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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用于指代政治身份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分子”的非官方称呼,合稱地富反壞右[6][7][8]。黑五类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雇农、下中农”的「紅五類」相對[6][9]。
黑五类是中國共產黨前三十年統治下的政治贱民階層,依据血统论,黑五類及家庭成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至文革結束,受到約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在文革期间多首先遭遇迫害甚至屠杀(如北京的“大兴事件”、广西大屠杀等等)[6][9][10][11]。文革期间,黑五类持續增加为“黑七类”甚至“黑九类”[6][7],按照其中一种划分,黑九类依序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12][13][14]。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夕非正式加入黑九类,被蔑称为“臭老九”[12][13][14][15]。
土地改革运动期间,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产生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人”的概念[7][18]。其中,“坏分子”的概念比较模糊,一说是指家庭出身好,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人,即所谓的盲流[7],也有认为“坏分子”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群众中的“不良分子”[19]。
1950年8月4日,中国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划定了阶级成分,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游民(习惯上叫做流氓)等[18][20][21]。《决定》指出:凡年在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及在学校中读书的青年学生,除在土地改革时已成为一个家庭的实际支配人得划分其阶级成分外,一般不应划分其阶级成分,只划分其家庭出身[20][21]。
土地改革运动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1953年,据各方人士估计,约有100万-500万人在运动中遭到处决或自杀,大多是中小规模的地主[22][23][24][25][26]。 而在1950年代初毛泽东等人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据官方数据,共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27][28][29],外界则估计有100万-200万“反革命分子”遭到处决[30][31]。
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中,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揭露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19][32]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39条就是“改造地主、富农、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保护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19][33]。至此,“四类分子”的称法正式形成[19]。与此同时,官方数据显示反右运动中约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作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34][35]。此时右派分子与“四类分子”一起被当作专政对象,逐渐被统称为“五类分子”,而地、富、反、坏、右作为“黑五类”的非官方称呼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7]。
另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实际划出“右派”达317万余人,还有143万余人被划为“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36][37][38]。1959年到1964年间,官方数据显示先后有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即“摘帽”,这些人被称作“摘帽右派”[39][40][41]。此后摘帽工作陷于停滞,直至文革结束[39][40]。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黑五类”队伍扩大,在地、富、反、坏、右之后,又添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成了“黑七类”甚至“黑九类”[6][7][12][13]。但该划分标准混乱,缺乏逻辑,颇为粗略和随意,部分类别还被统称为“黑帮”、“牛鬼蛇神”[6],而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则被贬称为“臭老九”[12][13][14][15],右派的子女则被蔑稱為「狗崽子」[42]。文革期間,自1966年北京“红八月”起,黑五类成员及亲属受到了广泛的迫害甚至屠杀,较为知名的案例包括北京“大兴事件”、广西大屠杀、广东文革屠杀等[10][11][43]。
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发布《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划定的阶级敌人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等9种人,他们的子女则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44][45]。《通知》还规定:在提到阶级敌人的名称时,“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不可把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统称之为“黑帮”、“牛鬼蛇神”[45]。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提出由“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并规定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视他们[39][40]。此后,在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至1981年绝大多数右派以及“中右分子”在“摘帽”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平反,但最终依然有百余人未获平反[40][46][47][48]。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46][49]
截止1984年,依据官方数据,全国先后有约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结束了对2000多万“四类分子”及家属的身份歧视[46][47][50][51]。而据学者估计,该《决定》实际影响人数上亿[50][51]。与此同时,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被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官方数据显示,至1981年11月中国大陆共有70多万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恢复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46]。
根据以上的计算,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中国所谓的地主阶级的非正常死亡(被杀和自杀)人数大约高达470万人。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一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13]。[13]: 如高王凌的〈土改的极端化〉一文指出:“土改过程中约有300至500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的”。再如土改研究学者、《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的作者谢幼田也认为,“杀人数目至少是五百余万人。”纽约:明镜出版社,2010年,第268页。
These methods subjected the landlords to public humiliation, and the trials also resulted in the execution of members of this class on a significant scale, perhaps a million to 2 million individuals.
Even conservative sources estimate that there were no less than 5 million victims of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Sinologists say at least 1 million people were killed; perhaps as many as 4 million died.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Other scholars put the number of executed people during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between 1 million and 2 million (Dikotter 2013: 83; Pye 1991: 235; Strauss: 2002: 87).
由於描述黑五類的書籍在中國大陸大多屬於禁書類,因此在中國大陸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