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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殖民地官員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戴麟趾爵士，GCMG，MC，DL（英語：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1915年6月2日—1988年12月4日），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曾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1964年4月15日至1971年10月19日任第24任香港總督，任內香港工業長足發展，但期間因為文化大革命席捲中國大陸，香港亦受影響而爆發了左派領導的六七暴動。六七暴動後，戴麟趾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如發展基建、小學六年義務教育等。
戴麟趾在1915年6月2日出生於英屬印度奎達（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會），父母親分別名叫威廉·朗斯洛特·克羅斯比·特倫特，CIE（William Launcelot Crosbie Trench，1881年7月22日—1949年6月2日）和瑪格麗特·施芬妮·赫德爾斯頓（Margaret Zephanie Huddleston，c.1886年—1934年10月30日），夫婦兩人在1910年3月19日結婚。
戴麟趾在1925年入讀位於肯特郡湯布里奇的湯布里奇公學（Tonbridge School），後來入讀劍橋大學的耶穌學院，並在那裡取得文學碩士資格。
大學畢業不久以後，戴麟趾在1938年加入英屬所羅門群島保護地的殖民地政府，出任見習官。未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戴麟趾遂應募入伍。在1941年的時候，他曾被指派擔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的副手，到翌年，日軍正式入侵群島，戴麟趾亦轉而加入英屬所羅門群島防衛軍（British Solomon Islands Defense Force），期間曾經參與不少防衛戰事，更曾大膽的前往敵方防線的後防，結果在1944年分別獲英國和美國頒授軍功十字勳章和軍功勳章（Legion of Merit）加以表揚。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同年戴麟趾仍取得了陸軍中校軍階。戰後戴麟趾一直留在英屬所羅門群島防衛軍，至1946年才退役。
在1947年，戴麟趾重新回到英屬所羅門群島保護地政府任職秘書，到1949年獲送到位於白金漢郡的英國聯合參謀學院（Joint Services Staff College）深造一年，此後在1950年派往香港政府，在布政司署內擔任副防衛司助理秘書，至1956年獲擢升為副財政司。在1957年，戴麟趾改任勞工及礦務專員（Commissioner of Labour and Mines），到翌年再次被派回英國深造，而這次則是帝國國防學院。
自1959年至1960年，戴麟趾獲委任為香港的副輔政司，後來自1961年至1964年更獲擢升為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到1964年4月15日，戴麟趾正式宣誓，接替柏立基爵士，就任第24任香港總督兼駐港三軍總司令。由於戴麟趾曾長期在香港政府供職，因此對香港事務並不陌生。
香港在整個1960年代都受到供水不足所困擾，有原因為當時天氣，更大原因在於中國大陸的難民湧港，令香港人口劇增。 1960年代當中，在1963年的時候更遇上一次嚴重的大旱。至於在戴麟趾任內，香港亦曾經在1967年夏天發生嚴重的旱災。與1963年旱災一樣，戴麟趾曾於1967年一度宣佈實施制水，實行「四天供水四小時」的政策。
為了解決供水不足的問題，前任總督柏立基爵士早已在1960年動工興建船灣淡水湖，以增加香港的儲水，應付越來越多的需要。而戴麟趾上任後不久，政府便正式與中國大陸當局於1964年4月22日達成協議，確認自1965年3月起，中國大陸的供港水量將由1960年的每年50億加侖，增加至每年不少於150億加侖，折合即每天供水約6,200萬加侖，而售價則為每1,000加侖1.06港元。後來在1967年，港府又在獅子山鑿洞，引水自船灣淡水湖至市區以防範旱災，而到1968年，船灣淡水湖落成，香港的水荒才得以暫時舒緩。
