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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971年约旦内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970年約旦內戰，又稱黑色九月（阿拉伯語：أيلول الأسود，羅馬化：Aylūl Al-Aswad），是約旦國王胡笙·賓·塔拉勒領導的約旦軍隊與亞西爾·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組織）之間的一場武裝衝突，主要衝突時間為1970年9月16日至27日，但在某些地區一直持續到197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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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約旦內戰 أيلول الأسو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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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冷戰的一部分 | |||||||
 1970年10月1日，約旦軍隊與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發生衝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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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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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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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拉赫·賈迪德 |
 穆罕默德·齊亞·哈克 | ||||||
| 兵力 | |||||||
| 300輛坦克（兩個裝甲部隊，一個機械化步兵旅） |
 65,000–74,000[3]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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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 3,400人死亡[4][5] | 約旦: 537人死亡[7] | ||||||
第一次以阿戰爭以及1967年六日戰爭爆發後，大批巴勒斯坦難民來到約旦避難，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下成立了巴解組織，並不斷針對以色列開展武裝鬥爭，導致約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領。這引發以色列越境打擊報復，從而爆發大規模的卡拉梅之戰。在戰爭中，約旦和巴勒斯坦聯軍的勝利讓約旦激進派成員急遽增加。而通過招募新成員和財政援助，巴解組織影響力在阿拉伯世界急劇擴大。到了1970年代初，巴解組織內部出現聲音希望推翻哈希姆家族，並曾經兩度刺殺約旦國王。約旦國王決定清除約旦境內的巴解組織勢力。最後巴解組織戰敗並遷移到黎巴嫩境內，後導致1975年開始的黎巴嫩內戰。
