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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英語：Great Depression），又称经济大危机、經濟大恐慌，是指1929年—1933年之間全球經濟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严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大萧条是二十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1]
 | 此條目可参照英語維基百科相應條目来扩充。 (2023年6月6日) |
此条目的主題是1920年代後期至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关于2000年代後期發生的經濟危機，請見「經濟大衰退」。
大萧条的开始时间，依各國而異，但绝大多数在1930年起，持续到30年代末，甚至是40年代末。[2]大萧条从美国开始，1929年10月24日股市下跌，至10月29日终酿成1929年華爾街股災，席卷全世界。大萧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毁灭打击，人均收入、税收、盈利、价格全面下挫，国际贸易锐减50%，美国失业率飙升到25%，有些国家甚至达到33%。[3]1929年至1932年間，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下跌了約15%；相比之下，2008年至2009年的經濟大衰退期間，全球GDP跌幅不到1%。[4]
全球各大主要城市都遭到重创，特别是依赖重工业的地区，许多国家无法进行建筑工程，农产品价格亦急跌約60%。[5][6][7]由于没有可替代的工种，第一产业中的经济作物、采矿、伐木等部门受到最为沉重的打擊。[8]
部分经济体在3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但大多数国家要等到二战结束后，經濟才得以复苏。[9]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不同经济学派对大萧条的原因解释迥然不同。整體而言，「市场派」学者认为，政府的错误管制将正常的經濟衰退，扩大为大萧条，「政府派」学者认为大萧条显示资本主义市场的缺陷，呼吁更多政府管制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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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历史学家常将「大萧条」的开始，定在1929年10月29日，這天美国股市大幅下跌，史稱黑色星期二；[10]不過亦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股市下跌只是一个现象，並非單純的導火線。[3][11]
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一些乐观人士依然堅持己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笑道：“这些日子里人们垂头丧气。在我有生的93年中，衰退来来去去。好日子最终总是会到来。”[12]的確，在1930年早期，股市曾經小幅上扬，到4月时已經回到1929年的水平，但仍比1929年9月最高点低了约30%。[13]
1930年，政府和商业组织都增加支出，不過受到打击的消费者就勒紧口袋，减少10%的消费。与此同时，一场凶狠的干旱席卷美国中部的农业心脏地带。
到了1930年中期，利率已经降至新低，但预期通货紧缩和不愿借贷情绪的持续，令消费者开支和投资依然低迷。[14]1930年5月，汽车销量下降到1928年水平之下。
到了1931年，紧缩週期开始，农业地区情况更加糟糕，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在矿业和伐木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找不到工作。法国银行家收回提供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德国银行家们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危及在德国有大规模投资的英国银行家们。
美国经济的衰退减缓其他国家的发展，各国因自身经济强弱衰退情况有所不同。贸易保护主义者抬頭《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疯狂寻求自保，导致其他国家以报复性关税作为回应，加剧全球贸易崩溃。到1930年底，全球经济衰退全面蔓延，並於1933年达到底谷。
大蕭條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期間約有200－400萬中學生輟學[來源請求]；許多人忍受不了痛苦而自殺；治安惡化。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美国曾有1370万人失業，1929-1933年間的失業率高居25%[來源請求]，即使是羅斯福新政時期也從未低於15%。在美國各城市，排隊領救濟食物的窮人長達幾個街區；英國更曾有則有500-700萬人失業[來源請求]，市民在勞務市場內需要排很長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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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结构性缺点和具体因素。就1929衰退而言，历史学家强调结构性因素，如大银行的失策、股市的崩盘。与之相对的是货币主义者，他们认为货币因素与之相关，如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英國回归战前金本位制（US$4.86:£1）。[來源請求]
衰退和商业周期被认为是供需不对称所导致的正常周期性规律。正常衰退或“普通”商业周期究竟如何演变成为危机则被广泛讨论。学者们莫衷一是，而对问题研究的初衷则集中在如何避免未来的经济危机。
另一个相关议题是大萧条到底是源自自由市场缺陷，还是政府监管不力。对此，目前主要有两大观点。
