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下电台是台湾未经合法申请、未获得主管机关许可执照而播音的广播电台。1990年代，地下电台开始兴起，节目大多以批评时政为主。2000年后，政府开放小功率电台申请设立，部分地下电台因此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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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电台与台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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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时代，国民党政府主要扶植许多党国色彩的广播事业（如中国广播公司、中央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等），而这些国民党色彩的广播业者垄断了台湾当时的主要广播频道。后来随着党外运动势力的发展，许多党外人士借由地下电台秘密地批评时政。直到1987年7月蒋经国政府解严之后，泛绿政团的影响力逐渐变得与泛蓝势力旗鼓相当，但台湾许多主流电台仍被泛蓝势力所把持；故合法化后的小电台相对以泛绿的政治立场居多，少数政治立场非偏向泛绿（由李承龙创办、标举反台独路线的新思维广播电台，以及涵盖大台北地区的新党之音，即是著例）。而这些偏泛绿的电台都集中在台湾中南部，形成泛绿铁票区，并全时段以台语播出；另外，一些地下电台政论节目主持人也开放电话Call-in即时播送。
1991年讲古名嘴吴乐天成立“民主之声”，1992年12月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参选人张俊宏成立“全民电台”，开启台湾地下电台与政治结合的先页[1]。1993年，国民党李登辉政府开始逐步开放广播频道。
1994年7月30日凌晨，群众之声广播电台等14家地下电台被行政院新闻局动员警力抄台，张金策因保护电台机具而被打伤。1994年8月1日上午，群众之声广播电台等多家地下电台发动群众向行政院与行政院新闻局抗议，警民激烈冲突；台独左派人士兼群众之声广播电台台长张金策因头部受伤无法大声发言，原本答应担任抗议群众指挥的民主进步党前国民大会代表林重谟并未到场，另一位女性指挥被警民对峙场面惊吓到难以言语，宣传车上只剩张金策与担任指挥的张金策助理林恕晖；多部地下电台宣传车被警棍砸毁，华视新闻采访车被抗议群众推倒及烧毁，警民合计有一、二十人受伤，多人被送至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急诊、住院治疗[2]。
1994年12月22日，台湾人力资源发展中心举行“进军新新人类：民进党如何突破选票瓶颈”座谈会，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叶菊兰、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特别助理兼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忠正、淡江大学资讯研究所所长庄淇铭与TVBS主持人鱼夫一致表示，从本年的省市长暨省市议员选举观察，民进党台独党纲不必然是新新人类的“票房毒药”；但是，民进党坚持使用台语传播台独理念，是造成民进党与新新人类隔阂的主要因素；若要吸收年轻选票，民进党首先必须改变“非台语不用”的心态。庄淇铭说，由于国民党执政下的台湾教育将新新人类的意识型态塑造成中华民族主义，恐怕需要花费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自我解毒”；他也认为，媒体垄断与受执政当局控制，是民进党与台独理念难以突破困境的因素；加上新新人类不惯用台语，即使透过地下电台及第四台传播，新新人类仍然不了解台独意涵，台独一旦被抹黑就很难翻身。[3]
2002年3月，民进党陈水扁政府首度对地下电台采取最严厉的取缔行动，一个月取缔49台次；当时台湾160多家地下电台，只有30家电台以“跑带”方式勉强续播，其余几乎都停播；但在地下电台业者多次到立法院陈情请愿后，立法院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暂缓取缔地下电台、尽快开放广播频道让未立案的电台业者提出申请，使地下电台死灰复燃。2004年3月19日三一九枪击案导致连战与宋楚瑜在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败选，连宋阵营将败选原因归咎于台湾中南部地下电台散播不实言论，再度让地下电台问题浮上台面。2004年6月20日，交通部电信总局为配合行政院新闻局辅导地下电台合法化计划，提出3项频率释出方案，不开放申设全国性大功率电台，仅开放小功率电台、或小功率及中功率电台搭配开放，预计最多可成立181家新电台[4]。
2004年8月，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林佳龙提出无线广播频谱重整政策，他宣称这是“把饼做大”，部分中广占用的频道将释出，长期占用却经营不善的公营电台整并后也会释出部分资源，预计可以增加一百余个频道，进一步把频谱重整后，许多长期经营却无法取得执照的地下电台业者就可以经过辅导申请使用，这些地下电台也会在规定的低功率（LPFM）区段使用，不会像现在因为欠缺规划、频谱凌乱而导致地下电台四处流窜干扰其他电台频道的品质。但林佳龙的构想引来外界抨击是“警总复辟”、让地下电台“就地合法”。林佳龙私下坦承，地下电台背后政治势力确实复杂，“而且蓝绿立委都有，复杂的程度令人难以想像”。林佳龙的恩师胡佛曾任行政院新闻局无线广播审议委员会召集人，他质疑，地下电台并非取缔不了，问题在于政府有没有决心取缔地下电台，“地下电台的器材多半很简陋，地点也容易查缉，不但容易抓，就算抓之后又出现，就继续再抓，这不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5]。
