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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控制方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保持社交距離（英語：Social Distancing）[5][6][7]，世衛建議稱為保持人身距離[8]（Physical distancing），又稱採取社交距離[9]、社交疏遠[10]，是一種試圖阻止傳染病傳播或降低其速度的非藥物性感染控制措施，其目的為減少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間的接觸，並藉此使疾病的傳播途徑、致病率和死亡率可以降到最低。[11][12]
當傳染病可以通過飛沫接觸（咳嗽或噴嚏）、包括性接觸在內的直接身體接觸、間接身體接觸（比如：接觸受污染的表面，如染菌物）或空氣傳染（這樣的微生物可以在空氣中生存較長時間）來傳播時，保持社交距離是最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13]
不過，如果傳染病主要通過受污染的水和食物或蚊子等昆蟲載體傳播，且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頻率很低，那麼保持社交距離可能就不那麼有效。[14]保持社交距離的缺點包括孤獨、生產率降低和失去與人際交往相關的其他好處。
早在公元前約1444年，《舊約聖經利未記》就有提及保持社交距離的概念，要求患皮膚病（經文稱為大痲瘋）的人「獨居營外」。[15]歷史上，人們在明白漢生病等傳染病的傳染方式，並發明出有效的治療方式前，會利用漢生病療養院和檢疫站對病人保持社交距離，以阻止傳染病傳播。[16]
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保持社交距離的基礎目標是降低基本傳染數，即在所有人都同樣易感某種疾病的人群中，一個主要的感染者所傳染的二次感染者的平均數量。保持社交距離的基礎模型指出，[17]當人口的一部分保持社交距離，把人際交往次數減少至日常次數的一小部分時，新的有效傳染數為：
如果25%的人口把社交交往次數減少至日常次數的50%，那麼有效傳染數將減少至基本傳染數的81%，這樣的減少看似微不足道，卻對延緩疾病的指數增長和傳播意義深遠。
研究表明，只有立即並嚴格地保持社交距離，才能有所成效。[29]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美國政府在費城和聖路易斯實施了關閉學校、取締公眾集會等社交疏遠干預措施，然而，費城將這些措施的啟用推遲了5天，使得傳染率翻了三至五倍，相反，聖路易斯對疫情反應得更加迅速，令當地降低傳染率的措施卓有成效。[30]布茨馬和弗格森分析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16個美國城市的社交疏遠措施，發現有時間限制的措施因為推行得太晚、取消得太早，往往只能適度地降低死亡率（可能為10-30%），且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另外，一些城市在解除社交疏遠控制後，出現了第二次流行高峰，這是因為，原本被保護起來的易感人群因控制的解除而暴露在外界。[31]
數學模型顯示，關閉學校可能延緩疫情傳播。不過，關閉學校的效果取決於兒童在校外的人際交往，並且，通常雙親中的一個不得不請假以照看孩子。此外，必要的「長期」隔離可能導致社會和經濟混亂。[33]
關閉學校使得1957年至1958年爆發的亞洲流感的致病率降低了90%，[34]同樣，它也使得美國在2004年至2005年間將流感的致病率控制到了50%。[35]類似地，在墨西哥2009年流感疫情期間，強制關閉學校等社交疏遠措施把流感的傳染率降低了29%至37%。[36]
2009年英國豬流感疫情期間，發表在《柳葉刀傳染病》上的一篇名為《流感大流行期間關閉學校》的文章稱，許多流行病學家贊成通過關閉學校來中斷感染進程、延緩疾病傳播並爭取研究和生產疫苗的時間。[37]在研究了1918年大流行、1957年大流行和1968年大流行等曾經的流感大流行後，流行病學家們報告了關閉學校對經濟和勞動力的影響——尤其是當很大比例的醫生和護士是婦女，且她們中的一半都擁有16歲以下的子女時的影響。流行病學家們還研究了流感於法國學校假期期間在法國的傳播情況，並指出，病例數在學校關閉時有所下降，當學校重新開放時卻又漸漸回升。他們又指出，在1999年至2000年的流感季節期間的以色列，當老師們舉行罷工時，去看醫生的人數下降了至少五分之一，呼吸道感染病例數下降了至少五分之二。[38]
基於美國數據的建模與仿真研究表明，在關閉10%受影響工作場所之後，總體傳染率約為11.9%，且流行高峰期的到來將略微延遲。相比之下，如果關閉掉33%的受影響工作場所，那麼發病率將降至4.9%，且高峰期將延遲1周到來。[39]
在2003新加坡出現SARS疫情時，為了減緩SARS的疫情，有超過八千人強制居家隔離，另外有四千人需進行個人健康管理，注意自身是否有相關症狀，並且每天和醫療人員電話聯繫。這些人中，後來其實只有58人確診了SARS，而公共衛生部門認為此措施防止了傳染病的進一步傳播[40]。在2009年的德州流感疫情中，自願隔離者有減緩疫情的傳播[41]。
1995年時曾使用防疫線來控制位在薩伊境內基奎特的伊波拉出血熱疫情[42][43][44]。蒙博托·塞塞·塞科總統在基奎特附近駐軍，暫停所有進入此城市的航班。世界衛生組織和薩伊的醫療團隊在基奎特城內進行了進一步的防疫線，將墓地及治療病患的區域放在遠離人群的區域，成功的防治疫情的擴散[45]。在2003年加拿大的SARS疫情時，也有用社區隔離來防治疫情，有一些效果[46]。
在1918年出現流感疫情時，美國科羅拉多州的甘尼森為了避免引入傳染病，曾封閉城市二個月之久。所有的高速公路都不允許進入此城市。火車服務員也警告乘客，若他們在甘尼森下車，會被逮捕並隔離五天。在此措施下，甘尼森中沒有任何人因為當時的流感疫情而死亡[47]。許多城市也採取了類似的防疫措施[48]。
一般認為群眾聚集會增加傳染病散佈的風險，但相關的證據說服力還不足[49]。有軼事證據指出有特定種類的群眾聚集和流行性感冒的風險增加有關，也可能讓新的病毒株進入一些地區，在大規模流行時促進了社區性的傳播。在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疫情中，費城[50]及波士頓的閱兵[51]讓許多已感染流感的水手和市民聚集在一處，也造成了疾病的傳播。若限制群眾聚集，並且配合其他社交疏遠的措施，可以降低傳染病的傳播[52]。
邊境管制及（或）國內的旅遊限制頂多可以將疫情延遲二至三週，除非實施率達到99%，不然不太可能將疫情再進一步的減緩[53]。在2003年加拿大的SARS疫情中，機場檢查對避免疫情擴散的助益不大[54]，在美國也有類似情形[55]。在1770年至1871年之間，奧地利和鄂圖曼帝國有邊界管制，避免患有腺鼠疫的人進入奧地利，在管制後，鄂圖曼帝國仍有鼠疫疫情，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才結束，而奧地利沒有大型的鼠疫爆發，因此防疫對策有效[56]。
美國東北大學2020年的研究指出，「限制出入境中國的旅遊，配合降低社區傳播及個人傳播的措施，只能減緩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跨國散布。沒有加上社交疏離措施的旅遊限制，在疫情防護上是不夠的。」[57]研究發現武漢的旅遊禁令，只讓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疫情延後三至五天一，不過讓跨國的傳播減少了80%。旅遊限制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效果不大，因為患病初期可能沒有症狀[58]。
保持社交距離的缺點包括孤獨、生產率降低和失去與人際交往相關的其他壞處。[59]在沒有廣泛使用遠程技術和個人防護設備的開發中國家，社區往往更難檢測其成員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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