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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党产争议，指自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国结束统治台湾后，国民党在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时期，在台湾及海外累积庞大党产所引发之争议[1]。来源主要包括迁台资产[2][3]、接收日产[4][5]、国库输送，透过侵占、征收、转账拨用、贱价收购等手段将国家资产或私有财产转成党产[6][7][8][9][10][11]，以及经营特权党营事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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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产的正当性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1954年2月写了一封信给中华民国国民大会，痛陈中华民国政府六大缺失，第一条是：“一党专政。国民党之经费，非由党员之捐助，乃系政府，即国民之负担。这种‘国库通党库’做法，除共产极权国家外，实为今古所无。”[1]
1958年的《自由中国》杂志也出现批评的声浪[12]。此外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与国共内战、国际冷战时期重叠，当时国民党在台湾、中国大陆及海外的民间团体身份代政府进行外侨服务及情报搜集等任务，取得政府方面的报酬或资金外的间接资助。
- 1993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总经理刘维琪指出，党营事业40余年，营运累积新台币9,639亿余元。 [14]
- 2000年，朱立伦任中国国民党“党产小组召集人”时，估算国民党产市值近1,000亿。[15]
- 2015年11月，国民党“党产小组召集人”王如玄表示，国民党党产约200多亿元。[16]
- 2016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奕华表示，在1998年底党产最多时，价值918亿元；2000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交给连战的党产估值是808亿元，但同时留下1998、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七大控股公司协助企业纾困的亏损，2001年连战针对李登辉时期认列了427亿元的亏损；2004年马英九接任党主席时，党产总值311亿元；2014年再交给朱立伦时，减为244亿元；在朱立伦担任党主席的一年任内，党产缩水为166亿元；林奕华表示，目前（2016年3月）国民党只有166亿元价值的党产，主要是非流动性资产，其中中央投资价值154亿元（净值）、欣裕台2亿元，国民党现有办公厅舍估计10亿元，相加后为166亿元。[17][18][19]
- 2016年，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承认，194亿的土地账面价值并非市值，部分是取得成本。[20]
- 2016年7月30日，前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表示，他要移交给连战时还有8,000多亿元。[21][22][23][24]不过李登辉办公室稍晚更正指出，党产应为“800多亿”，不是8,000多亿元。[25]
- 2018年7月初，国民党在自查党产时发现持有南京中山东路明故宫地段[注 1]土地（面积868亩5厘3丝，约57.9万平方米）、湖南路地段[注 2]土地（面积166亩6分3毫，约11万平方米）的地契。两块土地时值达4千亿新台币。国民党呼吁党产会尽速追查，协助他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回此笔党产。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表示，相关资料已经汇整完毕，将向党产会补申报[27]。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城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接管中华民国政府及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在南京资产[26]。对于国民党关于中山东路、湖南路土地的申报及追索请求，党产会委员表示，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当时拟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由连战直接反映土地被占，更加明快[28]。
