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索菲·科內利·「科里」·譚德魯（荷蘭語：Nancy Sophie Cornélie (Corry) Tendeloo，1897年9月3日-1956年10月18日）是一位荷蘭律師、女權主義者和政治家，1945年到1946年間，她在眾議院為自由思想民主聯盟（VDB）服務，然後為新成立的工黨服務，直到她於1956年去世。譚德魯出生於荷屬東印度群島，在烏特勒支大學學習法律，在此期間，她接觸到了婦女權利運動中的人們。20世紀30年代，她開始在政治上活躍，並在1938年當選為阿姆斯特丹市議會議員。二戰結束後，譚德魯被任命為國家緊急議會中阿姆斯特丹城市議會眾議院議員，該議會旨在重建國家和組織選舉。1946年，自由思想民主聯盟與其他政黨合併為工黨，譚德魯在議會中代表該黨。她參加了兩個專門委員會，並為支持婦女權利問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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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她幫助荷蘭殖民地蘇利南和庫拉索島獲得了普選權。1955年初，她成功地提出了同工同酬的理由，並在當年晚些時候提出了一項動議，以廢除國家對已婚婦女的就業禁令。第二年，她在引入立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該立法將開始結束荷蘭版的couverture，這是一種19世紀的法律學說。這種學說認為已婚婦女沒有能力代表自己行事，並被阻止進行諸如未經丈夫許可而開設銀行帳戶的行為。譚德魯於1956年10月去世，她離開於她所爭取的婦女權利問題寫入法律之前。她去世後基本上被人們遺忘，甚至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中也是如此。在21世紀，人們一直在努力使她的成就被更多人了解。
早年生活和事業
南希·索菲·科內利·「科里」·譚德魯於1897 年 9 月 3 日出生於荷屬東印度群島蘇門答臘島的直名丁宜。 [1]她的母親珍妮·科內利·斯塔姆勒和她的父親一樣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她的父親名叫亨利·滕德魯，是一名高級公務員。 [2] [3]在她五歲的時候，她的父親去世了，她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搬到了荷蘭。 [2]科里在阿默斯福特上小學，在萊頓上中學。 [4] [5] [6] 1916年，她們全家遷往烏得勒支。 [6]兩年後，她獲得了英語教學文憑，並開始在當地一所中學任教，她一直從事這份工作直到1921年。她還成為了一名有資質的英語翻譯。 [2] [4] [6] 1919年，譚德魯開始在烏得勒支大學攻讀法律，並於 1924 年畢業。作為一名學生，她結識了女權活動家，並在荷蘭婦女委員會中代表烏得勒支女學生協會。 [2]
在她的學生時代，荷蘭的婦女運動正在衰落。荷蘭的第一波女權主義浪潮集中在婦女投票和代表議會的權利上。在這些要求于于1919年被寫入法律後，僅有少數女權主義者繼續為生活其他方面的平等而鬥爭。 [7] 1924 年，譚德魯加入了 Pieren & Folkers 律師事務所，並於 1927 年開始在阿姆斯特丹擔任獨立律師，專攻婦女問題，包括離婚。 [2] [5] [6] [8]她在為Vereniging Ons Huis（一個促進社會住房的協會）無償工作時也遇到了涉及女性不平等的案例。 [2] [9] [10]她自願擔任Dutch Women's Club秘書 ，她一直在該職位工作直到 1937 年。 [2]她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未婚女性公寓大樓新屋住房合作社，並同時擔任社長。 [9]
早期的政治生涯
在20世紀30年代，譚德魯在政治場上活躍起來。她加入了自由思想民主聯盟(VDB)，該政黨於 1901 年在強調普選的綱領上成立。 [1] [11]她還加入了Association of Women with Higher Education (VVAO)，並於1933年在該組織內擔任領導職務。VVAO的核心立場是，女性可以通過學業成就過上充實的生活，且無需結婚。該組織反對國家限制已婚婦女的就業權。 [12] 譚德魯還加入了Association for Women's Interests and Equal Citizenship (VVGS) 並成為其青年委員會主席。 [13]這兩個組織的成立都是為了促進婦女的平等權利以及婦女參與公共生活和社會進步；她們分三個階段推動變革：意識、法律上的平等和實際生活中的平等。 [13]
