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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賓的男女亦藉此機會分享了他們的有關經歷[2]。
在瑞典,部分女性通過該標籤指控馬丁·蒂梅爾[5]與記者弗雷德里克·維爾塔寧[6]對她們的侵犯行為。蒂梅爾在TV4上的節目於10月20日被取消。[7][8]
在日本,由於對性侵犯倖存者的社會污名化,據報導在日本有4%的強姦案,其中一半的刑事指控被檢察官撤銷。[9]日本文化中的許多強姦神話通常要求婦女對性侵犯負責,而不是對襲擊者負責,從而創造了一種環境,即使受害者挺身而出「日本社會希望她們保持沉默」[9]。在日本,「強姦」一詞是禁忌,通常用來形容威脅性較小的詞語。就像說未成年受害人被「毆打」,或一名婦女被「侵犯」,導致公眾對問題的普遍性缺乏全面了解。[9]同意的年齡仍然是13歲。[10]日本的女性從小就經常受到騷擾。[11]舉例來說,在公共運輸工具上[9]稱為痴漢[12]。自1907年以來,關於性侵犯治療的法律自2017年以來一直沒有變化。此前沒有將口頭和肛門攻擊視為強姦。儘管在2017年擴大了對攻擊的定義,但只有在有明確證據表明該行為涉及到武力和抵抗的情況下,強姦才會依法被定為犯罪並應受到起訴。[13]
2017年5月,日本電視台記者伊藤詩織出面指控,慘遭51歲TBS電視台長官山口敬之迷姦,事件引發全國民眾議論,甚至受到國際媒體關注。[14]雖然山口承認曾脫下伊藤的衣服,但他也強調發生性關係的當下,對方不但清醒,而且也沒有反對及抵抗。[14]
據《紐約時報》報導,山口敬之受訪時承認,當天晚上確實將喝醉的伊藤帶往自己的房間,雖然覺得不合適,但覺得將她留在車站或是飯店大廳也不太合適。不過,根據律師建議,山口拒絕講述後來發生的事。
但回應伊藤的民事訴訟法庭文件時,山口表示脫了她的衣服,幫她清洗乾淨,將她放在房間的床上,「後來她醒來了,跪在他的床邊道歉。」山口在文件中提到,當下他要她躺回去,接著坐在她的床上,最後發生性關係,「當時她是清醒的,沒有反對或抵抗」、「所以我完全沒有在你無意識的時候,跟你發生性關係。」
山口事後還發電子郵件給伊藤,信中指責她爬上他的床,「我當時也喝得酩酊大醉,像妳這麼迷人的女人半裸來到我床上,結果我們就那樣了,我想我們都應該檢討一下自己。」另一封郵件內還寫道「就算妳堅持認為這是準強姦,妳也絕對不可能打贏官司。」建議她乾脆去諮詢律師。
她說,她對日本法律制度的經驗表明,性犯罪的受害者受到破壞和忽視。她呼籲日本議會更新日本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有關強姦法律的。她解釋說,如果不親自進行初步採訪,就無法獲得有關哪家醫院提供強姦工具的信息。當她去警察局時,她不敢提交報告,並告知如果這樣做,她的職業生涯將無緣無故地被葬送。也有人告訴她,她不像受害者那樣行事,必須接受幾名官員的採訪,其中包括一名在拍照時讓她與假人重演的人。儘管他們最初表示將逮捕山口,但此案和指控被意外撤銷。然後伊藤去找了媒體,但是沒人會接受她的故事。當她在新聞發布會上談到這一經歷時,她發表了全國性的新聞,並立即開始受到負面的強烈反對,仇恨郵件和威脅[9][15]。她對山口縣提起刑事訴訟的嘗試一直沒有成功,但截至2018年,她仍在對他提起民事訴訟,他正在為他辯護。[14]在對自己報告性侵犯的經歷進行反思後,伊藤指出「法律或社會中很少有性同意的概念」,這表明需要在學校中接受更多的教育,尤其是在日本社會普遍存在著強姦文化和權力失衡的情況下 。[9]伊藤進一步指出,#MeToo運動在日本規模很小,但是「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為我們的媒體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在這裡討論性騷擾和性侵犯,並提高人們的認識。」[9][16]
2018年,攝影師荒木經惟被女模特舉報性騷擾與借權力施壓[17],攝影記者廣河隆一則被多名女性控告性侵[18]。2022年初,電影導演榊英雄、園子溫以及演員木下鳳華被多名女演員控告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在日本演藝圈引發連鎖反應[19]。