- 根据财政部国有财产署2014年9月26日的“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国家资产之土地清册”[8][9]，国民党占用的国家资产土地面积有1,101,822.39平方米（约34万坪），“公告”现值有607亿余元，市价高于此数目。而且尚未包含救国团剑潭活动中心经国大楼[29][30]。
- 根据中华民国财政部清查，国民党取得或使用国家土地679笔，面积110.25公顷，按2016年公告土地现值总值约805亿元。[6]
- 根据财政部公布之资料，国库拨付中国青年救国团等国民党附随及相关组织经费87.75亿元，国库拨付中国广播公司等党营事业经费92.80亿元。[31]
- 中华民国内政部在《政党法》公布施行后首度请各政党依法申报财产及财务状况，2017年度主要政党申报的总资产中，中国国民党为189亿8,251万元、民主进步党为7亿6,943万元、时代力量为2,578万元、亲民党为2,087万元、新党为1,604万元。[32][33][34]
- 国民党在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前，开始持续标售高价党产。标售党产的分类小广告纷纷被曝光[35][36]，其中包括台北双子星土地[37]及西门町星聚点[38]、长春路大楼、文山区华兴段三畸零地[39]、台中潭子、彰化市西门口、齐鲁兵工厂烘炉地段土地[40][41]、帕劳大饭店[42][43][44]等7笔不动产，价值就达165.5亿元。被质疑造假党产价值[45][46]。
- 《今周刊》社长梁永煌[47]推估国民党产有800亿元（2015年）。国民党公布的2010至2013年“收支结算表”，近四年的“中投解缴收入”平均为17.8亿余元；台湾上市上柜公司2014年殖利率约3.02％；依此殖利率推算，中投公司的市值约589亿元。但若以配息最高的2010年的28.9亿元估计，中投的市值约956亿元。这两个估计值的平均，约800亿元。[48]
- 台湾教授协会认为，国民党申报的数字只有实际资产的5分之1，因为国民党党产并没有公布在中国、海外投资的资产，（2015年）党产总值保守估计超过1,000亿元[49]。
- 《财讯》推估国民党党产有千亿以上。中投掌握的200多余笔土地2016年4月账上价值194亿元 ，远低于市值。以中投旗下的齐扬公司标售位于新北中和“烘炉地”地段的3万坪土地来说，底价42亿元，账上价值只有20多亿元，原始取得成本只有0.7亿元。若假设账面价值为原始成本来推估，党产市值有千亿元以上规模。[20]，并评论：刘泰英当年每年为国民党赚进百亿元，现在国民党光是股利，每年也有10几至20几亿元收入，回推其股票市值，应有500、600亿元，何况，净值不等于市值，党产当然远高于表面的166亿。另外，根据财政部在2008年清查的国民党土地，仍有835笔、面积达164公顷，以及房屋152栋；至2015年底，竟只剩144笔、账面价值仅6亿元的土地，以及131笔、账面价值4亿元的房屋，究竟这些资产都到哪里去了？[50]
- 亚化监察人张嘉元生前表示，自称是国民党海外党产执行长的徐景星，把5,000亿党产拿到海外转投资，先将钱放在香港作为担保品，接着在大陆贷款100亿，2006年3月到郑州贷款100亿，创立晶诚科技投资晶圆，另外再贷款100亿到黑龙江开采石墨。由张嘉元牵线炒作股票，累积党产。亚洲化学前董事长叶斯应说：“听张嘉元讲过他跟徐景星，还有国民党那些大老，徐立德那些大老他们在海外。因为那些大老不方便出面，就找张嘉元出面，张嘉元是一个能袖善舞的人，他的背包都背着去贿赂一些官员和一些操盘手。”[51]
2006年开始政党必须向内政部申报财务状况。马英九接任党主席开始国民党每年有200、300亿元的投资金额。投资事业的营利收益，几乎每年都超过10亿元，其中2010年更接近30亿元。根据内政部2011年公布的“民国99年政党财务决算报告”，国民党年收入新台币35.3亿元，来自中央投资公司等股利收入，约28.9亿，占总收入的82%。如果以一般企业5%获利估算，其总股本高达580亿。国民党党营事业从过去7家变成以中投为主、欣裕台为辅，将股权信托给以陈树为首的六位受托人，再由受托人组成董事会掌管中投公司。[20]根据内政部公告2015年政党财务决算报告显示，国民党申报的“账面”资产总计189．6亿元，2015年“财产信托管理收入”有14亿5千多万元，过去十年来国民党靠着投资事业挹注的经费收入累计高达160.3亿余元。 [52]
国民党直接或间接的接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及日本政府在台湾的财产，也未将日本人以战争名义收编的私人土地重新归还人民，甚至并持续占有和转移。例如：台湾放送协会、19家日本人戏院、 114栋日产房屋...等等。[5][8][53]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把19家电影院拨归给国民党[8]。包括：西门町大世界戏院[54]、万华芳明戏院[55]（台北万华剧场）、大稻埕大光明戏院[56]、高雄光复戏院、高雄寿星戏院、冈山共乐戏院、台南世界戏院[57]、台南延平戏院、嘉义戏院、罗东新生戏院、花莲中华戏院、屏东光华戏院、彰化和乐戏院、...等[58]。
