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交流（英語：Nonviolent Communication，縮寫NVC，也稱為同情交流或協作交流）是一種基於非暴力原則的交流方法。這不是一種為了消除分歧而存在的技術，而是為了增加同理心並通過使用它從而改善人們生活質量的方法。
非暴力交流從個人中心治療中所使用的概念演變而來，並由臨床心理學家馬歇爾·羅森伯格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開始發展。那時候有一個大型生態系統的研究室、臨床研究和關於非暴力交流的自愈材料。羅森博格的書《非暴力溝通:生活的語言》，作為自愈書籍和心理治療教科書而流行，被公認為是關於這一概念的權威文章。[1][2][3]
非暴力交流是著重於在對話中滿足各方基本需求的有效策略。[4] 目的是人際關係的和諧，還有在未來的合作中獲取更多的知識。[5]值得注意的概念包括拒絕強制性的話語形式，通過觀察而不是評價來獲取事實，真誠而具體地表達感覺和需求，提出有效且具有同理心的請求。
非暴力交流既可以用作臨床心理治療手段，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自愈技術，尤其有利於尋求人際關係和工作中的和諧。雖然許多研究表明這種方法具有很高的有效性，但總體而言，對非暴力交流的學術研究還是很有限的。[6]從循證的角度看，它不像認知行為療法等實踐研究具有較高的地位。該理論的支持者通常依靠臨床和有趣的經驗來支持其有效性。
批判者們通常認為，這種假設方法，僅僅在個人層面具有有效性;大多數的批評言論都涉及到公平和一致性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它的模式是自相矛盾的，認為非暴力交流本身帶有一種潛在的強制性(因此是「暴力的」)技術，極有可能被濫用。[7][8] 這種方法需要大量的努力(時間)去學習和應用，並且需要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6]
歷史
馬里昂·利特爾(Marion Little, 2008)認為，NVC模式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末，當時羅森博格正在研究學校和美國南部一些組織中的種族融合問題。[9] 該模式的最早版本(觀察、感覺、需求和面向行動的需求)是馬歇爾·羅森博格在1972年編寫的培訓手冊的一部分。非暴力溝通是以正統的心理學理論為基礎的。非暴力交流的發展高度取決於卡爾·羅傑斯和個人中心治療。馬歇爾·羅森博格強調: 1)體驗學習。 2)坦率對待別人的情緒狀態。 3)「以一種能引起他們共鳴的方式」傾聽別人的滿足感。 4)豐富和鼓勵「創意、活躍、敏感、準確、用心聆聽」的經歷。5)觀察「一個人的內心體驗、意識和交流」之間一致性的深層價值。隨後,6)無條件地接受愛或感激，以及類似的更深層次的生動體驗。這些影響了下一節中描述的概念。 [9]
馬歇爾·羅森博格受到埃里希·弗羅姆、喬治·阿爾比以及喬治·A·米勒的影響，在工作中採用了社會聚焦，不再只專注於臨床研究，影響這一轉變的關鍵因素是:(1)個人心理健康取決於一個社區的社會結構（弗羅姆） ，(2) 治療師本身並不能滿足一整個社區的心理需求（阿爾比），還有(3) 如果把心理學自由地傳授給社會，關於人類行為的知識就會增加(米勒)。[9]
羅森博格對有學習障礙兒童的早期研究顯示了他對心理語言學和語言的力量的興趣，以及他非常強調合作。在最初的發展中，非暴力交流模式重新構建了學生與教師的關係，使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有更大的責任和決策能力。這種模式經過多年的演變，已經包括了制度化的權力關係(即警察-公民、老闆-雇員)和非正式的權力關係(即男人-女人、富人-窮人、成人-青年、父母-孩子)。最終目標是建立一種恢復性的、「夥伴關係」範式和相互尊重的社會關係，而不是一種報應性的、基於恐懼的「支配性」範式。[9]
為了展示交流風格的差異，羅森博格開始使用兩種動物。暴力交流在食肉的豺狼中被視為一種侵略，尤其是統治的象徵。另一方面，食草長頸鹿代表了它的非暴力交流策略。選擇長頸鹿作為「非暴力交流」的象徵，是因為長頸鹿的長脖子表明說話的人頭腦清楚，能意識到其他說話人的反應;因為長頸鹿有一顆寬大的心，代表著非暴力交流富有同情心的一面。在他的課程中，他傾向於使用這些動物，以便讓觀眾更清楚地了解交流中的差異。[10]
到1992年，這種模式已經發展到現在的形式(觀察、感覺、需要和要求)。到2000年代末，自我同理心作為模型有效性的關鍵越來越受到重視。自2000年以來，另一個重點的轉變是將模型作為一個過程來引用。因而更少關注「步驟」本身，而是更多的關注講話者：(「是為了讓別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還是為了培養更有意義的關係和相互滿足?」)和傾聽者：(「目的是為一個人要說的話做準備，還是向另一個人表示衷心的、尊敬的關注?」)的意圖以及與他人經歷的聯繫的質量。[9]
概述