1967年約旦失去對西岸的控制權後，被稱為「敢死隊」的巴勒斯坦武裝將其基地遷往約旦，並加強了對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領的領土的攻擊。以色列對位於約旦與西岸邊界沿線的約旦城鎮卡拉梅的巴解組織營地發起報復，隨後雙方衝突升級擴大。在1968年卡拉梅之戰中，巴勒斯坦人聯合約旦對抗以色列，阿拉伯聯軍取得了部分勝利（雖然巴勒斯坦人的作用很有限）。因此胡笙國王對巴勒斯坦流亡者表示讚許和支持，約旦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區也對巴勒斯坦敢死隊加以支持。在胡笙堅定不移的支持下，巴解組織在約旦的力量不斷壯大。但到1970年初，巴解組織內部的一些團體開始公開要求推翻哈希姆家族。
作為一個受國際認可的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無視當地的法律和法規行事，甚至兩次試圖暗殺胡笙國王。最終導致他們與約旦皇家軍隊在1970年6月發生直接衝突。胡笙想把敢死隊趕出約旦，但他猶豫不決，不敢出手。巴解組織在約旦的行動以9月6日發生的道森機場劫機事件而告終，在這次事件中，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簡稱：人陣）劫持了三架民用飛機，並強行在扎爾卡降落，劫持了外國國民作為人質，後來在國際媒體面前炸毀了飛機。胡笙認為這是最後一根稻草，命令軍隊向巴勒斯坦激進分子進軍。
9月17日，約旦王國陸軍包圍了包括安曼和伊爾比德在內的有大量巴解組織人員駐紮的城市，並開始炮擊敢死隊設於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據點。第二天，有巴勒斯坦解放軍標誌的敘利亞軍隊進行了干預，以支持敢死隊。敘利亞軍隊向伊爾比德推進，一個被敢死隊占領並宣布為「已解放」的城市。9月22日，在約旦發動空襲，給敘利亞造成重大損失，使其撤出伊爾比德。阿拉伯國家（如伊拉克）的壓力越來越大，胡笙不得不停止戰鬥。10月13日，他與阿拉法特簽署了一項協議，對約旦境內的敢死隊員進行管制。然而，約旦軍隊於1971年1月再次發動進攻，敢死隊員被逐一趕出城市，直到7月在阿傑隆附近的一片森林中於阿傑隆攻勢中被包圍後，2000名敢死隊員投降，標誌著衝突結束。
約旦允許巴勒斯坦人經敘利亞前往黎巴嫩，敢死隊後來參加了1975年的黎巴嫩內戰。黑色九月組織是在衝突後成立的，目的是對約旦當局進行報復，該組織的第一次攻擊是1971年暗殺總理Wasfi Tal，他指揮了驅逐敢死隊的部分行動。隨後，該組織轉向攻擊以色列目標，包括發生於1972年西德慕尼黑奧運會上的慕尼黑慘案，事件中11名以色列運動員遇害。
1951年約旦吞併約旦河西岸後，約旦將其公民身份授予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西岸和約旦的總人口由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西岸三分之一，東岸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約旦人組成。約旦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相當於議會一半的席位，巴勒斯坦人在國家各部門享有平等的機會。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影響了約旦的政治。在控制西岸期間，由於擔心國內世俗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可能會顛覆自己的政權，與納賽爾政權對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強硬立場不同，約旦王室對伊斯蘭激進組織採取了容忍甚至鼓勵的立場；這導致在約旦王室治下，哈馬斯的前身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會的發展未如在納賽爾政權治下那樣受到太大影響。[8]
