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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學報》是上海強學會分會的機關報，於1896年1月12日（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康有為在上海創辦。從創刊到停刊，《強學報》正式發布僅兩期，故被稱為一份鉛字排印的五日刊（兩期相隔五日）。1896年1月20日（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強學會遭查封，《強學報》被迫停刊。該報倡導維新變法，由康有為學生徐勤、何樹齡主編，上海強學會書局鉛印，向社會免費贈閱。
維新派的政治改良運動，在19世紀九十年代發展到了高潮，1895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們開始建立起了他們的政治團體，以辦學會和辦報為主要政治活動。1895年5月起，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啓超著手在北京籌備辦報。他們非常重視報刊在開展他們的維新運動方面的宣傳組織作用。在給汪康年的信中，梁啓超寫道：「此間亦欲開學會，頗有應者，然其數甚微，度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既浸漬於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通矣」（《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43）。在報紙的籌備過程中，北京的許多維新派官員，也都極力贊助。曾經在自己的著作中鼓吹變法自強的戶部郎中陳熾，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辦事有先後，當以報先通其耳目，而後可舉會」（轉引自《康南海自編年譜》）。創辦報紙開展變法維新的宣傳，已經成為維新黨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1]
1895年8月17日，籌備了多時的改良派機關報《中外紀聞》在北京創刊，由梁啓超和康有為的另一個學生麥孟華編輯。該報的出版以及關於國外時事和變法維新思想的報道和宣傳，使不少官員和士大夫知識分子「識議一變」，「漸知新法之益」，為改良派政治團體的建立和改良運動的進一步開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2]
在《中外紀聞》的極力鼓吹和康、梁等維新派首領的奔走遊說下，1895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了維新派的第一個學會組織——強學會。這是改良派在國內建立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在章程中給自己規定了幾項任務，其中之一就是「刊布報紙」，對廣大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進行維新變法的宣傳。而《中外紀聞》在北京強學會成立後，轉為該會的正式機關報，繼續進行變法維新思想的宣傳。[3]
當北京的頑固保守勢力開始攻擊維新派和《中外紀聞》的時候，有人勸康有為暫時走避。康有為考慮到京師強學會已粗具規模，而南方還有待宣傳和發動，於是便離開北京。1895年11月，康有為抵達上海。同年12月，在黃遵憲、陳三立等維新黨人的協助下創設了強學會上海分會。以上海為基地，廣泛吸收會員，並積極籌辦報紙，在南方開展宣傳工作。[4]
「刊布報紙」是上海強學會「最重要四事」之一，康有為也自稱「急欲辦報」，並電調學生徐勤、何樹齡由廣東來上海辦報。徐、何二人於十一月前即到上海，這時汪康年尚未到達上海，因此他們所辦的《強學報》主要反映的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的觀點。
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強學會上海分會主辦的報紙《強學報》創刊，這是改良派繼《中外紀聞》之後創辦的另一份機關報紙。該報由徐勤、何樹齡主編，上海強學分會書局（上海跑馬場西首王家沙一號）發行，鉛字排印，竹紙印刷，裝訂成冊，派送贈閱而不收費。《強學報》創刊號共八葉，載辦報宗旨「廣人才，保疆土，助變法，增學問，除舞弊，達民隱」（《強學報》第一號）並發表了康有為親自撰寫的《上海強學會序》及《上海強學會章程》等文件。[4]
在創刊號刊載的《上海強學會序》中，康有為慷慨激昂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中國受侮於列強，如「象、駝、牛、馬之受檻、縶、封、割」，這是由於本身的「愚弱」。要改變這種「愚弱」的狀態，就必須變法「自強」。要變法「自強」，先須學習、研討「中國自強之學」和「開會」、「合群」，組成團體、政黨，即所謂「學則智，群則強」。他還號召國內「通仁志士」踴躍加入他們的「學會」，「群人共學」，以共同挽救國家的危亡。[5]
《強學報》共出三號，實際出版兩號。使用孔子紀年，乃仿效基督教用基督誕生紀年。這是「康學」的主要特徵之一，在《強學報》上表現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圖，欲「托古改制」。如創刊號署「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強學報》第一號首頁）。
第一號刊首載《本局告白》：「啟者：現當開創之始，專以發明強學之意為主。派送各處，不取分文，一月以後，乃收報費。欲閱者到上海王家沙第一間掛號即得。至於時事新聞，因限於篇幅，不及多載，埃將來乃陸續錄之，非敢略也，識者諒焉。」次錄「上諭」，繼載「論說」，有《開設報館議》、《孔子紀年敘》、《論會即荀子群學之義》三篇。次列學會文件，載《京師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章程》、《上海強學會後序》。
