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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醜聞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水門案（英語：Watergate scandal，又稱水門醜聞），是197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一場政治醜聞。1972年位於華盛頓特區水門綜合大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被人侵入，然而時任總統理察·尼克森及內閣試圖掩蓋事件真相並阻撓國會調查，導致憲政危機。此次事件使尼克森於1974年宣布辭去總統職務。1972年6月17日凌晨，當時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所在地水門綜合大廈有住客失眠，保安人員檢查時意外發現從地下車庫通往大廈的門鎖兩次被人用膠布貼住。報警後，到場偵辦的兩名便衣警察抓獲5名潛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安裝竊聽器和拍攝文件的嫌犯。之後，聯邦調查局調查發現，這些人資金來源是尼克森籌款組織，也就是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政治捐款。[1][2]。1973年7月，包括前白宮幕僚在聯邦參議院水門委員會的證詞在內的證據都指向有白宮高層從中策劃了竊聽事件。而受到調查的白宮幕僚為了脫身，主動交代理察·尼克森總統上任後曾在整個白宮安裝由語音啟動的錄音系統，並錄下白宮中幾乎所有談話[2][3][4]。而對這些錄音磁帶進行調查後發現，尼克森在水門竊聽案發前後，都曾經表示應掩蓋其上任後的一些並不完全合法的行動——無論是其本人還是下屬完成的[2][5][6]。經過一系列的司法訴訟，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要求尼克森必須交出錄音帶，最終尼克森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亦因面對眾議院和參議院幾乎勢必會通過總統彈劾案對其定罪，促使尼克森於1974年8月9日發表電視演說正式宣布辭去美國總統職務[7][8]，傑拉德·福特繼任成為新的美國總統，後於9月8日宣布赦免尼克森的一切刑事責任。
1972年1月，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首席法律顧問G·哥頓·利迪向委員會的代表主席傑布·史都華·馬格魯德、聯邦司法部長約翰·紐頓·米契爾、以及當時由共和黨執政的白宮所聘用的律師約翰·W·迪恩三世等人提交了一份競選情報方案，其中涉及有大量針對民主黨的非法活動。米契爾認為這一方案不切實際，但據稱兩個月後，他批准了這一方案的「精簡版本」。
這個版本包括了潛入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安裝竊聽器和拍攝機密文件的計劃。因兩個月前安裝在水門大廈的兩個竊聽器一個失靈、一個噪音太大，所以前中央情報局探員詹姆士·麥考德（James McCord）與四名在美國的古巴難民準備再次潛入，由在對面旅館的E·霍華·杭特（E. Howard Hunt）和利迪指揮。但值班警衛弗蘭克·威爾斯察覺門鎖異常，報警後來了兩位身穿便衣的警察，三人抓獲嫌疑人後。對面旅館裡的人倉皇逃跑，留下連號的百元大鈔、文件箱、電話號碼本（裡面有白宮的電話號碼）等。這些東西證實了當時由共和黨執政的美國政府對民主黨總部進行竊聽。
在潛入者被逮捕後的幾小時內，FBI就在其中兩人的通訊錄中發現了杭特（E.Howard Hunt）的名字。尼克森政府幕僚們對此事非常關注，因為杭特和李迪與白宮管道工有牽連。迪恩之後就聲明他曾受尼克森顧問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指使，銷毀杭特在白宮保險箱裡的文件。埃利希曼隨後否認了此事，但最後在獨立調查中發現之前從杭特保險箱中取得的證據被迪恩和FBI代理局長格雷（L.Patrick Gray）一同銷毀了。
尼克森本人對這次潛入事件的反應，至少在一開始時相當可疑。水門案的公訴人詹姆士·尼爾確信尼克森對潛入事件並未預先知曉。他引用了總統與總統辦公室主任在6月23日的一段錄音作為證據，錄音中尼克森問道：「是哪個蠢貨下達的命令？」。雖然如此，尼克森仍命令H·R·霍爾德曼動用中情局阻止FBI對這次潛入行動的資金來源進行調查。