胡笙國王認為，巴勒斯坦問題仍將是該國首要的國家安全問題；他擔心一個由巴解組織管理的西岸獨立地區將威脅到他的哈希姆王國的自治權。巴勒斯坦各派別得到了許多阿拉伯國家政府的不同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給予了他們政治支持。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組織「法塔赫」於1965年1月開始組織對以色列的越界攻擊，經常引來以色列對約旦的嚴厲報復。1966年11月13日以色列發動的「薩穆事件」就是這樣的一次報復，因為三名以色列士兵被法塔赫的一枚地雷炸死。以色列對約旦控制的西岸城鎮As-Samu的襲擊給約旦造成了重大傷亡。以色列作家Avi Shlaim認為，以色列對錯誤的對象進行了不符比例的過度報復，因為以色列領導人從與胡笙的交往中知道，他正在竭盡全力阻止這種攻擊。胡笙覺得自己被以色列人出賣了，而此次事件在當地引起了激烈的批評。有人認為，這促使他在1967年決定加入埃及和敘利亞對以色列的戰爭，1967年6月，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從約旦手中奪取了西岸。
在約旦失去西岸後，巴解組織領導下的法塔赫從約旦領土上加強了對以色列的游擊行動，將邊境城鎮卡拉梅作為其總部。1968年3月18日，一輛以色列校車在阿拉伯谷的Be'er Ora附近被一枚地雷炸毀，造成兩名成人死亡，10名兒童受傷，這是法塔赫在三個多月內的第38次行動。3月21日，以色列國防軍部隊進入約旦，對卡拉梅發動了報復性攻擊，這場戰鬥持續了一天。巴解組織約有200人傷亡，另有150人被俘；40—84名約旦士兵也被打死。以色列的損失約為30人死亡，69—161人受傷，他們還留下了幾輛車。
戰鬥後雙方都宣布了勝利。以色列實現了摧毀卡拉梅營地的目標，但未能抓住阿拉法特，而約旦和巴解組織則給以色列造成了相對沉重的傷亡。雖然巴勒斯坦人在對以色列的打擊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胡笙國王還是把功勞歸於他們。巴解組織利用這場戰役在阿拉伯世界的廣泛讚譽和認可來確立自己的民族主張。卡拉梅行動也突出了約旦河附近基地的脆弱性，因此巴解組織將其基地轉移到了更遠的山區。以色列進一步以居住在約旦平民中的巴勒斯坦好戰分子為目標，引起了約旦和游擊隊之間的摩擦。
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普遍認為這場戰役是對以色列國防軍心理上的勝利，在這之前，以色列國防軍一直被認為是「不可戰勝的」，戰後加入游擊隊的人數激增。法塔赫報告說，在卡拉梅事件發生後48小時內，有5,000名志願者申請加入。到3月下旬，約旦有近20,000名敢死隊。伊拉克和敘利亞為數千名游擊隊提供了培訓方案。以科威特為首的波斯灣阿拉伯國家通過對其數萬名巴勒斯坦居民工人的工資徵收5%的稅來為他們籌集資金，僅在黎巴嫩的一次籌款活動就從首都貝魯特籌集到50萬美元。巴勒斯坦組織也開始保證為所有在戰鬥中陣亡的游擊隊成員的家屬提供終身支持。在戰鬥後的一年內，法塔赫在大約80個國家有了分支機構。戰鬥結束後，法塔赫在埃及獲得了對巴解組織的控制權。
來自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敢死隊開始向約旦聚集，主要是在首都安曼。在約旦的巴勒斯坦飛地和難民營中，警察和軍隊正在失去權威。Al-Wehdat難民營和Jabal el-Hussein難民營被稱為「獨立共和國」，敢死隊通過建立由身穿制服的巴解組織武裝分子控制的地方政府，建立行政自治，設立檢查站，並試圖向平民勒索「稅收」。
1968年11月初，約旦軍隊攻擊了一個名為「Al-Nasr」（意為勝利）的敢死隊團體，該團體之前襲擊了約旦警察。並非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支持Al-Nasr的行動，但約旦的反應是為了彰顯約旦王國的絕對權威。事件發生後，胡笙國王和巴勒斯坦組織立即達成了七點協議，限制了針對約旦政府的非法的敢死隊行為。
巴解組織拒絕履行協議，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約旦境內的另一個國家。1969年2月，法塔赫的亞西爾·阿拉法特取代艾哈邁德·舒凱里成為巴解組織的領導人。1969年3月，胡笙前往美國與美國新任總統理查·尼克森會談。他主張以色列遵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42號決議，要求以色列歸還其1967年占領的領土，以換取和平。巴勒斯坦各派別對胡笙持懷疑態度，因為這意味著他對以色列的武力抵抗政策的撤銷，而華盛頓聲稱，一旦衝突解決，胡笙就能清算其國內的敢死隊運動，這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的懷疑。
