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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黃現璠（壯語：Vangz Yenfanh；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1]，原名甘錦英，男，壯族，廣西新寧州（現廣西壯族自治區扶綏縣）人，中國歷史學家[2]、民族學家[3]、教育家[4]和社會活動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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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現璠 | |
|---|---|
黃現璠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甘錦英 1899年11月13日  清朝廣西新寧州 |
| 逝世 | 1982年1月18日（82歲） 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教育程度 |
|
| 政黨 | 中國農工民主黨 |
| 信仰 | 無 |
| 配偶 | 劉麗華（教師） |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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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因家貧，求學之路頗為艱辛。在北京師範大學從預科、本科到研究生就讀九年。主攻歷史、民族和教育學。其後，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主攻東洋史。回國後，先後在不同大學任教，是壯族歷史上首位大學教授[6]。他生前在教學和研究方面，涉及頗廣，範圍涵蓋：中國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會生活史、文化史、民族學、語言學和壯學研究[7]成果豐碩，影響深遠，許多作品因其具有重要價值和開拓意義，而被多次再版。其著《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之探討》的發表，由此產生廣泛影響形成的「無奴學派」，使其成為該派創始人[8][9]。他較早及多次領導開展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完成的《壯族簡史》等一系列有關少數民族的開拓性研究成果，使其成為中國現代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先驅，壯學開山祖師[10]。也被譽為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11][12]。
由於他長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生活和工作，從事學術研究、辦學和教書育人。桃李不言蹊自成，眾多的門人、弟子和學生受其影響，熱衷少數民族研究，從而形成了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因此稱他為該派的領袖[13][14]。
其人為人處世：「不學『千人之諾諾』，而作『一夫之諤諤』」「挺起脊梁敢作敢言堪作群里喉舌」[15]。畢生敢於對抗強權。因此政治仕途坎坷，屢遭磨難。先後被國共兩黨打成左派或右派。特別是1957年錯劃為中國歷史學界和壯族頭號大右派[16]，使其受迫害二十年。在他的兩次人生轉折期間，曾任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民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民族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副組長，《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編輯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民族學研究會顧問，第一、二屆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17]
黃現璠生於廣西省新寧州六都渠思村（現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扶綏縣渠舊鎮三合村渠思屯）。1926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預科，兩年後考入北師大史學系本科，畢業後免試進入北師大研究所（後稱研究院）深造，師從陳垣（援庵）治考據學、錢玄同（中季）治音韻學、李建勛治教育學，以陳援庵、錢中季兩導師指導為多。1935年11月，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同年11月，以商務印書館預支稿費（《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兩書）赴日（1936年1月獲得廣西省留學官費），進入東京帝大研究院深造，師從日本東洋史名家和田清、加藤繁教授治中國史。1937年11月從日本歸國後，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等校史學教授，為中國壯族首位大學教授[18]。曾先後兼任廣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圖書館館長、廣西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19]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現璠作為廣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當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後改名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20]，1954年後相繼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委員。先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57年7月，出席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在青島舉行的「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1958年2月1日，與費孝通、歐百川等被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21]，從而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扣以「學術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等罪名，遭批鬥、遊街、掛牌戴高帽示眾、掃廁所掃大街、毆打等遭遇[22][23]。1979年，右派案件得以平反後，黃現璠相繼當選為第一屆中國民族學研究會（後改名為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24]《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編輯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顧問、第一屆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為協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錯案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一位原師範學院物理系的學生，在1957年反右期間，整肅為右派後，被判刑坐牢，因其服刑不服罪，曾有過激烈的反抗，不斷寫信上訴及從監獄兩次逃跑，最後被判了死緩，後來改為無期徒刑。這位在獄中度過了23個春秋的右派分子，經黃現璠多方奔走營救，於1981年8月獲得平反昭雪而無罪釋放，結束了23年蒙冤受屈的牢獄生活，返回廣西師範學院物理系工作。[25] [26] 1981年夏，黃現璠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的支持下，在桂林創辦「灕江業餘大學」，擔任校長[27][28]。1982年1月18日下午4點37分因腦溢血病醫治無效，病逝於桂林市醫專附屬醫院，享年84歲。
