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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的小说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一九八四》(英语: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创作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2][3],出版于1949年。它重点探讨党和政府权力过分伸张、推行极权主义、实施压抑性统治的后果[4][5]。故事发生的时间设于1984年——为当时作者对未来的虚构想像。在其构想中,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一场永久的战争、政府监控无处不在、资料记录中满是历史否定主义及政治宣传。其为反乌托邦小说类三部代表作之一(另外两部是《我们》和《美丽新世界》)。
一九八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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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 | Nineteen Eighty-Four |
作者 | 乔治·奥威尔 |
类型 | 反乌托邦、政治讽喻小说、社会科幻小说 |
语言 | 英文 |
故事时代背景 | 1984年 |
故事背景地点 | 伦敦 |
发行信息 | |
封面设计 | 迈克尔·肯纳 |
出版机构 | 塞克尔和沃伯格(伦敦) |
出版时间 | 1949年6月8日 |
出版地点 | 英国 |
媒介 | 纸质书、电子书和音频CD |
页数 | 326页 |
所获奖项 |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百佳科幻奇幻小说[*]、世界报20世纪百大书籍、20th Century's Greatest Hits: 100 English-Language Books of Fiction[*] |
系列作品 | |
前作 | 动物庄园 |
规范控制 | |
ISBN | 978-0452284234 |
OCLC | 52187275 |
杜威分类法 | 823/.912 22[1] |
LC分类法 | PR6029.R8 N647 2003 |
在小说中,英国(第一空降场)成了超级大国大洋国的一个省,整个国家由党所支配,它雇用了思想警察去迫害个人以及个人思考[6]。老大哥是党的领导人,喜欢强烈的个人崇拜,但他可能根本不存在。小说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是一名外围党员,他在真理部(新语称为真部)工作,真理部负责宣传和修改历史,他的工作是重新编写过去的报纸,好让历史记录一如既往地支持政党的发展路线[7]。真理部的工作者会视此行为为「纠正错误」,尽管他们实际上是以虚假的资讯取代真相。该部的大部分工作者也积极地销毁没经修订的所有文件;这样一来,就没有证据证明政府干扰历史记录。温斯顿是一个勤劳且精巧的工人,但暗地里憎恨党并且梦想着反叛老大哥。温斯顿通过与小说部的工作者裘利亚保持性关系来逐渐开始他的反叛行为。
《一九八四》是一本经典的政治讽喻和反乌托邦科幻小说。自1949年出版以来,它的许多用语和概念在英语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老大哥、双重思想、犯罪思想、新话、101室、电幕、2+2=5、忘怀洞。《一九八四》令形容词“奥威尔式的”(Orwellian)普及,它是用于形容官方欺骗、秘密监视并且修改历史的极权主义或独裁状态[7]。在2005年,本书被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8],还在1998年被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读者票选:第6位;编辑小组:第13位)[9]。2003年,《一九八四》在BBC的书籍票选活动大阅读中获得第8位[10]。还在1956年、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11]。
奥威尔在1937年首次出现了关于这本书的构想,当时他正在西班牙内战中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同对抗佛朗哥的国民军,但他却在当中发现佛朗哥以外,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西班牙的亲斯大林共产势力,将马统工党塑造成托洛茨基主义叛徒[12]。此经历为奥威尔的这本小说提供了创作灵感[12],并于3年后在苏格兰侏罗岛写下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尽管当时他的肺结核病情严重,但写作一直持续至1948年[13][14]。他于1947年时已完成整本小说的大纲,但却对其不满,并认为自己“很可能会不得不重写当中的三分之二[15]。”1948年12月4日,他把终稿寄至塞克尔和沃伯格出版社,1949年6月8日正式出版[16][17]。出版商的内部备忘录曾指出:“如果(这本小说)我们不能售出15到20万份,我们理应被枪杀[15]。”到了1989年,它已被翻译成65种语言,超过当时任一英文小说[18]。小说的标题、其主题、新话的内容和作者的姓氏往往在反对国家的控制和干涉的情况下提及,而形容词“奥威尔式的”(Orwellian)则是形容一个极权主义的反乌托邦,其特点是政府镇压和控制人民。奥威尔所发明的语言——新话,是用以讽刺国家的虚伪性和规避:仁爱部负责酷刑和洗脑;富裕部负责物资的分配与控制;和平部负责战争和暴行;真理部负责宣传和修改历史。