二战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指派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收台湾放送协会。1945年11月完成对台湾放送协会的接收，一共5处广播电台 ，分别是：（1）台湾台，位于台北市公园路（即今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包括嘉义民雄和台北板桥的两处机室；（2）台南台（3）台中台（4）嘉义台（5）花莲台，以及台北市未建造完成的广播大厦1栋（此即日后中广位于仁爱路的总部）[1]
台湾放送协会总部（今仁爱帝宝）：1958年，中广将台湾放送协会在仁爱路与建国南路交会2.2甲的土地转移到自己的名下[59]；而后，其上兴建了中广总部。1969年，又兴建中广与中视共用的广播电视大厦。1990年代末期，国民党着手“清理”党产。1998年中广将这块黄金地段以88亿元卖给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1999年中投再以90亿元卖给宏盛建设。2005年帝宝完工，2013年成为全台湾最贵豪宅。[8]
1952年，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申请转账拨用日产房产，台湾省政府行文给台湾土地银行公产代管部（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前身），要求将114栋国有房地转账给国民党，并限期办妥交接手续。[8][60]
国发院的前身为革命实践研究院，过去这块土地原本是在台湾大稻埕地方士绅叶家所有，二战期间土地被日军所使用，设为“美军俘掳营”并建造房舍，然而战后不但未能被归还，国民党将此地继续做为“青春干部训练班”的运作地点，1953年，国民党将强占叶家4笔约8393坪土地兴建房舍，作为革实院木栅分院。地主叶中川眼见无法收回土地，只好向国民党提议以当时公告地价每坪约400元的半额（即200元）卖给国民党，但是此价格被国民党回绝。1961年1月间，四位自称代表国民党的情治人员驱车至叶家，将叶中川带走。1月16日叶中川在木栅乡公所签下契约，契约上特别载明“此乃双方喜悦各无反悔”。契约中四位情治人员及木栅乡长张荣森担任见证人，国民党代表则是郭骥，金额为当时公告地价八十分之一的19万1千1百元，平均每坪5元。叶中川不愿贱卖，郭骥径行办理过户并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存价金，却只存了4万元。叶中川先生终其一生拒绝领取这笔钱。2005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台北市市长任内，将土地以42.5亿元出售给元利建设，当时公告现值为52亿元，并承诺将机关用地变更为住三用地。2006年，叶中川的儿子叶颂仁对马英九提出窃占罪的刑事诉讼。[61][62][63][64][65][66][67][68]
各级政府机关将其管有之公有财产及国土以无偿赠与、转账拨用等方式移转国民党[7][11][69]。大多都是先强占，之后再赠与或先租再贱卖。各级地方政府赠送的土地至少有123笔，贱价取得国产至少有191笔土地与32笔房产。包括前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地方政府赠与土地作为国民党各区党部的民众服务社、中广公司、妇联会等等。[70]
先占再租，1990年以3.74亿元向国有财产局购入，2006年以23亿卖给“张荣发基金会”。日治时代的海军总部，国民党长期占有被揭发后于1983年4月向国有财产局（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前身）低价承租。1990年6月30日以高铭辉、吴水云、徐立德名义向国有财产局以当时的公告地价加两成购，平均每坪20.5万（当时市价每坪约100万），共计3.74亿元购得。[8][71][72][73]
日治时代为日本人石黑平八郎所有，战后移转至台湾省公产管理处。1960年12月由国有财产局接管后、又在1971年11月4日以每坪1,400元、总价96万6,700元出售给中华航业海员党部；1977年1月变更为国民党航运事业党部委员会。[74]
台北市政府1972年6月售予国泰人寿，1973年11月国寿又售予中国信托投资公司，1979年4月中信再卖给黄灿堂，1979年8月，中美企业购得此地，1982年4月中央投资公司、中央产物保险公司合资购买并合建大楼。[75]
国民党在1995年2月向台北市政府购入，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登记。[76]
1991年11月9日国民党以徐立德与吴水云名义向台北市政府财政局以每坪48万购入，当时每坪市价约200万元。
- 中影位于汉中街的两块地：1954年国防最高委员会第227次会议核准，由台湾省公产管理处“转账”取得。[79]