「非暴力溝通」認為大多數個人或群體之間的衝突是由於對人類需求的誤解而產生的，由於強制性或操縱性的語言，旨在誘導恐懼、內疚、羞恥等。當在衝突中使用這些「暴力」的交流模式時，會轉移參與者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法闡明自己的需求、感受、感知和要求，從而使衝突持續下去。[11]
非暴力溝通有四個組成部分:
- 觀察: 事實（我們所看到、聽到或觸摸到的東西）與我們對意義和重要性的評價不同。非暴力交流不鼓勵靜態泛化。有人說:「當我們把觀察和評價結合起來時，我們說的話很容易得到別人的批評和抵制。」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建議關注於特定時間和背景下的觀察。
- 感情: 情感或感覺，與思想和故事無關。把他們與思想區分開來 (比如「我覺得我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 ，使用源自口語中用作感情的詞表達我們對自己的看法(例如,「不足」), 我們認為別人如何評價我們(例如，「不重要」),或者我們認為別人對我們做了什麼(例如，「誤解」，"忽略"). 據說，感覺反映了我們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滿足。識別情感據說能讓我們更容易與他人建立聯繫，而且「通過表達情感讓自己變得脆弱，有助於解決衝突。」
- 需要: 人類的基本需要, 不同於滿足需要的特定戰略. 它假定「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是為了服務於我們的需要。」
- 請求: 請求與要求的區別在於，請求可以聽到「不行」的回答，而不會觸發嘗試強制解決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提出請求並收到「不行」的回答，那麼不建議放棄，在決定如何與一個人繼續進行對話之前要先了什麼原因會阻止對方說「好的」。建議請求使用清晰，積極，具體的行動語言。
非暴力交流的主要應用模式有三種:
- 自我同理心： 慈悲同理地(compassionately)與我們內心發生的事情聯繫。這可能包括，在沒有責備的情況下，關心我們自己的想法和判斷，關心我們自己的感覺，最重要的是，與是否影響我們自己的需要聯繫起來。
- 用同理心接受他人：在非暴力交流中，涉及「與對方內心深處的東西以及能讓他們的生活變得美好的東西聯繫起來……」這不是為了理解別人的大腦，我們只是在心理上理解另一個人說的話……同理連接是一種對內心的理解，在這種理解中，我們看到他人的美麗，他人神聖的能量，他們身上鮮活的生命……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和另一個人有同樣的感覺。當我們因為別人難過而難過時，這就是同情。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有相同的感受;這僅僅意味著我們和另一個人在一起……如果你在精神上試圖理解對方，你就不用出現在他們身邊。」同理心包括「清空頭腦，全身心地傾聽。」非暴力交流建議無論對方如何表達自己，我們都要專注於傾聽潛在的觀察、感覺、需求和要求。有人建議，反映別人所說的話的釋義，突出他們信息中隱含的非語言表達成分，比如你猜測他們可能要表達的感覺和需要，這是很有用的。
- 誠實的表達：在非暴力交流中，這可能包括對觀察、感覺、需要和請求的表達。如果對話的上下文很清楚，可以省略觀察。如果已經存在足夠的聯繫，那麼感覺也可能會被忽略，或者在語境中命名一種不太可能形成連結的感覺。據說，除了說出一種感覺，還要說出一種需要，使人們不太可能覺得你是在讓他們對你的感覺負責。類似地，有人說，在提出需要的同時提出一個請求，人們就不太可能推斷出一個模糊的需要來滿足你的需要。這些部分被認為是協同工作。根據非暴力交流培訓師鮑勃·溫特沃斯的說法，「觀察設置背景，感覺支撐連結和走出我們的頭腦，需要支撐連結和確定什麼才是重要的，請求闡明你可能喜歡什麼樣的回應。將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使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們迷失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可能會切斷對你想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和為什麼想要的猜測。」
研究
一項對2013年研究的系統回顧分析了從2634個引用中挑選出來的13項研究。其中兩項研究來自同行評議的期刊。其中11項研究表明，在使用非暴力交流後共情增加(其中5項具有統計學顯著性證據)，2項沒有。沒有關於非暴力交流的隨機研究。對非暴力交流的學術研究始於20世紀90年代，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多。[12]
截至2017年，已有15篇碩士和博士論文在108篇或更小的樣本規模上測試了該模型，普遍認為該模型是有效的。[2][9][13][14]
