达推进、封建的风俗习惯之废止、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人材优先、四民平等、宪法制定、三权分立的确立、两院制的建立、教育充实、法治主义的确立等建言，使明治政府渐次实施。再者，并于该际即提出将军人登用为阁僚之禁止（文民统制）、地方警察制度与裁判制度等极为现代化且开明的建言。
关于明治元年（1868年）3月14日发布之五条御誓文，木户基于福冈孝弟之拟订版本，将第一条之“兴列侯之会议”改为“广兴会议”、新插入第四条“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其他尚有以下等修正：
而由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向天地、人民宣誓的仪式，系基于木户的构想，木户说服了抵抗的守旧派，并使天皇更加认真对待维新。
为消除明治政府草创初期的朝令夕改、百家争鸣状态，随着明治4年（1871年）6月实现废藩置县的断行而稍趋稳定的政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三条实美共同要求由木户独自一人担任参议。虽然众人希望构筑一个“政令一途”的有效率体制，但重视开明与合议制的木户，对此持续坚持反对。依照大久保的妥协案，木户同意由自己和西乡共同担任参议，但随后基于为补足对政务不娴熟的西乡之由，向西乡建议让肥前（佐贺）的大隈重信（与当时的木户同属激进洋化派）也担任参议，西乡则回应“那么土佐的板垣退助也应该担任参议”，于是确立了由萨长土肥各一人担任参议的共和制参议内阁制。但是，因为施行者木户随后即为海外视察的全权副使而空位，这所谓萨长土肥各一人的共和制参议内阁制并没有维持许久。
海外视察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与留守政府组（三条实美、西乡隆盛、大隈重信、井上馨、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人）有着如下约定：“至海外视察结束之前，如未以邮送文书进行合意，则不能变更明治政府的主要体制及人事。”以留守政府的执行结果而言，这样的约定就形同具文，但由于海外视察组亦未遵守约定时程归国，使原先的短期考察计划，延长至将近两年，导致也无法再对留守政府的责任予以追究。但是，由留守政府提出的征韩论，在海外视察组眼中却只能是绝对无法苟同的无谋之举。
木户为海外视察期间出国的唯一参议，归国后，原因不明的剧烈头痛等旧病突然再犯，并持续复发、恶化。不知是否因为疾病，木户从此时开始已无法真正地执掌明治政府。
木户幕末以来的宿愿——“开国”和“破约攘夷”——也就是撤销不平等条约并缔结对等条约，为此目的，作为岩仓使节团的全权副使之一，进行条约修正的预备交涉并视察欧美。不单是欧美进步的文化，其亦洞察到民主主义的不完全性与危险性而归，至今为止的开明急进派立场转变为渐进派，毕竟，欧美与日本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实在过大了。再者，痛切感到将征韩论等撤回与内治优先的必要性，积极倡诉宪法制定与二院制议会的设置，并致力于国民教育与天皇教育的充实。后来亲自担任文部卿，为充实国民教育尽力。对于西乡隆盛等人主张之征韩论、大隈重信与西乡从道等人主张之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一贯反对。为将农民由不公平的税制与重税中解放而积极推进的地租改正，以及为废止武士特权而使其寻找新谋生之途而构想的秩禄处分（取消士族的俸禄），于实行之时，木户均激烈的反对。当政府于明治7年（1874年）5月决定出兵台湾时，对此抗议而辞去参议职务、回山口老家。[3]
希望木户回到明治政府里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于明治8年（1875年）2月，设宴招待木户，众人展开大阪会议。木户以让板垣退助也回归政府、并确立立宪政体、三权分立与二院制议会为条件而同意复归后，立宪政体的诏书迅即被发布。关于议会（立法），设置元老院与地方官会议，作为上下两院之型。关于司法，则设置与日本现在的最高裁判所相当的大审院。
明治元年（1868年）的集议所、明治2年（1869年）的公议所等，都是木户基于开明的方针而尝试努力的产物，希望落实相当于国会下议院功能之组织。然而，让存有江户时代封建意识的各地不满武士们充任临时职务与自由发言，就维新方针也好、现实面的可能性也好，都过于乖离，大久保等人甚至断言“应废止之”，认为时期尚早、非现实而无意义。再者，这些会议召开于“废刀令”、“四民平等”实施之前，只是成为萨长土肥以外，被剥夺特权的武士们不满的发泄场所罢了。
为此，持续摸索相当于现代国会的众议院、并对其必要性持续主张的木户，整备环境、并认时机成熟后，于1875年6月20日～7月17日召开第1回的地方官会议，并亲自担任议长举行。该时点所订的5项法案均是地方员警、地方议会等得以促进地方自治的法案，然而，随着大久保内务省的崛起，这些项目并未能够以木户策划的方式实施。