幾天以後，尼克森的新聞秘書齊格勒將此事件形容為「低級的暴竊企圖」。在8月29日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尼克森總統命令迪恩對此事件的原因做徹底的調查，但事實上，迪恩沒有展開任何的調查。尼克森還說：「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白宮的工作人員、管理層、所有在職雇員，他們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與這個離奇的事件有牽連。」在9月15日，尼克森稱讚迪恩，說「在我看來，你處理這件事的方法非常靈活巧妙，因為每當在這堤壩上出現缺口的節骨眼上，你都能堵住它。」
1972年6月19日，據透露，其中一位闖入水門的人，是共和黨的安全助手[9]。前司法部長約翰·米歇爾，時任尼克森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負責人，否認其與水門案有任何關聯，並表示不認識五位竊賊。8月1日，其中一位水門竊賊的銀行帳戶，被發現有一張連任委員會的25000美元支票。FBI的進一步調查顯示，超過千元的旅行和開銷得到委員會的支付，最終導致他們被逮捕。這些都與委員會的財務委員會有關。
幾筆個人捐款（總共86000美元）由存留在銀行的支票證實與總統連任有關。調查人員調查水門竊賊巴克經營的邁阿密公司的銀行記錄，發現他私下控制一個帳戶，將一張支票透過美聯準支票結算系統進行轉移。
該家銀行是支票的源頭，其被巴克當作洗錢的存款機構。在伯納德·巴克的帳戶收受存款前，擔保支票受到收款人的批准。只有這樣，發卡銀行才不用為未經授權向客戶帳戶發放資金承擔責任。
FBI的調查了巴克的銀行的信託瀆職行為，暗示出委員會成員已收到支票。這些人都屬於委員會會計部，包括該部財務主管休·斯隆。
委員會身為一家民營機構，正常的商業做法僅允許授權給個人或被認可為委員會的代表。故金融機構不能接受或處理委員會代表的支票，除非其獲得個人的許可和正式授權。往巴克銀行帳戶的存入支票的委員會司庫休·斯隆，受到財務委員會的授權。但是，一旦斯隆批准將支票支付給委員會，他就擁有法律和受託責任，檢查支票所存入的帳戶。斯隆卻沒有這樣做。他在面臨著欺詐聯邦銀行潛在指控時，透露曾指揮委員會的副主任傑布·馬格魯德和財務總監莫里斯·斯坦，把錢給了G·戈登·利迪。利迪把錢交給巴克，企圖隱瞞來源。巴克為達到掩蓋資金的目的，曾試圖用美國國外銀行的戶口轉移資產。但巴克、利迪和斯隆都不知道的是，所有這類交易的完整記錄大約會保存6個月。巴克所用來存儲支票和藉助銀行本票和匯票轉移資金的外資銀行，在1972年4、5月份會保存整個交易記錄，直至該年10、11月份。
所有五名水門竊賊都直接或間接與1972年的委員會有關聯，從而導致希萊卡法官捲入上級政府官員間的陰謀[10]。
1972年9月29日，據透露，總檢察長約翰·米歇爾，控制了用於資助搜集反對民主黨的秘密共和黨資金。10月10日，FBI報告的水門案在政治層面上，是尼克森競選連任委員會代表的間諜，破壞和大規模宣傳活動中的一部分。儘管有這些披露，尼克森的競選並未受到嚴重的損害；但11月7日總統的再次當選，成了美國政壇史上最大的風波之一。
闖入者與連任競選委員會的關係被媒體大做報導，特別是《華盛頓郵報》、《時代》和《紐約時報》有關調查的報道。這些報道極大地提高了公眾的關注度和隨之而來的政治和法律影響。嚴重依賴匿名人士信息的郵報記者鮑勃·伍德華和卡爾·伯恩斯坦發現了此事件的相關信息。這些信息表明，對非法入侵事件的了解以及掩蓋事件的企圖已經深入到了司法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白宮的高層。伍德華和伯恩斯坦採訪了尼克森競選連任時的記帳員朱迪-霍巴克-米勒，她向他們透露了有關資金處理不當和記錄被銷毀的信息。
郵報的消息主要來源於被伍德華和伯恩斯坦戲稱為「深喉」（Deep Throat）的匿名人士。33年後，該名人士的身份被證實為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馬克·費爾特。他秘密會見了伍德華，告知霍爾德·杭特是水門案的闖入者，並稱白宮工作人員認為水門案的利害關係極大。他警告伍德華，聯邦調查局千方百計要找到自己和其他知情記者，防止他們披露更為廣泛的犯罪網絡。兩人的最後一次會面，是在凌晨2點，維吉尼亞州羅斯林一處地下停車庫內進行的。費爾特警告伍德華自己可能被跟蹤，不要對電話交談放下戒心。費爾特還將情報洩露給《時代》、《華盛頓每日新聞》和其他新聞媒體[11]。