作為 VVGS 青年委員會主席，譚德魯和Willemijn Posthumus-van der Goot等其他女權主義者於 1937 年在全國各地組織了抗議活動，當時議會討論了卡爾魯默部長禁止已婚婦女從事有償工作的法律草案。 [9]由於譚德魯在抗議活動中的作用，VDB 提名她為北荷蘭省議會選舉的候選人。雖然她沒有贏得席位，但她的表現為她在阿姆斯特丹市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名單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2] 譚德魯於1938年當選為阿姆斯特丹市議會議員，並繼續活躍在VVGS中，為爭取男性將女性視為同等可以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的勞動力，而非僅僅將女性限制與家庭生活中。她說，一旦社會對女性的看法發生改變，歧視性的、過時的法律就會被改寫。 [6] [14]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市議會被德國占領，議會議事程序暫停。 [1]她向那些因大屠殺而被開除的猶太委員會成員表示同情。 [6]
眾議院生涯
戰後，譚德魯回到阿姆斯特丹市議會，並於 1945 年 11 月被任命為國家緊急議會 VDB 的眾議院議員，該議會的成立是為了重建國家和組織選舉。一個委員會任命了一些成員來代替那些在戰爭中下台或陣亡的人。譚德魯在市議會和國家政界任職期間繼續從事法律工作。她於 1946 年 9 月從阿姆斯特丹市議會辭職。1946 年 VDB 與社會民主工人黨 (SDAP) 和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 合併後，她的黨員資格自動轉移到新成立的工黨 (PvdA) ). 在 1946 年選舉的 PvdA 候選人名單上，她在前 VDB 黨的五名候選人中排名第三。 PvdA 贏得了 100 個席位中的 29 個，成為繼天主教人民黨 (KVP) 之後的第二大黨，並與該黨組成了聯合政府。 譚德魯是 PvdA 的唯一女性代表。 選舉後不久，她加入了 PvdA 委員會，為新成立的政黨起草宣言。譚德魯在 VVGS 的月刊上開設了一個名為「Parlementaria」的專欄，撰寫有關政治新聞事件的文章；她一直這樣做到 1956 年 4 月。
1946年，譚德魯批評社會事務部委託研究女工短缺問題，認為戰前政府以婦女的位置應是在家為由，積極勸阻婦女參加勞動力大軍。 譚德魯總結說，政府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改變了對工作場所女性的立場。 [15] 1947年，譚德魯試圖阻止內政部長路易斯·比爾提出的部長級的裁決，要求各部限制雇用已婚婦女的數量，但她沒有成功。 [16] 1948年，她與Wim de Kort一起獲得成功 ，通過從荷蘭殖民地新憲章的法案中刪除「男性」一詞，確保蘇利南和庫拉索島的普選權。 [17] 1952年，她放棄了她的法律工作，在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後，她缺席了近一年的議會。 [1] [18] [19] 1953年2月，她被任命為眾議院司法預算委員會主席，任期至9月。直到1956年10月，她一直擔任司法特別委員會的副主席，致力於制定新的民法典。 [1] [6]為了突出男女機會的差異，她用化名申請了tax academy在鹿特丹，當時只對男性開放。在媒體和議會中，申請人被稱為「X小姐」的以下討論導致政府於1954年向女性開放稅務學院。 [1] [6]同年，譚德魯被授予荷蘭雄獅勳章。 [20] [21]
