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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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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主義（英語：Monetarism），又稱重貨幣學派、貨幣學派，是貨幣經濟學中的一個學派，強調政策制定者在控制貨幣供給量（即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中的作用。貨幣主義在1970年代開始受到重視，[1][2] 但隨著各國中央銀行自1990年代轉向以通貨膨脹目標制（inflation targeting）為主要貨幣政策工具，貨幣主義作為直接政策指導思想逐漸淡出主流。[3]
貨幣供給量 M2 年度成長率
貨幣主義理論認為，貨幣供給的變動對國家的產出與價格水準有重大影響：短期內影響總產出，長期內主要影響物價水準。[1][4] 貨幣主義者主張，貨幣政策的目標應聚焦於控制貨幣供給量的成長率，而非採取酌情性貨幣政策。[1][5] 貨幣主義思想常被認為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相關聯。[6][7]
貨幣主義主要與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研究密切相關，他是著名的凱因斯主義批評者，反對以財政政策（例如政府支出）來應對經濟衰退。[8][9] 傅利曼與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國貨幣史 1867-1960》是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書中提出「通貨膨脹始終是一種貨幣現象」這一著名觀點。[10][11]
儘管傅利曼個人反對美聯準（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存在，[12][13] 但在現實條件下，他主張中央銀行應致力於使貨幣供給量的成長與生產率及商品需求的成長相匹配。[14] 然而，實行貨幣供給量成長目標的央行最終大多放棄了這一做法，因為現實中貨幣成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緊密對應。[15] 自1990年代初起，多數主要央行轉向直接的通膨目標制，主要貨幣政策工具轉變為調整短期利率。[16]
近年來，貨幣主義的一些觀點被吸收進新古典總體經濟學綜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成為當代總體經濟學體系的一部分。[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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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貨幣主義是一種關注貨幣供給與中央銀行對總體經濟影響的經濟理論。由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提出，貨幣主義認為，貨幣供給的過度擴張本質上具有通貨膨脹性，因此貨幣當局應當專注於維持價格穩定。[19][20]
貨幣主義理論源自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貨幣數量論，此前由多位經濟學家提出過，包括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21][22] 傅利曼於1956年重新闡述了該理論。[23][24]
貨幣主義者認為，中央銀行有時會導致貨幣供給出現重大意外波動。[25] 傅利曼主張，積極透過貨幣政策試圖穩定需求，可能會產生負面的意外後果。[26][27]
他這一觀點部分基於他與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於1963年合著的《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的歷史分析。[28][29] 書中認為，通貨膨脹主要由於中央銀行導致貨幣供給過度擴張；反之，在流動性緊縮時，中央銀行若未能維持貨幣供給，容易引發通貨緊縮螺旋。[30][31]
兩位作者特別指出，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乃因貨幣供給大幅緊縮所致（他們稱之為「大收縮」[32]），而非如凱因斯所言，由投資不足所引發。[33][34] 他們亦指出，戰後通貨膨脹則源於貨幣供給的過度擴張，並提出貨幣主義著名主張：「通貨膨脹始終且無處不是一種貨幣現象。」[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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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利曼提出了一項固定的「貨幣規則」，即傅利曼k百分比規則（Friedman's k-percent rule），主張貨幣供給應每年以固定比例自動成長。[36][37] 該成長率應等於實際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率，從而維持價格水準穩定。例如，若預期某年經濟成長率為2%，則聯邦準備制度應允許貨幣供給相應成長2%。[38] 由於自由裁量政策（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同樣可能引發經濟不穩定，傅利曼主張美聯準在制定政策時應遵循固定規則。[39]
大多數貨幣主義者反對金本位制。[40] 傅利曼認為，純粹的金本位制在現實中並不可行。[41] 例如，儘管金本位制的優勢之一是透過黃金供給的自然限制防止通貨膨脹，然而若人口成長或貿易成長快於貨幣供給，便難以應對通貨緊縮及流動性不足（以及由此引發的衰退），除非進一步開採黃金。[42] 但他亦承認，若政府願意放棄對貨幣政策的控制並不過度干預經濟活動，基於黃金的經濟體系仍是可能的。[43][44]
興起
克拉克·沃伯頓（Clark Warburton）在1945年起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中，首次透過實證研究為貨幣主義解讀經濟波動提供了堅實依據。[1] 493[45] 在主流經濟學領域，貨幣主義的興起始於米爾頓·傅利曼1956年對貨幣數量論的重新表述。傅利曼主張，貨幣需求可由少數幾個經濟變數來描述。[46][47]
據傅利曼解釋，當貨幣供給增加時，人們不會僅僅將新增貨幣持有為閒置餘額；換言之，若此前處於均衡狀態，個人的貨幣持有量已滿足需求，新增貨幣便成為超額餘額，最終會被花出，從而推動總需求上升。反之，若貨幣供給減少，人們會透過削減支出來補充貨幣餘額。[46][48] 藉此，傅利曼挑戰了通常歸因於凱因斯的「貨幣無關緊要」論斷。[46] 「貨幣主義」一詞亦由此產生。