在早期階段，大多數媒體未能理解這一醜聞的全部影響，而是集中報道與1972年總統大選[12]有關的其他話題，忽視或淡化伍德華和伯恩斯坦的爆料；同城的《華盛頓星報》和《洛杉磯時報》甚至刊登了否定《郵報》文章的報道。被定罪的一位竊賊寫信給希來卡法官，稱高層試圖掩蓋真相。在此之後，媒體開始轉移重點。《時代》雜誌形容尼克森每天「活在地獄裡，很少信任人」。新聞界和尼克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是相互的，而且由於對越戰事件的不滿情緒揮之不去，這種不信任比平時更甚。與此同時，公眾對媒體的不信任程度超過了40%。
尼克森和高級政府官員討論如何利用政府機關，「搞定」試圖披露此事件的媒體機構的計劃。該計劃已有先例：1969年，尼克森政府要求FBI竊聽五名記者的電話。1971年，《新聞日報》編輯寫了一系列關於總統與一位朋友有財務往來的文章，白宮要求審核其納稅申報[13]。
政府及其支持者指責媒體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批評他們過分誇大這個故事，並對政府有自由主義的偏見。1974年5月，尼克森在接受支持者巴魯克·科夫的採訪時表示，如果他遵循他認為媒體喜歡的自由主義政策，「水門案將是一個小插曲[14]。」媒體指出，大部分報道很精確，媒體間的競爭保證政治醜聞能被大規模地報道。正因此，新聞學校的申請在1974年創下歷史新高。
1973年4月，尼克森在3月底的談話被全面披露。在談話中，尼克森意識到除掉霍爾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的必要性，以防總統任期不保。尼克森創造了一個新的掩蓋真相的陰謀，這個陰謀從1973年3月底開始，在1973年5月和6月完全形成，一直運作到1974年8月9日——他的總統任期結束。1973年3月23日，西里卡法官向法庭宣讀了一封來自水門案竊賊詹姆士·麥考德的信，他聲稱在水門案審判中有人作偽證，被告們受到壓力而保持緘默。為了讓他們開口，西里卡給杭特和兩名竊賊判了長達40年的臨時刑罰。3月28日，根據尼克森的命令，助手約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告訴司法部長理查·克萊因丁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白宮裡沒有人事先知道這起入室盜竊案。4月13日，馬格魯德告訴聯邦檢察官，自己在竊賊的審判上做了偽證，還供出了約翰·迪恩和約翰·米契爾。
約翰·迪安認為，他、米切爾、埃利希曼和霍爾德曼可以去找檢察官，說出真相，並挽救總統的職位。迪安想保護總統，讓他的四個最親近的人背黑鍋。在1973年4月15日，迪安與尼克森的關鍵會晤中，迪安完全沒有意識到總統對水門案的深度了解和參與。正是在這次會面中，迪安感到會議被竊聽了。他不知道這是由於尼克森在發言中，敦促要再次收集此前那一番關於籌集資金而招致麻煩的談話。迪安在向參議院水門案委員會作證時提到了這一現象，這也成為了那些將揭開陰謀的錄音對話的線索。
兩天後，迪安告訴尼克森自己已和聯邦檢察官合作。同日，聯邦檢察官告訴尼克森，霍爾德曼、埃利希曼、迪安和其他白宮員工也捲入對事件的掩蓋。
4月30日，尼克森要求哈爾德曼和埃利希曼這兩位他最有影響力的助手辭職。他們後來都被起訴，被定罪，並最終被判刑入獄。他還讓司法部長克萊因迪恩斯特辭職，以確保沒有人可以聲稱他與霍爾德曼（Haldeman）和埃利希曼（Ehrlichman）的無辜友誼可能被解釋為衝突。他還解僱了白宮顧問約翰·迪恩。但迪安仍向參議員水門案委員會作證，明確表示自己懷疑橢圓形辦公室的談話都被錄音。這些信息成為促使尼克森最終辭職而非被彈劾的重磅炸彈。
在監獄裡，埃利希曼於1977年向《新西部》和《紐約》雜誌寫信，稱尼克森給了他一大筆錢，但被自己拒絕。
1973年2月7日，美國參議院以77票對0票批准了93號決議，並成立了一個調查水門案的特別委員會，次日，薩姆-埃爾文被任命為主席。參議院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從5月17日至8月7日播出，迪安和其他前政府官員在聽證會上作證。當時的三大電視網同意輪流直播聽證會，因此每個電視網都保持每隔一天對聽證會的報道，從5月17日的美國廣播公司開始，到8月7日的全國廣播公司結束。據估計，85%擁有電視機的美國人至少收看了聽證會的一個部分。