- 中华日报社台南市国宾大楼基地：于1963年6月29日转账取得。 坐落台南市北区公园段939、939-1地号，面积合计3,371平方米，系于1963年6月29日依台湾省政府1953年9月17日（42）府产第70343号令转账取得。[11]
- 2001年1月12日余政道、蔡煌琅、王雪峰公布1961年至1985年间高雄县地方政府将14笔公有地赠与国民党。[80]
- 土城民众服务社：1984年12月土城乡公所将土地与建物赠与国民党。[81]
- 板桥民众服务社：板桥市公所于1981年5月购买，1983年5月赠与国民党。[81]
- 澎湖县土地：1992年12月15日，立委陈水扁揭发澎湖县政府赠地给国民党地方党部。[82]
- 铁路党部（台北市郑州街26巷7号）：土地与建物均为台湾省所有，管理者为台湾省政府铁路管理局。[83]
- 公路党部（台北市东园街65-1号）：土地与建物所有权人为台湾省，管理者为台湾省交通处公路局。[84]
- 中央政策委员会（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6号）：土地所有权人“中华民国”，管理者为军管区司令部，建物之所有权人为国民党。[70][85]
- 乌来民众服务社 ：土地所有权人自战后即为“中华民国”，管理者为国有财产局，建物所有权人为乌来民众服务社。土地所有权登记日期为1966年10月，建物完成日期为1963年6月，建物登记在前，土地登记在后。[86]
- 深坑民众服务社 ：土地为台北县所有，管理者为台北县政府，建物为国民党所有。[84]
- 树林镇民众服务社等 、 芦洲民众服务社、双溪民众服务社、平溪民众服务社、石门民众服务社、金山民众服务社、万里民众服务社、淡水民众服务社、八里民众服务社、三芝民众服务社及国民党妇女工作会...等等。 [87]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失利后，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政府对美援上下其手，导致美援的资金运作遭到严重亏空，加上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还发现国民党大老孔祥熙、宋子文家族涉嫌洗钱行为，美国政府对此十分不满。此外由美援所成立的“美援运用委员会”，其人员薪资均来自美援，已高于一般公务员，但该会秘书长王蓬等人却滥权违法曲意徇私、擅定特殊待遇及私自折支美金与港币等外币图利自肥而遭监察院惩戒。[88][89][90][91]《自由中国》亦于1957年的社论〈美援运用问题〉对蒋中正政府运用美援之浪费提出批判。[92]
- 党部经费正式列入政府预算，包括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委办、补助，税捐减免，中央银行的无息贷款等等。[93]
- 外汇管制时代，国民党中央财委会以手中握有之“特种外汇”批准权，赚取汇率差价。[1]
- 根据财政部公布之资料，国库拨付救国团等组织之经费有87.75亿元，拨给中广等党营事业经费92.80亿元。[11]
- 国史馆文件中显示，1947年行政院与中广签约，除每月补助经费旧台币20亿元，中广还接收庞大日产土地。[94]
- 党史馆档案中显示，1953年度国民党党务经费总额为2,100万元，其中“政府协款”达1,100万元，党费缴中央只有100万元。[95]
- 国民党自1952年起在全省各地设立“民众服务站”，各县市党部下的区党部所设立的“民众服务站”变成了县市政府的一个附属单位，支出用由县市政府负担，国民党这种民众服务处、站、社，在全省各地达380个以上。[96]
- 用政府预算购置土地：中广彰化芬园乡土地、中广嘉义民雄乡基地、中广台北八里土地。[8]
- 党职并公职：国民党党职人员的年资，被既违法又违宪地并计为国家公务人员年资。至2006年底，尚在支领党职并公职之退休金之党工有581人[11]，包括宋楚瑜、连战、关中、吴伯雄、胡志强、林丰正、焦仁和等国民党高官。[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
- 国有土地
财政部清查掌握国民党（含其附随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各类资产，土地679笔，面积约110.25公顷，按2016年公告土地现值总值约新台币805亿元[6]。国民党经转账拨用取得或使用国有土地，早在监察院调查前大部分已出售移转第三人，经多次协商后，截至2016年5月6日止，国民党以抛弃所有权方式办理国有登记之不动产，总计有56笔土地、面积1.6227公顷，6栋房屋（含实践堂及实践大楼[121]）、面积14,657.23 平方米。原各地方政府管辖下的部分，归还土地74笔（面积1.7656公顷），房屋31栋（面积10,815.97平方米）。[122]