MeToo運動在日本的另一個體現是KuToo運動的後續發展。 這項運動是基於日文中的「 kutsu」一詞和「 kutsuu」一詞來表達的,旨在響應公司的規範,該規範要求工作場所的婦女始終穿高跟鞋。同樣,女性在求職時也被迫穿高跟鞋,以提高在公司中找到競爭地位的前景。該運動是由作家石川優實創立和支持的,得到了足夠的支持,導致向勞工部官員發送了請願書。特別是,KuToo旨在促使官員制定反性騷擾和歧視法律,該法律將禁止公司限制婦女在工作場所穿除高跟鞋之外的任何物品。[20]
在中國大陸的社交網絡上,有時使用#我也是WoYeShi或#metoo主題標籤表示#Metoo主題標籤。MeToo與普通話「米兔」二字諧音,因此有時也與#RiceBunny的主題標籤一起使用。[21]
自陳小武事件後,「我也是」一度成為中國大陸媒體的流行話題。在中國大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審查服務降低了中國大陸MeToo帖子的發布速度。[22]到目前為止,#MeToo辯論似乎僅限於大學。[23]媒體上,有人發聲支持該運動,並且指出中國大陸性侵問題的嚴重性,希望運動的影響力可以從當前的教育界進一步拓展到職場[24];有人根據抽樣調查和統計指出中國大陸的性侵事件次數一直在減少,應當警惕極端保守人群藉機擴大話題、誇大事實,在注意到公眾在性話題的認知落後的同時,積極探討性騷擾的合理定義,完善性騷擾處置的理論依據。[25]據英國衛報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中國日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由於高等的教育和文化,性行為不端只存在於西方國家,這已經引起了網際網路的廣泛騷動。[26]
2021年6月,微博用戶都美竹透露,她在17歲時曾遭到加拿大華裔偶像吳亦凡的性侵犯。[27] 7月18日,她透露吳亦凡以支持娛樂圈為藉口與女性發生性關係。她聲稱,包括她在內的受害者超過八人,而且其中還有兩名未成年人。在她第一次指控後,至少24名女性透露她們曾遭到吳亦凡的性侵犯。[28] 她在微博上發布了最後通牒,敦促吳亦凡向所有他性虐待和精神虐待的受害者道歉,並離開演藝圈,否則她將發布她收集的視頻和照片證據。都美竹的勇敢不僅引起了在吳的虐待下遭受虐待的名人和公眾人物的支持,還激發了中國公眾的支持,引發創建了#girls help girls#的微博標籤。在標籤中,網友表達了對都美竹的支持,分享了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並反思了當代中國父權制下的女性社會地位和性暴力等問題。[29] 都美竹引發的#girls help girls#運動被稱為中國版#MeToo運動。吳亦凡於2021年8月16日因強姦指控被捕[30],並於2022年11月25日因強姦三名醉酒婦女而被定罪,並因此被判處11年零10個月監禁。[31]
香港城市大學的一對教授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香港約有80%的職業女性在職業生涯中的某個時候經歷過性騷擾,[32]並且在報告發布後網上對此產生了強烈的憤怒反應。[33]激進主義者馮遠指出,香港沒有禁止性騷擾的法律,並使用官方媒體鼓勵婦女專注於家庭和留在家中。最近的新法律規定,電視節目中包含婦女的乳溝圖像,婚姻以外的性行為或以正面的眼光呈現「西方生活方式」的任何話題都是違法的。[34][35]
香港田徑運動員呂麗瑤在其23歲生日當天用這一標籤在臉書上爆出了她曾遭到的性侵犯。她說她的舉動是受到了美國體操運動員麥琪拉·瑪隆妮的影響。她特別用了「#metoo」標籤,並上傳了一張她手書「#metoo lly」(lly為其姓名首字母)的照片。[36][37][38][39][40]法官審理後指出,原告證詞前後不一且不合常理,事發當時的姿勢若無原告配合難以完成犯行,再加上事後仍與原告互動親暱,判決被告無罪。[41]
在韓國,公共檢察官徐智賢於2018年1月29日在國家電視台JTBC上分享了一篇文章「我有個願望(나는 소망합니다)」內容是關於她被高級檢察官毆打和當局政府的壓迫經歷,Me Too運動也就此開始蓬勃發展。[42]徐在接受採訪時聲稱,她在2010年的一場葬禮上受到韓國司法部政策規劃總監和前檢察官安泰根的性侵犯。她向上級匯報了此事,但是上級掩蓋了這一事件,並將她從首爾的職位降級到昌原檢察院,儘管她的工作表現得到了上級的高度讚揚和嘉獎。[43][44]徐智賢公開承認性侵犯之後,「 Me Too」運動迅速傳播到了韓國社會的其他領域。
