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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1906年12月17日—1973年12月24日），名審交，字道隣，以字行，小名旭郎、九如，江蘇蕭縣人（今屬安徽省宿州市），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樹錚之子，生於日本東京，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法學家。[1]屬孔宋系人馬。
徐道隣是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人（今屬安徽省）醴泉村。清朝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906年12月17日）生於日本東京。徐道隣是徐樹錚、夏宣夫婦的第三子。母親夏宣為其取乳名「旭郎」。在老家的祖母岳氏為其取乳名「九如」（徐道隣在堂兄弟大排行中排第九）。在襁褓時，因保姆疏忽，徐道隣腿部受傷，造成終生殘疾。到入學年齡，父親徐樹錚為他取名「審交」，字「道隣」（取《孟子》「交隣國有道乎」之意）。長大後，得知史可法也字道隣，徐道隣仰慕史可法，故不再用「審交」本名，而以字行。[2]
1910年暮春，徐道隣和大哥徐審義，以及剛出生的妹妹徐櫻，隨父母返回中國，回到家鄉徐州省親。1912年春節前後，一家四口被父親徐樹錚接至北京，居住在無量大人胡同。1912年，6歲的徐道隣在北京入私塾，父親徐樹錚請清朝舉人楊漢雲在家中教讀。1917年秋，母親帶徐道隣和徐櫻到徐州照顧徐道隣的祖母，塾師楊漢雲隨行。徐道隣在徐州居住3年。直到1920年底，父親徐樹錚因皖系在直皖戰爭中失敗，避居上海英租界，才將徐審義、徐道隣接往上海讀書，住在新閘路武林里。徐櫻也和他們同住。[1][2]
1924年11月24日，徐道隣隨父親啟程游歷歐洲。1925年，父親返華，徐道隣留在威瑪德國學習。1925年12月，徐樹錚被張之江綁架後殺死。徐道隣回中國，為遇刺身亡的父親徐樹錚奔喪。徐樹錚曾經殺害馮玉祥妻子的叔父陸建章，馮玉祥力圖報復，於是命部將張之江殺徐樹錚。1926年初，徐道隣再赴德國。用一年時間完成了高中三年拉丁文、法文、世界史、數學的學業。1927年6月，通過普魯士邦教育部考試，具備高中畢業資格，進海德堡大學學習法科。後來轉入柏林大學學習法律。1931年以論文《憲法的變遷》獲柏林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1][3][2]
1932年回中國，任職於南京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1936年任行政院參議、司法組主任及訴願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1938年7月，任中華民國駐義大利使館代辦。[1]中意斷交後，徐道隣回國。此後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還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兼銓敘部甄核司司長三年，因徐道隣與同事相處並不愉快，有一次他還與考功司司長陳曼若當面爭執，主要是徐道隣提出的政策主張不獲同僚支持，故此任內三度遞交辭呈，但這三次，考試院院長戴季陶都支持並且慰留他。後來他轉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1][3][4][2]
1945年日本二戰投降後，他辭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職務，在同年11月向重慶北碚法院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告發馮玉祥與張之江，指控二人殺害其父徐樹錚，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已過行兇時刑法規定的殺人罪「追訴期十五年」，未接受他的訴狀。他再提出「八年抗戰，時效中斷」，要繼續追訴，但軍事委員會和法院再未理會。[3][2]1946年春，徐道隣轉入學術界，出任上海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4][2]他還曾短暫擔任江蘇省政府秘書長。[2]1947年4月29日，行政院任命徐道隣為台灣省政府秘書長。[5]:8344
1949年5月27日，徐道隣的夫人芭芭拉帶著3個子女坐船從上海赴美國。徐道隣留下搜集父親徐樹錚的藏書，準備將書搜全就離開上海。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後，中國共產黨當局兩次請回想抱著書上船離開上海的徐道隣，希望他能留下來為新中國的建設效力。但徐道隣不肯改變初衷。[4]
1951年，徐道隣抵達台灣。到台灣後，他接受雜誌記者採訪，並寫下一篇文章報告他近兩年在上海見到的事情。由於其中他對中國共產黨有所好評，遭蔣介石忌恨，被軟禁十多年。1954年與芭芭拉離婚。徐道隣在臺灣再婚，與第二任妻子葉妙暎又生一子一女。1950年代，他曾在國立台灣大學、東海大學任教，講授中國法制史和唐律，兼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及綜合社會科學等課。1962年，解除軟禁後的徐道隣帶著台灣的妻兒來到美國。1962年7月應聘為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後來相繼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1970年2月重返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1][4][2]
專著
- 《憲法的變遷》，Walter de Gruyter & Co. 1932.[2]
- 《唐律通論》，中華書局，1945年5月[2]
- 《中國法制史論集》[2]
- 《中國法制史論略》[2]
- 《行為科學概論》
- 《青年和人生觀》
論文
- 《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的憲法概念》，《公法文摘》（德文），1932年[2]
1934年9月，《外交評論》雜誌上發表了《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署名為「徐道隣」。1935年2月9日，魯迅在致蕭軍、蕭紅的信中曾對此文加以嘲諷，稱「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 而蔣中正在該書的序文中說「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極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屬布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布雷名義出之，乃托徐道鄰君印行」[6] 黃仁宇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說：此文發表後，「不久對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為蔣介石授意所作，於是各刊物翻譯轉載，一時展開了和平談判的空氣。」蔣介石在1935年3月1日的日記中說：「（《敵乎？友乎？》）表明對日外交方針與態度，實為余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項。國民已有諒解，並多贊成，一月之間外交形勢大變，歐美亦受影響，自信所謀不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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