2005年10月，台独左派人士杨碧川抨击：2000年陈水扁政府上台前，国民党政府扫荡地下电台最严厉的方式，也就是电台被罚款、负责人被起诉判刑而已；令他诧异的是，陈水扁政府上台后，竟然是釜底抽薪地以抄台手段扫荡地下电台。曾在陈水扁政府上台前经常在地下电台讲史的杨碧川怒斥：“民进党（陈水扁政府）执政前，我一年的演讲、出书的收入可达（新台币）十万至二十万元；民进党执政后，我反而没有收入！”[6]然而这些被政府点名的小电台，由于多被泛绿势力所把持的关系，在泛绿“捍卫本土政权”的政治正确压力下，对政府扫荡小电台的政策多半敢怒不敢言。海洋之声广播电台台北台长期被陈水扁政府抄台，台北台台长廖述炘遂于2008年4月2日自焚身亡[7]。国立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是早期台湾地下电台名嘴，他说，国民党政府时代，他曾经在傍晚有固定主持的地下电台节目，最后节目被停播，“不可言喻的理由是批评民进党、而不是国民党政府”；民进党执政后，地下电台不愿意得罪当道，除非清楚要评论的对象是谁[8]。
2006年6月15日，由于台湾南部地下电台散播刺杀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之“刺马”言论，高雄地检署搜索地下电台，查获“打狗英雄”等三个地下电台频道，节目主持人卢家蓁、施豆豆及洪健二被依违反《电信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讯后均以新台币两万元交保。前台湾团结联盟国民大会代表戴荣圣说，确有听众call-in到他主持的电台节目说要拿铁耙“伺候”马英九，也有人扬言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刺马，但都被他制止。前行政院顾问黄万闳是施豆豆之夫，也主持电台节目的他说，节目中从未散播刺马言论，听众call-in时难免会有些激动言词，有人说“用枪消灭马英九太慢，要用大炮”、也有人连讲三次“枪毙陈水扁”，这都只是听众宣泄情绪的说法而已[9]。2006年6月16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蔡煌琅声援散播刺马言论的地下电台，他说，“乡下纯朴妇女”用闽南语说“要用锄头对付马英九”，只不过是一种情绪发泄，程度根本不能与“泛蓝网站、统派电台”常有的“用汽油弹攻击总统府”等煽动言论相比；检警搜索散播刺马言论的地下电台，“是不成比例处罚、扼杀自由声音”[10]。
2007年1月2日，民进党立委林浊水说，民进党中央党部不但没对地下电台点名十一寇事件加以疏导，反而加以背书，会让民进党“稳死”[11]。同日，民进党副秘书长蔡煌琅回应，地下电台发起的行动是支持者自主性行为，与民进党中央无关，林浊水的指控是严重误解；民进党中央也是被支持者监督的对象，对于林浊水要求党中央疏导地下电台一事，他感到很无奈[12]。
2007年5月17日，由近百家台湾地下电台组成的“台湾先进科技传播管理协会”秘书长李文华说，该会前身是“全国未立案电台联盟”，也有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加入，大家默契是不介入政治运作；但是现在深绿的主持人在民进党内各扶其主，该会毫无约束力，但该会成员都未加入抵制十一寇的行动[13]。
2007年5月27日，世代论坛执行长周奕成说：“这次（2007年）民进党内立委初选，亲绿媒体介入很深，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自1991年地下电台兴起，海外台独学者回台组成台教会，民进党已把意识形态外包了。以前是从政者做理论，如许信良、林浊水和谢长廷等；现在地下电台和名嘴用强烈的民粹语言诉求群众，使得政治领导者逐渐丧失理论论述能力。民进党政党部门与理论论述脱勾，和论述被外人垄断，是民进党面临的危机之一。”[14]
2007年6月16日，曾任自立报系及中评社记者的新闻工作者邹丽泳说，打着“台湾人的电视台”、“台湾人的电台”或“台湾人的报纸”之类口号的“本土媒体”，介入2007年民主进步党总统提名选举，各拥其主，成为特定参选人的啦啦队；本土媒体谈话性节目，品质江河日下，“李涛化”愈来愈明显，言论单一性、立场极端[15]。
2009年1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孙云说，早期的台湾地下电台可以挑战媒体霸权、为弱势群体发声，“这也是本土势力的一种诉求，他们期待公平”，多元化的声音促进了台湾民主的发展；如今，极端的言语在台湾社会大量充斥，现在的台湾地下电台反而演变为民主的破坏力量，“本土性诉求，本没有错；但被台独绑架了，沦为纯粹的选战工具，就走向反面了”[16]。
2009年2月3日，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陈茂雄说：“独派人士认定：‘绿营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媒体与教育居劣势，造成台湾人的台湾意识不强；只要多办媒体，就可以教化人民。’他们没有想到：2000年以前，亲绿媒体非常少；民进党执政之后，因西瓜效应，亲绿媒体才逐渐增加；到了2008年总统大选前，亲绿媒体达到最高峰，立委选战及总统大选绿营反而大败。将败选的因素归之于媒体，是太堕落的说词；绿营应该反省：有100万以上的选民在2004年支持民进党，到2008年却变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绿营的‘先知’是褪色了。在戒严时期，‘先知’的确教导民众国家主权与民主的概念。可是现在资讯发达，民众所知道的未必比‘先知’少；‘先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褪色了，还用30年前的方式教导民众，他们只在深绿的圈圈打转，对绿营的政治版图的扩张毫无帮助，对内斗却发挥相当大的威力。”[17]