其一是供需驱动理论，即凯恩斯主义，认为大萧条源自国际贸易崩溃、消费不足、投资过度，银行和工业家的不作为以及政府监管的不力[來源請求]。供需驱动理论一致认为信心的大幅度降低，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急剧下降，而市場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当恐慌和通货紧缩出现时，许多人认为回避市场是安全之举。而持有货币、等候物价下跌，然后大赚一把的想法，进一步恶化了需求。供需驱动理论因而提出由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略以刺激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主张。這一观点成為了50-70年代時人們普遍的看法。
另一派货币主义认为，大萧条之初不过是简单的经济衰退，但货币政策制定机构，特别是美联储，做出了错误决定：紧缩货币供给，恶化了经济环境，从而将衰退推向了大萧条。与解释相关的是消費借貸所致。持續性借款最終使美國個人債務日增，而所造成的消費熱潮也在大蕭條時結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則認為是美國政府在大蕭條前對經濟做了过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對銀行的管制，使銀行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在通貨緊縮下導致經濟大恐慌。债务紧缩导致人们借的越多、欠的越多。
但上述两大派别都沒有考慮工資（購買力）的重要影響。
其它派系的分析淡化了上述理论，或是对此全然否决。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不同的劳动市场政策在起初就是欺骗性的，增加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奥地利学派则关注货币供给，以及中央银行的决定是如何导致过度投资等。[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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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認為经济总支出的下跌导致收入、就业大规模降低，从而跌至平均值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达到相对较低的平衡点，而失业率则升至相对较高的平衡点。
凯恩斯的办法很简单：既然私营部门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以将生产维持在正常水平，从而让人们都得到工作，则此时政府必须举债以维持经济运行。凯恩斯主义者呼吁政府在危机时刻必须增加支出，或大幅减税。
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支持了公共事业，进行農業補貼，并尝试了多重方法以重振美国经济。与此同时，不放弃消灭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主义，这些措施都对经济大有裨益。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才将美国经济拉出泥潭。[15]
许多经济学家都認為国际贸易在1930年后的下降加剧了衰退，特别是那些过分依赖外贸的国家受到的打击尤甚。许多历史和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压了国际贸易，导致了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从而导致形势恶化。虽然美国经济对外贸易依赖不多，只是集中在农业等领域，但这对其它国家来说则另当别论。[16]從價稅的平均税率在1921–1925年间是25.9%，但新法则将其飙升至1931–1935年的50%。
美国出口额由1929年的52亿美元下降至1933年的17亿美元，考虑到随之下跌的价格，实际出口量只下降了一半[來源請求]。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农产品，例如谷物、棉花、烟草和木材。根据该理论，农产品出口的锐减导致许多美国农民拖欠贷款，从而导致小农业银行出现挤兑，成为大萧条早期的特征。
欧文·费雪认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因素是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费雪将信贷宽松与过度负债联系了起来，认为信贷宽松鼓励炒作，吹起了资产泡沫。[17]并就负债与通货紧缩所导致的经济繁荣与衰落提出了9条相互影响的事件如下：
- 债务清算和廉价抛售。
- 货币供给收缩，银行贷款清付。
- 资产价格下降。
- 商务资本净值下跌，导致破产。
- 利润下滑。
- 生产、贸易、就业率下跌。
- 悲观、失去信心。
- 囤积货币。
- 名义利率下跌，通缩调整利率攀升。[17]
在大萧条前夕的股市崩盘时，法定保证金仅要求10%。[18]换句话来说，投资人每存$10，经纪公司就会借出$9。当行情下跌时，经纪人要求征收保证金，但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19]
债务方拖欠债务，存款人集体取款，使得挤兑现象频发，导致银行倒闭。政府担保和美联储的监管则要么无力，要么干脆没有被启用。银行倒闭导致了数亿美元的资产损失。[19]
未偿还的债务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价格和收入下降了20–50%，但债务却依然保持不变。在1929年恐慌后，在1930年的前10个月，美国有744家银行倒闭（30年代总计有约9,000家银行倒闭）。到了1933年4月，倒闭的、吊销营业许可的银行产生了约70亿美元的呆死坏账。[20]
银行倒闭滚了雪球，绝望的银行家们试图收回债款，但借款人无以还债。未来的盈利看起来十分渺茫，投资和工程要么减缓进度，要么干脆完全停工。在呆死坏账和黯淡的前景面前，苟延残喘的银行们在贷款上个个谨慎到家。[19]银行堆积了准备金，结果却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恶性循环开始了，螺旋式下降加速了。
债务清算跟不上物价低落。相对于资产控股价值的下降而言，大量清算导致所欠美元的价值提升。人们试图还债，却适得其反。这是自相矛盾的，债务方越是还债，他们所欠的就越多。[17]这种自我恶化的过程将1930年的衰退演化成为1933年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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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米爾頓·佛利民在内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货币紧缩，是美国联邦贮备系统的失策和银行业的持续危机所导致的。[21][22]根据这一理论，美联储的不作为导致货币供给的M2政策在1929-1933年间缩减了1/3，将普通的衰退推入大萧条。[23]
