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AI tools
南北朝時期文學理論批評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劉
劉勰的家世可以追考至劉邦時期城陽國國王劉章,當時他為了在呂后中奪回權力,發動了宮廷政變,獲封為城陽王。劉章傳九世到劉雲,在位一年後,無子而國絕。永始元年(公元前14年),他的弟弟劉俚獲封為城陽王,以代之。在位25年之後,被王莽貶為公,次年參與了反莽起義。[2]
反莽起義成功之後,劉俚的兄弟劉津因有功而封為平萊候,後徒居東莞郡,即是劉勰一支。在此之後,東漢至魏晉之間這一支沒有顯官行於世,《晉書》中沒有這一支的記載,也沒有家譜流傳於世,至劉撫為止。劉撫,字土安,是劉勰的六世袓,曾任彭城内史,生有兩支,一支是劉爽,即劉勰一脈,一支是劉穆之的父親。劉爽,字子明,曾任尚書都官郎,山阴縣令。四世祖劉仲道为余姚縣令,生有五子,為劉欽之、劉秀子、劉粹之、劉恭之、劉靈真。劉靈真即是劉勰的袓父,但是可能因為沒有出仕,因此史書沒有立傳,而只有《梁書·劉勰傳》有提到。劉勰的父親劉尚任越騎校尉,實際事跡不明,牟世金猜測因參與當時的建康戰事而死於元徽二年(公元474年)。[3]
劉勰的生平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學者們有很多猜測。關於劉勰生年,學者沒有定論,但都不出460年至480年這一個範圍[5] 。在這一個時間帶出生之後,劉勰很早就失去了父親。劉勰父親劉尚的官職越騎校尉的官階是四品,秩二千品,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是較為高的。因此,劉向過世之後,劉勰的家庭毋此失去了重要的經濟來源。《梁書·劉勰傳》說他「篤志好學」,好於學習,家境贫困。[6]
劉勰的母親史書也沒有明確的記載,學者大致估計,大概是過江的江北大族人家的女兒,劉尚去世的時候,應不足30歲,去世之年大致認為劉勰20歲左右。李慶甲說:「二十一至二十三歲,在家居喪三年」;范文瀾說「母歿當在劉勰二十歲左右」;牟世金認為,「劉勰二十歲,母歿」。《文心雕龍·指瑕》中,劉勰認為:「說考而不從,反道若斯,余不足觀矣」,可見劉勰是認同孝道的。結合兩者的猜測,劉勰在二十歲前後的時候應該有為其母居喪三年。[7]
在居喪之後,劉勰依然沒有人舉薦。他離開了京口,前往建康上定林寺,是當時建康名氣最大的,依靠名僧僧祐。他前往上定林寺的目的主要有三個,第一是為了逃避徭役,永明元年(483年),齊武帝削除了沒落弟子的免役權,劉勰作為其中之一,面對「家貧」的處境會百上加斤。第二是為了安心讀書。第三是為了結識上流人物,利用僧祐的地位,結交上層權貴,以求出身。[8]
劉勰在定林寺時主要做了三件事,包括幫助僧祐校經,為名僧寺塔撰寫碑銘,以及撰寫《文心雕龍》。《梁書·劉勰傳》指:「依沙門僧佑,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校經方面,學者依據史料對於定林寺的藏經進行了推算,指入寺前大約有八千卷經左右。而當中,因為譯者水平之限,又或者原文意義理解有異,又或者根本是假經,而需要校定。而這些經典中有約四百六十部是各寺院中只聞其名,未見其書的失譯之書,是僧祐辛苦尋求所得。因此「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可見僧祐對於對於劉勰的信任。[9]
