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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家和藏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任凤苞(1876年—1953年),字振采,斋名天春楼、三残书屋[註 1],江苏宜兴人,中国银行家、藏书家。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复业,任协理,同时为全国铁路协会评议员,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抗战胜利后,继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同时兼四行储蓄会执行委员。其一生专注于地方志的收藏,并拥有知名藏书楼“天春楼”,后将所藏珍品图书全部捐给天津图书馆[1][2][3][4]。
任凤苞是宜兴官宦人家的后代,其祖父任溥霖曾任清朝丹徒县训导[1]。其父任锡汾(字逢辛)曾官至四川川东道,后到江南、上海经商,成为沪上工商界和慈善界领袖之一[5],著有《拙叟诗存》。任凤苞为其长子,后出嗣给族兄任锡璋[6]。
1904年3月10日,任凤苞之父任锡汾与上海的沈敦和、施则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联络英法德美各中立国代表,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任凤苞承担了创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许多事务性工作,后任红十字会总书记,期间操办了国内的多次赈灾救护活动[5]。
任凤苞早年随父亲宦游各地,随后北上京城。1915年应税务督办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的聘请,出任交通银行协理,同时为全国铁路协会评议员。曹汝霖继梁士诒任该行经理时,受曹之委托掌握银行实权,成为交通系之重要人物。1919年随曹下台而辞职[2]。1928年迁居天津,投资于银行业,后曾任金城银行董事、中南银行董事、天津盐业银行董事長[1]。抗战期间隐居天津,抗战胜利后,继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同时兼四行储蓄会执行委员[1]。
1941年,张伯驹受吴鼎昌力邀出任盐业银行的经理,因得罪了盐业银行的高级职员李祖莱而被绑架勒索。时任盐业银行董事长的任凤苞也被卷入到绑架案中。1941年6月16日,任凤苞发电报至银行上海方面,指示此事“不可牵涉到行”,希望不要影响银行的稳定局面[1][7][8]。
1953年,任凤苞将自己书斋“天春楼”中所藏的地方志全部捐献给天津市人民政府,收藏于天津人民图书馆(后为天津图书馆),约有2500余种,两万多册。同年去世于天津[1][3][4]。
任凤苞从小就开始收藏图书,他在《方志考稿序》中自称:「少小粗解文字,即好聚书。」后来他感到收藏范围过于宽泛,决定只收藏史部图书,又改为收藏地理类图书,最后决定只收藏地理类图书中的地方志。他认为地方志是构成一国历史的基本材料,十分重要,其在《方志考稿》一书的序言中说:“窃念方志一门,为国史初基。典章制度之恢闳,风俗土宜之纤悉,于是备焉。”[6][9]
任凤苞将精力投入地方志的收集。其藏书主要来源于京津一带古旧书肆,从清末开始,他不断地访书、购书,“闻有异椠珍籍,虽在写远,必百方钩致而后快”[9]。任氏曾以一千元的高价,购得明版《云南通志》一部,后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曾特意托人到天津找到任凤苞,将此书排印发行;民国三十年(1941年)任氏又曾用金子两条换得明景泰本《寰宇通志》四十册[9]。经过30余年的蒐集,任凤苞收藏地方志多达2500余种,当时只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才差不多可与其相比。任凤苞所收集的地方志中有不少孤本、善本,其中主要为清代康熙以后所编纂的各类地方志[6]。
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朱士嘉编纂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任凤苞藏志有1517种,为当时所记录的公私藏志者的第六位,而居私家藏志者之首;据民国二十五年任凤苞自编的《任氏天春园方志目》著录,其藏志已达2536种,并涉及到清代全国22个省份,对于一些边远偏僻的地区省份的方志亦有收藏[9]。
任凤苞曾编制了中国私人藏书家中一部规范化的地方志专科书目《天春园方志目》。该书目继承了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的优点,又较之大有改进,包括将通志分属到各省、每志分别列出主修者与总纂者、著录了大量清末各省所编的乡土志及江浙等省的乡镇志等[6][10]。
任凤苞酷嗜庋藏志书,但从不读方志,又时常将其天春园方志提供给北京图书馆,云南、贵州等省志局,供其研究使用。张国淦在撰写《中国方志考》时,曾大量地参阅了任氏天春园藏志;瞿宣穎早年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之际,欲将每种方志撰一提要,以备遗忘;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瞿宣颖特至天津拜访任氏,任氏欣然尽出其所藏供之检阅。后瞿宣颖在《方志考稿》自序中,详细回顾了任凤苞对自己的全力支持[6][9]。
1953年,任凤苞将所藏的2500余种地方志完整地捐献给了天津图书馆,使天津图书馆以地方志收藏丰富且珍贵为其一大特色。该馆所藏的孤本万历《徐州志》即来自任凤苞原藏,卷首尚有天春园藏书印一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