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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箴生於1831年(道光十一年),系出江州义门陈,先祖北宋嘉佑年间自浔阳迁往福建,六世祖陳騰遠回遷至江西南昌府義寧州定居。騰遠生子陳克繩,克繩生子陳偉琳,號「韶亭先生」,儒學醫道傳家,創辦有「義寧書院」。太平軍事起,組織鄉人防守義寧達數年之久。寶箴為偉琳第三子,性格英毅,21歲(1851年)鄉試中舉人,隨父辦鄉團抵禦太平軍。偉琳過勞猝死,寶箴哀傷欲絕,化悲憤為力量,義寧團練名噪一時。30歲(1860年)進京參加會試落榜,暫留北京1,結交四方雋才雅士,與易佩紳和羅享奎交好,時有「三君子」[1]之稱。
陳寶箴在京期間,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進逼北京,咸豐皇帝遠避熱河。寶箴條陳防守六事,協助樞府解決糧運問題。1860年10月18日,聯軍火燒圓明園,寶箴在酒樓飲酒,一見火光,滿腔悲憤不能自己,拍桌慟哭,舉座動容。1861年(咸豐11年)寶箴南歸探望母親,之後投入易佩紳和羅享奎的「果健營」,在來鳳、龍山之間防守太平軍。其時石達開大舉來犯,兩軍相持數月不下,糧食耗盡,寶箴遂往永順募糧,知府張修府見寶箴在風雪中只穿一件單衣,乃命人取來狐裘,寶箴以將士飢寒、不願獨暖為由推卻,張氏感動淚流。援糧開到後,石達開更無法得逞,引兵退去。
1862年慕名前往安慶拜謁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曾氏奉為上賓,讚謂「海內奇士」,欲延攬入幕府,寶箴以想實際參戰為由,返江西後加入席寶田軍。途經彭澤、鄱陽,眼見一連數縣飢民遍野,賑濟無力,寶箴心下惻然,修書一封上陳江西巡撫沈葆楨,信中寫到「賑濟不能救人,救人不能生活,都是白饒」3,沈葆楨有所感悟,大開糧倉,賑濟之數無法計算。當時沈葆楨因軍餉事與曾國藩、席寶田不和,寶箴居中調解,致使上下一心,通力合作,「卒以殲寇,竟大功」[1]。曾國藩因而有「半杯旨酒待君溫」等句美言相贈[2],以示看重。1864年(同治3年)湘軍攻陷南京城,太平天國破,幼主洪天貴福出逃,寶箴獻策席寶田,派兵埋伏在廣昌、石城之間,果然擒獲天國幼主與重要人物十餘人。事後席寶田敘功欲保舉寶箴當知府,但是他沒有接受,而回到曾國藩身邊,時常與其詠文論書2,「游詠無虛日」[1]。
1868年(同治七年),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寶箴才「以家貧養親,不得已而就末職」[3],就任湖南知府。當時貴州有苗亂,已經用兵數年,直到席寶田轉戰貴州始有成效,不久席寶田染病去職,支柱一去,謠言四起,省中官吏縉紳都說苗亂要無法平定了。寶箴新官上任,初來乍到,便請在營務處當差的好友易佩紳向湖南巡撫劉琨勸說,席寶田雖去,然而席軍分統皆百戰之士,無須過分擔憂,以致貽誤戰機。劉琨遂遣寶箴赴黔往治,隔年平定苗亂,並協助善後,功升道員。最初,寶箴想將貴州平定的苗地充公,推行屯田制,以開拓邊地,大興實利,最後因與貴州官吏不合而作罷。幾年後,有人再要請他實施此一主張,寶箴嘆息說,「以前苗亂方定,許多土地空置,所屬無人,是以辦法可行,今天這些土地都已經有人久住,官府再要徵收,勢必不堪其擾,機會一去如何能復得?」4
1875年(光緒元年)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備道,治鳳凰廳,管理有方,致使當地民氣為之一變。隔年母親去世,寶箴掛冠服喪。1880年(光緒6年)7月再授河北道(屬河南省之河北道,治武陟)[4],期間創辦「致用精舍」,延攬名師通儒,栽培當地人才。1882年(光緒8年)拔擢為浙江按察使,不久因「王樹汶案」遭彈劾罷官。
最初,河南南陽衙門有胥役胡體安,私下實是盜匪首腦,平日作賊的喊抓賊,事發後指使家童王樹汶冒頂入監,秋審死罪,押赴刑場時王樹汶才大聲喊冤,遂還押交由河南巡撫李鶴年及河東河道總督梅啟照共同複審[5],以盜匪從犯之罪立斬定讞。此案當時獲得朝野諸多關注,故判決一出,輿論嘩然,全案再送刑部審理,最後緝拿胡體安歸案,改判王樹汶杖刑百下、徒刑三年,與案的一批官員則受到懲處。參與過會審的陳寶箴此時已升任按察使,遭侍講學士張佩綸彈劾陳寶箴在京城汲汲營營干預司法「營私干進」,奏請追加處分。寶箴上疏抗辯說:「官職升降本輕如毫毛,沒什麼好爭的。可是現在朝廷鼓勵進言,有官員不思彌補政策缺漏,反而同聲一氣結黨營私顛倒是非,恐怕國家大事會被這些人敗壞」,並指摘「言官挾持」5,右庶子宗室盛昱再彈劾陳寶箴「嘵嘵瀆辯,欲朝廷為之罪言官,洩私忿」、「喋喋不休,有失大臣體統」請再交吏部議處6。朝廷派戶部尚書閻敬銘另啟調查,六月十五日,吏部議處降調。稱病放浪於山水之間三年。[6][7][8]
