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孚凌（1921年9月17日—2018年5月18日）[1]，男，漢族，浙江紹興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人物，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2]。
生平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孫孚凌到中國東北讀書，親身經歷了九一八事變，還挨過日本教師的打。後來，孫孚凌的祖父舉家遷居北平，13歲的孫孚凌離家赴天津南開中學學習。在南開中學期間，孫孚凌參加過愛國學生運動。1935年12月，一二·九運動爆發，14歲的孫孚凌在鄭懷之等同學的帶領下參加此次運動，孫孚凌在天津南開中學范孫樓後面油印傳單，隨鄭懷之、王剛等人到天津西車站攔截火車赴南京請願要求抗日。1936年夏，孫孚凌和大哥哥們到天津附近的楊柳青從事抗日宣傳活動。但當時孫孚凌並未參加任何進步學生組織。[3]
1938年至1940年，孫孚凌先後在北平燕京大學物理系、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學習。1940年至1941年，任滇緬公路局昆明西站職員。1941年至1945年，先後在成都光華大學政治經濟系、成都華西大學經濟系學習。1945年自成都華西大學經濟系畢業。1945年至1948年，歷任重慶天府煤礦營運處辦事員，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辦事員、科員、專員。1948年，出任淮南煤礦礦路公司下關煤廠課員。[2]
抗日戰爭勝利後，孫孚凌曾兩次挨打，對孫孚凌選擇人生道路發生了重要影響。一次是在福興麵粉廠，孫孚凌遭到小特務敲詐並挨打，麵粉廠的工人們群情激憤，孫孚凌攔住了工人們，避免了事態擴大。另一次在天津，孫孚凌和內弟在路上行走，遇到兩個美國兵正在調戲中國姑娘，孫孚凌上前制止，遭美國兵毆打。在場的全部中國人，包括孫孚凌的內弟在內，都不敢上前搭救。孫孚凌對此十分氣憤。因此，1947年孫孚凌的父親孫英坡讓孫孚凌赴美國留學，被孫孚凌拒絕。[3]
1948年冬，正在淮南煤礦營運處工作的孫孚凌被時任北平福興麵粉廠廠長的父親孫英坡叫回北平，以便接手福興麵粉廠，準備南遷，以免工廠落入中國共產黨手中。1948年12月8日，孫孚凌抵達北平。此後，孫孚凌接手北平福興麵粉廠，擔任該廠經理。孫孚凌沒有按照其父親的意願，將福興麵粉廠南遷，反而率該廠留在了北平，迎接北平和平解放。當時，孫孚凌的心態很複雜：[2][3]
現在思考這一段經歷，我是既心懷對美國占領者的仇恨，也對國民黨的腐敗痛恨不已，沒有跟隨國民黨跑台灣的念頭。這樣，既不去美國，又不去台灣，所以我是無路可走才回來的。應了當時流行於社會的一句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在學校時，我思想靠近進步青年，與鄭懷之、王剛、邢方群、鄧裕民等交往密切，他們有正義感，人品好，而國民黨特務總是盯著他們不放，我猜想他們一定是共產黨。這樣的人治理國家，中國一定有希望。從我的思想上看，雖然還有「共產主義不一定適合中國」的想法，但已經有了進步的思想基礎。此後逐步成了工商業者。我的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分析是：一手反對國民黨，一手反對共產主義。我以為非常精闢。就上個世紀40年代末的情況來看，工商業者中少數有條件的跑了，而多數在那種不得已的形勢之下，也歡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
1948年回到北平後，孫孚凌找到了老同學、中國共產黨黨員鄭懷之，由此開始同中共北平市委有了聯繫。孫孚凌在1930年代就獲悉鄭懷之是中共黨員，但孫孚凌未確認過。此次回到北平後，鄭懷之向孫孚凌亮明中共黨員的身份，鄭懷之表示其正在統戰部門工作，上級領導為崔月犁。由此，孫孚凌和崔月犁有了工作關係，孫孚凌加入了職業青年聯盟（中國共青團的外圍組織，該聯盟中有許立群、張雪岩等人，該聯盟是後來的青年聯合會的前身）。[3]
國共北平和談，國民政府方面的和談代表邵力子抵達北平後，孫孚凌即去探望。邵力子是孫孚凌的伯父孫越崎（時任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老師，也是孫孚凌的證婚人。從邵力子的隨員張月超的談話中，孫孚凌得到如下信息：「國民黨不想和平，停戰的可能性不大。」孫孚凌乃將該信息轉告鄭懷之，鄭懷之向中共黨組織做了匯報。後來據鄭懷之稱，該信息當夜便轉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處。後來，鄭懷之又催孫孚凌去打聽消息，但孫孚凌既不懂如何打聽消息，又因自己是無黨派人士而不願去打聽。崔月犁便叫鄭懷之轉告孫孚凌，對中國國民黨不要存在幻想。1949年11月，孫越崎率資源委員會投向新政權後，自香港回到北京，來到孫孚凌家，崔月犁來看望孫孚凌，並同孫越崎見面，使孫越崎增進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3]