美联储允许一些大型对公银行倒闭——特别是美国纽约银行（New York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倒闭——导致恐慌和地方银行的大規模挤兑。而在此期间，美联储竟然呆坐在一旁隔岸观火。他认为，如果美联储提供应急借贷，或是简单地在自由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以提供流动资产，在主要银行倒台后增加货币供给，那么其它银行就不会跟着大型银行一同倒闭，这样货币供给就不会紧张到如此的地步。[24]由于货币极端稀缺，商人拿不到新贷款，也不能为旧贷款延期，导致许多投资停滞。这样的解释将责任归咎于美联储的不作为，特别是在纽约分行问题上。[25]
美联储不作为的一个原因是监管。在此期间，美联储提供的信用额度被《联邦储备条例》（Federal Reserve Act）制约，要求联邦储备券背后应有40%的黄金支持。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美联储几乎在信用额度上达到了持有黄金的许可上限。这个信用额度是美联储即期票据的一种形式。[26]
“黄金的承诺”不如“到手的黄金”好，特别是联邦储备券在未償還贷款上只有40%的黄金可用。在恐慌期间，即期票据的一部分是由联邦储蓄黄金来偿还的。由于美联储已经在许可信用上达到了上限，所有库内黄金的减少都会伴随着信用的大幅降低。在1933年4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布《6102号行政命令》，取消了金券、金币、金锭私有制的合法性，减少了美联储黄金储备的压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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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学派的最近研究着重于生产力的衰退所导致的出产下滑，以及政策对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吉欧（Timothy J. Kehoe）和普莱斯考特（Prescott）在研究中[27]将经济衰退分解为劳动力、股本的衰退，以及使用前者的生产力的下滑。这项研究认为大萧条的理论必须解释生产力在最初急剧的衰退和之后的迅速恢复，前者与股本之间微弱的关联，以及劳动力市场长时间的低迷。这项分析否定了存贷的作用，提出了股本衰退的假设。
另一种解释来自奥地利经济学派。它对大萧条的经济理论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后者于1963年著书《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他们的观点与货币主义者类似，认为诞生于1913年的美联储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与货币主义不同，他称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十世纪20年代货币供给的大量扩充，导致信用驱动膨胀的不稳定。[28]这和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的膨胀导致资产价格（如股票和债券）和资本财的不稳定。美联储在1928年过迟地紧缩了通货，以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太迟了，经济大幅度紧缩变得不可避免。[28]他们认为，在大萧条之前对经济的干预是个灾难，在1929年之后的干预则是火上添油。
罗斯巴德认为，政府干预延缓了市场调节，导致复苏之路变得更加艰难。[29]然而，不同于罗斯巴德，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关于紧缩政策则支持货币主义者，相信美联储在大萧条早期允许货币供给紧缩使得问题更加恶化。[30]
卡尔·马克思认为衰退和萧条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所无法避免的，因为除了市场以外，没有对资本积累的相关干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会导致资本积累的不平衡，進而引发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繁荣与萧条是一个常态，用马克思术语就是资本主义“混乱”的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危机是因為通過歷史剖釋，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經存在著當時被人忽視或漠視的若干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趨向。而農業一直沒有從戰後蕭條中完全恢復過來，農民在這個時期始終貧困。此外，所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這十年內，新機器的應用把大批工人排擠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業總產值幾乎增加了50%，而工業工人人數卻沒有增多，交通運輸業職工實際上還有所減少。在工資水平很低的服務行業，工人增加最多，所以大多數工人的工資只增長了2%。其中毫無疑問也包括了許多因技術進步而失業的技術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資略有提高的統計數字，看來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由於工農群眾是基本消費者，這兩類人遇到經濟困難對消費品市場一定會有影響。
二十年代的两位经济学家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将一理论通俗化，影响了许多政策制定者，包括赫伯特·胡佛、亨利·阿加德·华莱士、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该理论认为经济体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以至于消费不完，这是因为消费者收入太少的缘故。他们认为，二十年代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大萧条的缘故。[31][32]
根据这一理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全球范围内对重工业投资过剩，而独立经济，如农业等，在工资和收入上普遍落后。解决方案是政府必须给消费者发钱。换句话说，必须重新分配消费力，维护工业基础，但再膨胀的价格和工资迫使更多的通胀将购买力转化为消费支出。经济的建设过多，新工厂是不需要的。福斯特和卡钦斯建议[33]联邦和州政府主持大型工程，这一政策被胡佛和罗斯福采纳。