第二號刊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出版，也是《強學報》正式發行的最後一號刊物。全刊共四葉七版，載論文四篇，即《毀淫祠以尊孔子議》、《變法當知本源說》、《論回部諸國何以削弱》和《欲正人心先修法度說》。
第三號刊當時已刊印，應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1896年1月22日）出版，但因收到學會查封的電令而未派發。 在《申報》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的《強學會收支清單》中有：
“支本局第一号报纸二千五百张，洋十九元一角； “支本局第二号报纸一千张，洋七元六角； “支本局第三号报纸一千张，洋七元。”
當時封建頑固勢力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強學會的《中外紀聞》和《強學報》出版後即遭頑固派的破壞和抵制。頑固派官僚如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楊崇伊等，都紛起劾奏，指責強學會及其所辦報紙「植黨營私」，要求查禁。洋務派官僚兩江總督張之洞也指責康有為「並不公商，遽先刊報」（《中東戰紀本末》卷八），迫令《強學報》立即停辦。[7]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御史楊崇伊以「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上奏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在慈禧太后的壓制下，下令封閉強學會，並查禁所有活動。至此，《中外紀聞》和《強學報》停刊。《申報》於1896年1月26日登《強學停報》的報道。《強學報》自1896年1月12日創刊到1896年1月17日出最後一刊，共計兩刊，相隔五日，也被稱為五日刊。但也有學者稱《強學報》的停刊日期應定為第三號出版日，也就是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1896年1月22日）左右，即便第三號未正式發行。[8]
《上海強學會章程》中載《強學報》內容「專錄中國時務，兼譯外洋新聞，凡於學術治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此外，《強學報》同強學會另一份機關報《中外紀聞》相比，政治色彩更鮮明，影響更深遠。主要以論說為主要內容，同時刊錄「廷寄」，倡導維新變法，提出「開議院」的政治主張。[9]
《強學報》刊錄當時未經公開的「廷寄」，即清廷公文，並加上跋語，闡明變法的必要性。創刊號就刊錄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因時制宜」，「鐲除積習，力行實政」的上諭，末載「附論」，讚揚它是「三百年之特詔」，以之為「中國自強之基，臣民講求時事之本」。用以發揮維新之要，變法之宜。此舉引發張之洞等人的不滿。[9]
《強學報》除刊載《強學會序》、《上海強學會章程》外，又載《論會即荀子群學之義》和《開設報館議》兩文，倡導維新變法。該報宣傳開設學會和創辦報刊的重要性，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強盛，都與開會辦報有關。創辦報刊是學會的首要任務，組織學會又賴報紙的配合榆揚。兩者是相互依聯的。組織學會，可以聯結一些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和官僚進而議政，而創辦報刊又可利用這個宣傳陣地浸潰輿論。這是康有為等改良派在維新運動時期首先注目的兩件大事。[10]
《強學報》第二號中的《變法當知本源說》提出了開議院的政治主張。文章認為，科技制度錮蔽才智，以致「世變日亞，上下無才」，應該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杖興而積習變」，明確提出要「明定國是」、開設議院。說「向使中國咯然改圖，士風一變，國是既定，然後開議院，立議員，以通上下之情重官體，疏官階，以正吏治之弊。綱舉目張，風行草傻，餘事何足為哉」。《變法當知本源說》是公開在報刊上論及議院最早的文章。[10]
《強學報》雖正式出版僅二號，但它對維新運動的推動卻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力言科舉、法制的積弊，倡導維新變法的必要，並首次在報刊中提出了開設議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張，表達了改良派企圖在不觸犯地主階級根本權利的基礎上求得一些發展資本主義條件的願望。[2]
強學會及其所辦報《強學報》和《中外紀聞》的創立，標誌著醞釀了幾十年的改良主義思潮，已由啟蒙宣傳，逐漸轉變為在上層社會中進行的有組織的政治活動。以康有為為主的維新派通過辦報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建立自己的政治團體，這在中國新聞史上實屬創舉，並極大地推動了政治改良運動的發展。此後，我國的政黨、政治團體都把辦報作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在這一階段的辦報活動中，改良派培養和鍛鍊了一批報刊宣傳活動家，其中不少人成為以後出版的維新派報刊的骨幹力量，如1896年創辦的《時務報》的主筆梁啓超。《強學報》為今後維新派的報刊宣傳活動全面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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