奥威尔最初把小说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但在1948年10月22日(出版8个月前)写给他的出版者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信中,奥威尔提到他犹豫于《欧洲的最后一个人》与《一九八四》之间[19],沃伯格建议更改主标题为更经济有效的一个[20]。
在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一九八五》中,他认为奥威尔对冷战(1945年至1991年)的开始感到失望,打算称这本书为《1948》。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的现代经典版《一九八四》在其介绍指出,奥威尔最初把小说的年份设于1980年,但他后来改至1982年,然后再改为1984年。最终的标题也可能是他写作时的年份(1948年)变换颠倒[21]。纵观其出版历史,《一九八四》曾在一些国家受到法律挑战或查禁,因为担心这本书会煽动人们颠覆国家或导致意识形态腐化,如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年)、卡琳·博耶的《卡拉凯思》(1940年)、雷·布莱伯利的《华氏451度》(1951年)[22]。文学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对《一九八四》有强烈的影响[23][24]。
作者奥威尔在逝世7个月前(1949年6月16日)写给联合汽车工人工会“Francis A. Henson”的信(摘录在1949年7月25日的《生活杂志》和1949年7月31日的《纽时书评》)中写道:
我最近的小说《一九八四》不是为了攻击社会主义或我支持的工党,而是揭露扭曲……部分已经可以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领会到……这本书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非天生比其他民族优秀,并且,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
——Collected Essays [25]
《一九八四》将于2044年在美国进入公有领域[27],当前在加拿大[28]、俄罗斯[29]和澳大利亚[30]、阿根廷[31]、澳大利亚[32]、阿曼[33]、中国大陆[34]、香港[35]和澳门[36],巴西[37]已进入公有领域。
《一九八四》的故事舞台位于大洋国(Oceania)。大洋国是三个洲际超级大国之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分成了三个国家联盟。大部分情节发生于伦敦——“第一空降场的主要城市”,[38]大洋国的一个省,“曾经被称为英格兰或不列颠”[38][39]。党的领导者老大哥的标语海报,“老大哥在看着你”占据整个城市;而无处不在的“电幕”(telescreen,一种双向电视,)在私密和公开场合监视着公众。大洋国的社会阶级系统有三层:
在政府(党)利用四个部门控制群众[42]:
每个部门的名称都与它们所执行的任务相反。
真理部亦是主角温斯顿·史密斯(一个外围党的成员)工作的地方,在那里他改写历史文献好将过去改写成符合正统的政党路线——这每天都在改变——并将非人从历史上抹去,“非人”是指被人“蒸发”的人,即不仅被国家杀掉,而是在历史上或记忆上抹去这个人的存在[42]。
温斯顿的故事从1984年4月4日开始:“四月里,天气晴朗寒冷,钟敲了十三下”;[43]虽然这样,日期是存有疑虑的,因为这是温斯顿·史密斯个人感知到的东西,在持续对历史的修改中;在这之后说明了这个日期是相对的。温斯顿的记忆,及他阅读的那本禁书,果尔德施坦因写的《寡头政治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透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陷入了内战,然后被融合成为大洋国的一个部分。同时,苏联对欧洲大陆的吞并构成了第二个超级大国欧亚国。第三个超级大国,东亚国,包括中国占领的东亚部分。这三个超级大国打着永久的战争,为争夺世界上未被征服的陆地。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就结盟或打破盟约。