2013年8月21日，陈茂雄在他回复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吕忠津的电子邮件中说：“2012年总统大选前，《自由时报》的阅报率超过《中国（时报）》及《联合（报）》两报的总和，《苹果（日报）》又加入批马（英九）的行列，在平面媒体方面绿营居于优势。在电视媒体方面，只有中天（电视）及TVBS挺马，其他都是反马，绿营更具有优势。广播电台更不用说，只有绿营才有政治性节目；蓝营电台只做置入性行销，不会赤裸裸地表态政治语言，但其效果远大于绿营电台。2012年的总统大选，绿营强势媒体对选情完全没有影响力，为什么？因为绿营媒体已扮演政党的附庸，与《中央日报》的角色完全一样，缺乏公信力。一般民众对亲绿媒体的感觉，就像看《中央日报》一样，不会相信，更没有影响力。除了《中央日报》外，亲蓝媒体还会出现批马英九的言论，其公信力当然远高于《中央日报》及亲绿媒体。”[18]
2015年2月9日，国立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彭明辉说，台湾社会的进步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人在党外运动时期通过地下电台提高许多民众的民主素养；民进党开始堕落的那一天起，他们也停止开发及散播进步思想，“而只会制造工农与军公教的对立，用洗脑和谎言巩固政权与板块”[19]。2015年12月28日，彭明辉补充，“党外时期的先进们花了许多心力在教育选民，以致于计程车司机个个变成能言善道的传教士；民进党的律师世代对选票的兴趣远高于教育选民，甚至用愚民手法绑架一大堆深绿与浅绿的铁票，才使得进步的力量变成腐败的力量[20]。”
2017年4月14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选在本月14日下班后派人送公文要求中广于该日24点停播音乐网与宝岛网，引发争议[21]。2017年4月15日，旅游作家兼广播节目主持人温士凯说：“台湾的悲哀，可以因为一个有借口的政治因素，轻易地毁掉人民‘听’的权利；尽管节目做得再好、再努力、有内容、有文化，都抵不过政治的几张嘴。而最难过的是，卖药的、口水政治的地下电台，可以明目张胆地大做节目、盖频道、赚黑心钱；反而努力做好节目、陪伴人民数十年的有执照公众电台，一张纸，半夜说‘关频道’，就消失在空中。”[22]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欣仪质疑，地下电台都没事，还能继续卖药制造洗肾患者，“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结果，换来的却是更加独裁暴行”[23]。
2019年2月3日，旅居台湾的日本作家本田善彦形容，台湾南部地下电台“长年来一天到晚边卖假药、边散播假消息，老早已达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无我境界”[24]。
2021年11月29日，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兼中华电视公司政论节目《三国演议》主持人矢板明夫宣称，听其友人说，“现在台湾中南部有很多地下电台都被中国大陆收买，不断攻击民进党”[25]。
2024年6月17日，韩粉“挺韩五虎将”之一“贴纸哥”黄建豪表示，民进党的政治活动是每分每秒的，台湾南部的地下电台每天都在放送，网络宣传每天都在进行，一点一滴蚕食、渗透；民进党真的最懂政治操作，用民主包装独裁，让人不知不觉每天吃下糖衣毒药[26]。
现状
地下电台的角色随着台湾时政变化而有不小的改变。早年台湾的地下电台因为台湾迈入解严，为了宣扬自己所属或倾向的党派之理念，开设了许多政论性节目。但随着台湾民主政治渐趋成熟，以及1990年代后期至2005年，台湾开放更多的频率给民间经营，其中有不少是早年偏向泛绿的广播电台，例如台北市宝岛新声广播电台与绿色和平电台。因此，台湾不少的地下电台为了求生存，陆续转型成只播纯卖药或是综艺性质的节目；而不少台语节目为了扩大节目涵盖范围，除了找合法的广播电台外，也会找地下电台合作联播节目。
2010年2月开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陆续针对全台各地之地下电台进行取缔动作，2010年年中时，南部地区的地下电台数量已剩个位数[27]。台湾的地下电台，在通传会长时间、不定期的取缔之下，渐渐式微。有些只有在地下电台主持的主持人会向合法电台购买时段，但也有许多主持人因此消失广播圈。
2016年5月30日，无党籍台南市议员梁顺发在质询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林碧芬时说，他在2015年10月台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时公开揭露善化区“爱乡地下电台”违法卖药，卖药广告夸大疗效，要求卫生局取缔；但迄今过了七个月，卫生局全无动静，该台业者甚至自称台南市政府“地下秘书长”，令人质疑卫生局涉嫌与该台勾结。林碧芬强调，卫生局已于2015年12月对该台4则违法卖药广告总计罚款新台币23万元，目前仍在监测该台，若再触法即开罚[28]。
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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