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孫孚凌與中共北京市委的領導彭真、劉仁有過接觸。其間，孫孚凌等社會各界代表實際上是在劉仁的直接領導下，但見劉仁的次數並不多，劉仁總是通過統戰部及各部門傳達有關政策。 [3]
1949年3月起，中國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連續多次召開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協商座談會，當時已接掌福興麵粉廠的孫孚凌作為工商界人士也應邀與會。會議地點在台基廠的原德國駐華大使館內。與會者有彭真、葉劍英、聶榮臻、劉仁、吳晗、李樂光、李續剛；民主人士雷潔瓊、錢端升；工商界人士浦潔修、劉一峰、陳蔭堂、王向辰等，共有四、五十人。會上，孫孚凌直言不諱地代表工商業者提出意見，受到彭真肯定。[3]
1949年7月，孫孚凌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4]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25個界別的332名代表出席會議。孫孚凌作為工商界代表與會，並當選為協議委員會委員。1949年11月，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更名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由協議委員會更名而來的協商委員會是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常設機構，孫孚凌當選為副秘書長，參加會務工作。1949年9月，孫孚凌還代表北平市旁聽了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孫孚凌擔任了北京市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副秘書長、中蘇友好協會副秘書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孫孚凌先後兩次參加志願軍慰問團。一次是1950年底，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不久，一批中國人民志願軍傷病員撤往中國東北各大醫院，孫孚凌作為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副秘書長參加慰問，慰問團團長李德全（馮玉祥遺孀）、副團長吳晗（時任全國青聯副主席）、魏傳統（時任軍委總政秘書長）。此次慰問未公開。另一次是參加第三次赴朝鮮慰問團，團長賀龍，團員有梅蘭芳、馬連良、吳晗等人。1953年，全國青聯副秘書長孫孚凌隨中國青年代表團赴羅馬尼亞參加世界青年代表大會及世界青年聯歡節。[3]
福興麵粉廠於1937年創建，由孫英坡獨資經營。到1948年時，已擴展為八部制粉機，87名職工，是當時北平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麵粉廠，孫英坡也成為有影響的民族資本家。孫英坡當時有六位成年子女，孫孚凌是其次子。1948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孫英坡決定逃往香港，乃召孫孚凌回北平接管福興麵粉廠。後來，孫英坡未能赴香港，而是滯留上海。北平和平解放後，經孫孚凌等人勸說，孫英坡回到北平，任福興麵粉廠董事長，不兼任實職。孫孚凌接手福興麵粉廠後，出任經理，產權仍為孫英坡所有。[3]
孫孚凌接手福興麵粉廠後，委託資方代表人張芷江負責管理（張芷江後來在政治運動中跳樓自殺），委託技師鄭春田負責機械工藝。從1949年到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福興麵粉廠擴建廠房，安裝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已經購置的設備，並得到政府加工訂貨及貸款扶持，生產迅速恢復並發展。在幾年時間內，資方均未分紅，而是將大部分利潤用於增加職工工資福利及擴大再生產。在納稅、穩定物價、認購公債、發展生產等方面，孫孚凌都在工商界起到帶頭作用。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後，福興麵粉廠捐款16200元，孫孚凌個人捐款2000元。[3]
1952年，中共發動「五反」運動，孫孚凌一面在工商聯工作，一面幫父親孫英坡交代「問題」。但孫孚凌遲遲不能過關，遭到上級派來核查人員的輪番訊問。最終，福興麵粉廠被評為「基本守法戶」。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孫孚凌接受勞動改造時，才聽職工們聊天得聽，自己「五反」運動遲遲不能過關是和倉庫里的糧食數量有關。[3]