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于1933年开始从大萧条中复苏。美国的复苏开始于1933年初，[10]但到了1940年，美国仍没有在十多年间回归到192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且仍然面临着约15％的失业率——尽管与1933年的25％高失业率相比已有下降。在这段时期的失业率的计算较为简单，并受到大规模就业不足的影响，而就业不足则涉及到雇主和工人的工作配给。[來源請求]
美国经济扩张几乎在绝大部分的罗斯福执政期得以持续（以及迫使其中断的1937年经济衰退），而经济学界对于其驱动力还未能达成共识。大多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罗斯福的“新政”尽管不够积极强硬，不能带领经济完全走出衰退，但亦功不可没得加速甚至是引起了复苏。一些经济学家也呼吁人们关注罗斯福的言行预示的通货再膨胀和名义利率的上升，这些都带来了积极的效果。[34][35]正是中止这些通货再膨胀政策导致了1937年的经济中断衰退[36][37]1935年银行法，可以算作是一个促进了通货再膨胀的有效政策，它大幅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导致了能阻挠经济复苏的货币紧缩。[38]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于1938年重回上升趋势。
克里斯蒂娜·罗默认为，源源不断的国际黄金流入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源头，而经济几乎未出现自我纠正的迹象。黄金的流入一部分是由于美元贬值，一部分则是由于欧洲政治局势的恶化。[39]在《美国货币史》中，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也将复苏归功于货币性因素，并认为，不善的联邦储备系统拖缓了经济复苏。现任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也对货币性因素在全球经济衰退和最终复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持认同态度。[40]他还认识到了制度性因素發挥强而有力的作用，特别是金融体系的重建和重组，[41]并指出需以国际视角来审视大萧条。[42]
一些经济研究表明，正如经济衰退是由于金本位制的僵化而蔓延全球，正是暂停黄金兑换（或是对黄金形式的货币的贬值）使得经济复苏成为可能。[43][44][45]
大萧条时期，所有主要币种均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是其中的先驱。面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和黄金储备的枯竭，1931年9月，英国央行停止将英镑纸币兑换黄金，让英镑在外汇市场浮动。
英国、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均在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美国，直到1932或1933年时才放弃了金本位制。而另一些国家，即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集团（Gold Bloc）”成员，包括波兰、比利时、瑞士，则一直维持着该制度直至1935—1936年。
根据后来的分析，越早放弃金本位制，越能可靠得预测经济复苏。例如，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于1931年不再实行金本位制，其复苏就比沿用该制度更久的法国和比利时更早。抛弃金本位制是一个国家经济萧条的严重程度和复苏的时间长短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这种关联在许多国家得以证实，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大萧条在各国经济间的表现和长短存在差异。[46]
经济史学家的普遍看法是，大萧条以二战的爆发而终结。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战争支出加速乃至导致了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战争没有对恢复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战争的确降低了失业的发生。[10][47][48]
导致二战爆发的重整军备政策，却在1937至1939年间帮助刺激了欧洲经济。到1937年，英国的失业人口已经下降至150万。1939年战争爆发后的军队兵力动员很好的解决了失业问题。[49]
美国在1941年加入二战后，终于得以从大萧条的残余影响中解脱，美国失业率也下降到10％以下。[50]美国庞大的战争开支增加了一倍的经济增长率，对大萧条而言，也许是在表面上对经济的废墟的掩盖，也许是在实质上彻底画上了句号。商人们忽略掉堆积的国债和沉重的新税，重振旗鼓，充分利用丰厚的政府订单，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
大萧条的普遍影响导致了：
威瑪共和國受到了大萧条极大的重击，其中美国对德国的援助贷款因衰退而停止供给。[52]海因里希·布吕宁以长期视角施行紧缩政策，但在短期内失业率飙升，极端主义抬头。[53]1932年，失业率逼近了30%，两党在当年7月的选举中首次共同占据了国会的多数席位。[54]1932年的洛桑會議上，德国的战争赔款一案被搁置。此时，德国支付了赔款中的1/8。1933年1月，希特拉的纳粹党上台执政，建立了新政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垫了道路，该冲突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
大萧条严重影响日本经济。在1929-1931年间，日本经济衰退了8%。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是第一个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官员：第一，通过大量财政政策，包括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第二，将日元贬值。高桥是清通过日本央行进行赤字开支，并将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最小化。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这些财政刺激十分有效。[55]