雖然它被廣泛應用於臨床和非專業環境，而且有一些研究表明，這種技術在解決衝突和增加同理心方面是有效的，但心理學家通常不認為它具有與循證實踐(如認知行為療法)相同的地位。這是由於對該方法的學術研究很少。
1972年第一次見到羅森伯格的非暴力交流中心創始人艾倫·羅弗斯在2011年對學術文獻的匱乏做了如下解釋:
幾乎所有的衝突解決方案都有學術背景作為基礎，因此有研究生對其有效性進行了實證研究。非暴力交流以其根源而著稱。馬歇爾羅森博格博士(威斯康星大學臨床心理學)來自臨床心理學全職私人諮詢診所，沒有從事過學術職位。他創立的非暴力交流完全是一個草根組織，直到最近才獲得了一些基金會或贈款資金，100%的資金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共研究室。隨著獨立研究人員慢慢有了資金來進行發表經同行評議的實證研究，實證數據現在正在緩慢地被獲得。[15]
鮑爾斯和莫菲特(2012)認為，由於缺乏對模型理論基礎的研究以及缺乏對積極結果的可靠性的研究，非暴力交流在學術項目中已經缺席。[16]
康納和溫特沃斯(2012)研究了6個月的非暴力交流培訓和輔導，用來影響財富100強公司的23名高管。報告中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成果，包括「談話和會議明顯更有效率，解決問題的時間減少了50%到80%。[17]
2014年的一項研究對華盛頓門羅市門羅懲教中心的885名男性囚犯進行了非暴力交流和正念訓練的效果測試。這項培訓將再犯率從37%降低到21%，據估計，這項培訓每年為州政府節省了500萬美元的監禁費用。人們發現，這種訓練能使人平靜下來，減少憤怒，提高對自己的感受負責、表達同理心、提出要求而不強加要求的能力。[18]
與精神之間的關係
正如特蕾莎·拉蒂尼所說:「羅森伯格認為非暴力交流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修行。」[19] 羅森伯格描述了他的精神生活對非暴力交流發展和實踐的影響:
我認為重要的是，人們要看到精神是非暴力交流的基礎，他們要在頭腦中學習這個過程的機制。這確實是一種精神上的修行，我想把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來展示。即使我們沒有提到這一點，人們還是會被這種行為所誘惑。即使他們把這當作一種機械的技巧來練習，他們也會開始體驗到自己和他人之間以前無法體驗到的東西。所以最終他們會感受到這個過程中精神層面的東西，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交流的過程，並意識到這實際上是一種展示某種靈性的嘗試。[20]
羅森伯格進一步指出，他開發非暴力交流是為了讓人們「意識到」他所說的「敬愛的神聖能量」.[20]
與其他模式之間的關係
馬里昂利特爾研究了與非暴力交流相關的理論框架。菲謝爾、安瑞和派特在20世紀80年代的哈佛談判項目中開發的基於利益的衝突解決、談判和調解模型似乎與非暴力交流有一些概念上的重疊，儘管兩種模型都沒有引用對方。[9]:31–35 利特爾認為，基於概念上的相似性，如果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們有直接關係的話，戈登有效關係模型(1970)可以作為非暴力交流和基於利益的談判的先驅。[9]:35–41 和羅森博格一樣，戈登也曾與卡爾·羅傑斯共事過，所以模型的相似性可能反映了他們彼此共同影響著對方。[9]:35
蘇珊娜·瓊斯認為主動傾聽和羅森博格推薦的共情傾聽之間有本質區別，因為主動傾聽包括一個具體步驟，反映講話者說了什麼，讓他們知道你在聽，而共情傾聽包括一個持續的過程，全心全意地傾聽，並充分了解對方的經驗，目的是理解和共情對方的需求，意義在於像是切身去經歷另一個人所經歷的事情。[28]
戈爾特·丹尼爾森和哈瓦·考克都注意到非暴力交流的前提和人類需求理論的前提有重疊之處。人類需求理論是一種理解衝突來源和設計衝突解決過程的學術模型，其理念是「當某些個人或群體沒有看到任何其他方式來滿足他們的需求，或當他們需要理解、尊重和考慮他們的需求時，暴力就會發生。」[29][30][31]
查普曼·弗拉克找到了羅森博格主張的觀點與批判性思維之間重疊的部分，尤其是伯特蘭·羅素將善良與清晰的思維結合在一起的構想。
瑪莎•拉斯利認為，這個主張與文化事務研究所開發的「聚焦對話法」有相似之處，「非暴力交流」的觀察、感覺、需求和請求成分與「聚焦對話法」的客觀、反思、解釋和決定階段有關。[32][33]
應用程式
非暴力交流已被應用於很多組織和商業環境[34][35]中，以及養育[36][37][38]、教育[39][40][41][42] 、調解[43]、心理治療[44] 、醫療保健[45]、解決飲食問題[46]、司法[47][48][49]、被作為一本兒童讀物的基本根據[50]等其他環境中。
羅森博格介紹了他在衝突地區的和平項目中使用非暴力溝通的方式，這些地區包括盧安達、蒲隆地、奈及利亞、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哥倫比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愛爾蘭和中東，包括有爭議的約旦河西岸。[51]