7月13日星期五，在一次初步採訪中，副少數派律師唐納·桑德斯問白宮助理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白宮裡是否有任何類型的錄音系統。巴特菲爾德說他不願意回答，但最後承認白宮裡有一個新系統，自動記錄橢圓形辦公室、內閣室和其他地方的一切，以及尼克森在舊行政辦公大樓的私人辦公室。
7月16日星期一，在電視直播的觀眾面前，首席少數派律師弗雷德·湯普森問巴特菲爾德，他是否 "知道在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里安裝了任何監聽設備"。巴特菲爾德對竊聽系統的披露改變了水門案的調查。考克斯立即傳喚錄音帶，參議院也是如此，但尼克森以其作為總統的行政特權為由拒絕釋放錄音帶，並命令考克斯撤銷其傳喚。考克斯拒絕了。
1973年7月13日，國會水門委員會傳喚前白宮助手亞歷山大·巴特菲德（Alexander Butterfield）作證，他證實尼克森下令在橢圓形辦公室等白宮內的多個辦公室以及戴維營中都安裝了由語音自動啟發，24小時運轉的錄音系統，一旦有人講話或打電話就會自動錄音。7月23日，水門案特別檢察官阿奇博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發出傳票，要求白宮交出錄音帶。尼克森援引行政特權拒絕交出，白宮與特別檢察官相持不下，於是尼克森於發出命令解僱考克斯，不過聯邦司法部長艾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拒絕執行尼克森命令解僱特別檢察官的命令而被迫辭職，而繼任的副部長威廉·洛克蕭斯（William Ruckelshaus）亦因拒絕執行而下台，結果由民事檢察總長Robert Bork代理司法部長執行這個命令，一連換了三個司法部長才能解任特別檢察官，整件事發生於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晚上。這一事件被媒體稱之為「星期六之夜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尼克森動員了FBI封鎖特別檢察官、司法部長與副部長的辦公室，並宣佈將整件事的調查權移交司法部。
10月23日，眾院因應此事提出了總統彈劾案，30日進入司法委員會進行審議。
在民眾的壓力之下，尼克森被迫同意任命德克薩斯州律師李昂·賈沃斯基（Leon Jaworski）擔任特別檢察官。11月，尼克森的律師透露1972年6月20日的一段白宮錄音帶中有18分半鐘的空白，總統的私人秘書羅絲·瑪麗·伍茲（Rose Mary Woods）聲稱這是自己意外抹去的，但這一說法受到了普遍的嘲笑。這段空白雖然不足以成為總統不當行為的確鑿證據，但已足以讓人對他聲稱對事件毫不知情的說法產生懷疑。[15][16]
1974年3月1日，哥倫比亞特區的一個大陪審團作出判決，立案起訴尼克森的7名幕僚，分別是：白宮幕僚長哈瑞·羅賓斯·鮑勃·霍爾德曼、總統顧問約翰·丹尼爾·埃立希曼、聯邦司法部長約翰·紐頓·米歇爾、特別顧問查爾斯·「查克」·溫德爾·科爾森、白宮幕僚長助理哥頓·C·斯特拉岑、羅伯特·馬蒂安及總統連任委員會顧問肯尼斯·帕金森，控告他們串謀妨礙水門案調查，並秘密地將尼克森定為是案件中「不受起訴的同謀」。
特別檢察官說服了大陪審團暫時不要起訴尼克森，堅持總統只能在離職後才可以被起訴[17]。
尼克森政府對發布材料決定得很艱難，各方一致認為所有的相關信息，應予以釋放。但尼克森和顧問因是否發布未經編輯的褻瀆和粗俗內容產生分歧。他的法律團隊則青睞於原封不動釋放錄音帶，而新聞秘書羅恩·齊格勒提議先將髒話刪掉。最終歷經數周的辯論，他們決定發布編輯版。尼克森在1974年4月29日的全國講話中，宣布發布文字副本，公開的錄音帶中任何涉及國家安全信息的內容將被刪節[18]。
起初，尼克森的講話收到積極反應，但當人們在後幾周讀到文字副本時，此前公眾、媒體和政治團體中的擁護者，要求尼克森辭職或被彈劾。副總統傑拉德·福特表示，「描述內容很容易從印刷頁面上抹掉，但我們不能揮揮手就刪除人們頭腦中的表徵。」參議院共和黨領袖休·史考特表示，文字副本揭露總統和他前助手的部分「可悲、噁心、守舊和不道德」的行為。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約翰·雅各·羅茲同意史考特的觀點，建議若尼克森的立場持續惡化，應該考慮辭職。支持尼克森的《芝加哥論壇報》的編輯認為尼克森「缺乏幽默感到了不人道的地步。他是狡猾、搖擺不定、世俗的人，願意被領導。他的知識差距令人沮喪。他懷疑他的員工，他沒有什麼忠誠度。」《普洛維登斯快報》寫道，「閱讀文字副本的經歷讓人嘔吐，總感覺不太乾淨」，儘管文字副本沒有透露出公訴罪行，但卻展現出尼克森對美國政府機構和美國人民的輕蔑。《時代》雜誌援引共和黨西部領導的觀點，感覺黨內仍有人支持尼克森，但大多數人認為尼克森應儘快下台。文字副本裡的髒話和鬥氣交談讓她們感到不安[19][20]。