法塔赫主張不干涉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內部事務。然而，儘管法塔赫接管了巴解組織的領導權，但更激進的巴勒斯坦左翼派別拒絕遵守這一政策。到了1970年，喬治·哈巴什領導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人陣，PFLP）和納耶夫·哈瓦特邁赫領導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民陣，DFLP）開始公開質疑哈希姆君主制的合法性，並要求推翻其政權，以革命政權取而代之。其他激進團體包括敘利亞復興黨的閃電突擊隊組織和伊拉克復興黨的阿拉伯解放陣線：他們認為胡笙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傀儡」、「反動派」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工具」。他們聲稱通往特拉維夫的道路要經過安曼，他們試圖把安曼變成阿拉伯世界的河內。他們還以挑釁性的反宗教言論和行動煽動保守派和宗教情緒，例如在清真寺的牆上貼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標語。
根據Avi Shlaim的說法，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同時也越來越傲慢無禮。他引述一名觀察者對約旦巴解組織的描述：
他們吵吵嚷嚷地在安曼周圍開著載滿武器的吉普車，就像一支占領軍一樣；他們向個別人士勒索錢財，有時是向外國人，就在他們的家裡和公共場所；他們無視常規交通規則，不登記和不為車輛取許可證，拒絕在軍隊檢查站停車；他們吹噓自己對以色列的命運的作用，貶低約旦軍隊的價值。他們在遠離戰場的安曼的存在看起來像是對政權的挑戰。
巴勒斯坦人聲稱，在敢死隊中存在著許多來自約旦或其他安全部門的反間臥底，他們故意試圖破壞政治關係並為鎮壓提供理由。約旦方面表示經常發生綁架和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約旦王室法院院長（後來的首相）Zaid al-Rifai聲稱，在一個極端的例子中，「敢死隊殺害了一名士兵，將其斬首，並在他曾經居住的地區用他的頭踢足球」。
這種情況使胡笙陷入了一個嚴重的兩難境地：如果他用武力驅趕敢死隊，他就會疏遠自己在約旦和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如果他拒絕採取行動反擊敢死隊，他將失去約旦人的尊重，更嚴重的是，他將失去軍隊這個政權的骨幹力量的尊重，而軍隊已經開始向胡笙施壓，要求對他們採取行動。1970年2月，胡笙國王在開羅拜訪了埃及總統納賽爾，爭取到了他的支持，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來對付敢死隊，納賽爾也同意影響敢死隊使他們停止破壞胡笙政權。回國後，他發表了一份限制巴勒斯坦組織活動的十點訓令，其中包括禁止下列行為：公開攜帶武器、在村莊裡儲存彈藥、未經政府同意舉行示威和集會。敢死隊對這些旨在遏制其權力的努力作出了激烈的反應，這導致胡笙退讓並凍結了新的規定；他還妥協同意了敢死隊的要求，解僱了被認為是反巴勒斯坦的內政部長Mohammad Rasoul Al–Kailani。
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國公開支持敢死隊，給約旦送來了財政補貼，使胡笙陷入了困境，在胡笙看來，除了美國和以色列之外，沒有任何外部勢力支持他，但這將成為敢死隊對他的宣傳的助推劑。1970年2月17日，美國駐特拉維夫大使館向以色列轉達了胡笙的三個問題，詢問如果約旦選擇與敢死隊對抗，以色列的立場。以色列對胡笙作出了肯定的答覆，並承諾如果約旦從邊境撤軍以應對與敢死隊間的潛在對抗，他們不會從中占便宜。