从他的儿时记忆(1949–1953)中,温斯顿记起了发生在欧洲、俄罗斯西部和北美的核战争。内战、党的掌权、美国吞并大英帝国或科尔切斯特被轰炸很难说哪个先发生,然而,他记忆的愈发清晰以及他家庭解体的故事暗示,原子弹的爆炸先出现(史密斯一家躲在地铁站),接着是内战以及社会在战后的重塑,党把这回顾地称为“革命”。
这是一场核战争后,温斯顿·史密斯在1984年的故事以及他对一号空降场(英国)当时生活的观察(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三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一个省份)、对英社思想上的反叛、他与裘莉的偷情;及必然地在仁爱部被思想警察进行监禁、审问、拷打、洗脑和再教育。
温斯顿·史密斯是一名知识分子,外围党的成员。他住在曾经是伦敦的一号空降场,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与此同时,革命和内战让党获得了权力。在内战中,英国社会主义党(英社)将他安置在一个孤儿院里,这个孤儿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孩童,并在他们成年之后将他们吸收入党。虽然是党员,他却过着条件相当恶劣的生活: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日常饮食包括黑面包以及人工合成的饭菜,伴以胜利牌杜松子酒。他的理智让他对此不满,因此有了记日记的习惯,日记里存留有他对党和老大哥的负面看法——这本日记如果被发现,将会是足以判他死刑的证据。不仅如此,幸运的是,他的房间里还有个壁龛在电幕旁边,使温斯顿能避开电幕的监视。在日记中他写道:“思想罪不会导致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电幕(在所有公共场合及每个党员的住处都有)、隐藏的窃听器以及告密者让思想警察可以监视每一个人,并因而找出任何有可能危及党的统治的人;孩子们则被从小教导要找出并报告有思想罪嫌疑的人——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在真理部,温斯顿是一名负责改写历史的职员,将过去修正为目前党的官方版本,好让大洋国的政府显得无所不知。因为这样,他不断重写记录,伪造照片,并将原始的资料扔进忘怀洞。尽管喜欢改写历史所带来的智力挑战,温斯顿同时也着迷于“真正的”过去,热切地试图了解那个被禁止的世界。
一天,在真理部,当温斯顿帮助一个摔倒的黑发女人时,她悄悄地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你”。她就是裘利亚,一个修理员,负责在小说司维修那里的小说写作机器。在那一天之前,他深切地憎恶她,认为她是一个少年反性同盟的狂热追随者,因为她带着此同盟的红腰带,一个禁欲和贞洁的象征。在她给他递了纸条后,这种敌意消减了。从那时他们开始暗中来往:第一次在乡间幽会,后来则定期在附近一位无产者小铺子的楼上,他们认为那里是安全可靠的。温斯顿不知道的是,思想警察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反叛之举并监视着他们。
当一位核心党党员奥勃良和他们接近后,温斯顿相信他已和反党组织兄弟会取得联系了。奥勃良给了他“那本书”,《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据说是兄弟会的领导者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写的。这本书阐释了永久的战争并揭穿了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背后的真相。
思想警察在裘利亚和温斯顿的卧室里抓住了他们,将他们押解到友爱部进行审问。在这之前林顿先生,那个把房间租给他们的无产者,却公开了自己思想警察的身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系统有计划的拷打,及党内观念学家的心理战术。之后,奥勃良利用电击疗法拷问温斯顿,并告诉他,这会治好他的精神错乱,即他对党明显的仇恨。在漫长而复杂的谈话间,奥勃良解释了核心党的动机:使一种绝对的权力完整。温斯顿问过,兄弟会是否存在,得到的回答是他永不会知道,这将会是他脑子里不可解的谜。在一次拷问的过程中,他在友爱部的监押过程得到了说明:“你的改造有三个阶段”:“学习,理解,接受”关于党的事实;然后温斯顿将被处决。
政治性再教育中,温斯顿承认了他的罪行,但没有供出同伙和他心爱的茱利亚。重返社会的第二阶段再教育中,奥勃良让温斯顿明白自己“已经烂掉了”。反驳说党无法成功(虽然后来被奥勃良驳倒),温斯顿承认:“我没有背叛朱莉亚。”奥勃良了解,虽然温斯顿招供了关于他和朱莉亚的一切,他并没有背叛她,因为他“没有停止爱她;他对她的感情一如既往”。
一天晚上在囚室里,温斯顿突然醒来,尖叫着:“朱莉亚!朱莉亚!我的亲人!朱莉亚!”于是奥勃良冲了进来,不是为审问他,而是为了将他送到101室,友爱部里最令人害怕的房间,因为里边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在那里,一个犯人最怕的东西将被拿来威胁他或她,作为政治性再教育的最后一步:接受。温斯顿最害怕的东西——老鼠,被以这样的形式施加于他:一个铁笼子中装着饥饿的老鼠,笼子前面的面罩贴合他的脸。当笼子打开,老鼠将吞噬他。当笼子的铁丝网碰到他脸颊上时,他开始疯狂地喊叫:“去咬朱莉亚!”拷问结束了,温斯顿回到了社会上,已被洗脑,接受党的学说并热爱老大哥。
