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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校院系調整[1]，或簡稱院系調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主政下的一項國家政策，旨在以蘇聯模式改造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體系，同時在此期間清除西方教育與思想在中國的影響[2]。院系調整終結了私立大學的存在，尤其是在中國存在近一個世紀的教會大學的歷史，同時也瓦解了教授治校的傳統，使得政府得以對高等教育領域形成全面控制以及領導權威[3]。
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朝。中國古代的教育體系是高度精英化的，以儒家思想為中心，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形式。在科舉制度下，教育系統的重點是培訓和挑選公務員。[4]鴉片戰爭後，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學習西方的知識和技術[4]，並謀求教育現代化。教會學校，即西方基督教會興辦的學校，常常是類似改革的標杆[5]。1890年代的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促成了第一批大學的成立。洋務派興辦了北洋公學和南洋公學，維新派則創立了京師大學堂[6]。在新式學堂中，不同於傳統學堂以教授八股文為主，天文、算數、地理、外語等西學科目逐漸進入課程並被加以強調[5]。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成立中華民國。革命之後，革命黨和自由知識分子都將教育與工業化視為新國家的重中之重。公立學校之運營被列為政府的法定職責，私立教育與海外留學合法化並被鼓勵[7]。受到約翰·杜威的影響，中華民國的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養成促進民主的品格志趣，因而引入大學院制度，意圖實現教育體制的自治與獨立。然而這與執政的國民黨的理念所不和，故而很快就失敗了。隨著一系列的改革舉措的進行，不同教育體系在中國經歷了試驗，直至採用了效仿美國的教育體制[4]。
改革歸改革，民國時期的大眾依舊將教育視為當官的途徑，因此教育體系中大量學生主修政治和法律。國民黨在1928年執掌中央，組建國民政府，隨即開始對教育系統加強控制：所有的大學必須要在教育部登記，大學不得進行宗教傳教，且必須教授三民主義。同時政府興建若干國立大學，並成功促進了理工科教育人數的增長。這些趨勢都在此後不斷加強，一直到19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2]。
1927年國民黨清黨前，毛澤東在國民黨內擔任代理宣傳和教育部長，負責農民培訓。寧漢合流後，中共開始在瑞金及其控制的其他地區提供蘇維埃式的公共教育，在此期間，中共的教育系統側重於培訓中共的幹部，對年輕人進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對普通民眾進行掃盲教育[8]。20世紀30年代，不斷升級的日本入侵和國民黨的綏靖政策引起了大學教師和學生的不滿，惡性通貨膨脹和普遍的腐敗進一步削弱了人們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同時，中共的抵抗號召和統一戰線政策成功地吸引和招募了愛國學生[2]。1936年西安事變後，中共被承認為中華民國境內的合法政黨，在陝甘寧邊區提供公共教育。在此期間，中共統治下的教育系統側重於政治教育和在人民中進行動員，這深深影響了50年代中共的教育政策[8]。中共控制區的大學不是正常意義上的大學，因為它們通常旨在向中共幹部傳授黨的現行政策，以及中國和西方的革命歷史。但它為1949年後的大學改組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模式[2]。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
1950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入韓戰，打斷了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轉型計劃。政府對知識分子的不合作行為變得不再寬容。由於戰爭破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中共開始從其教育系統中清除外國影響[9]。因此，政府改變了對私立教育的主張，將由美國資金資助的教會大學收歸國有[10]。毛澤東從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引用並批評了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英語：democratic individualism），從中感受到親美知識分子紮根於中國社會的危險[10][11]。