黃現璠一生跨越了中國現代史上最為動盪的時期，親身經歷了大清王朝的覆亡，北洋政府的分裂混戰，中華民國的興衰更迭，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他的兒子甘金山在《父親》一文中寫道：「他一生的榮辱沉浮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父親的一生，常常讓我想到魯迅的那句話：『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拼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29] [30] [31]
去世後，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將他的骨灰盒安置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烈士陵園」第一室。1998年11月13日，桂林中學設立了「黃現璠獎學金」，在每年黃現璠的誕生日頒發。1999年11月，廣西師範大學舉行了紀念黃現璠教授誕辰100周年的紀念研討會，並成立「黃現璠少數民族優秀學生獎學金」暨「黃現璠教授見義勇為基金」。研討會後，出版了紀念文集和題為《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的學術論文精選集，以緬懷他的學術成就。[32] 2003年11月13日，廣西師範大學設立了「黃現璠出版基金」。2017年8月21日，黃現璠故居被批准為扶綏縣的文化遺產。2018年2月，扶綏縣政府投資幾十萬元修繕了「黃現璠故居」。同年，廣西南寧的南湖公園曾建立了一條著名人物的紀念路，並在道路地面上刻有黃現璠簡介的碑文。2022年9月10日，正值教師節和中秋節，扶綏的樂養城舉行了「黃現璠先生銅像」揭幕儀式。此為黃現璠第一尊全身站立銅像，由扶綏縣文化和體育局在他的家鄉豎立。第二尊黃現璠全身坐姿銅像由廣西師範大學於2023年11月13日安裝落成，以紀念黃現璠教授誕辰124周年。這尊雕像位於廣西師範大學雁山校區綜合教學樓前。[33][34] [35]
1943年8月組織「黔桂邊區考察團」，任團長；1945年4月，組織「黔南邊民考察團」，任團長，多次深入黔桂兩省少數民族地區展開廣泛的學術調查活動，從而被學術界認為是中國現代少數民族田野調查先驅之一[36][37]。
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團長費孝通），深入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1952年3月，帶領助手前往都安、東蘭、南丹一帶調查；同年夏，到扶綏隴羅（今扶綏東羅）、崇左、德保、靖西一帶從事田野調查，收集土司遺存文物史料、吳凌雲父子反清起義史料和儂智高起義史料。1953年6月，在廣西大學組建「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任組長，帶領調查組成員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羅城、忻城等地，先後訪問調查了瑤族、毛難族、苗族、壯族、仫佬族等少數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38]。
1954年3月，到貴縣一帶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貴縣的分布以及收集黃鼎鳳相關史料和太平天國史料。
1956年4月，赴武鳴、上林、賓陽、貴縣、來賓和桂平等縣深入鄉村和山區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壯族在這些縣的分布情況和收集太平天國和黃鼎鳳、李錦貴等人反清起義的革命史料。同年4月（19日），全國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員長於3月31日的會議指示，制定了《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各民族社會歷史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規劃》，擬定籌建雲南、四川、西北、貴州、廣東（包括海南島）、廣西（黃現璠、莫矜負責）、西藏、內蒙和東北等地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計劃以4～7年內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情況。同年8月，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兼壯族組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學術調查工作，帶隊深入到桂西壯族自治州所轄5專區、2市、52縣、1自治區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和收集史科，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後來壯學研究的發展創造了條件[39][40]。
1978年7月，組織田野考察隊赴龍州、憑祥、寧明、崇左等縣收集史料以及對寧明花山崖壁畫的實地考察。
1979年11月，組織田野考察隊赴廣西百色、田陽、田東、巴馬等縣調查和收集史料。1981年3月赴四川出席第一屆「中國懸棺葬學術討論會」以及進行學術調查和收集史料。
針對20世紀出版的《中國通史》著作，黃現璠一貫持批評態度，認為「以往出版的《中國通史》，絕大多數都不寫少數民族，似乎《中國通史》成了《漢族通史》的代名詞，換言之，中國成了漢族的代名詞，這是不對的，違反客觀歷史事實。他認為應該全面改寫《中國通史》，以消除大民族主義的傳統史觀[41]同時倡導：「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不能隨便戴上違反馬列主義或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帽。看過馬克思著作的，首先應該認同這一點，始好討論問題。[42]」；從而公開反對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公式化和「規律至上化」。
1979年，黃現璠提出「中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這是他於1957年倡導「奴隸社會跨越論」的繼續，反對中國古史分期研究中存在的教條主義。黃現璠倡導「奴隸社會跨越論」，得到史學界眾多學者的響應，從而他被視為「無奴派」導師[43]。
黃現璠反對「大民族中心主義」，認為民族問題的實質，根源於民族不平等。歷史上的民族不平等是製造民族矛盾和影響民族團結的直接原因；主張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44]，倡導民族學研究的「文明精神」和「科學態度」[45]。在他長期對少數民族和壯族的田野調查、思考以及研究過程中，逐步創立了壯學，從而他被視為「壯學宗師」[46][47]。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個民族學研究中的「黃派」[48]和中華民族史上的第一個少數民族學派——八桂學派，為此他被民族學界尊奉為八桂學派創始人[13][49]。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塚田誠之教授：「黃氏認為壯族社會的發展階段系從氏族社會直接進入初期封建社會，轉折起點始於唐宋時代，從而掀起了圍繞古代壯族社會性質的論爭。他主張原始氏族部落未經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進入了封建社會」[50]。
1932年，黃現璠兼任北師大教育研究會助理幹事期間，便開始了對教育的研究。他認為教育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人格的塑造，而知行合一為高尚人格形成的基礎。1981年他在桂林創辦了灕江業餘大學，任校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民辦高等教育的先驅。
黃現璠學術研究的鮮明風格，主要表現為古史多重證法、新考據法、開拓性。他在繼承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基礎上推陳出新，開創出獨具一格的「黃氏三重證據法」，即將考古史料（實物和文字）、歷史文獻、民族學史料（遺存實物、口述史料）三重證據結合起來用以研究和考證中華民族古史及其文化的一種新治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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