在温斯顿的再教育过程中,奥勃良总是理解温斯顿,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重返大洋国社会后,裘利亚在公园重逢温斯顿,每个人都承认出卖了对方,背叛改变了人:
“我出卖了你,”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出卖了你,”他说。
她又很快地憎恶的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她说,“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威胁你,这东西你无法忍受,而且想都不能想。于是你就说,‘别这样对我,对别人去,对某某人去。’后来你也许可以伪装这不过是一种计策,这么说是为了使他们停下来,真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但是这不对。当时你说的真是这个意思。你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你,因此你很愿意用这个办法来救自己。你真的愿意这事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受得了受不了,你根本不在乎。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
“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他随声附和说。
“在这以后,你对另外那个人的感情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他说,“你就感到不一样了。”
似乎没有别的可以说了。风把他们的单薄的工作服刮得紧紧地裹在他们身上。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使他觉得很难堪,而且坐着不动也太冷,他说要赶地下铁道,就站了起来要走。
“我们以后见吧,”他说。
“是的,”她说,“我们以后见吧。”
温斯顿·史密斯最后成了一个嗜酒的闲散人员。一次,他在酒吧中听到一则公报,公报中声称大洋国对欧亚国在非洲控制权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使他的思想彻底归顺,接受了党对社会和生活的描述,并对他即将来临的公开审判和处决听之任之。他在被枪决的一瞬间意识到“他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
《一九八四》中的世界被大洋国、欧亚国与东亚国三个超级大国瓜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其内部社会结构皆被彻底打破,并以实行高度集权统治、重写语言、篡改历史、打破家庭制度等极权手段箝制人民的思想与本能。大洋国政府以具有监视功能的“电幕”控制人们的行为、维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保持对内外敌人的仇恨与维持社会的运转。
故事中主角的国家大洋国只有一个政党,即英社,并以新语简称英社。人与人之间也根据与党的关系密切程度被分为核心党员、外围党员与无产者三个阶层。政府机构分为四个部门:负责战争的和平部、负责维护秩序及思想审查的友爱部、负责文化与教育发展的真理部与负责经济的富裕部,按照新语,其简称分别为和、爱、真、富部。
英国社会主义(IngSoc)是大洋国的主流政治形态,也是该国唯一的政党,按照新语的用法,简称英社。英社的领导者为老大哥。在社会方面,英国社会主义实行高压集权制度,他们箝制人民的言论、思想与创作自由,并借由重写语言、篡改历史来加强统治。在语言与历史皆被篡改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说出“自由”两个字,因为人们不能理解何谓自由,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用词来称呼它。除此之外,英国社会主义还要求人民接受“双重思想”概念,即同时接受两种相互违背的信念。在这样的概念下,无论党或老大哥做了什么,都将会被视为是正确,即使其行为相互矛盾亦然。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关键字是“黑白”。就像新话中的许多词汇一样,这个词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含义:用在对手身上,是指罔顾明显事实硬把黑说成白的无耻习惯;用在党员身上,则是指在党纪要求党员把黑说成白时,党员完全愿意这样做的效忠态度,但同时也指有“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晓得”黑就是白,并忘掉自己曾不作此想。这就需要不断地窜改过去,要做到这点,只有通过一种思想方式,而这种思想方式实际上也包含了所有其他方式,那就是新话中的“双重思想”。