2017年6月，党产会调查“国民党以转账拨用等方式，取得国有房屋及其基地并已移转他人的追征案”指出，国民党以转账拨用方式取得、并已移转给第三人的“国有特种房屋基地”，共458笔是不当取得财产，共获利新台币8亿6488万3550元，党产会以行政处分追征国民党新台币8.6亿元，案件后来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查封国民党产多笔土地，国民党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声请停止执行获准，2021年3月25日一审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国民党败诉，2024年3月15日二审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上诉，仍判国民党败诉，全案确定。[123]
- 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台北市中山南路11号）
- 已出售：以23亿卖给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124]。
- 国家发展研究院土地（内含台北市文山区实践里里民活动中心）
- 已出售：以43亿元出售给元利建设。里民活动中心的土地，是国民党借给台北市政府、文山区公所。但由于土地已卖，此借贷关系并不能延续至元利建设身上。经元利建设提出拆屋还地等民事诉讼，高等法院于2007年4月30日驳回上诉，认为拆屋还地违反公众利益，不准许元利建设的要求。[125]
- 中影公司
- 2003年间仍登记为中影公司所有之日产戏院，有台北市新世界（真善美剧院）、嘉义市嘉义、高雄市寿星、屏东市光华、罗东镇新生戏院5家。连战主席曾宣示将此五日产戏院归还国库，但后来又将中影公司股权出售。[11]
- 2006年4月26日，以31亿出售包括华夏大楼，原《中央日报》八德大楼）、新世界大楼、中影文化城，给买家庄婉均、罗玉珍（中影负责人郭台强之妻），而3建物当时鉴价各值15亿、12亿及26亿元。[126]
国民党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拥有特权，以经营党营特许事业，党产资本不断累积。国民党党营事业七大控股公司之架构1992年左右成形，分别为中央投资公司、光华投资公司、启圣实业投资公司、悦升昌投资公司、景德投资公司、建华投资公司、华夏投资公司。1992年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 税后盈余26.1亿 1998年税后盈余增加至122亿[135]。 依据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旗下7大股份公司1998年度财务报告，其资产总额达1,470亿台币，负债总额787亿台币，净值为683亿台币。到1998年底，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总共主控66家企业（包括8家上市上柜公司以及58家未上市公司），转投资企业超过300家，其中有资料的43家主控公司总资产超过6,000亿元，净值超过2,000亿元。[136][137][138][139]
主要转投资公司（金融、石化、一般、海外事业、证券投资）：中兴票券、国际票券、中央产物保险、台湾苯乙烯、中美和石化[140]、中兴电工[141]、东联化学、中华开发、复华金控、高雄企银、中鼎工程、建台水泥、信大水泥、亚洲水泥、新新天然气、德记洋行、合勤科技、远东航空、国际投信、幸福人寿、环宇投资、中加投资、清宇环保、沣水营造、汉洋建设、永昌建设、宏启建设、启祥实业、中辉建设、金泰建设
主要转投资公司（能源科技事业）：复华金控、欣高石油气、欣雄石油气、欣泰石油气、欣南石油气、北谊兴业、三星五金、欣欣大众、远东航空、联电、伦飞
- 主要转投资公司（营建开发）：沣水营造、汉洋建设、永昌建设、宏启建设、启祥实业、中辉建设、金泰建设、中华开发
- 主要转投资公司（海外投资事业）：新地平线、利比里亚悦昇昌、新加坡大星、昌钛投资
昱华开发、双园投资、中园建设、丰园建设、齐鲁企业、裕台企业、裕台开发实业、盛昌投资、帕劳大饭店、日本台湾贸易开发株式会社、CIH（BVI）、KOPPEL、APH Investment及New Horizon。天然气供应（与退辅会合资者）计有欣隆、欣欣、欣云、欣嘉、欣南、欣营、欣高、欣雄、欣屏、欣泰、欣芝、欣中等12家。
《今周刊》报导救国团、妇联会、军友社等党国威权时代成立的组织，拥有庞大资产，财务不透明，外界至今难以窥其全貌。有民调显示，有高达66.6%与72.9%的民众认为，该检讨救国团与妇联会，国民党附随组织成为不当党产外，亟欲关注的转型正义课题。[142]
- 妇联会（2018年2月1日认定）
- 中国青年救国团（2018年8月7日认定）
- 全台湾超过一百个据点的“救国团”，资产总额高达53亿[146][147]。
- 救国团以公益性社团名义，低价承租国有及公有地，投资的营利事业，经营旅行社、补习班、出版社、旅馆、健身中心，获利惊人，却是占用国有土地的大户[148]。救国团声称他们不附属于国民党，且大多在取得土地或不动产时曾签下不对等的契约，政府难以取回其占用的土地或房舍[149][143]。
- 根据财政部公布之资料，国库拨付中国青年救国团等国民党附随及相关组织经费87.75亿元。[11][150]
- 中国广播公司（2019年9月24日认定）
