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洛夫（1911年12月27日—1983年10月），名承造，字衍青，江西永新縣高溪鄉高溪村人，中國政治人物，曾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校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
生平
中學畢業後，憑姐夫龍京里、袁玉林的資助，1929年和1933年兩次東渡日本東京大學求學，精通日語，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閱讀進步文藝書籍，鑽研馬恩列斯經典著作，參加進步青年組織的文藝座談會和戲劇座談會，研究國內外重大的政治問題。1936年4月回到上海，從事進步文化的翻譯和出版工作，擔任過上海新路出版社、潮鋒出版社、武漢大眾出版社的編輯，先後創辦了《雜誌小譯叢》、《國際導報》、《國際譯叢》等進步刊物，利用出版社出版了大批進步書籍，如《最近蘇聯偉人講演譯叢》、《通俗資本論讀本》（川上貫一著）、《北伐途次》（郭沫若著）、《火災》（中篇小說，東平著）、木版插圖《列寧畫傳》、新波的版畫集《路碑》等。親自翻譯了《尼采哲學》、《文學上的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米爾斯基著，為《蘇聯文藝百科辭典》第9卷，附錄高爾基《論蘇聯文學》是1934年8月17日在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採用筆名「洛夫」與陳非璜合譯了《西線無戰事》、日譯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文藝作品。1937年5月上海潮鋒出版社《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一部的第1-9章），封皮與日本左翼文化運動領袖杉本良吉的日文版（日本科學出版社1936年東京版，該版翻譯自蘇聯國立出版社 （即藝術文學社）第七版，並參考了青年近衛軍出版社的精裝版）一樣採用了保爾打押送兵的木版畫。這是該書的首個中文版。該版有全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給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頒獎時的講話作為序言，後附《作者略傳與其創作經歷》以及《譯者的幾句話》：
本書的好壞，自然不用譯者來饒舌；只要一看奧氏的傳略，及其怎樣產生這部書經過，我想一般「讀者」自然就能決定這部書的價值。我們為什麼譯這本書呢？事實是這樣，在日本看到日譯本時翻讀了日譯者的序言，及作者的介紹，便使我們懷有一顆熱烈的心，想知道一個特有的，被革命的現實鍛鍊成鋼鐵一般堅固的青年戰士的傑作的姿態，買了一本回來細細地咀嚼，愈讀愈興奮愈感動，因之萌芽了譯這書的意念。 在翻譯時，時常會碰到土語、成語的阻難，幾乎不敢譯下去，可是書中的激昂壯烈的史實以及作者的戰鬥精神，招引我們，鼓舞我們，而使我們生下絞盡心血來譯完這本書的雄心和毅力。
前面說過：本書中的土語、成語是非常多的，為了忠實於作者，為了稍盡翻譯者的良心，我們曾經多方奔走找人幫忙。疑難的地方，承鹿地亘先生及劉山兄嫂懇切指教，日譯本有刪節和刪字，刪字用*代替， 刪節則用三個*占一整行來代替，及被遺失的一頁（第七章的頭一頁）承陳伊范先生由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在1936年的俄文版前言譯成英文得以譯出，又承張諤先生代為設計封面。我們在這裡對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出版的廣告，記得在去年八月就登出了，那時候，是決定由陳、洪、葉三人翻譯出來，後來因生活關係，洪到南洋去，葉到廣東去了。於是這翻譯的責任，推到了我們兩個人的身上，而我們兩個人，也苦於生活，忙於生活，雖然努力想在預定的期間（今年一月）出版，可是終究不可能。我們對於渴望本書的讀者，只有慚愧抱歉。
《西線無戰事》一書似乎有了七種譯本，誰好誰壞，不是要在這裡介紹的。現在所以提到它，因為我們雖然盡了能盡的能力，但錯誤還是免不了的我們懇求進步的讀者批評與指正，同時希望有另外的一種兩種……直至定譯本出現。
最後本書的作者——可卻金——奧斯托洛夫斯基，在他短促的生命中，時時刻刻在為他的祖國鬥爭。我們的祖國，早已陷入了支離破碎的狀態，挽救它（我們的祖國）的免於危亡的責任，是我們每個青年都擔負的，現在僅以此書獻給在為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的英勇的青年戰士。
譯者
一九三七.五.一日清晨
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序言》中的「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的戰旗」「共青團-布爾什維克的先鋒隊」等詞彙在中譯本用***代替。1939、1940、1946年潮鋒出版社三次再版重印八次。該譯本在抗戰前期有廣泛影響力。[2][3][4][5]
