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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簡稱雙百方針，是1956年中國共產黨推出的一項政策，是指「對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學術工作主張百家爭鳴」，其宣稱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繁榮中國的科學、文化和藝術事業。後來指示黨報執行中共中央的命令，對批評意見在一個時期內不予回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反右開始後才承認說，「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1]，遂在1957年發動反右運動，響應「雙百方針」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打擊。這一方針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也曾被重新提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主要涉及幾個方面：科學研究、文學藝術、政治言論、民主黨派，在這些方面應該抓還是放，一直以來是中國共產黨政策的重要內容，經歷了若干的起伏曲折，一直到今天。
1948年，米丘林遺傳學派的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權力發起了對摩爾根學派的批判。蘇聯的做法很快傳入了中國，在當時學習蘇聯的背景下，中國的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也採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壓制摩爾根學派，當時北京農業大學主要負責人認為摩爾根學派的基因說是唯心主義，科學家竺可楨就因為信奉摩爾根學派而不被允許開設遺傳學課程。 [2]
1942年，作為延安整風的一部分，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
1944年，周揚編輯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其中在第四輯的「無產階級文藝」部分，摘編了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當時的文藝界領導人周揚在1952年說: 「史達林同志關於文藝的指示，聯共中央關於文藝思想問題的歷史性決議，日丹諾夫同志的關於文藝問題的講演，以及最近聯共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同志的報告中關於文藝部分的指示，所有這些，為中國和世界一切進步文藝提供了最豐富和最有價值的經驗，給予了我們最正確的、最重要的指南。」「『走俄國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學藝術上也是如此」。[3]
1949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台前，根據蘇聯國家組織和領導文學工作的經驗，通過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召開建立了完備的文學體制，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學的前進方向。在文學體制方面，第一次文代會所建立的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及其在1953年所更名的中國作家協會正是脫胎於蘇聯的作協體制。作家協會的組織方式、基本綱領、機構設置、內部運作及黨組負責的權力結構，甚至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在基本任務、管理模式、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等方面，也處處顯示出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的突出影響[4]。
1950年前後的蘇聯文壇，正處於日丹諾夫時期，為了加強文學控制，聯共（布）中央曾對具體的文藝問題頒布了一系列決議，比如《關於〈鱷魚〉雜誌》、《關於〈旗〉雜誌》和日丹諾夫《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這些決議和報告都曾被作為應該學習的「先進經驗」及時地翻譯成中文，從而為1950年代的文學批判運動提供了忠實依循的基本模式，比如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會議分別於1954年12月8日通過的《關於〈文藝報〉的決議》和1955年5月25日通過的關於胡風問題的「決議」。1952年，《文藝報》刊發了主編馮雪峰撰寫的《學習黨性原則，學習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藝術的先進經驗中的最先進的東西」，「經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為實踐黨性原則而努力，這是我們文學藝術創造的唯一正確的道路」。[5]《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確定的蘇聯文學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作為中國文學的最高規範。1934年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確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則更是正式確認「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作為中國整個文學藝術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6]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中共中央曾轉發史達林、日丹諾夫批判列寧格勒《星》雜誌自由化傾向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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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台後，全國掀起「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高潮，把蘇聯管理新聞工作的方法全盤搬過來。當時的中宣部，要求學習蘇聯共產黨宣傳工作的經驗，建立「宣傳網」和「報告員」的制度。中央一個決定出台，要求中宣部的幹部都來做「哨兵」，全國千軍萬馬聞風而動，隨時報告意識形態領域的「敵情」。陸定一強調，「宣傳部不能只管黨校、出版、地方報紙等具體業務，應該管整個思想戰線。」強調文學和出版物的黨性原則和組織原則，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任務。
1954、1955年間，中國思想界、文藝界在全力批判俞平伯、胡適等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以政治鬥爭替代思想和學術論爭，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肅清反革命"的運動造成了階級鬥爭的緊張氣氛。