— 寡头政治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一九八四》中的世界有三个大国,包括[44]:
三大国之间有其缓冲区,但同时也是战场的所在。其中大洋国与欧亚国间为了北非与西亚的所有权相持不下,又与东亚国在东南亚和南印度有领土摩擦,此外位处欧亚国与东亚国边境交界处的蒙古地区也是战事频仍。在此世界观中,香港、丹吉尔、布拉柴维尔与达尔文港为角的四边形范围是人口聚集的所在,也是战争的首要目标[44]。各国常武力强取此四大城以获得奴隶的供应[45]。
与信奉英国社会主义的大洋国相比,欧亚国与东亚国也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极权政治体制与政治形态。欧亚国信奉的是建基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布尔什维克主义,东亚国则有建基于武士道的“殊死崇拜”。但无论是英国社会主义、新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殊死崇拜,其内容大同小异,也都建立起相似的政治体制。
在第一空降场,大洋国政府的四个部门为金字塔状(300米高),其中墙面展示了党的三句口号。各部的名字是以双重思想跟他们的真正功能成反义“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说谎,仁爱部负责施加酷刑,富裕部负责让人民挨饿。”
和平部支持大洋国对其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永久战争。
现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内党的领导人既承认又不承认这个目的)是消耗机器的生产果实,让一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十九世纪以来,工业社会里一直潜伏着怎样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目前,只有少数人能吃得饱,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迫切,即使没有人为的破坏在进行,这可能也不会是迫切的问题。
温斯顿·史密斯的记忆和果尔德施坦因的书都传达了一些关于革命的历史。欧亚国就在苏联征服欧洲大陆时成立,创造了一个从葡萄牙至白令海峡的单一国家。欧亚国并不包括大英帝国,因为美国吞并了它,还吞并了拉丁美洲,从而建立大洋国并控制了地球的四分之一。东亚国为最后建立的超级大国,在“十年混战”后才成立。它包括由中国和日本征服的亚洲土地。虽然东亚国的领土大小不能与欧亚国相比,但其较欧亚国多的人口弥补了缺陷。
英国被吞并的大约同一时间,原子战争引发了内战,只是不知道在这场战争哪国攻打哪国,核武器在英国投下,文中引用了科尔切斯特的原子弹爆炸作例子。英社和其竞争体系(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殊死崇拜)究竟是如何在各自的国家获得权力也尚不清楚。
虽然确切年代无法追查,但故事中全球大部分的社会重组在1945年至60年代初之间发生的。温斯顿和朱莉娅曾在“三十年”前被核破坏的教堂废墟见面。暗示1954年是发生核战争、社会不稳定并允许党夺取政权的一年。小说指出“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季”,这意味着第一个三年计划的第一季开始于1958年7月。届时,党明显是取得大洋国的控制。
在《一九八四》中,从全球性核战争中出现的三个超级大国——欧亚国、大洋国、东亚国间有一场永久的战争。由埃马纽埃尔·郭尔德斯坦因编写的《寡头政治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解释道,即使两个超级大国合力也好,换掉另一个同盟国也好,每一个国家仍旗鼓相当得不能彻底被打败。要隐藏这样的矛盾,历史就得修改,令(新)结盟关系始终如一,人民习以为常地以双重思想接受之。战争范围亦不是在欧亚国、大洋国、东亚国的心脏地带,而是北极区和包括海上和陆地的争议区,争议区的范围从丹吉尔(北非)至达尔文港(澳大利亚)。在开始时,大洋国和东亚国是在非洲北部和马拉巴海岸攻打欧亚国的盟友。
这一同盟关系在仇恨周(仇恨周的功用为致力于为党的永恒战争产生爱国热情)期间发生了变化,变为大洋国与欧亚国结盟,攻打东亚国。公众对变化盲目,演说家在一句的中间毫不停顿地改变了敌国的名字,由原本欧亚国改为东亚国。公众在注意到旗帜和海报都是错误的时候恼羞成怒,他们撕毁旗帜和海报下来,其后说“我们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后来党声称已控制整个非洲。
在书中,第一空降场,以至全世界,都生活在贫困之中:饥饿,疾病和肮脏是十分正常普遍的。荒废的城市和市镇也是随处可见——这些都是内战、核战、据称是敌人发射的火箭(很可能是大洋国自己所为)所导致的后果。四处都是严重的社会倒退和建筑物损毁;除了行政机关所身处的金字塔以外,伦敦只有很少一部分被重建。外围党员只能享用人造食品和劣质的“奢侈品”,如带油味的杜松子酒、结构不结实的香烟,它们都是属于“胜利牌”的(取自印度产的低质同名香烟,在英国及二战英国士兵中广泛被吸食)。温斯顿形容即使是简单得像补一块窗玻璃,除非亲自动手,否则等待委员会的批准也要等上两年。所有外围党员的住宅都装有电幕,用作对外围党员进行宣传和监督工作;他们可以把声音调得小一点,但却无法完全关掉。