訪問錄音帶的問題被上交到最高法院。1974年7月24日，在不包括被要求撤換的法官威廉·輪奎斯特（受尼克森的任命，曾任尼克森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助理總檢察長）美國訴尼克森案中，一致裁定要求訪問磁帶的行政特權無效。他們命令總統將帶子交給特別檢察官。1974年7月30日，尼克森只能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向民眾公開了受傳喚的磁帶。
錄音室揭露出總統與其律師約翰·迪恩，於1973年3月21日的若干關鍵性談話。在談話中，迪恩多方面總結水門案，著眼於隨後的掩蓋行動，稱其為「總統的癥結」。闖入者收到要求保持沉默的封口費。迪恩表示：「後面的事情是最棘手的，鮑勃（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我和米契爾都牽涉其中。這是司法的障礙[21]。」迪恩隨後指出，霍爾德·杭特曾敲詐了白宮，聲稱馬上要錢，尼克森總統認為錢要給：「······只需著眼於眼前的麻煩，難道你認為不需要處理杭特的財務狀況？······你得把瓶蓋封住了，才有選擇的餘地[21]。」
受到國會彈劾時，尼克森並未意識到，付錢給水門案被告的批准，比這次會談要早。尼克森1972年8月1日與霍爾德曼，是其中一次造成該結果的談話。尼克森表示：「嗯······他們必須付錢，就是那樣，必須得付錢[22]。」在國會彈劾的辯論期間，一些人認為彈劾案需付諸刑事公訴罪行。尼克森總統的協議，讓勒索款被視為妨礙司法公正的確鑿行為[23]。
1973年12月7日，有人發現錄音帶的第18½分鐘部分被刪。尼克森的長期私人秘書羅斯·瑪麗·伍茲解釋稱，她在接電話時，意外按下錄音機的踏板，磁帶被意外刪除。但記者發布的圖片顯示，伍茲聽電話，腳不可能保持在踏板上不動。後來鑑證人員分析確認磁帶至少被擦除5段，不超過9段[24]。
1974年8月5日，白宮發布了1972年6月23日一段從未公開過的錄音，僅隔案發數日，記錄了掩蓋方案的最初階段：尼克森曾在橢圓形辦公室和霍爾德曼會面，制定計劃阻止中情局假裝聯邦調查局以國家安全為由，參與調查。
「證據確鑿」錄音帶的公布，摧毀了尼克森的統治。在眾院的彈劾議案中，有10名親尼克森的眾議員就全部眾議院支持彈劾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聲明條款投反對票，但這十個議員在錄音帶公佈之後，發表了改變態度的聲明。
由於共和黨在眾參兩院並非過半，彈劾案送出下院勢在必行，而民主黨亦在參院主導議事，雖然共和黨在參院擁有42席，理論上可以阻止全體參議員三分之二的贊成票，但「證據確鑿」下亦很難為尼克森解圍。
1974年8月7日晚，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休·史考特和眾議員約翰·雅各·羅德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尼克森，告知尼克森已失去國會的支持。羅德告訴尼克森，條款一旦在眾議院投票，彈劾勢在必行。戈德華特和史考特告訴總統，參議院不僅有足夠的票數給他定罪，而且不超過15名共和黨參議員願意投無罪票。意識到自己無法留任的尼克森決定辭職。1974年8月8日晚，尼克森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聲明：
我在公職生涯中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在漫長而艱難的水門案期間，我感到我有責任堅持下去，竭盡所能來完成你們選舉我任職的這一任期。然而在過去的幾天裡，對我而言，顯然在國會不再有一個足夠強的政治基礎來允許我作出以上努力。如果有這樣的基礎，我堅決認為動用憲政程序進行完調查是必要的。如不這樣做，將違反這一特別困難的程序所遵循的精神，也會為將來開一個造成政治動盪的危險先例。