明治10年（1877年）2月西南战争爆发，木户立刻请求亲自征讨鹿儿岛。大久保也同样请求担任镇抚使亲自去面对西乡。伊藤博文对两者均予以反对，最后依征兵令出动皇军，木户则与明治天皇一同前往京都出差。 随着病症恶化进入病危状态，明治天皇也曾前往探望。在意识朦胧的情况下，木户握着大久保的手言道：“西乡还不适可而止吗！”，在忧心着政府与西乡双方中，于5月26日辞世，享年43岁。
依照遗愿，和众多的勤皇志士们一同葬于京都灵山护国神社。再者，长州正义派政权时代于山口的居宅处（现今山口县山口市糸米）建有木户神社。 晚年，据说木户在现在的东京都文京区本驹込5丁目、豊岛区驹込1丁目的别宅招待友人，当时的庭园现今依旧被维持着。JR山手线驹込駅到该别邸之间，留存着以‘木户坂’命名的坂道。
木户孝允的日记，显示了他的内心挣扎。木户表示，他的担忧在于他对长州藩的忠诚与国家利益互相冲突。因此，他经常要为自己被指出卖朋友而辩护。在当时的日本，人们不太了解国家的概念。武士比较在乎为他们的藩主争取利益，而非国家。
历史家德富苏峰将木户孝允定义为一位“理念的政治家”，其比较维新三杰之不同：“木户公最让人敬佩之处，并不是其行政的手腕，而是其对政治的见识。对国家如何进步的明确洞察力，且此并非高远的理想、坐而云云之物，而是可以起而实行之物。……就维新三杰来说，南洲先生可说是个伟人，甲东先生则为有力的政治家，而西洋所谓的liberal、statesman之典型则为松菊先生的特质。此人实为立宪政治家中，日本之第一模范人物。”（‘木户松菊先生’，民友社。）；德富先生并对木户之性格与特质作如下之说明：“木户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家，也不是干燥无味、只顾著自身所思量事物就鲁莽地强要付出实行――如此狭隘的强辩家。真要说的话，毋宁是个通晓世情、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并且，他的头脑在有着诗人一面的同时，亦有着论理般地理路整然、条理分明、始终一贯的倾向。因此，虽然他是个对于国家来说不可欠缺的重要人物，然而，作为实行政策的责任者来说，说不合适亦并非过言。这是因他时而坚持主张自己的论点，不能与他人妥协，加上欠缺健康，也使得其执掌急遽繁重的公务变得极为困难，再者，其也有着非常感性的一面，当感情爆发时，甚而表现为如女子般歇斯底里。”如此写道。（‘近世日本国民史・明治三杰’，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明治初期受木户提拔的早稻田学祖大隈重信如此评价木户：“新政必须要做出实事，以此为最大目的，有卓越识见并能够贯彻理念的政治家，在明治元勋中只有木户一人。其实木户为理想主义者，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到极致时，即会与周围发生冲突。这也不仅是在坚持自己一人的理想，那些为了勤王而失去生命的无数前辈，那些无法看到黎明而已赴黄泉的，认识与不认识的同伴，他理所当然地把已故之人的理想也当作了自己的责任。认真、热诚，判断事物公正公平，如此圣上的信任也与众不同。即使果断刚毅如大久保，与木户激烈冲突不断的人物，也能时刻推许木户，像是真实从心底里推崇。若说缺点，无非感情用事一点。喜怒形于色，特别关于是非的顺逆正邪，异常地喋喋不休。”
同时代的越前福井藩主松平春岳则对木户有如下评价：“木户公有德、有望，以天下安危为己任，辅佐帝王、统帅内阁参议，其功虽看似没有大久保显耀，但实际却超越大久保许多。所谓天下之栋梁。”，并比较维新三杰：“维新之功，靠众人之智仁勇协力而成，智勇是大久保，智仁是木户，勇是西乡…”（‘逸事史补’）。
十多年来被木户照顾、提携的长州后辈，伊藤博文也做了下述诗文怀念之：
追懐往时感无穷 三十三年梦寝中 颜色威容今尚记 名声舆望古谁同 萧曹房杜忠何比 独相楠公义时通 暮畔影诗新录树 山叫尽是血痕红
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于小说《宛如飞翔》中描述木户： “木户的政治思想是含有哲学性的，在古今东西方均可通用。而木户的意见可以经得起千年历史的考验。”
作为长年之外交担当者，不少外国人对木户有着良好评价：
“那日，我和有名的木户准一郎（桂小五郎）初次见面。桂是把军事、政治的最大的勇气与决意隐藏在心中的人，而他的态度不论何时都是稳重、和煦的。”（‘一外交官の见た明治维新’，萨道义爵士Sir Ernest Mason Satow，英国外交官。）
“那么蕴含强烈精神力的面貌，我在这个国家还没遇过这样的人。那人说话时，表情有种独特的生气。一见就知道是个非凡的人物。”（Baron de Hübner，奥地利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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