1970年時，戴麟趾又斥資2,800萬，加高船灣淡水湖的堤壩高度，以及擴建沙田濾水廠，使沙田濾水廠的濾水量由每日的8,000萬加侖增至1.75億加侖。這兩項工程在戴麟趾離任後，到1973年方才完成，使香港的淡水供應量進一步得到保證。
由於中國局勢不穩，後來又在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觸發大量人口在1960年代從中國大陸湧入香港，再加上戰後嬰兒潮的影響，更使香港人口有急速上升之勢。據統計，香港1960年的人口約為300萬，而到1971年，卻已經暴增至400萬。在人口急速增長的情況下，為香港帶來了充足的勞動人口，連帶使香港的製造工業有長足的發展，當中又以紡織、膠花、假髮和玩具的製造最為蓬勃。
人口的急升，使住房供應成為了當時港府的一大考驗。在戴麟趾任內，他繼承了前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的「廉租屋計劃」，大力興建廉租屋。在1964年至1971年間，香港一共興建了12個廉租屋村，總計有101座廉租屋，大大舒緩香港的住房壓力。
隨著一波又一波中國大陸難民潮，香港人口的劇增，所帶動的勞動人口亦急速上升，除有利香港工業快速發展，貪污也隨之成為了戴麟趾任內的一大問題。而當中又以公務員貪污的情況最為嚴重，因警隊等紀律部隊吸收大量華裔成員，以便服務新增人口引發的治安等問題，令公務員質素參差，引致整個團隊出現互相賄賂，同時亦向市民收片（意即收受賄賂），令普羅大眾深受其害。
在1960年代，公務員貪污可謂司空見慣，理由大堆，由資源不足到風水迷信也有，如救護員送病人入院前謊稱人手問題要徵收「茶錢」，消防員救火前又因為制水要收取「開喉費」，公營醫院內的服務員也利用迷信意識向病人要求「打賞錢」，各種團隊相習成風，以至不行賄便無法得到應有服務。甚至於市民要辦理輪候公屋和申請入學等等的公共服務，都先要賄賂有關的公職人員。
此外，當時警隊內的貪污問題更是各政府部門之中最嚴重的，警隊充斥極大量的受賄警員，除了市民的應有服務受阻，他們還透過包庇各種犯罪活動來收受大筆利益，由賄款到服務的免費使用權利（如娼妓），甚至於主動威脅拒絕賄賂的人士，串連三合會和唆使弱勢社群（如越南船民、中國大陸難民等），作出更多罪惡以便收受利益，使社會治安和風紀大壞，吸收華人以便服務華人的原意無疑大受挫折。
戴麟趾在任期間面對日益越下的情況，未能對社會上下嚴重的貪污風氣作有效打擊，只能以繼續提供大量基礎資源，建設和教育計劃來舒解民怨。戴麟趾卸任後，新任港督麥理浩爵士矢志打擊貪污，並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ICAC），貪污風氣才得以肅清。廉政公署成立後，先後揭發了前新界總華探長韓森於1971年攜款415萬多元移居加拿大（韓氏在警界任職31年，歷年總收入不過19萬多元），和前九龍總華探長呂樂收受賄款達800多萬元，由此可見戴麟趾任內的貪污風氣有多嚴重。
戴麟趾任內的最大考驗是連番的暴動。早在1966年4月，香港就曾經因為天星小輪被獲准加價而觸發在九龍出現大規模的暴動，期間戴麟趾更曾宣佈實施宵禁。到1967年，香港又爆發另一場更大規模的六七暴動，動亂更持續達大半年，對香港的社會治安和金融經濟構成嚴重的打擊。
1966年中國共產黨發起「文化大革命」，「文革」風潮席捲香港和澳門，1967年1月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成功奪權，香港左派份子也蠢蠢欲動，而香港落後的勞工保障制度亦使左派有機可乘[1]。六七暴動最先始於1967年4月尾在新蒲崗香港人造塑膠花廠發生的一宗勞資糾紛，當時員工由於不滿資方剝削員工，又無理解僱近100名員工，引發人造花廠工潮，左派介入工潮，利用勞資糾紛打響「反英抗暴」的暴動，矛頭直指以戴麟趾為首的英國殖民地政府。由於先前在1967年3月和4月數宗由左派發起的工潮，在資方退讓及警方冷處理下未有進一步發酵，所以戴麟趾並不願意由政府介入事件，即使5月6日新蒲崗的工潮發生肢體衝突後，仍然採取克制的手法避免事件激化及擴大，直到5月11日工人衝擊工廠區的廠廈，工潮演變為暴動，才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到新蒲崗平亂。