与下级相反,处于大洋国最上等地位的核心党员居住在他们自身的住宅区的公寓,里面十分干净和舒适,并储藏了丰富的食品且都是拒绝给予广大民众的,如酒、咖啡和糖[46]。温斯顿对于奥勃良的住所拥有升降机、他的电幕可以关掉及奥勃良拥有一个亚洲仆人——马丁感到惊讶;事实上,所有的核心党员都是由在争议区域捕获的奴隶所服侍,“那本书”亦表明许多核心党员都拥有自己的车辆,甚至拥有直升机。尽管如此,“那本书”仍明确指出,即使是核心党员所享有的条件也只是相对舒适,与革命前的精英阶层标准相比也算较为严峻[47]。
无产者生存在贫穷之下,并予以酒精、色情以及国家彩票安抚他们(大部分奖金和得奖者都是虚构的,但这一事实被宣传和大洋国的资讯不流通所掩盖)。无产者所受到的限制和压迫较外围党员少。他们亦受到一定水平的监管,但他们自己的家并没有电幕,并对自己所看到的电幕加以嘲笑。“那本书”指出在传统上中等人会首先开始革命,而不是下等人。该模型需要严格控制中等人,有雄心的外围党员通过推广而对内党进行瓦解。无产者的思想可以较为自由,因为他们缺乏智慧。尽管如此,温斯顿认为“未来是属于无产者的”[48]。
《一九八四》把奥威尔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主题扩大了[49],后者关于形容某些政治势力背后的现象的词汇较为缺乏。在《一九八四》中,党针对这一点,创造了“新语”这一人造语言。
《一九八四》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审查制度[50],在《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尤其明显,它修改照片和公众档案,以除去“非人”(如已被党逮捕并决定从历史中抹去的人)[51][52]:94。在电幕中,所有物品的生产数字都被夸张化(或只被改掉),以显示出大洋国的经济正在不断增长,但很多时候现实并不像电幕所宣称的一样。大洋国的居民亦不断接收到从战场发来的胜利信息,但是居民们所接收的资讯无从证伪,因为大洋国官方控制了所有的信息发布。奥威尔曾指出:“在幼年时,我就注意到报纸上所报导过的任何事情不会永远正确[53]。”
大洋国的居民,尤其是外党成员,没有真正的隐私。他们许多人住在配有双向式电幕的公寓,所以任何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声一言都能被监视或被监听。类似的电幕亦被安装在工作及公共场所。政府还会在书面信件传递之前打开和阅读它的内容。思想警察亦会雇用装成正常公民的卧底,报告任何具有颠覆倾向的人[54]。儿童亦被鼓励向政府举报可疑人士,以至他们的父母。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了大洋国的居民,如“不当的面部表情”那么小的叛乱迹象,都有可能令自身被逮捕和监禁。因此,居民(特别是党员)被迫服从党的命令。
大洋国要求所有人民都对老大哥及党绝对服从,变成完全任人鱼肉的奴隶。在友爱部内,温斯顿必须以爱老大哥的情感取缔对他的恨。因此他须先后在身体上、精神上“改造”自己,然后再出卖朱莉娅,失去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对朱莉娅的忠诚[55]。朱莉娅的反叛比温斯顿的更直觉和直率。她也知道党为什么要采取政策限制性行为:通过将性行为化作政治义务此一手段,来使人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并把相关的不满转移至敌人身上。为此温斯顿和朱莉娅会在他们的幽会中发生性关系[55]。
“新话法则”是附在小说后面的学术文章。它描述了新话的发展,党所创造的简约人造语言会令“其他的思想形式不可能出现”,使思想和行动与英社的原则一致。
奥威尔曾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写到:“若要写出不绕弯的言语,那人就必须无所畏惧地思考;如果某人思考得无所畏惧,那么他就已经不算是政治正统了[55]。”在《一九八四》,党为了政治目的而创造了“新语”这一人造语言,它扭曲和破坏了原本语言的意思,并令所有不符合英社原则的旧语言与过去曾使用它的伟大作品一起消灭。“新语”此一构想是基于当时许多著者针对语言所提出持有的理论——思想是建基于言语背后的意思,因此若某一种语言不具有表达某种思想的字词,那么使用者就不可能拥有某种思想[55]。
“收录新话法则是否意味着《一九八四》存有一个有希望的结局”这一论点仍是受到一定争论,因为它在标准英语中提到党、英社、新话等事物时会用过去式。故此一些评论家认为,对于新话法则的作者而言,新话和极权主义的政府亦是过去发生的事,抱有此想法的评论家有阿特伍德(Atwood)[56]、本斯特德(Benstead)[57]、米尔纳(Milner)[58]、品钦(Pynchon)[59]等。
《一九八四》使用了苏联人的生活以及英国的战争境况作为其主题的来源。美国制片人谢德尼·谢尔顿(Sidney Sheldon)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写信给奥威尔,对其表示有兴趣把《一九八四》改编并搬上百老汇的舞台。奥威尔其后把在美国的上演权卖给谢尔顿,并解释说他写下《一九八四》的根本目的是想象斯大林政府统治英国社会后的后果:
“ | 《一九八四》主要是基于共产主义而写,因为共产主义为极权主义的主导形式,但我试图想像如果共产主义牢固扎根于英语国家后会是什么样子。不再只是苏联外交部的扩张。[60] | ” |
——奥威尔 |
天下三分成三个大国这一设定是基于1944年的德黑兰会议,奥威尔相信“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会议上)有意识地瓜分整个世界[15]。”
在温斯顿·史密斯的审讯间,用以折磨他的“2 + 2 = 5”,是苏联共产党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口号,它是用以鼓励人们用四年来实现五年计划。莫斯科当时的房子前方、广告牌、电灯和其他地方,都能看见这一个口号[61]。
大洋国的盟国从东亚国转为欧亚国后,历史便随即改写这一点,是基于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变化。两国在1939年签署《德苏互不侵略条约》之前,经常公开且激烈地批评对方。但在签署条约以后,苏联新闻界便不允许批评德国,直到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并且停止引用先前政党的路线作参考,包括大多数非俄罗斯共产党但倾遵循俄罗斯路线的人。奥威尔在他所写并收录在《左派背叛》的一篇文章中,批评英国共产党支持该条约。“1939年8月的‘希特勒 - 斯大林协定’令苏联的外交政策180度大转变。对于许多像格兰茨这样已经把他们的信念投放在建设人民阵线政府以及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集团的同路人而言,这样的改变实在是太大了。”[62]
埃马纽埃尔·果尔德施坦因是基于托洛茨基的形象来描写。戈德斯坦的书类似于托洛茨基所写并出版于1936年的《革命背叛》(The Revolution Betrayed),它对苏联进行了高度批判性的分析[63]:58。两分钟仇恨所播放关于戈德斯坦的影像中,他被形容为变成了一只羊。此形象是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片,它使用了“电影眼”(Kino Eye)这一蒙太奇技巧把托洛茨基变成山羊[64]。格温妮丝·罗伯茨(Gwyneth Roberts)认为,戈德斯坦的性格亦有一部分是基于西班牙马统工党的领导者安德烈斯·宁,他曾与奥威尔一同在内战中并肩作战,并相信斯大林背叛了革命,后来他被俄罗斯的特务所暗杀[55]。
老大哥“全在”的形象,与斯大林或希特勒所建立的个人崇拜相似[63]:134。
大洋国的广播强调了生产数字,就像苏联的工厂一样:凡在工厂创纪录的人,都会专门褒扬他。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据称他在1935年创造了煤矿开采的记录。
仁爱部的折磨是基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审讯中所使用的程序。包括使用橡胶警棍、禁止把手放进口袋里、留在明亮的房间几天、通过利用愤怒的啮齿动物来折磨受审者,以及在受审者的身体崩溃后,对其显示一面镜子[65]。书中人们的孩童“以眼侦敌”等行为是基于苏联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当时的年轻人遭鼓励四处搜索“人民公敌”。奥威尔知道有关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在宣传版本的故事中,这位时年13岁的男孩向当局告发其父亲,随后被他的家人报复杀害。最后苏联政府宣扬其为烈士,并设立了帕夫利克的塑像[66]:158。
在大洋国的随机轰炸是基于V-1导弹。在1944 - 1945年间,这一种导弹随机在英国投下。
思想警察的形象基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他们会以发表了“反苏联”言论为由任意地逮捕民众[67]。犯罪思想是基于日本战时的秘密警察——宪兵队,他们会以拥有“不爱国”的思想为由而逮捕民众。奥威尔曾预测苏联的各组织和机构会不断把自身的名称像大洋国般简化,小说中亦常出现类似苏联和纳粹德国会使用的缩写:真理部简化为真部、英国社会主义简化为英社。苏联把全联盟列宁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简称为苏联共青团;纳粹德国则把秘密国家警察(Geheime Staatspolizei)简称为盖世太保(GESTAPO)[68]:89。
“思想犯罪者”艾朗森、锺斯和鲁瑟福的口供是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摆样子公审,其中包括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所作的捏造口供,他们被纳粹政府所收买,以破坏托洛茨基所指导的苏联政权。