貨幣主義在政治圈中流行開來，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盛行的新凱因斯主義經濟學難以解釋1971年尼克森衝擊及1973年石油危機後失業率上升與通貨膨脹並存的矛盾現象。[49][50] 一方面，失業上升似需再通膨政策，另一方面，通膨高企又要求通縮應對。這種困境使戰後共識遭遇挑戰，亦促使新自由主義政治勢力興起。[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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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任命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出任美聯準主席，後者將遏制通膨作為首要任務，依據傅利曼規則限制貨幣供給以遏制通膨。[52][53] 結果，美國乃至全球利率大幅上升。這一「沃爾克衝擊」自1979年持續至1982年夏，通膨率下降，但失業率上升。[54][55]
同年5月，英國保守黨領袖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英國大選中勝選，擊敗當時的工黨政府。彼時，英國已多年遭遇嚴重通貨膨脹，通膨率長期高於10%，大選時為10.3%。[56][57] 柴契爾政府以貨幣主義政策對抗通膨，至1983年通膨率降至4.6%。但同期英國失業率由1979年的5.7%升至1983年的12.2%，1982年達13.0%；1980年第一季度起，英國實質GDP連續六個季度萎縮。[58][59]
衰退
貨幣主義的盛行時間相對較短。[60][61] 主要央行依據貨幣主義理論、以貨幣供給成長為政策目標的時期，僅持續了幾年，美國自1979年至1982年。[62][63]
貨幣供給作為政策目標前提是貨幣與名目GDP之間，以及貨幣與通膨之間存在穩定且可預測的關係，這要求貨幣流通速度（velocity of money）應當可預測。[60][64] 20世紀70年代，貨幣流通速度曾呈現較穩定成長趨勢，但至80與90年代則波動劇烈，經歷多次不可預測的上升與下降階段，導致貨幣供給與名目GDP之間的穩定關係瓦解，貨幣主義方法的有效性因此受到質疑。[60][65] 許多原本在70年代受貨幣主義影響的經濟學家，在經歷此階段後放棄了該方法。[60][66]
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源於貨幣需求變動，亦為中央銀行帶來嚴重挑戰，促使貨幣政策理念經歷深刻調整。[67][68] 1990年代初，主要央行開始將短期利率作為政策核心工具，直接以通膨目標為導向，放棄以貨幣供給成長為主的策略。此策略被證明相當成功，迄今多國央行採用靈活的通膨目標制。[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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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需求穩定性的測量問題
儘管貨幣主義在政策界的影響自80年代起有所減弱，後續研究表明，貨幣需求函數的「表面不穩定性」更多源於測量問題，而非貨幣與所得關係的實質性斷裂。[70] 巴尼特（William A. Barnett）等學者指出，傳統「簡單加總貨幣指標」（simple-sum aggregates）未考慮不同貨幣成分的流動性特徵，存在重大測量誤差，掩蓋了潛在穩定的關係。[71][72]
採用理論更為紮實的迪維西亞貨幣指標（Divisia monetary aggregates），按「貨幣服務」或流動性權重加權，可發現貨幣需求關係更加穩定。例如，貝隆吉亞（Michael T. Belongia）與愛爾蘭（Peter N. Ireland）表明，使用迪維西亞指標的貨幣需求方程，即便在金融創新與政策轉型期間，依舊錶現出較強的穩定性。[73][74]
這一發現對貨幣政策框架意義重大。傳統簡單加總貨幣需求關係的失穩，正是央行放棄貨幣供給目標、轉而依賴利率規則的重要原因。[75] 然而，基於迪維西亞指標的研究顯示，若測量得當，貨幣仍可作為有用的政策指標或中介目標。[76]
不同時間與國家的研究亦證實了迪維西亞貨幣需求方程的穩定性。例如，亨德里克森（Joshua R. Hendrickson）發現，將美國貨幣需求由簡單加總改用迪維西亞指標後，可有效解決原有的不穩定性；其他經濟體亦有類似結果。[77][78] 陳正陽（Zhengyang Chen）與巴爾卡塞爾（Victor J. Valcarcel）進一步指出，若貨幣數量及其持有成本測量得當，貨幣需求長期具備穩定協整關係。[79]
這些研究提示，歷史上央行對貨幣指標的淡化，或因測量缺陷而非貨幣與經濟活動關係的實質崩潰。[80] 儘管目前大多數央行仍將利率作為政策核心，若能改善貨幣指標的測量，貨幣總量仍可能在政策框架中發揮更大作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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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
儘管貨幣主義在實際政策中未能取得成功，其核心觀點——對貨幣供給成長的高度關注——現今已被大多數學者所摒棄，但貨幣主義的部分理念已融入當代主流經濟學思維。[60][82][83]
其中，控制通貨膨脹應為中央銀行首要職責之一，已成為普遍共識。[60][84] 現代經濟學界亦普遍認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均可在短期內影響產出。[26][85] 由此，貨幣主義的重要思想已被整合進21世紀興起的「新新古典綜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總體經濟學共識。[86][26]
代表人物
- 卡爾·布倫納（Karl Brunner）[87]
- 菲利普·卡根（Phillip D. Cagan）[88]
- 蒂姆·康登（Tim Congdon）[89]
-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90]
- 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91]
- 史蒂夫·漢克（Steve Hanke）[92]
- 大衛·萊德勒（David Laidler）[93]
- 艾倫·H·梅爾策（Allan H. Meltzer）[94]
- 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95]
- 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96]
- 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97]
- 克拉克·沃伯頓（Clark Warburton）[98]
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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