5月16日以工聯會骨幹成員組成的鬥委會宣布成立，左派與罷工工人到中環一帶示威，期間除了高呼口號外，更在督憲府門外大舉張貼大字報，當中除表示不滿警方鎮壓暴動和拘捕滋事份子外，又不乏題為「警告戴麟趾」和「抗議戴麟趾的血腥暴行」等等的海報。到5月21日和5月22日，在中環的示威演變成嚴重的暴動，又有人以公審為名燒死電台主播，在連串事件中，警察拘捕了167人，而戴麟趾亦在當晚開始實施宵禁。但是在入夜後，大批市民仍然與警察對峙，防暴警察更出動催淚彈進攻「左派」的據點，情勢極為嚴峻。
隨著局勢進一步惡化，罷工的範圍亦進一步擴大，至5月23日，香港的巴士公司、電車公司、煤氣公司和天星小輪等等都先後已出現了定時罷工，後在6月24日和6月27日，工會更發動了規模龐大的罷工和罷市。但是戴麟趾的態度仍然強硬，除表示要解僱參與工潮的公務員外，更呼籲其他企業跟隨。連串的罷工行動一直到同年的7月初才告終結。
雖然廣泛的罷工在7月初告終，但這並不代表局勢降溫，反而更有升溫之勢。自1967年7月起，「左派」開始在全港各處放置土製炸彈，又打劫建築地盤的危險品倉庫盜取硝酸甘油炸藥[2]。「左派」除了襲擊警察和政府合署，就連一般的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也屢次遇襲，後來更擴展為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左派」的炸彈襲擊持續至同年12月，期間在香港放置了8,074枚真假炸彈，當中有1,167枚是真炸彈[3]。「左派」的土製炸彈除了導致警務人員死傷，更有數百名香港市民被土製炸彈所傷，甚至被炸死[4]。當時亦傳聞暴動人士得到來自中國大陸當局的武器支援，並於7月8日有中國軍隊越境攻擊香港警崗引發沙頭角槍戰[5]。港府在土製炸彈佈滿香港的期間，港府除了多次搜查「左派」的據點外，又在7月12日再度宣佈宵禁。8月4日港府得到英國皇家海軍協助，由當時訪港的競技神號航空母艦派出三架直升機將香港警隊人員空降到北角僑冠大廈的天台，與從陸路進攻的警察夾擊「左派」的巢穴[6]。
戴麟趾在6月尾的時候曾稱病離港休假，一直至同年10月才返港，期間一直由輔政司祈濟時署理港督職務，並主持香港立法局會議。當時曾有人批評戴麟趾不主持大局，更有傳聞指英國將撤出香港。但最後這些傳言沒被證實，下一任港督更隔後接任。
在10月以後，香港亂事開始有緩和的跡象，同時，戴麟趾亦宣佈關閉連接中國和香港兩地的文錦渡關卡，並大肆搜捕左派份子在港的領導人物。後來由於中國大陸的「革命」風潮愈演愈烈幾近失控，中國大陸難民仍然前仆後繼地湧入香港境內，香港西北面海岸更出現企圖偷渡的難民屍體。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於是在12月下令香港「左派」停止對抗殖民地政府的活動，亂事方告平息[7]。
經歷六七暴動以後，港府認為暴動的發生某義上是因為政府忽略工人權益，官、民之間並沒有良好的溝通渠道，以及年輕人對香港缺乏歸屬感等因素所致，因此戴麟趾在六七暴動後推動了不少政策以求疏導民怨和安撫民心。
在工人權益方面，戴麟趾在任後期著手改革香港的勞工法例，其中在1971年的時候，他通過了每天8小時，一周48小時的工作制，准許女性職工享有產假，以及調高工傷賠償額。此外，戴麟趾計劃設立了勞資審裁處，作為解決勞資糾紛的機構。另外，在1968年5月，戴麟趾推行「民政主任計劃」，將港、九劃成10區，每區設立民政處，內置民政主任，以期收集民意，接受投訴，並向市民提供諮詢服務，從而改善官民關係。
在1969年12月，港府舉辦了規模龐大的「香港節」，以增加港人的歸屬感。當中除舉行了一系列以中國文化傳統為主題的文娛活動外，又有各式各樣的郵票、古董、書畫和花卉等展覽，以及嘉年華會、舞會、時裝表演、歌唱比賽和選美比賽等節目，場面可謂十分盛大。後來在1971年，戴麟趾曾第二次舉辦香港節，不過規模要比1969年的要小。
另一方面，戴麟趾亦繼續專注於社會基本建設。他除了繼續興建廉租屋外，又大力發展交通網絡，既有在1966年開通的九龍山脈公路龍翔道和呈祥道以及1967年開通的獅子山隧道外，又在1969年動工興建香港首條海底隧道。至於在教育方面，戴麟趾一直對大學教育特別關心，曾先後在1964年和1966年設立專上教育特別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後來他更開香港強迫義務教育之先。在1970年10月的《施政報告》中，戴麟趾宣佈在1971年起推行六年強迫小學義務教育，此外更立法對不送子女上學的家長予以懲罰。建基於戴麟趾的小學義務教育，麥理浩後來於1978年推行「九年強迫免費教育」，使香港教育進一步普及化。