1936年7月參加革命。任新四軍政治部敵工部幹事時於1938年9月入黨。1939年夏在瀂港組織「青年求文會」做情報工作，其名字含義即救國會的「救」字拆開。1939年日軍為擴大皖南沿江占領區，維持其長江航運，先後五次大規模向繁昌進犯，由於段洛夫在魯港、三山、獲港、大通等日偽據點都安插了敵工人員，新四軍事先都能得到準確情報，做好了反「掃蕩」的準備，因而獲得了五次繁昌保衛戰的勝利。[6]歷任新四軍教導總隊政治教員、老一團敵工股長、新四軍第三支隊敵工科長。皖南事變時突圍到江北的無為縣，1941年5月1日任新四軍第七師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1943年春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新四軍第七師政治部敵工部併入中共皖江區黨委聯絡部，任區黨委秘書長兼聯絡部部長，負責敵軍工作、情報工作、黨的交通工作、對敵區的隱秘地下貿易工作。在下屬三個地委設聯絡部，在縣委設聯絡大站，在敵偽封鎖線附近設交通站。在日偽據點，交 通要道，水陸碼頭等地普遍建立步哨，日夜值班，如有情況隨時傳送、上報領導機關。注意爭取利用三番子（即青幫）、大刀會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組織和個人。對於在戰鬥中放下武器的日偽軍人員，一律不打不殺不罵不搜腰包，願留者歡迎，不願留者發給路費回家。開辦敵工幹部培訓班，並親自授課，教日語，講解日偽軍工作的重要性和黨的日偽工作方針政策，介紹當時皖江地區各日偽據點的情況，進行日偽軍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應注意的事項等，培養了一批骨幹，從思想上，政策上，組織上做好了準備。1943年段洛夫和皖江貿易總局局長蔡輝做好爭取蕪湖航運大佬、江蘇旅蕪民船同業公會會長楊大炎的工作。1944年，段洛夫和皖江貿易總局局長蔡輝、臨江聯絡站站長吳錦章（區黨委聯絡部副部長）一道與蕪湖偽維持會會長兼商界巨頭汪子東談判成功，以後又與日軍駐上海負責收集軍糧的「登」部隊派駐蕪湖的顧問，後到「總力社」任經濟顧問的楠木談判成功，敵我雙方開展特殊貿易，運來藥材、布匹，輸出大米等。從上海、南京、蕪湖等地購進武器彈藥，電信器材，炸藥雷管、印鈔機、紙張等急需的軍用物資和民用物資。1945年日軍投降時，駐九江日軍向蕪湖集中繳械經無為時，段洛夫帶楠木同日軍交涉，使日軍到蕪湖即向無東的第七師部隊交出機槍55挺，子彈數萬發。
皖江區黨委城工部部長，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秘書長。1947年調任旅大市公安總局秘書長。1947年5月任《關東日報》社副社長並主持工作[7]、關東通訊社副社長。[8]1948年9月調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局副局長、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秘書長。[9]
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黨組成員、計劃司司長、副部長，從事教育計劃和教育財務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反映了普教事業發展中的困難，引起了重視，增撥了部分經費。三線建設時，「1964年7月，高教部根據中央《關於平戰結合，加強戰爭觀念和加強三線建設的指示》，提出了《關於調整第一線和集中力量加強三線建設的報告》。該報告確定向三線遷建部分高校的機密、尖端及與國防有關的專業和研究室。經中央批准，除上海機械學院等3所院校搬遷外，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化工學院等7所院校遷出部分專業至三線地區建校，要求三年遷建完成。」[10]段洛夫負責以「651」（位於綿陽，後為四川建築材料工業學院、西南科技大學）、「652」（位於自貢市，後為四川化工學院）、「653」（位於漢中市，後為陝西工學院）、「654」（位於桃源縣羅家沖，現為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湖南華南光電）為代號的清華大學、華東化工學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四所分校建設工程。[11]1978年洛夫擔任教育部顧問。1980年1月31日任教育部工農教育司與中央廣播事業局中央電視台合辦的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首任校長，調北京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王亦山任中央電大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主持工作，從北大調來負責教務工作的張群玉任副校長主管教學工作，調郝金祿任副校長主管人事和後勤基建方面的工作，調陝西省廣播電視局副局長方鐵任副校長分管電視教育方面的工作，中央電視台副台長王楓兼任副書記。[1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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