國共內戰中，隨著中共占領區的擴大，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便發布了指導性文件，明確提出對中共占領區內原有學校的維護與逐步改革的策略。該指示強調保護學校及文化設施，避免破壞，並逐漸對學校進行改良，如取消政治傾向性強的課程和國民黨的教育制度，同時大多數教師被保留，以確保教學活動的連續性。隨著解放軍進入主要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立即負責接管當地高等學校。以清華大學為例，1949年1月10日，解放軍進駐後，由軍管會派出的「軍代表」正式接管了校園，通過召開會議與各方面溝通接管政策，並進行了課程調整，如增加馬列主義課程，廢除與國民黨有關的課程內容。到了1949年6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設立了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開始統一管理接管的高等教育機構。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上海，其中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知名高校也在1949年6月間被中共接管，並且開始改革校內課程及管理體制，推行政治課教育，發放「人民助學金」等。全國各地高校的接管程序與滬京兩地基本相同[12]。
在1949年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政府提出了其三項重要政策。第一，高等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服務。第二，高等教育應向工人和農民開放，他們在國立大學應免交學費。第三，高等教育必須轉入計劃經濟。特別是，共產黨政府強調了教育的思想基礎，這使人民共和國的教育與過去不同。正如馬敘倫在閉幕詞中所說：
我認為對於每個教育工作者，明確地認識這種新舊教育在本質上的區別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新教育與舊教育乃是兩種不同社會經濟的反映，它們之間的區別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的性質和新民主主義教育性質的區別，是不能有一點含混的。我這段話自然也包含舊日的高等教育在內，在舊中國的教育，不能不是「舊政治經濟的一種反映和舊政治經濟藉以持續的一種工具」。這一性質不能不體現在各級教育的方針、任務、教育內容和方法等一系列的問題上。我們對舊教育的性質和基本精神，是決然應該否定的。對舊教育的內容、制度和方法，是必須改革的。這些都應該加以肯定，不能有任何懷疑的。但這種改革必須根據共同綱領第四十六條的規定，應該有步驟地謹慎地前進，拖延時間不願改革是不對的，企圖用粗暴的方法，急於求成也是不對的。
——馬敘倫，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閉幕詞（1950年6月9日）
由於這三項政策概述了即將到來的教育改革的意識形態基礎。起初，政府承諾保護私立教育，並在1950年1月與教育部門舉行的第一次全國會議上採取了漸進式的改造方法[9]，以獲得大學對中共政權的支持。但大學裡的知識分子大多受到美國教育和文化的影響，儘管對敗退台灣的國民政府有異議，但他們對中共也很謹慎，持觀望態度[2]。1950年7月，國務院進一步宣布，大學必須服從教育部的任何命令，這與中共組織在大學中的快速擴張一起，允許在大學中執行政府的命令[13]。
早在1949年底，大專院校就開始了小規模重組。[14]例如，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的教育系合併為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華北大學的農學院合併為新的北京農業大學。取消交通大學的管理權，合併為自己的工學院北京北方交通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併入交通大學。華東紡織工學院在交通大學紡織系和其他院校的基礎上重新組建。[15]1949年9月，浙江大學史地系、法律系、經濟系，暨南大學人文學院、法學院、商學院，英士大學經濟系、法律系併入復旦大學。[16]在1950年的高等教育調整中，湖南大學的水利系被併入武漢大學，與後者的土木系水利組合併，共同組成了新的武漢大學水利系。同一時期，武漢大學醫學院被分離出來，並與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合併，形成了中南同濟醫學院。[17]
1950年底，美國政府首先凍結了中國在美國的資產，並禁止從美國向中國匯款，切斷了教會大學的資金來源。隨著中國政府下令將中國的傳教士高等教育國有化，到1951年底，輔仁大學、燕京大學、津沽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山西銘賢學校、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學院、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大學、華中大學。而東吳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和求精商學院則改為國人自辦，但仍為私立。[12]
除了教會學校的轉型，私立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也經歷了調整。[12]1950年2月，大夏大學的數理院系被轉到同濟大學[18]。1951年10月，私立的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合併為一所新的公立大學，稱為華東師範大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創建的第一所社會主義師範大學。[19]
儘管政府對大學擁有所有權和行政控制權，但大多數中國大學聘請了具有美國背景的教授，並以美國方式進行教學。因此，在9月29日，周恩來總理對北京和天津的大學教授發表講話，呼籲他們進行思想改革。很快，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也響應了這一呼籲。根據國家媒體《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刊登的馬寅初的一篇文章：
