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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清朝官員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沈葆楨(1820年4月9日—1879年12月18日),榜名振宗,字翰宇、幼丹[1],諡文肅,是一位生於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今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的晚清重要大臣。他是“同治中興”時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先後曾任江西巡撫、總理船政大臣、臺灣海防欽差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對臺灣歷史發展也有重大影響。其妻林普晴是清朝名臣林則徐的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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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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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頭品頂戴兩江總督加贈太子太保銜世襲一等輕車都尉 | |
爵位 | 一等輕車都尉(同治三年起) |
籍貫 | 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 |
族裔 | 漢族 |
原名 | 沈振宗 |
字號 | 字翰宇,一字幼丹 |
諡號 | 文肅 |
出生 | 嘉慶二十五年二月廿七日子時 (1820年4月9日) 大清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 |
逝世 | 光緒五年己卯十一月初六日未时1879年12月18日 (59歲) 大清江蘇省江寧府 |
配偶 | 林普晴 |
出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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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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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父沈廷楓,母為林則徐妹妹,生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咸豐四年(1854年)改任御史。
咸豐六年(1856年)改派江西,任廣信知府,追隨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作戰[2]。當時,城池被太平軍圍攻,守城的沈葆楨與其夫人(古代夫人不冠夫姓,所以一是稱林夫人,或是沈葆楨夫人,不能稱沈夫人)林普晴(禁煙名臣林則徐的三女,沈葆楨表妹)同登上城樓,其夫人甚至仿效南宋梁紅玉在城樓上擊鼓,守軍士氣為之大振、擊退敵軍。
咸豐十一年(1861年),沈葆楨升任江西巡撫。同治三年(1864年),清軍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今江蘇南京)後統帥曾國荃縱兵屠城,姦淫擄掠三日夜火光不息,死二、三十萬[3][4][5][6][7][8][9];忠王李秀成率眾突圍失敗,唯幼天王洪天貴福及洪仁玕、黃文英等輾轉逃至江西,皆為沈葆楨部擒獲,並以斬草除根為目奏請慈禧太后全處凌遲極刑,其中14岁的幼天王因此成為人類史上凌遲死刑紀錄最年幼者;沈葆禎親自監刑,以此功晉正三品輕車都尉。[10][11][12][13]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於福建福州設立馬尾造船廠,左仍在籌備中旋即被調任陝甘。左宗棠薦沈葆楨代其事,沈於次年(1867年)被任為船政總理大臣,任內對中國的現代航海事業及洋務運動皆貢獻甚大。沈葆楨除了在馬尾興建船塢,製造現代船艦以裝備福建水師(同時更供應北洋海軍、南洋海軍其他艦隊),更非常著重人材培養,建立了中國首家海軍學校福建船政學堂,訓練之人材中不少成為日後北洋水師與洋務實業的中堅。
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攻打臺灣恆春,清廷聞訊後派遣時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緊急前往臺灣籌辦防務。不久之後,清廷獲知日軍已登陸臺灣,且與臺灣原住民之斯卡羅發生激戰,因此改授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稱“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將福建所有總兵、道尹歸其節制,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准其調遣,以便與日本及各國按約交涉。沈葆楨受命後,便與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聯合上奏,提出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才、通消息等四項要求,清廷均予以嘉許,並命迅速辦理。
6月,沈葆楨與福建布政使潘霨一同至臺。沈葆楨以軍備刻不容緩,臺南市府城為根本之地,遂於安平興建砲臺,置放西洋巨砲以為防禦(即億載金城),同時派兵分駐枋寮、東港等地,也在旗後(今日的旗津區)設立砲臺,並請調淮軍最精銳的武力銘軍(劉銘傳部)唐定奎部六千餘人,及總兵張其光、吳光亮等洋槍隊及粵勇共八千餘人先後抵臺,積極備戰。
