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埃爾·約瑟夫·特倫斯·蒙哥馬利·尼達姆，CH，FRS，FBA（英語：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漢名李約瑟，生於英國英格蘭倫敦，生物化學家、漢學家。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對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深遠。他關於中國科技停滯的李約瑟難題也引起各界關注和討論。
生平
李約瑟生於倫敦一個有教養的中產階級蘇格蘭家庭，為獨子。父親是軍醫，母親Alicia Adélaide Needham是音樂教師和作曲家。早年在劍橋大學受教育（學士1921年、碩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後從1924年聘為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實驗室工作，研究胚胎學和形態發生。
1924年李約瑟與大學同學德蘿西·莫耳（中文名李大斐）結為伉儷，兩人齊頭並進，都成為享譽世界的胚胎生化學家，並雙雙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31歲時出版了《化學胚胎學》，又發表《生物化學形態學》和《胚胎學史》，被科學界譽為「化學胚胎學之父」。德蘿西·莫耳比他年長4歲。夫妻恩愛，志同道合。人到中年的尼達姆夫婦正處於婚姻美滿、事業有成的巔峰狀態。
1937年，三個中國人來到劍橋大學攻讀學位（魯桂珍、王應睞、沈詩章）[1]。其中，魯桂珍，一個南京藥劑師的女兒，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生，和李約瑟發生了婚外戀。（李大斐接受了李約瑟與魯的戀情，三人在同一屋簷下融洽共處長達50年。1987年李大斐病逝，李約瑟於兩年後迎娶與魯成婚。[2]）魯向李約瑟介紹中國悠久的「科學發明」和醫藥學，給身處「西方中心論」環境中的李約瑟帶來很大的心靈震動，使他形成了「一個寶貴的信念，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中曾起過從來沒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從此之後，李約瑟對中國科學發生極大興趣，在魯協助下開始學習漢語、文言文，立志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
1941年，李約瑟獲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受英國皇家學會之命，李約瑟從1942年到1946年在中國重慶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他為戰時中國優秀科學家在西方科學雜誌發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結識了竺可楨、傅斯年等中國科學家和學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文獻。此外他又遊歷了還沒有為日本占領的地方，包括敦煌和雲南，又參觀考察了中國各學術機構從而收集了大量文獻和資料。這對他後來寫《中國科學技術史》有極大幫助。
之後，他赴巴黎當上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的第一位部長，而且得到中國學者王鈴的幫助而開始寫《中國的科學與文明》。1948年，李約瑟回岡維爾與凱斯學院。儘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國查核細菌戰的證據而受到排擠和批評，但並沒有影響到他的寫作計劃。李約瑟從1967年至1976年擔任岡維爾與凱斯學院院長。退休後，以他個人藏書為基礎建立了東亞科學史圖書館。1987年，該館發展為李約瑟研究所。1994年李約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李約瑟於1982年罹患帕金森氏症。1987年李大斐病逝，李約瑟與魯桂珍在兩年後的1989年成婚。1995年李約瑟在劍橋寓所辭世，享年94歲，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門前的菩提樹樹下。
貢獻
李氏改變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只會農業和藝術的觀感。他以受非正式漢學教育的外國學者的身份，突出中華傳統科技文化的豐富內涵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他對中國科技史的見解很獨到。他的工作亦打開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視，使其成為重要的國際的學術，同時令中國學者對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廣泛的研究。但是由於其自身並未接受過正規的科學史教育，研究中國科學史乃興趣所致（這一點可以從他夫人的話中得證：「魯桂珍曾坦言：李約瑟並不是一位職業漢學家，也不是一位歷史學家。他不曾受過學校的漢語和科學史的正規教育。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正式學過科學史，只是在埋頭實驗工作之餘，順便涉獵而已。」），他的研究成果和結論後人必須以科學的態度正確對待。
同時亦因為李約瑟本是一位科學家，觀點亦是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停滯不前。他的李約瑟難題正好證明了這點。一些學者以歷代的漢化和中央集權，來闡明「中國」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統性，欠缺多元化和競爭，從而使科技停滯。應注意是這些學者筆下的「中國」是指「漢族」生活區，而不包括自清朝前後的所包括的蒙、滿、回、藏、苗等少數民族的居住區。
中國科學技術史
1948年，李約瑟向劍橋大學出版社提出了一個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的計劃。在提議被接受的幾周內，該項目已經發展到七卷，並且從那時起，內容一直在擴展。他最初的合作者是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任職的歷史學家王鈴，兩人曾於李莊相識。最初的幾年李和王致力於編制一份清單，列出每一項在中國創造的機械發明和和構思的抽象理念。其中包括鑄鐵、犁頭、馬鐙、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和發條裝置，其中大部分在當時被錯認是西方的發明。書的第一卷最終於1954年出版。
該叢書獲得了廣泛的讚譽。李自己撰寫了十五卷，但自1995年他去世後，更多卷陸續出版。後來，書的第三卷被拆分，因此現已出版了27卷。每一卷在完成時即出版，這意味著出版順序和項目最初設想的順序不一致。
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無疑是李氏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中心論題。他提出了：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4]
他個人見解是：中國長久沒有發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期的城邦和現代城市，要為生存而互相競爭的環境。中國實現首次統一後（可能指的是秦的統一），他所謂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實行中央指導性政策。所謂「封建」是指分封諸侯，所謂「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員，地方行政只對朝廷負責。官僚思想深刻地滲透到整個中國人的複雜思想中。甚至在民間傳說中，也充滿了這種思想。科舉制度也鼓吹這種「封建官僚制度」
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加上科舉制度的選拔，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並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鑑價值，再比如大運河的修建等。
但這種「封建官僚制度」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中國有許多短語，如「重農輕商」等，和中國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導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應星在參加科舉失敗後撰寫《天工開物》，但他認為不會有官員讀這本書。