北京大學教師們保持了這樣一個光榮的革命傳統，自然願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潮。故能將一所舊型的大學改造成為新的人民的大學。解放後二年多來我們一直向新的方向努力。為了這個目的，必須按照國家的需要，徹底的調整院系，改革課程，改進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要使全校師生都能真正認識到改革的必要，自覺自愿地進行了思想改造，使我們自己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二年多來北京大學雖然也進行了一些改革工作，但對於國家的需要和我們的任務來說，這些成績離開我們的理想還遠得很。因此我們決定在全校教職員中間發動一次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還要響應周總理的號召來加強思想改造，配合業務水平，來負擔新的任務。
——馬寅初，〈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第三版
雖然改革大體上是一場自發的運動，由知識分子自己發起，但在1952年2月，共產黨進一步發起了三反運動，導致全國範圍內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該運動利用政治力量迫使知識分子和學者改變其意識形態[20]。
儘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他們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老教師的家裡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
——教育部指示，出自董渭川《談高等學校中的黨群關係》[21]
兩場政治運動最終在意識形態上控制了文化和教育部門，馴服了知識分子，鎮壓了持不同政見者。到1952年秋，約91%的教師和80%的學生通過了思想改造。[20]1952年，《人民日報》在談到大學整頓計劃時解釋說，思想改造清除了「崇拜英美資產階級、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的觀點」，實現了高等教育的整頓。[22]
1949年至1952年間，儘管中國學者提出了各種建議以改造現有的高等教育體系，但中國政府還是決定仿照蘇聯的模式重組教育體系。[23]1950至1960年間，126名蘇聯教育工作者被派往中國任教，約8000至10000名蘇聯專家被派往中國協助工業化進程。[23]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建成了兩所示範性大學，一所是以理工科為主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另一所是以人文科學為主的中國人民大學。[12]
僅在1950年，教育部就有近五分之一的經費用於中國人民大學。[12][24]從1950年到1951年，《人民日報》和《人民教育》上關於這所大學的報道約有50篇。[25]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劉少奇提出，中國人民大學將是中國第一所真正的現代大學，資本主義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舊大學應該效仿它。[23]
中國人民大學引進了蘇式教學體系，將學系、研討會、畢業論文和筆試結合在一起。[25]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第一所教授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編寫相關教科書的大學。1952年改組後，農大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幟，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專家來校聆聽蘇聯專家的課程。到1956年，中國幾乎每所大學都有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擔任政治理論課的首席教師。[25]
根據蘇聯顧問福明和阿爾謝尼耶夫等人的建議，[26]作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一部分，[27]計劃並實施了重組。為實施重組，1952年秋，根據福明的建議，成立了高等教育部，由馬敘倫領導。[2][28]
1951年10月之前，地方政府可以向教育部門申請學生，但工業化進程中對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因此對所有大學生實行了就業分配製度。1952年7月19日，政務院決定實行中央統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以確保每個大學畢業生獲得終身任職。這一制度在1952年改組後逐漸成為一種常態，直至20世紀80年代計劃經濟解體。[29][30]同樣，在1952年改組之前，中國大學通常通過單獨考試或與其他大學聯合考試的方式招生。從1950年開始，大學招生被設計為每個大行政區域內的統一程序。1952年，地區性的招生程序被全國性的招生制度所取代，即通過全國性的考試，即後來的高考，錄取學生進入高校學習。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發布指示，強調大學統一招生是全國幹部培訓計劃的關鍵。[31]因此，大學招生由中央計劃控制，為計劃經濟服務。[29]
