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發生於王安石變法實行18年後,即在元祐年間(1086~1093),司馬光一派掌權主政廢盡新法的事件,是北宋新舊黨爭全面爆發的一個轉捩點。
神宗病逝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變法派失去後台,由子趙煦年幼即位,是為宋哲宗,高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執政,打出“以母改子”的旗號,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幾盡罷新法,“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1],所謂「元祐更化」,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如蔡確、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迫害贬黜。其中蔡確被貶至嶺南(今廣東),最後死于新州,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
新法廢除
在「元祐更化」之前,變法已進行十餘年,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新法有利有弊,如將新推的免役法与原本的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即使不能說是完全成功,但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處。由此蘇軾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然而司馬光自始至终都偏執反对王安石变法,廢除新法之徹底帶有十餘年來政治上的個人仇恨情緒。苏轼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2],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訴司马光,但司馬光執意如此,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回家后,怒呼:“司马牛,司马牛!”[3]而蘇軾在給杨元素信中亦提到:“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4]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在《宋論》中批评元祐诸公“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
哲宗恢復新法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權,改元「紹聖」,意為承紹聖人(其父神宗),哲宗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擊元祐大臣[5]。王夫之稱哲宗亲政后,“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为然矣。”[6]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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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繼承神宗政策恢復新法,但因人易政的反覆變換導致民眾與官員無所適從,不論好壞的法律都效果大減,使北宋末年的黨爭淪為意氣與仇恨之爭而非政策討論,直至北宋滅亡。[來源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