货币的贬值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日本纺织品在出口市场上取代了英国纺织品成为了第一。而赤字开支的影响也極其深远，这些支出被用来购买武器军备。在1933年，日本已经摆脱了萧条。到1934年，高桥是清意识到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危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他削减了武器军备上的赤字开支。
这个做法导致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负面反应，特别是军队的意见强烈，并导致了二二六事件的爆发，高桥是清的遇刺。这引发了日本文职官僚中的寒蝉效应。自1934年起，军队对政府的控制持续加强。政府非但没有削减赤字开支，反而进行了物价控制和配给方案，没有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这一问题一直遗留到二战结束以后。
赤字开支对日本产生了改革效果：日本工业产值在30年代翻倍。不僅如此，在1929年，日本的上榜企业中，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占据了主流（丰田公司是以纺织起家的）。到1940年輕工業取代了重工业，在日本经济中的规模最大。[56]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澳洲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大萧条始于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其他国家一样，澳洲遭受了多年的高失业率，贫穷，低利润，通货紧缩，收入暴跌以及失去经济增长和个人晋升的机会。
澳洲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令其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生产国之一，澳洲的重要出口产品，尤其是羊毛和小麦，受到国际需求急剧萎缩的冲击。1932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30％左右，而国内生产总值在1929年至1931年之间下降了10％。
大萧条使数百万加拿大人失业，饥饿和无家可归。在被称为“肮脏的三十年代”期间，很少有国家像加拿大那样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影响，这是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加上草原三省遭遇了严重的干旱问题，也称为黑色风暴事件。高失业率和储蓄流失最终触发社会福利的诞生，各种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以及加拿大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最终使加拿大获得了非常大的改变。
受全球经济衰退和黑色风暴事件的影响，加拿大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32年下降到1929年的58%，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等国家，跌至1929年水平的83%。国民总收入下降到1929年的56%，再次比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还要差。在1933年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失业率达到27%。
危机带来了许多政治影响，其中一个是结束了经济自由主义，罗斯福新政用凯恩斯主义将其取而代之。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在1933年到1939年间，联邦开销翻了三倍，而罗斯福的批评家则攻击他将美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57]
大萧条则导致了二战后欧洲列国普遍实施了社會民主主義和计划经济（参见马歇尔计划）。虽然奥地利学派在20年代就开始挑战凯恩斯主义，但直到70年代，在米爾頓·佛利民的影响之下，凯恩斯主义才被政治所质疑。[58]
二十世纪20年代被稱為「新時代」，財富和機會似乎向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美國人敞開了自己吝嗇的大門。整個社會對新技術和新生活方式趨之若鶩，「炫耀性消費」成為時代潮流。胡佛總統也認為，『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的前夜，貧民窟將從美國消失』。
1929年10月29日的美國股灾在黑色星期二开始。[10]這一天，股票一夜之間從頂巔跌入深淵，價格下跌之快連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萧条中，當時的紐約流行一首兒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大鐘。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狱里冲。」（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可怕的連鎖反應很快發生：瘋狂擠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貧困來臨、有組織的抵抗內戰邊緣等等。
農業資本家和大農場主大量銷毀「過剩」的產品，用小麥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進密西西比河，使這條河變成「銀河」。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由於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上蓋著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頭上的蘋果小販則成了大蕭條時期最為人熟知的象徵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經營流動水果攤討生活的人中，有許多從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但美国经济不景气最大且最恐怖的影響，是1933年德国纳粹的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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