孫孚凌先後擔任了北京市工商聯秘書長、副主任委員，北京市民建常委、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常委、副秘書長，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副秘書長，北京市青聯副秘書長等職務。[3]
1953年，毛澤東要求中國共青團中央做工商青年、知識青年等六方面的青年工作。1956年，胡耀邦主持中國共青團中央工作，召集青年工商業者開會，引用毛澤東1954年寫下的《浪淘沙·北戴河》教育與會者，要求大家認清形勢跟黨走。中國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公私合營」便在此背景下開始，於1956年達到最高潮。[3]
1953年底，孫孚凌響應中共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號召，和樂松生、常子久等北京市工商界代表人物申請企業公私合營。1953年當時，從羅馬尼亞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及世界青年代表大會歸國後，孫孚凌找到副經理張芷江，要其說服父親孫英坡申請公私合營。最終孫英坡被說服，福興麵粉廠提出申請。隨後，孫孚凌赴朝鮮參加第三次赴朝慰問團。其間，《人民日報》報道了同仁堂、大有糧店、福興麵粉廠等四家北京私營企業申請公私合營。[3]
1954年12月24日，以公股代表朱革華為首的五人工作組來到福興麵粉廠，孫孚凌及資方代理人張芷江隨即舉行小型歡迎會，當晚基層工會召開了職工歡迎大會。12月26日召開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討論協議書。12月29日召開第二次籌備委員會，簽訂公私合營協議書，並討論清點資產辦法。當晚即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宣布該廠正式實行公私合營，同時公布了公股、私股的正、副廠長名單：孫孚凌任廠長，公股代表朱革華及資方代理人張芷江任副廠長。福興麵粉廠正式掛上公私合營牌子。孫孚凌一直任福興麵粉廠廠長至1958年。人民政府對工商界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是在經濟上採取贖買政策，定息收買，一是為工商界人物安排工作。彭真曾稱：「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不脫離原廠，脫離原單位就沒有特點了。」福興麵粉廠公私合營後，孫孚凌留在該廠任職，便是這一政策的體現。[2][3]
在福興麵粉廠的帶動下，其他11家私營麵粉廠也在1955年6月至8月間實行了公私合營，實現了北京市麵粉業全行業公私合營。1955年8月，成立了北京市公私合營麵粉總廠籌備委員會，孫孚凌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1955年10月17日，正式宣布北京市私營機制麵粉業全行業公私合營，並成立北京市公私合營麵粉總廠，由孫孚凌擔任總廠廠長。[3]
1956年，中國公私合營達到高潮。有人稱當時工商界人士「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孫孚凌回憶說：「但說實話，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有哪一個人抱頭痛哭的。但這句話並不錯，如果不是這種思想，怎麼能說他有兩面性呢？工商界既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又有強烈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性。我那時也有失落感，但沒有哭過。」[3]
1956年1月14日晚，孫孚凌在位於珠市口的北京市工商聯大樓內，通過電話向各行業的企業催問公私合營企業數量。1956年1月15日早上臨時寫報喜書。當天在天安門城樓及廣場上舉行了北京各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樂松生代表北京市工商界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主席呈送了北京市工商界公私合營的報喜書。[3]