但是,有關性侵犯和騷擾的討論在MeToo之前是#000_nae_seongpongnyeok(#sexual_violence_in_000)範圍內的一系列主題標籤,尤其是在藝術和文化#yeonghwagye_nae_seongpongnyeok(#sexual_violence_ust_infilm)範圍內。[45]這些主題標籤於2016年10月在Twitter上使用,比西方的MeToo運動早一年。[45]他們記錄了一種鼓勵男性採取積極行動,女性進行「女性化」以避免客觀化的工作文化。為記錄性侵犯和性騷擾而建立的匿名帳戶已受到法律訴訟,或洩露了個人信息(人肉搜索)。除了遭受性侵犯的創傷外,他們還必須面對訴訟的財務,心理和社會負擔。[45]
2018年2月13日,包括前女演員金秀姬和女演員洪善珠在內的幾名婦女指控被著名的且廣受讚譽的舞台導演李潤澤性騷擾。[46]此外,金秀姬說,2005年李強姦了她並使其懷孕,為此她進行了流產。[47]此外,女演員洪善珠聲稱李潤澤用棍棒和木筷子強行穿透了她的私處,說這將有助於她的發聲。[48]因此,李潤澤辭去了他在戲劇界的所有職務,並向遇難者正式道歉。[49][50]李潤澤承認了墮胎以外的所有罪行。[51]
2018年2月22日,演員趙敏基所任教的清洲大學的女學生指控,於校內使用教師特權,多次進行性騷擾及性侵害,後陸續多位受害者出面指控。事件起初,當事人否認了一切的罪行,並將其視為謠言[52][53]。警方確定找趙敏基約談調查時[54],於3月9日留下道歉信後自殺身亡[55][56],因而引發韓國對「我也是」運動的反彈聲浪[57]。
2018年2月,詩人崔泳美在其新作中不點名揭發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著名詩人高銀曾長期對其進行性騷擾,在韓國國內引發風波[58][59]。
2018年3月6日,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遭秘書控訴4度性侵,於臉書宣布辭去道知事職務,共同民主黨也宣布開除其黨籍[60],後於2019年2月1日被首爾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並當庭逮捕[61]。
2018年6月,因Metoo運動興起,韓國民間要求重新調查張紫妍自殺事件的聲浪再次湧現,經調查後,朝鮮日報的原記者趙某被抓[62]。
2020年4月23日,釜山市長吳巨敦因對市政府女職員進行性騷擾而辭職,也遭共同民主黨開除黨籍[63]。
2020年7月8日,首爾市長朴元淳的秘書控告曾長期遭到市長性騷擾[64]。朴市長於7月9日離開市長官邸後失蹤,在次日凌晨被發現死於市內北嶽山[65]。因其死亡,朴市長涉嫌性騷擾的調查被警方叫停[66]。
為了響應MeToo運動的支持,於2018年初制定了公民支持MeToo運動的行動。它是一個由團體組成的網絡,這些團體共同組織活動和大規模抗議活動,以支持性侵犯的受害者以及就此問題頒布法律和社會改革。公民行動負責各種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公眾演講活動。[13]
2018年3月9日臺灣一位匿名體操選手因看到奧運會金牌得主亞歷山德拉·萊斯曼揭發拉里·納薩爾的美國體操性虐待醜聞,而在於社群網站上指控就讀國中時起,遭體操教練梁梅宗性侵長達十年[67][68][69]。同年4月3日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舉辦「勵馨30 重返初馨」系列活動記者會時,邀請臺灣民眾參與同月21日在中正紀念堂的「多陪一哩路#MeToo大遊行,勵馨接住你」遊行,主要訴求為反性騷擾、反性侵和支持「我也是」運動[70][71][72]。
2019年11月9日台中同志遊行聯盟舉辦「2019台中同志遊行」,以「Me Too, I am 你我同在」為主題,呼籲社會關注親密暴力、家庭暴力、性暴力跟國家暴力,尤其指出同志族群受暴後的求助不易狀況。[73][74]
2023年5月31日最早由一名民主進步黨黨工指控曾經受到職場性騷擾,但並未得到主管妥善協助處理,甚至遭到隱匿案情、職場霸凌。其後在臺灣形成#MeToo效應,並擴散至媒體、學校、藝文等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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