寫作碑銘方面,492年,定林寺的高僧超辯過世,劉勰為他寫作了碑文。494年,為過世的僧柔寫作碑文。從《出三藏記集》觀察,可能還寫作了《上定林寺碑銘》和《建初寺初創碑銘》。《上定林寺碑銘》內容很可能記載了上定林寺的創建歷史。而《建初寺初創碑銘》中的建初寺由赤烏十年(247年)到建武四年(497年)已經有250年,此寺也是由僧祐所主持,劉勰可能在僧祐的指示下為此寺建碑銘。[10]
學者估計,以創作《文心雕龍》時間來說最少也需要一至兩年,長則要三至五年左右。據《文心雕龍·序志》所記,「齒在踰立......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一般認為,「齒在踰立」的說法指的是三十出頭。劉勰在完成創作之後,未被當時的人所接受。他重視自己的文章,於是希望得到沈約的認同,並希望得他的引薦。但當是沈約的名氣相當高,沒有方法可以接觸到他,於是便帶着《文心》,裝作商人等候沈約離開家中,當沈約離開的時候,便擋在沈約的車前。沈約取了他的書來看,認為他的書「深得文理」,大為重視他,經常將《文心》放在案頭觀看。[11]
據《梁書·劉勰傳》所記,「天監初年,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現在學者大多認為劉勰之所以任「奉朝請」一職是因為得到沈約舉薦。奉朝請實際上只是一個榮譽官銜,沒有自己的屬員,只是為了安置閑散官員所設的。當時,劉勰依然在定林寺居住。接着,他出任了蕭宏的記室。學者估計,劉勰出任蕭宏的記室的時候大約在天監二年至三年(503-504年),因為在那個時候蕭宏升任了才中軍將軍。據史料,天監七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508-509年),他奉梁武帝蕭衍之詔和僧智、僧旻等三十人到定林寺整理佛經,編寫《眾經要抄》。完成之後,劉勰由記室升任為倉曹參軍,派入車騎將軍府,當時任車騎將軍的是王茂。[12]
據《梁書》記載,之後他「出為太末令(太末即今浙江衢縣),政有清職」。學者估計,他出任的年份在天監九年(510年)左右。在出任縣令之後,學者估計經過一年至三年之後[註 2],升任「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即擔任蕭統的記室,掌管文書。蕭統當時只有七歲,因此工作基本上都要依靠屬官自行決定,職務相對上一次任記室為多。通事舍人一職,用於傳達皇帝旨意,當時官職大多以其他官員兼職。在仁威將軍府時,主要協助當時的長史王僧孺處理職務,此外又為剡縣石城寺撰寫了碑文。[13][14]
天監十七年(518年)五月十六日,他的恩師在建初寺圓寂,終年74歲,劉勰為他撰寫了碑文。[15]自天監十七年八月開始,蕭衍改變了他殺牲祭袓的舊規,改為要求改用蔬果祭祀袓廟。於是劉勰見此情況,上表建議二郊祭祀都應該同樣改用蔬果,得到了接納。上表不久,獲提拔為步兵校尉。步兵校尉是一個武官,在當時只是名譽頭銜,因此實際上依然是行通事舍人一職。在此之後的生平學者分歧較大。但大致依據《梁書》來說,有詔令令他和慧震一起到定林寺抄經,完成之後請求出家。當時的皇帝不准,於是他燒自己的頭髮並立下誓言,才得到准許,並改名作慧地,次年過世。[16]
各家大致推測生年都是以《文心雕龍·序志》所提出「齒在踰立」倒推。梁繩褘主張460年說;王更生推定為464年[17];范文瀾定為465年,台灣學者華仲麔、張嚴、王金凌、譚家定、黃公偉、以及是日本學者興膳宏等都定為465年左右。郭晉稀定為467年;楊明照、李曰剛則定為470年;張恩晉定為471年;賈樹新定為472年;以葉晨輝、施助等以劉勰在天監六、七年寫作《文心雕龍》估計,劉勰的生年也會更晚,即480年。[18][19]