在新的教育體制下，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都由政府管理。大學又分為三類，其中包括數量有限的綜合性大學和多學科工科大學，而大多數大學則是單學科技術學院。[32]儘管在新的教育體制下所有大學都是公立大學，但它們都隸屬於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或特定的政府機構。[33]各系直接隸屬於大學，而不是多系學院。這些院系只是行政單位，再細分為專門的教學和研究小組。每個小組負責教授一門或幾門相關課程。黨的領導成為了大學組織的一部分，而政治教育則成為了大學的任務。到1956年，中國有57.3%的大學生加入了中共的青年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5457名教師受聘從事政治理論專業教育。[34]
| 專業 | 1949 | 1950 | 1951 | 1952 | 變化
（1951年-1952年） |
|---|---|---|---|---|---|
| 工程 | 30320 | 38462 | 48517 | 66583 | +18066 (+37%) |
| 農林 | 10361 | 13268 | 12000 | 15471 | +347 (+29%) |
| 醫學 | 15234 | 17414 | 21356 | 24752 | +3396 (+16%) |
| 師範 | 12039 | 13312 | 18225 | 31551 | +13326 (+73%) |
| 文科 | 11829 | 10147 | 11936 | 13511 | +1575 (+13%) |
| 理科 | 6984 | 9845 | 7801 | 9563 | +1762 (+23%) |
| 財經 | 19362 | 24084 | 25300 | 21974 | -3326 (-13%) |
| 政法 | 7338 | 6984 | 4225 | 3830 | -395 (-9%) |
| 體育 | 282 | 297 | 180 | 325 | +145 (+81%) |
| 藝術 | 2755 | 3657 | 3862 | 3587 | -275 (-7%) |
| 總計 | 116504 | 137470 | 153402 | 191147 | +37745 (+25%) |
由於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優先培養科學家、技術人員和教師，[32]中國的大學數量從211所減少到183所，其中綜合大學14所，工科大學39所，普通大學31所，農業大學29所。新設了地質學、採礦冶金學、電機工程、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等專業。[12][36]
大學被置於國民經濟計劃之下，而課程則被設定為215個狹義的專業，1957年，這些專業增加到323個，以滿足人力需求。[23]新設立的學院專業包括地質學、採礦和冶金學、電氣工程、化學工程、土木工程。[12]與此同時，由於人文學科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特色」，相關學科及其課程被取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先是併入政治系，後於1952年停辦。正如南京大學教授祖慶年所抱怨的那樣，改組後，「哲學系竟失去了存在的餘地，老老青青，統統給扔出了南大的大門」。[15]
重組的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的地域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中國沿海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在重組過程中，教師、學生和設施的搬遷不僅發生在各高校之間，也發生在各地理區域之間。在遷出的502個院系中，有282個院系遷往不同的城市，而在遷入的623個院系中，有333個院系來自不同的城市。[37][28]
根據教育部制定的調整方案，每個大行政區域只能有1至4所培養研究人員和教師的綜合性大學，1至3所培養高中教師的普通大學。各省可建立師範學校，培養初中教師。在每個地區內，應該有更多的專業工科學校，而不是綜合工科學校。因此，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東北人民大學、中山大學和武漢大學被保留為綜合性大學，而其地區性競爭對手清華大學、南京工業大學、重慶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和浙江大學則被改造為以工科為主的大學。[12]
韓戰以前，（燕京大學的）主要的問題是調整。在那之後，則是生存。
菲利普·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係》1952年，由於韓戰，教會大學解散。所有與教會有關的機構和中國私立機構的名稱都被廢棄。[38]校園和學科分別移交給其他大學。輔仁大學校園移交給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遷入燕京大學校園，成為今天的主校區。[38]南京大學接管金陵大學的校園。滬江大學校園移交給上海機械高等專科學校，該學院後於1996年更名為上海理工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江蘇師範學院、福建師範學院和華中師範學院分別在之江大學、東吳大學、華南女子大學和華中大學的基礎上重建。1952年，中國所有私立教育機構被勒令停辦，教會院校因此被迫關閉，教師和學生紛紛逃離中國大陸，前往香港、台灣和東南亞，繼續為中國人提供基督教教育。[39][9][40]
1952年的重組主要集中在華北和華東地區。[16][41][42]1953年，大學改組在中南地區進一步實施。除農業院校和醫學院校外，大部分改組工作於1953年底結束。[33]改組後，中國共有182所高等學校。其中，綜合性大學14所，工學院38所，師範學院31所，醫學院29所，財經專科學校6所，政法專科學校4所，外國語大學8所，美術學院15所，體育學院4所，民族學院4所。中國約有四分之三的大學參與了重組。[34]教會大學和山西大學在1952年重組後停辦。