1956年，孫孚凌、王光英、陳銘珊三人參加了工商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東廳受到毛澤東接見。毛澤東問：「開這個會做什麼？」孫孚凌當時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便急中生智說：「我們要進入社會主義。」當時，中共進行工商界社會主義改造，並做工商界家屬及工商青年工作。北京市工商聯成立家屬委員會，原在中國民主促進會當幹部的孫孚凌的妻子黃織，遂被崔月犁調到工商聯從事家屬工作。 [3]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崔月犁看到報紙小樣，便要求報社不要將孫孚凌和另外一人的名字寫上。當時如果報紙刊登出來，孫孚凌必然會被打成右派。1957年反右運動中，政治氣氛十分緊張，孫孚凌受到極大刺激，患上嚴重的神經官能症。組織上讓孫孚凌休養。崔月犁對孫孚凌說：「好好休息一下，腦筋輕鬆一些，不要太緊張，有些資本主義的東西就讓它暫時放在腦子裡好了。」還說：「人，生下來不容易，死也不容易，好好養病。」1958年，孫孚凌被任命為北京市服務事業管理局局長。[3]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67年，孫孚凌被分配到麵粉五廠（即原福興麵粉廠）勞改，此後直到1973年接受了六年勞改。1973年某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總理委託鄧穎超組織民主人士參觀，其中正式通知孫孚凌參加。參觀之後，孫孚凌便沒有再回麵粉五廠，正式結束了勞改生活。[3]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工商界摘掉了政治帽子。[3]1979年12月，孫孚凌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副主席，並任北京市對外貿易局副局長。後來他還出任了民建北京市副主任委員。從1980年至1997年，孫孚凌歷任北京市工商聯第六至九屆會員代表大會主任委員。[5]任內，北京市工商聯與中共北京市委（由王純主抓該工作）合作，為文革後上山下鄉的回城待業青年安排工作，北京市共安排了30多萬人就業。[3]孫孚凌任內還主持北京市工商聯與北京市民建合作，創建了北京工商學校、北京工商中專。北京市工商聯還於1994年與北京市廣渠門中學首倡興辦了「宏志班」，為貧困家庭子女提供教育便利，北京市工商聯主委孫孚凌親臨開班儀式。[5]
1983年4月至1988年1月，孫孚凌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主管財貿工作。[6]任內，1986年，北京市西郊學生興起學潮，北京市民排隊爭購煤氣罐及糧食，孫孚凌提出「不要惜售」，敞開供應，使糧食搶購局面得以緩解。孫孚凌在任內還主抓了物價檢查、解決學生伙食、解決學校供暖等工作。[3]
1983年11月，孫孚凌當選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委會副主席。[7]後來又成為常務副主席。1983年3月至1988年1月，任北京市第六屆政協副主席。1988年1月至1993年2月，任北京市第七屆政協副主席。1993年2月至1998年1月，任北京市第八屆政協副主席。
1993年3月，孫孚凌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1993年8月，當選為第九屆北京市工商聯主委。1993年10月，獲推選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七屆執委會名譽副主席。1996年1月起，擔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烘焙業公會名譽會長。1997年6月，當選為北京市工商聯第十屆名譽會長。1997年11月，當選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八屆名譽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此後，82歲的孫浮凌退出領導崗位。[2]
朱令鉈中毒事件謎團重重。《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5月20日 總第735期《一樁疑案的公共原則：朱令案延伸的18年追問》《疑案之疑：朱令案的證據、責任與嫌疑人》的報道指出，「孫維的父親孫大武為民革中央委員，母親為醫生。祖父孫越崎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譽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煤炭工業部原顧問。其堂伯父孫孚凌歷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和常務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孫維知道，人們懷疑她的高幹背景直接干預了司法公正。他們相信，破不了的案子背後一定藏著一個黑幕。」
孫孚凌是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常委。[2]
家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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