劉勰卒年各家推測差異相當大,主要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主張劉勰出家於僧佑過世之後,即卒於普通年間。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注》中主張:「定林寺撰經,在僧祐沒後,蓋祐好搜校卷軸,自第一次校定後,增益必多,故武帝敕於慧震整理之」,認為他死於普通一至二年間(520年至521年)。陸侃如、牟世金、周振甫、楊明照早期都認同此說[19]。王更生也認同此說,但主張卒於普通三年(522年)[20]。牟世金同樣主張卒於普通三年。詹鍈、周紹恆主張卒於普通四、五年。周紹恆主張《梁書·劉勰傳》中的慧震即是劉之遴《吊震法師亡書》、《與震法府師兄李敬朏書》中的震法師,因此他完成撰經會到荊州的是間最遲不應該在普通七年間,由此倒推即普通四、五年。[19]
第二派主張劉勰卒於蕭統死後,即中大通年間。這一派說法的依據主要將劉勰出家的原因、「未期而卒」與昭明太子的卒年一起聯系考察。李庆甲主張劉勰卒於中大通四年(532年),並以宋元其間的一些佛書作證。他的見解得到了修訂版《辭海》的使用,但是也有學者懷疑。如周振甫則認為「這些南宋和尚記事缺乏年代觀念,前後錯亂,不可為據」。牟世金指,劉勰不太可能在天監十八年至大通二年一直任步校尉一職,而且佛書也沒有說明具體的出處。 [19]
第三派主張劉勰死於大同年間。朱文民主張以定林寺的藏書量來估計,可能要長時間來修經,以一兩年是不太可能完成的,由是估計卒於大同三、四年(537至538年)[21]。楊明照後來於《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中考证出《梁书·文学传》是以传主的卒年先后排序,認為劉勰在大同四年出家,於是於四年和五年間卒。蕭洪林、邵力均認為莒縣的定林寺是由劉勰所建造的,認為《南史》刪去了「未期而卒」一句,是因為不可信。劉勰出家之後沒有「未期而卒」,而是北歸回到故鄉莒縣浮來山定林寺,在大同四年卒(538年),但是缺乏相關的証據,支持者不多。[19]李曰剛認為按《文學傳》的序次,以及是佛書的記載,應是卒於大同五年(539年)。[22]
學者對於劉勰是士族還是庶民有所爭議。王利器認為,劉勰的曾祖父劉仲道曾經參與過劉裕的開國大業,而他的父親也曾經任過越騎校尉,因此家庭成份應是地主兼官僚。馬宏山認為劉勰的家世是地主兼官僚,只是在青少年時期,因為喪父而且家貧因此家道中落。王更生認為,劉勰是「系出名裔,世代書香,同時本人也身霑朝延雨露」,台灣學者大多依王更生的說法。[23]潘重規又指,劉勰「六朝建碑,極為當世所重」,指當時碑文作者必然是出身於名門望族,假如是庶民的話不太可能得到當時人的認同。[24]
認為是庶民的說法是由王元化首次提出。王元化認為,《宋書·劉穆之傳》一句記述劉穆之是劉肥後代為《南史》所刪,可見《南史》認為這個說法不可靠。而且在劉勰世系中,史書有立傳的劉穆之、劉秀之從出身來說,也不能發現士族的痕跡,而是顯示出他們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再者,以劉勰出身士族來說,也沒法解釋劉勰裝作商人向沈約獻書的理由。程天祐補充,他的父親名字是劉靈真,和其他兄弟都是以「之」作結有所不同,可能並不是血統相近的。程干祐、牟世金、周振甫、張少康都認可此說。[23]
劉勰終身沒有結婚。據《梁書》所記,他是因為家貧而不結婚的。馬宏山認為,劉勰出於士族,不可能和庶族結婚,而當時的士族大姓也不可能看得上他,出身士族是他不結婚的理由。楊明照認為他既然是早孤而也能讀書,可見他衣食不算空乏,可能是因為信佛才不結婚。[23]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