由於與美國的歷史淵源，清華大學成為華北地區重組的主要目標。[43]重組前，清華大學設有人文、法學、理學、工學和農學五個學院。人文學院、理學院和法學院併入北京大學。只有原工學院下設的學科，與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工程系合併。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唐山鐵道學院的化學工程系和北京鐵道學院的建築工程系併入天津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和唐山鐵道學院與礦業相關的院系併入位於天津的中國礦業學院。[44][45]
天津大學數學系和物理系併入南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唐山鐵道學院和西北大學與地質有關的院系聯合組成北京地質學院。天津大學、唐山鐵道學院、清華大學、西北工學院、山西大學和華北大學工學院與冶煉有關的系聯合組成北京鋼鐵工業學院。清華大學、天津大學、西北工學院、廈門大學、華北工學院、西南工業學校、四川大學和雲南大學的航空系聯合組建了北京航空學院。在天津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相關院系的基礎上組建了北京石油學院。[46]
在北京西北部劃出一塊區域，新成立了北京醫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北京地質學院、北京石油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和北京林學院等八所高等專科學校。這些大學被稱為「八大學院」。[47][48]
華東地區的重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南京。1952年7月，全國高等學校調整計劃下發到上海各高校。8月2日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即華東地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委員會，並於8月中旬公布了最終確定的華東地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
南京大學曾是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立中央大學，與國民黨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政治淵源，因此成為改組的主要對象。於是，以南京大學的人文學院、理學院、中山大學的天文系、浙江大學的地理研究組、復旦大學的德語研究組、同濟大學的外語研究組、震旦大學的法語研究組和哲羅大學的天文係為基礎，在南京大學校園內成立了新的南京大學。南京大學師範學院獨立為南京師範學院，並與南京大學相關院系合併。在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和交通大學航空系的基礎上組建了華東航空學院，後遷至西安組建西北工業大學。在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和交通大學水利工程系的基礎上，組建了新的華東理工大學水利學院。南京大學工學院的其餘院系留在南京大學原校區，成為南京工學院。南京大學醫學院獨立為第五軍醫大學，後併入第四軍醫大學。哲學系與北京大學相應的系合併。法律系和政治系併入上海的華東政法學院。[43][49]
浙江大學奉命只保留五個學科系。浙江大學的電子工程系和化學工程系保持不變，而機械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則與杭州大學的相應系合併。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和人類學系併入復旦大學。地理系併入華東師範大學。農學院獨立為浙江農學院。藥理學系併入上海第一醫學院。浙江大學水利工程系併入華東水利學院。[16]
在上海，委員會決定在全部14所院校中只保留四所大學。復旦大學被選為該地區的綜合性大學，交通大學為工科大學，同濟大學專攻土木工程和建築學，華東師範大學則為該地區培養中學教師。上海第二醫學院、華東化工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華東體育學院和上海俄語學院在重組中新成立。其餘11所技術學院包括上海醫學院、華東紡織工學院、上海水產學院、上海航海學院、上海財經學院、中國音樂學院華東分院、中國音樂學院華東分院和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以及華東交通學院。[16]
在廣州，中山大學縮減為只有人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和一個綜合研究所，與華南聯合大學和嶺南大學的人文學院和理學院合併，遷入嶺南大學校園。在中山大學校址上，以中山大學工學院、華南聯合大學工學院、嶺南大學理工學院和廣東工業學校為基礎，聯合湖南大學、中華大學、武漢交通學院、南昌大學和廣西大學的工學系，組建新的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農學院和嶺南大學農學院加上獸醫系和植物保護系組成了新的華南農學院。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的醫學院組成華南醫學院。中山大學師範學院獨立為華南師範學院，並與廣東文理學院和華南聯合大學教育系合併。