6月3日，以色列炮兵和空軍襲擊了伊爾比德，作為對敢死隊襲擊貝特謝安的報復，造成1名士兵死亡，以及平民7死，26傷。約旦軍隊進行了報復，22年來第一次炮擊了提比里亞；胡笙下令進行炮擊，但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暴力循環的開始。因此，他通過美國駐安曼大使館要求與以色列停火，以爭取時間，以便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對付敢死隊。在給以色列的電文中說：「約旦政府正竭盡全力防止敢死隊對以色列的火箭彈襲擊。國王對火箭彈襲擊深表遺憾。約旦軍隊根據命令，將射殺任何企圖發射火箭彈的敢死隊，6月3日晚，敢死隊領導人再次被告知，違者將被當場擊斃。」在美國的壓力下，以色列接受了胡笙的要求。
1970年夏天，約旦軍隊開始對與敢死隊之間的衝突失去耐性。在敢死隊的挑釁下，一個坦克營在沒有得到安曼的命令的情況下，從約旦河谷出發，打算對他們進行報復。國王和第3裝甲師師長謝里夫Shaker親自出面干預，用汽車堵住了道路，才阻止了他們的進攻。
6月7日，敢死隊和軍隊在扎爾卡再次爆發戰鬥。兩天後，敢死隊向約旦情報總局（Mukhabarat）總部開火。事發後，胡笙前往情報總局總部訪問，但他的車隊遭到了敢死隊的猛烈射擊，打死了他的一名警衛。軍隊的貝都因部隊對刺殺國王的企圖進行了報復，炮擊了Al-Wehdat和Jabal el-Hussein營地，事件升級為持續三天的衝突。以色列軍隊的一次會議商討了在約旦發生的事件；據以色列軍情局局長說，安曼約有2000名敢死隊武裝的迫擊炮和喀秋莎火箭炮。胡笙的顧問們意見不一：一些人敦促他解決敢死隊，而另一些人則要求克制，因為只有以數千人的生命為代價才能取得勝利，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胡笙叫停了戰鬥，該三日的衝突造成包括平民在內，300死，700傷。
胡笙和阿拉法特宣布停火，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不遵守停火。人陣立即在安曼的兩家旅館扣留了約68名外國人作為人質，威脅說，如果謝里夫Shaker和謝里夫Nasser不被解職，約旦特種部隊不解散，就把人質和建築物一起炸掉。阿拉法特不同意人陣的做法，但由於擔心輿論，只好乖乖地配合。胡笙妥協了，他任命被認為是溫和派將軍的馬舒爾·哈迪塔·賈茲為陸軍參謀長，任命阿卜杜勒穆尼姆-里法伊為總理，而他的政府中又有六名巴勒斯坦人擔任部長。美國尼克森總統的安全顧問亨利·季辛吉對約旦事件作了如下評估：
哈希姆政權的權威和威信將繼續下降。約旦的國際信譽將進一步受到損害……敢死隊在行動自由度的增大必然會導致約旦河谷的停火遭到更嚴重的破壞……胡笙面臨著不確定的政治前途。
1970年6月成為約旦的哈希姆君主制政權最不確定的時期之一，因為大多數外國外交官認為，當前事件對敢死隊有利，君主制的垮台只是時間問題。儘管胡笙很有信心，但他的家族成員卻開始懷疑這種情況還會持續多久。胡笙·賓·阿里（麥加謝里夫）的兒子，72歲的扎伊德·賓·胡笙親王6月訪問安曼，與胡笙一起住在王宮裡，他看到了胡笙對此事的處理，臨走前對兒子說，他認為胡笙是「他所見過的最真誠、最能幹、最勇敢的哈希姆人」，也是「所有哈希姆國王中最偉大的領袖。」
7月10日，胡笙與阿拉法特簽署了另一項停火協議。該協議承認約旦境內的敢死隊的存在並使其合法化，並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來監測敢死隊的行為。7月，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42號決議，公布了由美國提出的以巴衝突羅傑斯計劃。Nasser和胡笙接受了這一計劃，但阿拉法特於7月26日拒絕了這一計劃，聲稱這是清算他的運動的一個手段。人陣和民陣更不妥協，強烈反對這一計劃，並譴責Nasser和胡笙。同時，8月7日，埃及與以色列達成停火，正式結束了埃以消耗戰爭。8月15日，據稱阿拉法特說：「我們已經決定將約旦變成所有陰謀家的墓地，阿曼將成為革命的河內。」自相矛盾的是，阿拉法特曾告誡哈巴什和哈瓦特邁赫，即人陣和民陣的領導人，不要挑釁當局政權，因為該政權享有軍事優勢，可以隨時終止他們在約旦的存在。但他的呼籲沒有得到響應，他們開始更公開地呼籲推翻哈希米特人，作為「發動解放巴勒斯坦的人民戰爭的前奏」。