在西方，發展了以還原論，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種科技的興起與商業階級的興起相聯繫，鼓勵較強的技術開發競爭。在中國，反對此種科技的發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發展卻能衝破這些阻力，取得現在的成就。比如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得歐洲在中國火藥的基礎上發明並改良火藥武器。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
另外他補充到：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也互相影響了政府的態度。中國獨有的水利問題（尤其是黃河）令中國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網，而且必須從整體集中資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決水患問題。水利網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領主的領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封建主義讓位給中國官僚式的文明。
最後他做出結論：「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於一個廣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斷，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李約瑟甚至說，如果那樣，將是歐洲人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語言。
另外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轉述了李約瑟臨終前的觀點：「李約瑟先生透過他多年來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了解，他確信中國能夠再度崛起，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文化的國家，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人民的國家，必將對世界文明再次做出偉大貢獻。」
評價
李約瑟難題引發了關於中國為何被西方社會的科學和技術超越的爭論。但是，該難題本身的前提就有疑問，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並未高於西方[5]，特別是科學，中國沒有產生邏輯化的、系統的科學體系，只有零散的科學知識，偏重技術，缺乏理論研究。愛因斯坦就明確表示，由於中國既沒有產生形式邏輯也沒有產生實驗方法，中國是不可能產生科學的。[6]一些中國學者也指出，李約瑟對中國的科學技術過度高估。[7]但如果對比墨子的故、理、類的中國己知的第一種邏輯體系，則以上兩種觀點很難成立。
他的主要研究集中于衡量儒家和道家在中國科技發現中的影響，並通過描述中國科技的傳播者（diffusionist）過程，以強調中國科技發展為何與西方的可感知性獨立性創造思維漸行漸遠。
李約瑟的研究遭到一些學者的批評[7]，包括對他就中國科技成就的強烈傾向，和強調中國對於世界創造的重要貢獻[8]。李約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在讚賞李約瑟的不朽貢獻的同時，也主張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反事實假設——它不可能有合適答案：「這個問題很糾結——為什麼中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不能擊敗歐洲列強？這個問題類似於去問：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現在今天報紙的第三頁？」[9]然而，席文的批判也可被歷史研究方法論所否定，因為他的爭論會排除了所有歷史原因性討論。席文的邏輯是一旦歷史事件的原因沒有發生，那麼這個原因就是反事實的，因此就判定其不是有效答案。物理學家吳大猷說：「我國有些人士以為科學『我國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約瑟大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而大喜，蓋其列舉許多技術發明，有早於西歐數世紀的，足證超於西歐也。然細讀該書，則甚易見我國的發明，多係技術性、觀察性、紀錄性、個別性，而……弱於抽象的、邏輯的、分析的、演繹的科學系統。……一般言之，我們民族的傳統，是偏重實用的。我們有發明、有技術，而沒有科學。」[10]
李約瑟對於儒家和道家的譴責，被許多學者[誰？]爭議為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對其他競爭思想體系的簡單反映[11]。一個關於李約瑟難題的普遍但存在爭議的解釋[12]是中國沒有類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其導致諸多結果：活字印刷術無法獲得應有的推廣；沒有字母表的中國普遍存在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閱讀書寫能力[13]，印刷品的成本高昂。比如，1725年，清朝政府整理25萬活動字體才製作出64典的《古今圖書集成》。但是這個解釋很快遭到質疑：為什麼西方國家仍然戰勝了一些擁有字母表（比如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字母）的國家。
李約瑟的政治主張被許多學者[誰？]視為異端，他在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則基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理想形式。1952年，李約瑟作為一個觀察員參加了韓戰，在他的報告中，他支持中國共產黨人：關於美軍在北韓戰場中使用細菌戰的指控[14]。李約瑟的傳記作者西蒙·溫徹斯特評價道：「李約瑟理智地愛著共產主義，然而共產黨的間諜人員卻無情地欺騙了他。」[來源請求][15]溫徹斯特也指出，因為李約瑟的政治譴責，他直到1970年代才從美國政府的黑名單中移出。
著作
-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 總論1954，中文版1975科學出版社。
-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 科學思想史1956，中文版1990科學出版社。
-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 數學、天學和地學1959，中文版1975科學出版社。
-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 物理學1965-1971，中文版1999科學出版社
-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 化學（煉丹和火藥，其餘內容為他人所著）1976-1987，中文版1990科學出版社
-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 生物學（植物學和醫學，其餘內容為他人所著）1986-2000，中文版2006科學出版社。
-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七卷 社會背景1998，中文版2018科學出版社。
- 文集
- 《李約瑟文集》1986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
- 《李約瑟文錄》2004浙江文藝出版社。收集了李約瑟散文、隨筆、雜談多篇，包括：一 自傳，二 中國科學與文化，三 科學和哲學，四 科學與宗教等內容。附尋一 李約瑟生平大事紀年，附尋二 李約瑟博士：20世紀傑出的科學家與人文主義者。
榮譽
1983年，李約瑟博士主持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獲中國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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