大學改制後，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被稱為「五大母校」，因為大學改制遣散了大量學部，削弱了它們的學科優勢。例如，南京大學被分為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南京農學院、南京師範學院。南京大學遷至金陵學院所在地，原校區由南京工學院占用。同樣，浙江大學也分為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浙江農學院和浙江醫學院，其校區歸浙江農業大學所有。改制後，山西大學、南昌大學、河南大學、廣西大學和雲南大學這些曾經在地方上享有盛譽的大學不再被視為名牌大學，而復旦大學的學術地位則得到了顯著加強。
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里都有，共產黨、青年團裡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民主黨派中，特別在某幾個民主黨派中卻有力量，不可輕視。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1950年秋季開始的思想改造運動使大學教職員不再認為他們的教育思想有可能被新政府接受。因此，沒有人對改組提出強烈抗議。[2]然而，1956年約瑟夫·史達林逝世後，新任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雪夫發表了批評史達林主義的秘密報告，震驚了中共。與此同時，集體化遭到了全國農民和工人的抵制。因此，毛澤東發起了百花運動，主動讓知識分子批評中共政策，有大學教授在運動中發表了反對改組的言論。[2][50]
中國民主同盟是一個主要由大學教授和學者組成、反對專制和獨裁的政黨。在百花運動期間，一些民盟成員提出了他們對政治改革的建議。與此同時，毛澤東命令高等學校和民主黨派組織座談會，允許他們發表批評意見。正如毛澤東所說，「讓反動的教授、教師、助教盡情地吐毒素，盡情地說話，這是最好的辦法」。[50]因此，隨後開展的反右運動很快就給那些敢於直言的人定罪。[2]由此，政府完全控制了高等教育系統。[15]
1957年6月，南京大學召開全校大會，批判所謂的右派思想，這些思想大多與全國範圍內的辯論相呼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觀念是當前社會體制的結果，主張大學自治而不是黨的領導，呼籲將政治運動重新定義為反人權案件，以及對1952年高等教育改組的不滿都受到了批判。在北京，中共北京市委稱32所高校中共有4874名右派分子。然而，所謂的右派也包括對現行政策表示異議或提出激進建議的人。例如，南京大學黨委書記陳毅人也被認定為右派分子，因反對運動而被撤職，並於1967年被折磨致死。[51]
在蘇聯教育理論傳入中國的同時，因《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而一度風靡中國的杜威的教育理論也受到了攻擊。1946年逝世後被中共媒體譽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也因1950年杜威對其教育思想的影響而受到攻擊。[52]雖然杜威實際上與卡爾·馬克思一樣相信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但中共政府試圖消除他在中國的影響。[53]1954年和1955年，批判約翰·杜威的矛頭又指向了杜威的另一位學生胡適。據胡適回憶，僅在1954年和1955年，中共的媒體就寫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總計約300萬字，每篇文章也都針對杜威的教育理論。
1952年改組後，大多數大學仍集中在中國沿海大城市。1955年，中國有97所高等學校，約占高等學校總數的一半，分布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和廣州等17個沿海城市，61.5%的中國大學生在這些城市就讀。因此，政府進一步提出，中國沿海的大學應遷往內陸，而內陸現有的大學則應得到加強。政府計劃將沿海地區的三所大學遷往西部，在中國內陸地區新建17所大學，並將一所現有院校升格為高等學校。於是，武漢、蘭州、西安、成都等地相繼成立了地形學、石油學、建築學、電信、化學工程、動力工程等專業的工業學院，其中包括成都無線電工程學院和重慶醫學院。[34]
由於華東地區高校數量較多，而西部地區工科高等教育資源匱乏，1955年，上海交通大學和華東航空學院奉命遷往西安。然而，由於師生的抵制，這一計劃未能完全實施，交通大學也因此被拆分為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54][55]1955年至1957年重組後，上海的大學和學院數量進一步減少到19所，比1949年的43所少了很多。[34]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放棄了蘇聯的教育體制，受改制影響的大專院校開始扭轉這種影響，這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來的大學合併浪潮，大學試圖從以工科為主的院校轉型為綜合性大學。[27][56][57][58]因此，在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的基礎上組建了新的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與武漢水利水電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和湖北醫科大學合併。中山大學與中山醫科大學合併。1952年改制後被撤銷的江南大學和蘇州大學於20世紀90年代通過地方大學合併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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