9月1日，胡笙的車隊在三個月內第二次遭到炮火襲擊，引發了軍隊和敢死隊在安曼的衝突。9月6日，三架飛機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劫持：瑞士航空和環球航空的飛機在約旦阿茲拉克降落，一架泛美航空的飛機被飛往埃及開羅，乘客下機後立即被炸毀。在約旦降落的兩架飛機上有310名乘客；人陣威脅說，如果不釋放歐洲和以色列監獄裏的敢死隊，就炸毀這兩架飛機。9月9日，第三架飛機被劫持到約旦：一架來自巴林的英國海外航空的航班上有115名乘客，被改道前往約旦扎爾卡。人陣宣布，劫機事件的目的是「為了引起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特別關注」。9月12日，在371名人質被帶離飛機後，飛機在國際媒體面前被戲劇性地炸毀。然而，其中54名人質被該組織扣留了約兩周。阿拉伯政權和阿拉法特對劫機事件不滿意；後者認為劫機事件對巴勒斯坦問題造成了更大的傷害。但阿拉法特無法與劫機事件撇開關係，這也是由於阿拉伯輿論的原因。
9月9日，被認為是親巴勒斯坦的新任命的陸軍參謀長Al-Jazy在劫機危機中辭職，由已退休的Habis Majali接替。一個月前被任命的情報主任Natheer Rasheed聲稱Al-Jazy得到了20萬約旦第納爾的報酬，並稱他的辭職信是巴解組織寫的。Shlaim聲稱，前奏包括三個階段：「和解、遏制和對抗」。他認為，胡笙是有耐心的，這樣他就可以證明他已經盡了一切可能避免流血，而對抗是在用盡了所有其他選擇之後，在公眾輿論（包括國際和地方輿論）對敢死隊的態度發生了傾斜之後才會出現。
9月15日晚，胡笙召集他的顧問們在安曼西郊Al-Hummar官邸召開緊急會議，Amer Khammash、Habis Majali、Sharif Shaker、Wasfi Tal和Zaid al-Rifai等人出席了會議；一段時間以來，他們一直在敦促胡笙整頓敢死隊。陸軍將領們估計，軍隊需要兩三天時間才能將敢死隊趕出主要城市。胡笙於次日解散文官政府，任命忠於巴勒斯坦的穆罕默德沙·阿爾-阿巴西為軍政府首腦，從而宣布戒嚴。其中一個獲任於軍政府的官員是來自情報局的Adnan Abu Odeh，日後他問及胡笙其做過最艱難的決定，胡笙回答：「決定要奪回我的首都」。
9月17日，第60裝甲旅從不同的方向進入首都安曼，用坦克、大炮和迫擊炮炮轟擊了敢死隊派駐紮的Wehdat和Hussein難民營。敢死隊準備充足並頑強地抵抗攻擊，戰鬥於之後的十天無間斷地持續。軍方同時包圍和攻擊其他敢死隊控制的城市，包括伊爾比德，傑拉什，薩爾特和扎爾卡。胡笙的將軍們估計的三天時間無法實現，隨後的僵局導致阿拉伯國家加強了對胡笙的壓力，要求他停止戰鬥。
約旦擔心外國干涉支持敢死隊，而實際上很快就出現了這種情況。9月18日，來自敘利亞的一支帶有巴勒斯坦解放軍標誌的部隊向伊爾比德進軍，而敢死隊早前宣布伊爾比德為「已被解放」的城市。第40裝甲旅在激戰後阻擋了敘利亞部隊的前進。敘利亞的第二次、規模更大的入侵也在同日發生：由第5步兵師的兩個裝甲旅和一個機械化步兵旅以及約300輛坦克組成。雖然敘利亞的坦克上有解放軍的標誌，但部隊是敘利亞軍隊的正規軍。敘利亞沒有就這一情況發表任何聲明，但人們認為，敘利亞干預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敢死隊推翻約旦君主政權。另一種試圖解釋的説法是，敘利亞想在約旦北部為敢死隊創造一個避難所，從那裡他們可以與胡笙談判。
此外，還有人擔心伊拉克的干涉，自1967年六日戰爭後，伊拉克陸軍的一個17000人的第3裝甲師就一直留在約旦東部。伊拉克政府同情巴勒斯坦人，但不清楚該師是否會為了支持敢死隊而捲入衝突。因此，約旦第99旅被調派至監視伊拉克部隊。
胡笙在敘利亞入侵的當晚安排了一次內閣會議，讓他們決定約旦是否應該尋求外國干預，會議上出現了兩派，一派部長贊成英國或美國進行軍事干預，另一派則認為這是阿拉伯國家的事情，應該在內部處理。前一派占了上風，因為約旦正面臨著生存的威脅。英國拒絕軍事干預，因為擔心捲入全區性的衝突；出現了「約旦現時的情況不是一個可行的國家」等論調。英國內閣隨後決定將胡笙的要求轉達給美國。美國總統尼克森和他的安全顧問季辛吉對胡笙的要求表示接受。尼克森命令美國陸軍第82空降師進入全面戒備狀態，以及海軍第6艦隊駐紮在約旦附近的以色列海岸附近，到9月19—20日，美國海軍在東地中海集中了一支強大的力量，其正式任務是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並應對巴解組織軍隊在約旦抓獲約54名英國、德國和美國公民的事件。後來，解密文件顯示，胡笙在凌晨3點打電話給一位美國官員，請求美國干預。「在敘利亞大規模入侵後，局勢惡化得很危險。我請求美國立即進行陸上和空中的實際干預……以維護約旦的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現在迫切需要即時對從任何地方入侵的部隊進行空襲，並進行空中掩護」。
