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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占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對即將戰敗的日本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綜合報告,主要內容是分析了日本國民的性格,旨在通過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矛盾來理解和預測盟軍佔領日本時期的行為。1946年該報告被作者整理成書出版,遂成本書。這本書在塑造美國人對日本文化的看法方面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普及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之間的區別。
儘管在某些方面遭受了嚴厲批評,但這本書仍然具有深遠的影響力。1992年,兩位人類學家寫道:「從1946年《菊與刀》出版以來,我們所有人似乎都在為它寫注釋。」作者本尼迪克特用「菊」與「刀」來象徵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即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
這本書也影響了日本人對自身的理解。1948年,書籍被翻譯成日語,並在中日關係惡化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暢銷書。
《菊與刀》是本尼迪克特在戰爭期間的研究成果,類似於美國戰時情報局對日本和德國的其他幾項研究。這是一個「遠距離文化研究」的例子,通過大量閱讀書刊和日本文學、報紙剪輯、電影和錄音,以及與德裔美國人或日裔美國人的大量訪談來研究文化。這種方法是由於人類學家無法親自訪問納粹德國或戰時日本所迫。然而,後來的一位人類學家指出,儘管「遠距離文化研究」有著「精心打造的學術光環」,但這種方法與任何優秀歷史學家的做法並沒有太大區別:都是儘可能創造性地利用已有的書面文獻。人類學家試圖理解可能導致曾經友好的國家之間產生敵對行為的文化模式,並希望找到被忽視的弱點或說服手段。
美國人發現自己無法理解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問題。例如,美國人認為,戰俘希望家人知道他們還活著,並在被詢問關於部隊動向等信息時保持沉默是很自然的。然而,日本戰俘顯然是自由地提供信息,而且不會試圖聯繫他們的家人。
美國作家波莉·普拉特在她的作品《French or foe?》日文版的序言中表示,她正是通過《菊與刀》了解了日本文化的奇妙之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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