雖然此時臺灣情勢一觸即發,但清廷本身海防空虛,新疆回亂未平,不希望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日本也因飽受臺灣南部瘴癘之氣所苦,同時並未具備大規模對外征戰能力,雙方遂簽訂北京專約,日軍撤離臺灣。
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決定在日軍登陸的瑯嶠地區設置恆春縣,同時奏請在臺灣北部設立臺北府,將淡水廳及噶瑪蘭廳分別改為淡水縣及宜蘭縣。另將淡水廳頭前溪以南地區單獨劃設為新竹縣,雞籠地區單獨設廳,並改名為基隆廳。於是大甲溪以北地區新設臺北府,下設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及基隆廳,以淡水縣為附郭縣,使北部在行政組織上的比重大為增強,以配合其在臺灣開港以後的迅速發展。
沈葆楨為解決組織與移墾開發速度脫節的問題,也對中南部的行政區劃加以調整。由於當時諸羅縣南部的曾文溪以南地區距離縣治過遠,且為加強臺灣府之附郭縣臺灣縣的轄境,因此將此一地區劃入臺灣縣。此外又將彰化縣埔里地區單獨設立埔里社廳,改“北路撫民理蕃同知”為“中路撫民理蕃同知”,移駐埔里。另在後山地區設置卑南廳,移“南路撫民理蕃同知”駐守。於是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地區仍設臺灣府,下轄彰化縣、嘉義縣、臺灣縣、鳳山縣、恆春縣五縣及埔里社廳、澎湖廳、卑南廳三廳。
沈葆楨奏請增設臺北府,也認為須同時進行開山撫番,計劃一面開發後山(東臺灣)地區,先行佔領,以免為外人所佔領,因此建設三路,北路由噶瑪蘭蘇澳鎮至花蓮縣奇萊,共計205里、中路由彰化林圮埔至花蓮璞石閣,共計265里,以及南路由屏東射寮(車城)至臺東卑南,共計214里。另外則是“撫蕃”,乃是招撫高山族原住民),使其漢化,不再出草漢人。欲使原住民失去武裝,則討伐不順從的原住民,[14]與消滅撒奇萊雅族及噶瑪蘭族的加禮宛戰役等屠殺事件[15],又凌遲處死赴營請降的族長古穆·巴力克(Komod Pazik)、並當眾慘殺其夫人伊婕·卡娜蕭(Icep Kanasaw),花東二族在抵抗清軍的持續入侵中幾近滅絕[16]。
沈葆楨經考察後認為必須解除過去限制漢人的渡臺禁令以落實「開山撫蕃」政策,否則臺灣之土地將無法充分開發;1875年2月,沈葆楨上奏請求解除關於臺灣之各種禁令,並獲得朝廷准許使得漢人大量來台。
沈葆楨抵臺之時,清廷領有臺灣已達190年,當時清廷對鄭成功的抗清運動也已由貶抑轉向包容,早在康熙帝就已有“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之語。臺灣人也有建祠祭祀之風,鄉民私下祭奉鄭成功,稱為大王爺、開山王,且名以“開山廟”(臺南市開山路上),以掩官吏耳目。
沈葆楨抵臺之後,臺灣進士楊士芳等稟稱,可否奏請追諡鄭成功,並准予建祠;臺灣道道員、臺灣知府等官員亦表贊同,沈葆楨也認為有其必要,據以上奏 [17]:
“ |
奏為明季遺臣,臺陽初祖,生而忠正,歿而英靈,懇予賜謚建祠,以順輿情,以明大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據臺灣府進士楊士芳等稟稱,竊惟有功德於民則祀,能正直而壹者神。明末賜姓延平郡王鄭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少服儒冠,長遭國恤,感時仗節,移孝作忠。顧寰宇難容洛邑之頑民,向滄冥獨闢田横之別島;奉故主正朔,墾荒裔山川,傳至子孫,納土內屬。維我國家宥過錄忠,載在史乘,厥後陰陽水旱之沴,時聞吁嗟祈禱之聲,肸蠁所通,神應如答,而民間私祭,僅附叢祠,身後易名,未邀盛典,望古遙集,衆心缺然!可否據情奏請,將明故藩鄭成功,准予追謚建祠,列之祀典,等因。並據臺灣道夏獻綸,臺灣府周懋琦等議詳前來,臣等伏思鄭成功,丁無可如何之厄運,抱得未曾有之孤忠,雖煩盛世之斧斨,足砭千秋之頑懦,伏讀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勅遣官獲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置守塚建祠祀之,聖人之言,久垂定論。惟祠在南安,而臺郡未蒙勅建,遺靈莫妥,民望徒殷,至於賜謚褒忠,我朝恢廓之規,遠軼隆古,如瞿式耜、張同敞等,俱以殉明捐軀,謚之忠烈;成功所處,尤為其難,較之瞿張,奚啻伯仲,合亟仰懇天恩,准予追謚,並於臺郡,執建專祠,俾臺民知忠義之大可為,雖勝國亦革袞之所必及,於勵風俗正人心之道,或有裨於萬壹。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再此摺係臣葆楨主稿,合並聲明,謹奏。 同治十三年十月 日 |
” |
清廷准其奏請,在臺灣府城建專祠,並諡“忠節”,以彰義忠。之後建祠於府城,以南明諸臣114人配享,春秋兩季加以祭祀。沈葆楨並親手書寫對聯云:“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光緒元年(1875年),沈葆楨離台,上燕京後,被任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負責督辦南洋水師。沈葆楨以朝廷經費有限,分散建南、北洋水師感到不足,主動提議先集中力量建北洋水師。
光緒五年(1879年),沈葆楨在江寧病逝於任上。諡文肅,朝廷追贈太子太保銜。
沈葆楨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鎮梅峰路2號、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第二住院部(總院分院)西北角的運動廣場(26°05′58″N 119°15′43″E),與其父、母、妻、弟、弟媳同葬。沈家後人曾於西元2000年集資重修塋地,並在墓旁立一重修記碑。據重修記,原墓碑在西元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左右兩段已不全,僅存中間部分殘片至今。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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