1886年(光緒12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出面奏調到廣東, 陳寶箴才決定在緝捕局任職,管理治安。隔年初秋,鄭州黃河大決口,朝廷派禮部尚書李鴻藻視察河工搶修情況,召寶箴前往襄助謀劃,李氏一見,對其大為傾倒。1889年(光緒15年)湖南巡撫王文韶上疏力薦「陳寶箴可大用」[4],隔年調到湖北, 歷任湖北按察使與布政使, 後以勞苦功高,賞加頭品頂戴。
1894年(光緒20年)中日之間因朝鮮產生衝突,甲午戰爭一觸即發,清廷為借重寶箴軍事才能,授直隸布政使,召入京城陛見,商討兵略,提出「固畿輔」、「擇軍將」、「嚴津防」、「簡軍實」、「籌急款」等《兵事十六條》[8]。寶箴見光緒帝為戰事宵衣旰食,心力憔悴,奏請皇帝讀康熙帝的《御纂周易折中》,以期在大變之中穩定心智。
1895年(光緒21年)派駐天津監督湘軍糧運,可專摺奏事。寶箴透過兩江總督劉坤一保薦戶部候補員外郎毛慶蕃協辦糧臺事務,掃弊清迂,績效卓著,劉坤一讚嘆:「管理糧運的官員少有比得上的。」7清廷戰敗後,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寶箴痛哭「殆不國矣[9](無以為國)」,上疏痛心疾首指陳利害得失。李鴻章歸國後,暫留天津,寶箴不願意拜見他,甚至憤而表示「李鴻章一回任直隸,我陳寶箴當天就掛冠求去」8,友人為李氏辯解,寶箴回說:「像李公這等勳舊大臣,明知不可戰,就該當仁不讓上書直諫,用生命、用職位表達事情的嚴重性,爭久了,皇帝總會聽進去。今天卻因為害怕朝中議論畏罪塞責,以中國之大,宗社之重來孤注一擲,大臣怎能只關心自己的進退?」9
甲午戰爭後,陳寶箴受兵部尚書榮祿舉薦,詔授湖南巡撫,官場生涯達到人生的最高點10。寶箴在湖南任官多年,熟知地方民情,功績名聲昭赫鄉里,百姓愛戴縉紳嚮慕,曾對人說:「我想為湖南服務的心,就像以前廉頗想為趙國服務一樣。」11寶箴眼見國勢不振,認為必須掃弊興政,起用人才,國家才能圖存。湖南地處東南上游,自古為偏僻荒涼、潮濕溽熱之地,困難的環境造就了果敢刁蠻的人才與名震天下的湘軍。湖南又土產豐富,煤鐵五金俱備,寶箴尋思士人其氣可用,經營一地作為天下榜樣,立定富強根基,使國家未來面對非常之變而能有所憑恃。因此得知自己可以有機會治理湖南一省,心下竊喜不已,湖南百姓知道陳寶箴要調任巡撫,也都相當高興。
當時湖南正逢大旱,赤地千里,飢民遍野,共有二十多個州縣受災,其中又以瀏陽、醴陵、衡山最為嚴重。情勢緊急,朝廷特許陳寶箴不用入京覲見,直接離津赴任。寶箴遂搭船走海道,火速趕往長沙,離津前發電報請求各省援助,得黃金五六十萬兩,大賑災情慘重的三個州縣。初步勘察後,再頒布嚴禁販米出境令,以確保糧米供應。然而此舉卻引起米商不滿,在岳州洞庭湖畔聚集千餘艘米販舟船要強行出湘,寶箴以米禁為湖南飢民安危之所繫,派遣總兵持符節帶軍隊趕往阻攔,臨行指示當場誅殺為首聚眾滋事者,以鐵腕手段平嘩變、安民心。由於措施得當,救災及時,使得百數十萬人逃脫死亡的命運。
陳寶箴正式上任後,湖南綱紀廢弛,上下相賊,致使庫藏耗竭,百廢待理。寶箴認為當今困局,短期目標必先整肅吏治,開源節流,長期之計則在「變士習,開民智,敕軍政,公官權」。寶箴首先罷免懲辦常德知府文傑、同知銜吳愛亭以及長沙府幕僚任麟等府縣官吏二十餘人,並上疏彈劾為任麟關說的直隸布政使王廉,以及為王廉說情、當初曾力薦自己的直隸總督王文韶,鐵面無私之舉使其在朝中毀譽參半。再設立「課吏局」有系統地培訓全省各級官吏,湖南得以一改往日官員朋比為奸的混亂局面[10]。寶箴既去湖南,昔日諸所營搆便於民者,雖效益已著。可惜人去政息,皆廢毀無一存。
陳寶箴「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譚嗣同傳》,梁啟超),十分支持戊戌變法,令湖南成為了變法的重要場地。當時曾在湖南參與變法活動的人有黃遵憲、江標、徐仁铸、歐陽中鵠、熊希齡、梁啟超、唐才常、譚嗣同、皮錫瑞及其子陳三立等。陳寶箴的行動引起湖南守舊黨不滿,守舊黨彈劾他,幸得楊深秀為他剖辨;楊深秀更奉旨獎勵陳寶箴,而嚴責舊黨,令在湖南的議論稍為平息,陳寶箴的阻礙減少。(《楊深秀傳》,梁啟超)
陳寶箴積極參與維新。他曾命湖南各州縣訂購《湘學報》。光緒23年,又贊助長沙的時務學堂。光緒24年二月初一,親臨講演於南學會。但是到了8月初,陈宝箴在压力下奏请朝廷烧毁康有为的有煽动性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木板,并禁止再版。
1898年,戊戌政變,因推薦劉光第、楊銳,以「招引奸邪」之罪革職。移居於南昌西山缑岭之崝廬。1900年去世,時年七十。另说被慈禧太后密旨赐自尽,自缢而死[11][12]。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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