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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至1919年存在的政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華革命黨為孫中山於民國三年(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東京創立的革命組織,黨員多為原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及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的部分人士,後於民國八年(1919年)10月10日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孫中山發動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孫檢討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他認為國民黨失去其前身中國同盟會的革命精神,黨員不服從理事長(即孫中山)的號令,主張循法律途徑解決宋案,未能及時起兵致使失敗。中華革命黨於1913年底開始籌建[7]:274。
1914年,孫重申黨員必須信仰「革命主義」,同時強調「此次立黨,與前次辦法頗有不同。曩同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志……不計品流之純粹」,以致「內部分子意見分歧,步驟凌亂……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是故「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8]:106-107。5月10日孫在東京創刊《民國》雜誌,後為中華革命黨機關刊物;5月11日孫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勸其支持中國革命,許以優惠條件[8]:375。6月22日[8]:375,中華革命黨召開首次大會,推選孫為總理;7月8日中華革黨在東京築地精養軒舉行成立大會,與會者約300餘人[8]:107。孫就任總理,並公布手書《中華革命黨總章》[8]:375。並兩次發表討袁宣言[9]。「中華革命黨」宣佈「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規定入黨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黨員人數最多時只500人左右[10]:33。每個人都要發誓,「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7]:274每個黨員之地位取決於入黨時間:凡在革命開始前之前入黨者,即為「首義黨員」,日後為「元勳公民」,將被賦予「特權」;凡在革命開始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黨者,即為「協助黨員」,日後成為「有功公民」,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革命勝利之後始入黨者,即為「普通黨員」,日後為「先進公民」,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7]:275。黨總部設總務、黨務、軍務、政治、財政等部,由孫指定陳其美、居正、許崇智、鄧鏗、胡漢民、楊庶堪、張靜江和廖仲愷等分任正、副部長[8]:107。11月29日,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上呈日本政府一份關於解決中國問題之備忘錄,他在文中提議從袁世凱手中救出中國,然後與中國結盟,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下;他推薦支持兩個有助推翻袁世凱之團體:以肅親王為核心之北方君主主義者,和南方革命黨人孫[7]:280。
孫的提案遭到部分革命黨人抵制,特別是黃興[7]:276。孙向黄兴解释:「要知道過去革命所以失敗的最大原因,就是不肯服從一個領袖的命令。我們現在做革命能夠成功,以後黨內的一舉一動,就要領袖來指導,由全體黨員去服從。至於那一個人來做領袖,這是沒有關係的。假使你黃先生願意當領袖,我們就可以在誓約內寫明『服從黃先生』,我個人當然也填誓約來服從你的。如果你不願意當領袖,就由我來當領袖,那末你就應該服從我。至於誓約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決心,決不是含侮辱的意思。」[11]:220-221孙又对一般党员说道,革命党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当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家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12]
1915年夏,中华革命党组建“中华革命军”,密令陈其美在上海筹组东南军,居正至青岛筹组东北军,胡汉民回广州筹组西南军,于右任赴陕西三原组织西北军,共四个总司令部,并派遣党人分赴各省运动军队和会党。从1914年到1916年,中华革命党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其中比较有名的有:1914年10月,广东党人钟明光谋刺广惠镇守使龙觐光;11月,洪兆麟在广东惠州聚众二千举兵反袁;朱执信在顺德率千余人,攻打佛山。1915年12月,上海革命党人发动的肇和舰起义。1916年,江苏江阴、吴江、安徽大通等地的武装起义。1916年2月,东北军连克昌乐、安邱、高密等城;5、6月份三围省城济南,攻打即墨、莒县、昌邑10余县。[13]:261-262
除作军事斗争以外,中华革命党还重视宣传工作。在1914年5月10日,革命党人在东京创立《民国》杂志后,又相继在美国旧金山出版《少年中国晨报》(李是男、黄芸苏主编)、《民口》月刊(冯自由、孙科、谢英伯等主编),在新加坡出版《国民日报》(陈新政、丘明昶、雷铁崖等主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出版《新民国晨报》(胡汉贤、夏重民等主编),在檀香山出版《自由新报》(吴荣新主编),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出版《民国日报》(陈其美领导,邵力子、叶楚伧等主编),在天津出版《公民日报》(刘揆一任社长,刘铸生、张静庐等主编),在香港出版《现象报》(罗翼群、朱卓文任经理,邓寄芳、陈云锋等任主编)。[13]:263-264
1915年底在云南爆发的护国战争,与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活动有直接联系。朱执信在《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中回顾说:“厥后云南继起,遂克有成,然推其本原,不得遂祧去肇和,正犹武昌起事之前有三月廿九之役也。中华革命军实先护国军而起,而以甚大之好影响与护国军者也。”[14]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4月9日,中華革命黨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舉行聲討袁世凱的小型集會(又稱「帝制取消一笑会」);5月1日,孫中山返國抵達上海公共租界;5月9日,中華革命黨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號召推翻袁世凱;6月6日,袁世凱逝世,國會恢復,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重新參加議政活動;7月17日,中華革命黨在上海張園舉辦茶話會,與各界人士研討袁死後之形勢和建設方針。27日,本部通告各支部,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及黨務活動,並徵求改組意見[15]。
1917年7月,張勳復辟,國會解散。而段祺瑞起兵驅逐張勳後控制北京,亦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中華革命黨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聯合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與四川等西南軍閥,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並就任大元帥,形成南北對峙。部分國會議員響應號召,南下廣州召開非常會議,開展護法運動(亦稱「三次革命」),誓師北伐。
中華革命黨在各地組織活動,由於缺乏群眾基礎而屢遭挫折;1919年10月,孫又把中華革命黨改組成中國國民黨[10]:33。由於西南軍閥本無護法誠意,加上護法軍戰事不利,遂醞釀議和。主戰的中華革命黨人遭受排擠,孫黯然前往上海法租界。考慮到中華革命黨在各地的行動因缺乏民眾支持而屢遭挫折,孫以「國民革命」的理念公開活動、擴大吸收黨員。
《谁是新中国》作者辛灏年说,孙中山曾要求入党人员宣誓、按手模,表示服从领袖,遭到了黄兴等人的反对。现代以来,几位满族后裔和少数民运人士,指责孙中山是专制主义者。但历史情况是,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的同时,又创建了中华革命军,目的是用武装战胜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现实中的国家军队都实行军衔制,就是为命令和指挥有等级秩序可循。并且,孙仅要求自愿入党的人服从领袖,却没有逼迫人们必须入党。任何党、任何团体,都有自己的纪律和约束,个人若不愿牺牲一己自由,便不会为团体的信念和目标去战斗,就不必要入党。[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