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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即指中國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程顥世稱「明道先生」；程頤世稱「伊川先生」。二程為洛城伊川人，故其學說，稱之為洛學，有《二程集》，故其學說有二程學派、二程儒學之稱。
二程早年拜周敦頤為師，在哲學上發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性理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1]，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中國哲學的最高範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二程而且提出人類社會的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範，也都是「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態。二程的人性論，祖述子思孟子學派的性善論，但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麼至善、為什麼會產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後者則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
二程儒學後來由朱熹發揚光大，在明朝成為官學，稱為程朱理學。明代徐必達刊行有《二程全書》。清代塗宗瀛校有《二程全書》。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王孝魚《二程集》校本，包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說》、《粹言》，共計87.5萬字：《遺書》即《河南程氏遺書》，由朱熹編定；朱熹又編定《外書》12卷，是《遺書》的補編；張栻編《文集》；《易傳》即《程氏易傳》，是程頤註解《周易》的心得；《經說》是程頤註解儒家四書四經（四書五經不含《禮經》）的著作；楊時編有《粹言》2卷。
程顥、程頤所創建的「天理」學說受到了後世歷代皇帝的尊崇。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諡程顥為「純」，程頤為「正」。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並「從祀孔子廟庭」。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故程顥為「豫國純公」，程頤為「洛國正公」。
程顥、程頤教育思想基本一致，但學術思想略有不同。
學術上，程顥主張「明心見性」，重視「氣」，為學「力行」，影響了陸九淵。程頤主張「格物致知」，重視「理」，為學「窮理」，影響朱熹。
教育上，程顥、程頤想法一樣，主張教育目的在於培養聖人，「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以天地為心，「一切涵容復載，但處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須以培養聖人為職志。在教育內容上，主張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藹然與物同體，義、智、信，皆仁也。
程顥活潑自然，但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2]，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慾」。[3]
姜宸英曾概括說：「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學教學者。其旨以嚴恭儼恪為要，其功始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間，而推之至於盡性達天知命，蓋作聖之基，學者無時而可離者也。」[4]
熊賜履稱：「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二程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為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超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敬得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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