1955年3月，譚德魯在眾議院就同工同酬展開辯論。在Het Vrije Volk報紙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她認為婦女權利運動從 1898年開始提倡同工同酬，並在國際聯盟、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國際勞工組織於1951年通過了平等薪酬公約。荷蘭政府原則上接受同工同酬，但反對批准和執行，理由是30%的薪酬差距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取替而不是立即發生改變。譚德魯爭辯說，公約並不要求立即縮小薪酬差距。她和其他三名女性成員同意政府應該逐步引入同工同酬；譚德魯建議用超過八年的時間來實現。 [22] [23]政府還聲稱應由私營部門優先考慮同工同酬；譚德魯認為，任何涉及婦女權利的事情最終都會排在優先列表的底部。當政府說同工同酬會損害經濟時，譚德魯指出，如果國家有時間來處理社會正義的成本，那就是在經濟增長的時候。 [23] 譚德魯與其他六人提交了一項動議，呼籲政府儘快批准和執行《同工同酬公約》。該動議以47票贊成和39票反對獲得通過，其中關鍵的贊成票來自Christine Wttewaall van Stoetwegen 所在的基督教歷史聯盟(CHU)。政府沒有對此採取行動。 [24] [25]
1955年9月，譚德魯提出「Motie Tendeloo」（即譚德魯動議），以結束女性公務員一旦結婚就會被強制解僱的規定。 [26] [27]自1924年以來，一項法律禁止已婚婦女為國家工作，部分原因是女性被認為應與家人在一起，部分原因是為了在大蕭條期間幫助政府存錢。 [28]在 1930 年代，亨德里克斯·克萊恩政府起草了禁止已婚婦女在私營部門工作的提案，但這些提案沒有得到實施。 [29]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由於勞動力嚴重短缺，法律通過向被解僱的已婚婦女提供臨時合同來規避這一問題。 [28] 但到了1950年，只有不到2%的已婚婦女工作。 [25]
譚德魯在議會任職期間提出了工作場所的不平等問題； [6] 1955年9月，在討論一項針對教師的擬議法律時，她強行提出了自己的質疑。譚德魯認為，政府維持強制解僱已婚教師的立場，儘管相較於以前有更多的豁免，但此立場依舊與社會脫節。 [30]她的主要論點是，已婚教師是否繼續參加工作應該是已婚夫婦的決定，並補充說這是「對個人自由的如此限制，我認為這是不民主的」。 [31] [32]她結束了她的演講，並敦促政府修改其立場，並且她建議到「承認錯誤就是糾正錯誤」。 [31]政府辯稱，女性兼顧家庭和工作似乎對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不負責任的。譚德魯對政府作出的這個答覆感到失望，並與Jeanne Fortanier-de Wit一起提出了動議。 [33] [34]
經過幾天的辯論，在此期間，信仰政黨的成員認為取消禁令會危及家庭的福祉，譚德魯動議於1955年9月22日被提交表決。 [35]兩行動議指出眾議院認為國家不應禁止雇用已婚婦女，禁止虐待案件，並請政府修改所有禁止雇用婦女的法律。 [36]比爾敦促眾議院不要接受該動議，但他同時表示這並非不可接受。 [37]該動議以46票贊成和44票反對獲得通過，主要按照黨派路線：PvdA、荷蘭共產黨 (CPN) 和人民自由民主黨(VVD) 的所有成員都投了贊成票。到場的全部10名女性代表都投了贊成票，而在信仰政黨中，有4名男性代表投了贊成票。 [36]票數公布後，比爾立即向譚德魯表示祝賀。 [38]第二天報紙報道說，如果有10名缺席的議員的票數，根據缺席者表達的意見，該議案仍將以52票對48票獲得通過。 [37] [38] [39]
譚德魯在結束荷蘭的婚姻權力（類似於普通法下的糖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1838年民法典所述，在婚姻權力下，已婚婦女在法律上「無行為能力」( handelingsonbekwaam )，類似於未成年人和有嚴重心理健康問題的人的地位。 [40] [A]這意味著已婚婦女原則上不能在未經丈夫許可的情況下開設銀行帳戶、申請抵押貸款或保險或簽訂勞動協議。在實踐中，大多數合同都採用「默許同意」( stilzwijgende toestemming )，但許多受過教育的女性發現她們的法律地位低下，這使她們受到貶低。類似的法律也同樣存在於其他國家，通常它們都存在了幾個世紀。 [26] [43] [44] [B] 1956年1月，司法部長Leendert Donker意外去世，考慮到van Oven對男女平等法律權利的看法，尤其是對糖衣的看法，德魯敦促總理威廉·德雷斯任命Julius Christiaan van Oven為新的司法部長。 [4] [47] [48]