“在遮阴的栗树下”这首歌是基于一首叫“Go no more a-rushing”的老旧英语歌曲,这首歌早已在1891年出版,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流行歌曲。亦拥有与歌词相对的指定动作,如当唱到“chest”(胸膛)时把自己的手放在胸膛上。格伦·米勒在1939年演唱并录制了这首歌。[69] “仇恨”(两分钟仇恨及仇恨周)的灵感来自于斯大林主义时期各党派机构不断主办的集会,他们往往在当班时间开始前用很短的时间来跟工作者说一些鼓励的说话(两分钟仇恨)。但也可能持续几天,例如纪念十月革命的年度庆祝活动(仇恨周)。
奥威尔所虚构的“新语”、“双重思想”、“真理部”在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新闻界中都有所应用[71]。他改写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话语,以确保公开言论免受到当局的质疑[72]。
温斯顿·史密斯的工作——“修正历史”(和非人这一构想)是基于斯大林主义的一些惯例:在集体照片中把一些已“倒下”的人喷绘,并在书和报纸中删除提及他们的内容[73]。其中一个著名例子就是苏联百科全书原本有一条关于贝利亚的条目。他在1953年“倒下”并被处决后,拥有苏联百科全书的研究所都被送了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条目,并要求把它粘贴在关于贝里亚的条目之上[74]。
老大哥的“每日一令”的灵感是来自斯大林同名的定期战时责令。斯大林亦把其责令(以及他的战时讲话)汇编成书——《关于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这一本书已以英语的形式出版。[75][76]如同老大哥的“每日一令”,斯大林在他的责令中亦会经常称赞具英雄气质的人[77],像温斯顿·史密斯所虚构并用以“纠正”(制造)老大哥的“每日一令”的奥吉伟同志般。
大洋国的口号“我们的幸福新生活”,是基于斯大林于1935年所发表的声明,其后亦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的口号“生活变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变得更愉快。”[67]
在1940年,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出版了《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它描述了一个“仁慈的秘密社会”发现了一个会沿着人类的发展方针重塑人类语言和现实的世界。故事的结尾附带了一个附录去描写该项目的成功。博尔赫斯的故事所涉及的范畴跟《一九八四》类似,包括认识论、语言和历史。[78]
《一九八四》的首版正式面世时,便随即受到评论家维克托·萨登·普里切特的好评。他于英国政治及文化杂志《新政治家》中指出:“我不认为我读过一本比《一九八四》更可怕压抑的小说,但由于其原创性、悬念性、所带给人的愤慨,以及阅读起来的速度,使人根本不能把书放下[79]。”珀西·霍华德·纽比则在《听众》杂志中评论《一九八四》为:“自《机场》(The Aerodrome,由雷克斯·华纳所创作)以来,最抢手的英国政治小说[80]。”《一九八四》亦受到像罗素、福斯特、尼科尔森般的著名人士的赞赏[80]。与以上评价相反,爱德华·谢克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评论《一九八四》时,不但没有赞扬它,反而轻视之,认为它“破灭了所有悲观的预言[80]。”鲁益师亦同样对《一九八四》作出了批评,认为党对性的看法,以至温斯顿跟裘利亚的关系,都缺乏一定的可信度,内容设定亦不但“令人不感到悲惨,反而令人作呕[81]。”
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著者奥尔德斯·赫胥黎曾于1949年写信给奥威尔,在信中赞扬《一九八四》为一本“优秀且令人深刻的重要著作”,但《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的预测是错误的,因为赫胥黎认为统治阶级会更倾向使用“软实力”去控制人民:“一只皮鞋能否永远踩在一张人脸上是值得商榷的,而我则更倾向相信统治阶级会采取一种较少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方式管治人民,并以此满足对权力的欲望,如同我所写的《美丽新世界》般[82]:157。”
《一九八四》对现今英语的影响仍然存在。老大哥、101室、思想警察、犯罪思想、非人、忘怀洞、双重思想、新话这些概念已普遍用于代表极权主义。双言巧语(Doublespeak)以及团体迷思(groupthink)都是双重思想(doublethink)的进一步完善版本。“奥威尔式的”(Orwellian)此一形容词则代表“乔治·奥威尔的著作特征及相关的联想”,特别是《一九八四》。在一字末端加上“-speak”(比如“mediaspeak”)的做法亦源于此一小说[83]。奥威尔也因《一九八四》,而使得他的名字永远跟1984年有关。安东宁·姆尔科斯于1984年7月发现的小行星便命名为奥威尔(11020 O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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