戴麟趾在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亂結束後，便委任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爵士、律師黃秉乾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成因及預防措施，委員會撰寫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到青年人缺乏適當途徑發洩精力和情緒，建議增加康樂活動及康體設施，戴麟趾在1967年3月成立「郊區的運用和保存臨時委員會」研究將郊野與康樂政策互相配合，不過未及制定政策落實措施，香港已經發生六七暴動，而在六七暴動中參與縱火以至炸彈襲擊的被捕者不乏是被鬥委會或左派學校煽惑的學生及青少年。戴麟趾在平息六七暴動後，加緊推動青少年政策，除了在社區設置球場和游泳池，也嘗試利用郊野設置郊遊及康體設施，並於1971年由以其命名的「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撥款，由漁農處（今漁農自然護理署）試行在城門水塘設立公共燒烤場及露營地點[8]，結果受到市民歡迎，並由接任的麥理浩正式設立郊野公園[9]。
戴麟趾的五年港督任期原定於1969年4月屆滿，英國政府在1968年8月宣布延長戴麟趾的港督任期至1970年4月[10]，香港各界代表包括83個宗親同鄉社團對戴麟趾延任發表祝賀[11]。1969年10月再獲連任半年至1970年10月[12]。1970年5月29日戴麟趾返英述職期間，英國外相表示戴麟趾同意再延續任期一年至1971年10月，這是他第三次延長港督任期[13]。 戴麟趾在1971年10月19日任滿返英，結束其7年半的港督生涯，總督一職由麥理浩爵士接任。
戴麟趾卸任後返回英國，而且仍熱心於地方事務。自1973年至1981年，戴麟趾是多塞特郡市議會的議員;自1973年至1982年出任多塞特地區醫院管理局主席；自1972年至1979年則在衞生及社會福利部的卓越獎項顧問委員會擔任副主席。另外在1972年起，至臨終之前他一直出任多塞特郡聖約翰救傷隊會長，後在1977年，戴麟趾更獲委任為多塞特郡副郡尉（Deputy Lieutenant）。
戴麟趾與妻子晚年退居於多塞特郡先令史東（Shillingstone），曾在1984年重臨香港訪問，最後於1988年12月4日卒於家中，享年73歲。戴麟趾逝世後，全體香港立法局議員曾在1988年12月7日的會議上默哀一分鐘，以示悼念，而時任港督衛奕信爵士對戴麟趾有以下的評價[14]：
……戴麟趾爵士一生成就卓著。在他任職殖民地事務部期間，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香港服務，而該段時間亦是他一生事業的全盛時期。戴麟趾爵士出任總督期間，香港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均須面對很多困難，但在他沉著冷靜和臨危不亂的英明領導下，把困難一一克服。因此香港在步入七十年代時，便更有信心能夠應付各種問題，同時作好準備，使香港發展為今天這個現代化的國際城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麟趾認識了被美軍派到所羅門群島，任職護士的美籍女子瑪嘉烈·古爾德（Margaret Gould），兩人後來更於1944年8月18日在斐濟的蘇瓦結婚。戴麟趾夫婦倆育有一名女兒，名叫嘉芙蓮·伊莉莎伯·特倫特（1956年12月28日－2017年3月23日）。[15]戴麟趾爵士夫人晚年居於先令史東，1993年去世，女兒則定居倫敦。[16]
此外，戴麟趾是愛爾蘭的阿什敦男爵（Baron Ashtown）家族的一支遠系分支，他的一位遠親，尼格爾·克羅斯比·特倫特爵士（Sir Nigel Clive Cosby Trench，1916年10月27日—2010年3月6日）也曾在英國外交部工作，曾任英國駐大韓民國大使以及英國駐葡萄牙大使，後來於1990年襲取阿什敦男爵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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