1956年2月，Van Oven將一項能力基本原則付諸表決，以 56票對11票獲得通過。 [49]司法專責委員會修改立法草案，增加一句「男方為婚姻之主」以安撫基督教政黨，但這並無法律效力。但譚德魯卻反對該修正案，稱這種觀念才是新立法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根源。 [26]儘管如此，修正案還是以41票贊成、35票反對獲得通過。 [50] 1956年5月，眾議院未經表決通過了現在稱為Lex van Oven的新立法。 [49] 譚德魯對此表示慶祝說「丈夫不再自動被認為對所有事情的看法都是正確的，妻子對丈夫的從屬關係已成為過去！」 [34] 1956年5月的這場辯論是她在議會中的最後一次辯論，期間 譚德魯表示稱眾議院的男性成員似乎十分恐懼。第二天，她被送進醫院接受乳房手術，在此之前，她為了能夠參加議會而推遲了手術。 [19] [51]
死亡和遺產
1956年10月18日，在譚德魯提出的的任何一項動議成為法律之前，她在瓦森納死於癌症。 [1] [52] Lex van Oven於 1957年1月1日生效。 [C] [47]在1957年11月的下一屆 Drees 內閣期間，已婚婦女的工作禁令被廢除。 [54]但直到1970年，「男人是婚姻的主宰」這句話在法律中都一直存在。 [49]1975 年，同工同酬被正式立法。 [24] 譚德魯經常用一句法語諺語來描述她自己的戰鬥方式：「Frappez, frappez toujours!」，翻譯過來就是「敲，繼續敲！」 [19]民主博物館的Merel Ek表示，這種不知疲倦的精神在譚德魯為了可以在議會辯論而推遲手術中得到體現。 [48]根據Posthumus-van der Goot的說法，譚德魯採用了眾議院男性成員常使用的技巧：他們通常首先表示他們已經非常感興趣地聽了演講者並同意所說的內容，只增加了一個內容，然後接著說尖銳的批評。譚德魯說，如果她使用這個技巧，她也能夠在議會中受到重視。 [55]
譚德魯於當年10月22日被埋葬在比爾特霍芬；幾乎所有眾議院議員都參加了她的葬禮。 VVGS 前主席兼 PvdA 成員Liesbeth Ribbius Peletier讚揚了譚德魯的努力，稱她為「精力充沛、不屈不撓的女權鬥士」。 [56] [57] PvdA 眾議院領袖Jaap Burger表示，她在議會中贏得了很多尊重。 [55] [56]她的葬禮上演奏了貝多芬的《歡樂頌》。 [55]隨後，眾議院議長拉德·科滕霍斯特在議會中稱她是「使徒」，具有「敏銳的法律洞察力」；德里斯總理稱讚她對婦女權利問題的巨大貢獻。 [58] PvdA 的同事 Rita de Bruin 稱她為「不懈的女權鬥士」。 [48] 每日匯報（荷蘭報紙）稱她為「最有能力和最成功的女權主義者之一」和「誠實和廣泛的觀點，總是反對謊言」。 [34] 言論報評論說，如果可以在她去世前看到Marga Klompé被任命為荷蘭第一位女部長，她一定感到非常滿意，因為她在 1952 年就已經敦促 Drees 這樣做了。 [4]
在20世紀的剩餘時間裡，儘管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出現了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但譚德魯基本上被遺忘了。 [8] [18] [19] [59] [60]最近，譚德魯被視為在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權主義浪潮之間在荷蘭保持女權主義活力的少數人之一。 [61] PvdA 眾議院議員莉莉安內·普勞門在2019年表示，譚德魯為女性所做的貢獻比譚德魯所生活的時代的任何一位總理都多，並補充說是時候將譚德魯載入歷史教科書了。 [62]同年，在婦女權利運動的回顧中，荷蘭政府稱她為反對民法中性別不平等的「激烈抗議者」。 [63] 2016 年，阿姆斯特丹的一座橋以她的名字命名，在阿納姆和代芬特爾市可以找到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62] [64] [65]一項要求在海牙豎立雕像以紀念譚德魯的在線請願書已簽署超過18,000 次，但在COVID-19 大流行開始時暫停。 [66] [6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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