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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儒學者、教育家(1895-199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1],原名錢恩鑅,字賓四,是出身江蘇無錫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及作家等,亦是吳越錢氏的後代。他是香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及新亞中學的共同創辦人。他被許多中國史學領域研究者認為是大中華學術圈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及哲學家之一;他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也因而被一同稱作中國的「(現代)四大史學家」。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歲入私塾讀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改入新式學堂無錫果育學校就讀。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宣統二年(1910年)因故退學,轉讀南京私立鍾英中學。[2]
就讀果育學堂期間,遇到同為革命黨人的體操教師錢伯圭,錢伯圭告訴錢穆「《三國演義》開頭講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中國走錯了道路,西方合了就不再分」,又言「今日中國的皇帝不是中國人」。錢穆晚年自認「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心中」,畢生學問關心中西文化優劣,並抱有民族觀念,皆因此時的啟發。[3][4]
初為人師
宣統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學學校停辦,遂輟學,在家自學。民國元年(1912年),年十八,抗顏為人師,任教於家鄉小學。
民國十一年(1922年),先後八年,受聘集美、無錫三師、蘇州省立中學執教。
民國十九年(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5]。民國二十年(1931年),在北平八年,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發表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力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錢穆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等高校。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國史大綱》出版,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4月,錢穆與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一起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之邀,從無錫南下廣州任教[註 1]。5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約集民主社會黨、青年黨領導人討論組織經濟研討委員會,朱家驊、陳立夫等50餘人出席,會議推定閻錫山、陳啟天、萬鴻圖、張其昀、錢穆、程天放、袁守謙等13人為起草綱領委員[6]:8916。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華關係白皮書》、《中美問題白皮書》)。8月12日起,新華社連續發了六篇評論《中美問題白皮書》的文章,其中五篇為毛澤東親自執筆;在8月14日〈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毛澤東點名胡適、傅斯年與錢穆受美帝控制,錢穆既憤怒又擔憂遭到迫害。
10月,錢穆隨廣州私立華僑大學南下香港[7],出任「亞洲文商學院」(新亞書院前身)院長。[8]
1950年,亞洲文商學院更名「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絃歌不輟;而辦學有成,亦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贈予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9]。1956年,錢穆與胡美琦在香港結婚。1960年,錢穆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又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1965年,錢穆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1967年10月,錢穆自港赴台。1968年,遷居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素書樓。該地點為時任總統之蔣中正直接下令撥用與建樓。
1968年,錢穆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時,錢氏名落孫山。1966年始獲提名,錢氏恥而不受,並憤憤表示:「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兩年後,錢氏始同意列名院士。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就是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1969年,應張其昀之邀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此後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視力因白內障而日弱(至1978年訪港前夕,錢穆已基本上永久失明),仍隨時提出新觀點,由夫人胡美琦誦讀整理出版為《晚學盲言》。
1989年,錢穆應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請,在夫人陪伴下返港出席新亞書院40週年校慶,此乃錢氏生前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
1988年5月發生素書樓風波,台北市議員周伯倫質詢政府財產遭錢穆不當佔用,要求錢穆搬家,改設立紀念館。為避嫌,錢穆於兩年後的1990年5月另覓居所主動遷出素書樓,離開時幽默而辛辣地諷刺:「活的不許住,還沒死就要做紀念館。」引起社會議論。
錢穆在遷出素書樓3個月後,於同年8月30日逝世於臺北市杭州南路寓所中,其對妻的遺言為:「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來給予公平的裁判,而且他會使我們的生命充滿了意義、具有了價值。」[10]
錢穆去世後,他在大陸的姪子(即錢穆長兄錢摯的長子)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表示希望能來台奔喪,而當時的李登輝政府同意其入境,然而必須以「公開宣布退出共產黨」為條件(錢偉長並非共產黨員),不願意答應此條件的錢氏子女只好改為參加9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舉行的公祭[11]。
1992年,胡美琦奉錢穆靈骨,歸葬故里蘇州太湖之濱。
自錢穆遷出後,素書樓閒置年餘,最初交由台北市立圖書館管理,於1992年1月6日正式將素書樓闢為紀念館。後由於素書樓年久失修,台北市政府於2001年進行修繕工程,隨後將素書樓轉交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於2001年12月31日將素書樓改名為錢穆故居。民國九十九年(2010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錢穆逝世20周年紀念會上,以總統身份向胡美琦為素書樓事件中台北市政府的做法致歉,並肯定錢穆的清白。