以色列內閣會議在是否對約旦進行干預的問題上意見不一。部分人士，例如果爾達·梅厄，希望放下六日戰爭時的對立並支持約旦，而右翼人士則傾向讓約旦成爲巴勒斯坦人的國家。以色列軍事指揮官亦準備了一份應急計劃，以占領約旦領土，包括基列高地、卡拉克和亞喀巴，以防一旦約旦解體，伊拉克、敘利亞和沙烏地阿拉伯等鄰國搶奪土地。9月22日，以色列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進行了干預，讓其空軍飛越已經撤退的敘利亞部隊，以示對胡笙的支持，但沒有交戰。
當天，胡笙命令約旦空軍攻擊敘利亞部隊。事實證明，這一次空地聯合攻勢是成功的，敘利亞空軍放棄加入是促成這次攻勢的原因。這或許是敘利亞復興黨政府內部，敘利亞地區助理秘書（Assistant Regional Secretary of the Regional Command）薩拉赫·賈迪德和敘利亞空軍指揮官哈菲茲·阿塞德之間的權力鬥爭所致。阿塞德在11月13日的糾正運動軍事政變後宣稱掌權，伊拉克未入侵約旦被歸因於伊拉克將軍Hardan al-Tikriti承諾不干涉胡笙，一年後他因此被暗殺。有人認為，伊拉克和敘利亞復興黨之間的對立是伊拉克不介入的真正原因。
空襲給敘利亞方造成了重大損失，9月22日下午，第5師開始撤退。
在對敘利亞軍隊取得勝利後，約旦軍隊持續炮擊位於安曼的敢死隊總部，並威脅要在國內其他地區也對其進行攻擊。巴勒斯坦人損失慘重，部分指揮官被俘。另一方面，在約旦軍隊中，約有300人叛逃，其中包括馬哈茂德·達阿斯等高級軍官。約旦首相穆罕默德沙·阿爾-阿巴西在受到利比亞總理穆阿邁爾·格達費的壓力下，於埃及代表約旦出席阿拉伯聯盟緊急峰會時叛逃到利比亞。9月26日，胡笙本人決定飛往埃及開羅，在那裡他遭到阿拉伯領導人的敵視。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爾9月21日在開羅領導了阿拉伯聯盟第一次緊急峰會。阿拉法特的講話引起了與會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的同情。其他國家元首也站在胡笙一邊，其中有穆阿邁爾·格達費，他嘲諷了胡笙和他的精神分裂症父親塔拉勒國王。9月27日，胡笙和阿拉法特簽署了由埃及總統納賽爾促成的協議。納賽爾次日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約旦軍隊在接受埃及納賽爾斡旋的停火協議之前，重新控制了國內的主要城市和路口，胡笙任命巴勒斯坦人艾哈邁德·圖坎為首相，指示他「包紮傷口」。在停火後的這段時間裡，胡笙公開透露，約旦軍隊在安曼發現了約360個巴解組織的地下基地，約旦關押了2萬名被拘留者，其中有「中國顧問」。
巴基斯坦派往約旦的訓練團團長穆罕默德·齊亞·哈克准將（後任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兼總統）參與了約旦方面的訓練。在「黑色九月」事件之前，齊亞在安曼駐紮了三年。據美國中情局官員傑克·奧康奈爾說，事件發生期間，齊亞被胡笙派往北方評估敘利亞的軍事能力。齊亞向胡笙匯報，建議向該地區部署一個約旦空軍中隊。奧康奈爾還說，在戰鬥中齊亞親自率領約旦部隊參加了戰鬥。
兩個伊朗左派游擊隊組織——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和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參與了對約旦的衝突。他們「與巴解組織的合作特別密切，兩個運動的成員甚至在黑色九月事件期間在約旦並肩作戰，並在黎巴嫩的法塔赫營地接受訓練。」