党产会要求中广偿还名下资产共77亿元。时任党产会主委林峯正表示不排除和中广签行政契约解决争议。时任中广董事长赵少康表示党产会应向国民党追讨[151]，并控告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和前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刘泰英背信罪。[152]
- 梅花数位戏院、台北真善美戏院、屏东戏院以及台南真善美戏院
- 中影文化城、新世界大楼以及中影八德大楼 总资产约118亿元。[153]
前中影董事长、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在出售党营事业中影公司时，与庄婉均、罗玉珍签订密约，契约中订定在第3、4、5次拨付款项时，由中影公司增减资取得之款项，经处分财产后，再转付给国民党。买方取得中影公司后，随即卖掉公司的资产，再将买卖款项转付给国民党。中影董事长郭台强控告蔡正元担任中影董事长时以违法方式“左手交付右手、五鬼搬运”，利用减资手段将利益输送自己。经最高法院判决，蔡正元需赔偿中影1亿7,260万元确定。[154][155][156][157][158][159]2006年5月至2007年7月，蔡正元担任中影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董事长身份认购15万股，再主导中影公司现金增减资，从中获取每股三元的减资利润，并形同无偿取得中影公司股份，达到图利自己及借机拉拢特定对象的目的，造成中影利益损害。2015年6月5日，士林地检署依背信罪起诉蔡正元。[159][160][161]2018年，台北地方法院一审认定他犯罪所得高达2.8亿元，依业务侵占判3年6月徒刑、商业会计法判6月得易科罚金之刑；目前上诉高等法院，限制出境期限至2023年7月10日。
中影与党产会经长达5年协商，2021年8月24日党产会和中影签署“和解契约”（行政契约）；中影同意给付国库新台币9亿5千万元，并且将2006年4月27日之前的影片资产移转国有。是首例以和解终结行政诉讼的党产处分。[162]
2016年11月党产会祭出处分认定国民党党营事业中投、欣裕台公司全部股权为不当党产，全部股权须收归国有，2020年8月司法院大法官宣告党产条例合宪后法院继续审议，2024年1月25日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国民党要将中投公司及欣裕台两公司的股权移转国有，约156亿元资产全数充公，全案确定；[163]政府初步讨论将改为官派董事、资产依《促进转型正义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纳入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促进转型正义基金。[164]
- 民进党在2002年首次提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但因未拿下国会过半，历经14年五届立院，都被国民党团退回程序委员会、杯葛了306次。[165][166]
- 追讨中广公司存在争议的不动产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扁政府时代，行政院清查国民党党产，交通部提告索讨中广5处土地，赢回新北八里、彰化芬园、中广花莲、新北板桥4处土地，但输掉嘉义民雄土地。其中板桥机室土地土地因邻近新板特区，市值粗估超过百亿元，是最有价值的一笔。[167]
- 2016年7月25日，立法院临时会三读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行政院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使处理不当党产终得“法律依据”。
- 妇联会业经认定为不当党产，行政法院接续进行审理。[168]
- 1993年，中投公司总经理刘维琪指出国民党营事业资产超过9,639亿元；而刘泰英长期担任国民党行管会主委，外界称为“泰公党”，当时国民党投管会委员包括刘泰英一共有十九位，剔除党营投资公司主管，来自民间公司的委员则有李成家、何寿川、尹衍梁、陈哲芳、沈庆京、杨天生、郭金生、苏伯显、林谢罕见、陈健平、张平沼和林信义等十二人。[171]
- 根据国民党行管会的报告指出，党产净值从一九九三年的250亿元，最高到九八年的918亿元，一五年底却只剩166亿元。[172]
- 不论是刘泰英、江义福或是张锺潜都是在第一次政党轮替后从党营事业经理人摇身一变成为党营事业大股东，国民党对于中华开发、中兴电工与台苯的股权也已处分到所剩无几。[173]
华字辈金融机构皆曾是国民党党产，市值超过数千亿，但目前都消失在国民党党产中。当时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委员尹衍梁几乎担任过所有华字辈金融机构重要职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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