錢妻胡美琦於錢穆逝世二十周年撰文強調:「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指素書樓本因經濟考量,由朋友介紹購買一塊靠近東吳大學的墳地,再由胡美琦兄長胡美璜底下的工程師負責建築新宅。但事後總統蔣中正得知此事,透過蔣經國表示建築素書樓的規劃理當由政府負責,要求胡美璜交出建築設計圖,並對胡美璜說後續之事不需要再過問。於是錢氏夫妻已無法推諉政府籌建素書樓的事務。錢穆搬離素書樓之後臥病在床,胡美琦對錢穆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民國)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12]。
1. 《中國史學名著•史記上》:這問題我曾問過章太炎先生,我說:「現在是二十五史,下邊該怎樣?」他沒有能回答我。此一問題,我仍留在腦子裡。諸位千萬不要當我是在空談,諸位要學史學,便該學到這個地方去。
2. 《中國史學名著•史記中》:《史記》背後有司馬遷其人,他一輩子就只寫一部《史記》。他自父親死了,隔三年,他就做歷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寫一部《史記》。又如司馬溫公花了十九年寫一部《資治通鑑》,歐陽脩修《新唐書》花了十七年,李延壽寫《南北史》也寫了十七年,班固《漢書》不知他花了幾十年,又是父子相傳下那工夫。我們只要懂得前人這番功力,也就好了!
3. 《中國史學名著•鄭樵通志》:著書都不免要採前人之書,然亦「必自成一家之言」。
錢穆沒有接受過現代大學訓練,他的治學理念受呂思勉影響甚深。當胡適學派反對「崇古」與「迷信」,對中國傳統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與否定態度時,錢穆等人立表異議,說「余任上古史課,若亦疑古,將無可言」[16]。他在《國史大綱》一書中說:「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錢先生後來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於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礎上提出新說:「……而余則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后,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余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17]
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一書,考證數十本秦漢古籍,並大量引用雷學淇的《竹書紀年義證》,排出先秦時各事件的先後順序。後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該書以論證完整的二十八個不可通駁斥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使當時再無學者替康有為辯護,清末以來影響極大的經學今古文之爭方才告一段落。[18]錢穆在該書中認為《孫子兵法》即當時已失傳的《孫臏兵法》,《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臏。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不同,證明了《孫子兵法》的作者並非孫臏。
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所依託的文化保有真誠信念,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絕非可僅僅以「君主專制」簡單概括。錢穆的徒弟余英時稱他「一生為故國招魂」。正是出於將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放在中國文明系統的框架內求客觀的瞭解,錢穆主張,應該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礎上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而非以後見之明淺薄地非議與污衊之。
原本胡適相當欣識錢穆,稱錢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並對學生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先生請教,不必再問他。 [19] 外界以為錢先生「喜治乾嘉學」,張君勱甚而勸錢穆「何必從胡適之作考據之學」。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胡適也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但錢穆在治學方面與胡適頗多牴觸。胡適繼承傳統的說法,認為老子略早於孔子;錢穆則創立新說,認為老子略早於韓非,後於孔子。一次,兩人不期而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成書的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說:「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還不能說服我;如果你能夠說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也可以不要!」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面,深層原因是錢對胡的「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他後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和錢穆二人,錢穆稱「大凡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
錢穆先生原本僅僅是蘇州中學的一位普通教員,1927年正是由於顧頡剛先生的慧眼識才,才使得錢先生得以進入北京主流學術圈並逐漸為人所知。 錢穆先生在北大執教期間,多與湯用彤、熊十力等人來往,關係十分融洽。
《錢賓四先生全集》,共五十四冊,分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著,1994年由聯經出版開始出版[20]。
(1)國學概論、(2)四書釋義、論語文解、(3)論語新解、(4)孔子與論語、(5)先秦諸子繫年、(6)墨子、惠施公孫龍、莊子纂箋、(7)莊老通辨、(8)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9)宋明理學概述、(10)宋代理學三書隨劄、陽明學述要、(11)朱子新學案(一)、(12)朱子新學案(二)、(13)朱子新學案(三)、(14)朱子新學案(四)、(15)朱子新學案(五)朱子學提綱、(存目,不佔冊)、(16)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17)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18)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19)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20)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21)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22)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23)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24)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學籥、(25)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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