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AI tools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橡皮股票风潮,是指发生在1910年前后中国上海的橡胶公司股票炒卖行为及其导致的金融危机。由于全球橡胶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的介入过深,以及清政府对市场缺乏监控和政府内部的党争,此次危机最终引发天津、广州等地的钱庄大规模倒闭。此事与约10年后的民十信交風潮,同样给上海的金融经济活动带来极大打击。[1]
橡胶在清末被称为“橡皮”,经营橡树种植业的公司则被称为橡皮公司。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兴起带动起作为周边产业的橡胶制品(主要是轮胎)生产。以美国为例,美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约为五千七百万美元,1909年增至七千万美元左右。又如英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八十四万英镑,1909年增至一百四十一万英镑。橡胶的价格随着其需求量扩大而不断上涨。在英国,1910年4月的价格高峰期甚至出现橡胶每磅十二先令五便士的记录,而当时橡胶生产成本仅为18便士,价格即使加上充分的利润也不过每磅二至三先令左右。在价格和需求推动之下,世界各地的橡胶产业公司不断成立并发行股票。受此影响,上海的金融市场也开始热炒橡皮股票。[2][1]
以兰格志为例,1903年,英国商人麦边(George McBain)在上海创设了兰格志拓植公司(Langkate)。公司成立前数月,麦边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今后之橡皮世界》,宣扬该产业的美好前景。然后麦边在上海市场出售股票。[1]
1908年时,在上海上市的其他橡皮公司股票还有Perak、Kalumpong、Senawang、Tebong等。[1]
1909年起橡胶价格的迅速上涨,推动相关公司的股价上涨。而银行和银号因应橡胶公司的融资也十分宽松。先是外商银行将抵押折扣放宽到50%-80%左右,上海各钱庄和华商银行其后跟随。融资买股一定程度上对橡胶的股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下是高峰期部分股票的价格:
- 兰格志:1910年3月2日1080两,3月18日1300两,3月21日1600两,3月29日1675两,此后价格一直在1400至1500两之间波动。兰格志股票面值是100荷蘭盾(當時約合白銀60兩)。[3]
- 斯尼王(Senawang):1910年2月25日630两,3月9日750两,3月18日1200两,3月29日1325两,3月30日1425两,4月7日1550两,4月15日1600两,4月21日1650两,4月25日1675两,5月10日1625两,5月30日1400两,6月27日1300两,7月6日1300两,7月11日1375两。
股价的上涨和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橡胶公司新股票的发行。1910年1月至7月,每月有数种乃至十几种新的橡皮股票上市。这些股票随行就市地高溢价发行,并在报纸等媒体上大篇幅刊登宣传广告,宣扬公司形象及与金融机构如公益洋行、进益洋行、壳件洋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德华银行的良好关系,并宣称由社会知名人士参与董事会。[1]
这些橡胶公司通过上海的洋行经办和发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如志摩合众橡树地产有限公司在《时报》上刊登广告,招募“股本英金壹拾壹万磅,计分二十二万股,每股英金十先令”并由公益洋行经理,向德华银行开户。 爪哇橡树地产有限公司由汇通洋行经理,向麦加利银行开户。 英脱内训纳而橡树公司由进益洋行经理,在麦加利银行开户。 泰平橡树公司由壳牌洋行经理,德华洋行则“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 。[2]
中国的钱庄在此次风潮中介入很深。据东亚同文会的报告,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70%至80%的股票为中国人所有。钱庄不但放出贷款供人买股,自己本身也购入股票。以正元钱庄一家为例,正元买进橡皮股票达三四百万两。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金额约在2600万两至3000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约为1400万两,两方面加起来,总额约在4000万两至4500万两。钱庄不但自己投入资金,还向同业外资银行拆借。[1]
股市高峰期,上至重要官员,下至难以计数的各地钱庄人员、各业的一般商人乃至一般职员均有介入。[1]尤其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此三人联合,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放在外资银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元丰被陈调走11万余两庄票。[2][4]
1910年中,美国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6月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持续下跌,到7月底便降到九先令三便士,随后更猛跌到六先令。[2]橡胶价格下跌带动全球橡胶公司的股价下跌。1910年7月21日,正元、兆康、谦余3家钱庄倒闭(3家共损失500余万两),而与这3家钱庄关系密切的森源、元丰、会丰、协丰、晋大5家钱庄也在随后倒闭。[1]
此时袁世凯亲信,上海道台蔡乃煌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赶到宁波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报告。张人骏转奏朝廷,北京方面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4]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同时蔡乃煌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其中有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沪关库款”),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分属庄号,上海市面暂时趋于平静。[4]
9月份,清政府要从“沪关库款”取出190万两偿还庚子赔款。蔡乃煌鉴于这笔钱已经用作救市且上海金融市场尚未稳定,请求朝廷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垫付。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蔡乃煌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4]
蔡乃煌的提款,加上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使得源丰润倒闭,牵连6家大型银号倒闭。外国银行见状开始停止拆款并追回欠款,风潮初起时,外国银行对上海庄号的拆款尚有1000万两左右,源丰润倒闭前还有640万两。至12月初,拆款降至60万两左右。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以江苏盐厘担保。
至1910年春节前,又有30余家钱庄倒闭。3月21日义善源宣布倒闭。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时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前面蔡乃煌提款时,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并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李经楚只好归还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未遂。次日义善源倒闭,负债1400万两。
1910年初上海共有91家钱庄,受橡皮股票风潮影响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5]
风潮过后,上海的上市橡胶公司大多正常营业,但名誉扫地。他们大多召开股东会希望恢复股东信心,但1912年后大多橡胶公司股票跌至票面以下。[1]
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部倒闭。[4]
1910年7月天津的春华泰银号首先倒闭。10月上海源丰润天津分号及联号新泰也即时倒闭,负债100多万两。在竹竿巷开设的万庆成洋布庄老板曾借给上海商人73万两,当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后,万庆成洋布庄大小铺面连倒闭。
1911年3月,上海义善源银号倒闭,天津分号受牵连而倒闭,计欠款60万两。裕源长银号受牵连倒闭,义德厚钱庄、永盛钱铺、春兴钱铺等均因银根紧迫而歇业。10月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引起全国各大商埠市面恐慌。如大庆元银号因上海总号牵连倒闭,富商王锡英所开益兴恒、益源恒银号也因此而倒闭,经收海关税款三十年之久的裕丰官银号也未幸免,甚至连洋商银行华账房也遭此厄运,麦加利银行买办徐诚的账房,因津埠停市,账房现银短缺而倒闭。[6]
国际橡胶价格自此事件后一直下跌至5先令以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得商品滞销,运输渠道不畅,进一步推低原材料价格。橡胶的价格直到1922年底到1923年初才恢复过来并牵动一次橡皮股票投资热潮。而再下一次的热潮,则要到1937年上海孤岛时期。[1]
全国的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收入。迫于经济压力清政府收回原本商办的铁路,引发保路运动,清政府从湖北派兵镇压,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