反饋
一些研究人員試圖對非暴力交流的批評和弱點進行徹底的評估，並評估了其應用中的重大挑戰。[12][52][53][54] 這些問題涵蓋了從實踐到理論的一系列潛在問題，包括研究參與者和研究人員收集的關注。
使用非暴力交流的困難和誤用的危險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此外，比特納[53]和弗萊克[55]發現在使用非暴力交流時存在著一種自相矛盾的潛在暴力行為，這是由於使用非暴力交流不熟練而引起的。比特納進一步指出，使用非暴力交流不太可能讓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滿足他們的需求，因為這需要過度的時間、耐心和紀律。那些熟練使用非語言文字的人可能會對那些不熟練使用非語言文字的人產生偏見，而寧願只在他們自己之間交談。
另外，非暴力交流的排他性似乎更傾向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更重視那些對語法、詞的選擇和句法有更多了解的人。這可能會導致社會底層的人們難以無障礙運用，這有利於更高層次的社會階層。
非暴力交流是壓迫者的一種工具，讓他們對他人表現出更多的愛和仁慈，從而使壓迫者有能力維持住對受迫害方的壓迫權力。[56]
奧伯斯認為，人們可能會在同理心的過程中隱藏自己的感受，從而顛覆溝通的非暴力[54]
雖然非暴力交流的目的是加強相互珍惜的人之間的關係，但它可能會導致關係結束。我們是有限的生物，擁有有限的資源，通過非暴力交流了解彼此的需求，而滿足所有的需求可能會給這種關係造成太多的壓力。[57]
許多研究人員已經注意到非暴力交流，並為了學習和使用它，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12]
查普曼•弗拉克在回顧羅森博格的一段培訓視頻時，認為關鍵思想的呈現「引人入勝」，而那些軼事「令人謙卑而鼓舞人心」，並指出「他的工作之美」，以及他在與觀眾互動時「靈巧地進行精細的專注思考」。然而，弗萊克想知道羅森博格演講的某些方面是如何理解的，比如他明顯的「對思考場所的模糊看法」，以及他基於沃爾特·維克關於我們思考方式起源的描述。值得批評的是，羅森博格所說的一些看似恰當的答案，與歷史、文學和藝術所提供的具有挑戰性和複雜的人性圖景不符。[55]
弗萊克指出，非暴力溝通的「強烈意識」和「弱意識」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謹慎和專注的美德，而後者則是對這種天生的自我的模仿。強烈意識提供了一種語言來審視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提倡理解，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帶給社會並尊重自己的情感。而弱意識的人把語言當作規則，用這些規則來獲得加分，為政治利益而給別人貼上標籤，或者堅持讓別人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由於擔心羅森博格所說的一些話可能會導致「弱意識」，但弗萊克看到了證據，證實羅森博格在實踐中理解了「強意識」。羅森博格與研討會與會者的合作展示了「事實」。然而，弗萊克警告說，「弱意識的誘惑不會缺席。」弗萊克建議說，這是我給你的解毒劑，「在你所做的事上要保守，在你從別人那裡接受的事上要自由」(也被稱為穩健性原則)，並且要防止「以非暴力溝通的名義演變成微妙的暴力」。[55]
艾倫·高斯威斯克在評價羅森博格的書《非暴力溝通:同情的語言》(1999)時指出:「個體的相對力量被大大高估了，而結構性暴力的關鍵問題幾乎完全被忽視了。」[58]
據普德爾舞者通訊社報道，非暴力交流已經得到了許多公眾人物的認可。[59]
斯文·哈滕斯坦創作了一系列惡搞非暴力交流的漫畫。[60]
據報道，2014年薩蒂亞·納德拉成為微軟(Microsoft)執行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讓公司高管閱讀羅森博格的《非暴力溝通》一書。[61]
組織
由馬歇爾·羅森伯格創立的非暴力交流中心，為了更加清晰化和品牌化，已經將非暴力交流、同情溝通等術語註冊為商標。[62]
非暴力交流中心認證培訓師是通過在非暴力交流中心裡對非暴力交流過程逐步理解後來教授非暴力交流的人。[63]非暴力交流中心也提供由認證培訓師提供的培訓[64]一些非暴力交流培訓是由一些組織贊助的培訓師提供的，這些組織被認為與馬歇爾·羅森博格創立的非暴力交流中心結盟，但沒有正式關係。[65][66] 其中一些培訓是通過非暴力交流中心公布的。[67] 大量的非暴力交流組織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許多都有區域性的焦點。[68][6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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