我個人原本希望履職至本任期結束，不論這將對我個人帶來多大的痛苦。我的家人也一致這樣敦促我。但是國家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考量。通過我與國會領袖及其他領導人的商討，我不得不說，水門案導致我可能不再得到國會的支持。而國會的支持對於總統做出困難決策以及基於國家利益履行總統職責是不可或缺的。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半途而廢的人。在任期結束前離職完全有悖於我的行事方式。但作為總統，我必須把美國利益放在首位。美國需要一個全心全意的總統和國會，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面臨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如果繼續自我辯護，那將占去總統和國會未來幾個月幾乎所有的時間。而這時我們更需要做的，是致力於外部世界的和平及沒有通貨膨脹的國內繁榮。因此我的辭職將於明天中午生效。福特副總統屆時將宣誓就任為總統。
當天早上，辭職正式生效。尼克森夫婦攜家人在東廳與白宮人員告別[27]。直升機把他們從白宮帶到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尼克森後來回憶：「直升機轉移到安德魯斯時，我考慮了自己的過去和將來。我現在還能怎麼辦？」在安德魯斯，尼克森家登上空軍一號，飛往加利福尼亞州海軍陸戰隊空軍基地，隨後抵達聖克萊門特的家。
尼克森主動辭職下台後，國會中止了彈劾案的進程，但聯邦或州仍有權對他發動刑事起訴[17]。繼任總統的傑拉德·福特於1974年9月8日宣布給予尼克森全面且無條件的恩赦，讓他不會再因為任何擔任總統期間「犯下或可能犯下或是有部分責任」的罪行遭到起訴[28]。
在對全國發表的電視講話中，傑拉德表示他認為這樣的豁免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他還說，尼克森一家的情況「是一個我們都有部分責任的美國悲劇，而且這樣的悲劇可以一直持續下去，或是誰主動來結束它。我覺得只有我能有能力做到這一點，而且既然我可以，我就必須要做到[29]」。
尼克森直到1994年去世時仍然表示自己是無辜的，在對豁免所作的正式聲明中，他認為自己「應該更加果斷和光明正大的處理水門案，特別是當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並逐漸從一個政治醜聞演變成一個國家悲劇的時候[30]」。
一些[哪個／哪些？]針對尼克森的評論人士認為福特之所以在197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落敗就是因為他特赦尼克森[31]（實際上福特與民主黨的卡特差距甚小），甚至指控兩人達成了秘密交易，福特以承諾給予特赦來換取尼克森的辭職，並於1974年10月17日到聯邦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32][33]。
水門案一共導致69位政府官員被起訴，48人被定罪，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34]：
水門案使共和黨在該年的期中選舉慘敗，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取得絕對優勢。1976年美國總統選舉，褔特總統先在共和黨總統初選中被加州州長隆納·雷根強力挑戰，幾經纏鬥才以些微差距勝出，正式大選時僅以些微差距敗給民主黨的吉米·卡特，反映水門案的影響已大幅減少。卡特上台後並未能解決因石油危機造成的經濟問題，國內矛盾並無改善，加上伊朗人質事件使他的威信下降，導致共和黨在1980年便成功重奪白宮，隆納·雷根成為總統。
水門案後，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容許只要是維護美國國家安全，聯邦政府有權可以進行包括竊聽敵人等行為。這尤其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聯邦調查局及中央情報局多次進行監聽等行為以截斷及追蹤恐怖分子的通訊。2013年6月，前中央情報局職員愛德華·史諾登在香港將美國關於稜鏡計劃監聽項目的秘密文檔披露給了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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