胡笙和阿拉法特於10月13日簽署了另一項稱為《安曼協定》（Amman agreement）的協定。該協定規定，巴解必須尊重約旦的主權，不得在公共場合穿戴制服或攜帶武器。然而，該協定中有一項條款要求約旦承認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Wasfi Tal拒絕了這一條款。儘管安曼協定已經簽訂，哈巴什和哈瓦特梅依然繼續他們對君主制政權的攻擊。胡笙任命Tal組建政府。Tal被認為是反巴勒斯坦的。然而他在前兩次擔任總理期間曾做出過親巴姿態，Tal對阿拉法特持懷疑態度，因為他認為巴解組織集中力量反對約旦國，而不是反對以色列。有一次，Tal發脾氣，對阿拉法特大喊：「你是個騙子，你不想和以色列作戰！」Shlaim形容Tal是一個比胡笙更不妥協的人物，很受軍隊的歡迎。
Tal上台後，軍隊、人陣和民陣之間發生了衝突。1971年1月，Tal對安曼至傑拉什公路沿線的敢死隊基地發起進攻，軍隊於3月將他們趕出伊爾比德。4月，Tal命令巴解組織將其所有基地從安曼遷往阿傑隆和傑拉什之間的森林。7月，軍隊包圍了阿傑隆和傑拉什地區最後剩下的2,000名敢死隊員。在阿傑隆攻勢下，敢死隊員最終投降，並被允許離開約旦前往敘利亞，約200名戰士寧願渡過約旦河向以色列軍隊投降，也不願向約旦投降。在7月1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胡笙宣布約旦主權已經完全恢復，「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
在衝突之後，Wasfi Tal的新文官政府開始對前政府的官僚機構和軍隊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意圖清除政府內游擊隊的支持者。大量的巴勒斯坦軍官、官僚，甚至一些約旦人被趕出了工作崗位。同時，Tal對報紙媒體和政府內部的「破壞者」進行大規模逮捕。許多報社被關閉、許可證被收回，巴勒斯坦的編輯被拒之門外。事實證明，這些事件在約旦的歷史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見證了一個獨特的約旦身份的出現。這場衝突並不是約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分裂造成的，因為衝突的兩邊都有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有評論認爲，1970年發生的戰鬥並非約旦與巴勒斯坦間分裂的結果，而是造成該分裂的起因。
胡笙在面對巴敘聯合挑戰時的堅韌不拔，給西方和以色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森下令向約旦提供1000萬美元的援助，並要求國會再提供3000萬美元。
黑色九月組織是法塔赫成員於1971年成立的，目的是在九月事件後進行報復行動和國際打擊。1971年11月28日，該組織的4名成員在埃及開羅喜來登酒店（Sheraton Cairo Hotel）大堂暗殺了總理Wasfi Tal，當時他正在出席阿拉伯聯盟首腦會議。該組織隨後又對約旦以及中東以外的以色列和西方國家的公民和財產進行了其他打擊，如1972年於西德慕尼黑奧運會對以色列運動員的大屠殺，通稱「慕尼黑慘案」。後來，由於巴解組織試圖利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並推行外交戰略，「黑色九月」組織於1973—1974年被解散。法塔赫一直公開否認對「黑色九月」行動負責，但到了2000年代，一些法塔赫和「黑色九月」高級官員承認了這一關係。
戰後，巴解組織失去了主要行動基地。巴解組織轉移到黎巴嫩南部並壯大，以色列—黎巴嫩邊境上的戰鬥加劇，激起了黎巴嫩的內部動盪，巴解組織的戰鬥人員大大增加了黎巴嫩民族運動的力量，而黎巴嫩民族運動是一個由穆斯林、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和左派人士組成的聯盟，他們反對馬龍尼派主導的右派政府。這些事態發展促使黎巴嫩內戰爆發，而巴解組織最終將被驅逐到突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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