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首先提出對三十年代形成的蘇聯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批判和改革，打破了以往的個人崇拜、政治專斷和經濟管理上的部門壁壘，多年來禁錮的思想領域開始"解凍"。蘇聯從1955年後期開始的對待知識分子態度解凍，為改善蘇聯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團結一切願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營造寬鬆的社會氛圍。一批在1930年代以來受到迫害的作家得到「平反」和恢復名譽。蘇聯《共產黨人》雜誌1955年第18期發表了題為《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的專論，對史達林時期的文藝思想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對馬林科夫在蘇共十九大上的有關說法提出質疑。1955年底時，數以千計的政治犯從古拉格勞改營中被釋放回家。1956年2月25日，赫魯雪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史達林，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流毒和影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隨著輿論開放和政治解凍，要求本國「史達林分子」下台的呼聲越來越高。赫魯雪夫的報告也流傳入中國，有內部刊物，有《工人日報》刊登英文版，有《參考消息》間接報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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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之初政治協商會議起到了後來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中央政府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一屆中央政府的6個副主席中有3個民主黨派，4個副總理中有2個[8]，24個部長中有11個[9]。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中規定了「工人階級領導」，而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但到了1954年，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政府改組，新設的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全部是共產黨。[8]
在雙百方針執行的過程中，還有一些相關的事件發生。第一，在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帶來一些不穩定因素，然後引起政府的壓制。1956年中國國內發生了多起學生運動和罷工事件[10]，1956年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10月發生匈牙利革命，毛澤東和中共積極參與了蘇聯決定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決策過程。1957年6月在湖北發生學生運動漢陽一中事件。第二，在中共內部，毛澤東的權威在一定程度上被挑戰。1956年4月中共中央開始「反冒進」，但毛澤東並不是很同意這個做法，後來到1958年他公開批評此事[11]，1956年9月召開中共八大，在八大通過的黨章中去除了1945年黨章中的提到的「毛澤東思想」，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求「發揚黨內民主」，「遵守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12][13][14][15]
1951年，在中國國內關於京劇的發展問題的爭論上，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主張，即對待歷史流傳下來的戲曲藝術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1953年，毛澤東就歷史研究工作的方針，又提出要「百家爭鳴」。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會議，陸定一提出中宣部重點做好500萬知識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識、自由討論的學術空氣。他提出：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不要做「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採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這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發展是不同的。他們之間的互相批評，決不要戴大帽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提高我國學術、藝術、技術的水平，並使新一代得益。為了發展自由討論，又必須與黨內、黨外各種各樣的宗派主義門戶之見進行適當的鬥爭。」[16]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除了經濟問題外，還有思想、政治問題，跟隨後提出的雙百方針的原則相通。[17]但這篇講話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公開發表。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18]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雙百方針」。他說：
「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2000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讓他們去說」。[19][20]
他還舉了一些例子，包括蘇聯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的事情。
5月2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我們所需要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21]6月13日，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發表。
在雙百方針的指引下，國家對科研的整體投入增加，1956年財政預算中的科研經費比前一年增加了2.3倍[22]。知識分子要求不懂業務的幹部少加一些干預；少花一些時間於政治集會；少一些蘇聯的學術統治；多接觸一些西方的論著[23][24]。各種學科開始了重要的辯論：在遺傳學上，辯論李森科主義，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高教部聯合在山東青島召開了一次遺傳學座談會，針對遺傳學界存在的不同學術觀點展開自由討論，去除之前強加在不同學派頭上的政治標籤，使持摩爾根學說的學者和持李森科學術觀點的人一樣，擁有教學、研究和出版的權利[20]；在歷史學上，辯論分期問題[25][26]；在經濟學上，辯論計劃經濟和價值規律[27][28][29]；在哲學上，辯論真理的階級性[30][31]，楊獻珍、艾思奇等人辯論「綜合經濟基礎論」和「單一經濟基礎論」[32][33]，賀麟提出應該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34]；在社會學上，馬寅初主張控制生育，而不是認為增加生產就能解決增加人口的問題[35]；中國地理學會辯論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能否組成地理學以及地理學研究對象；動物學會辯論麻雀是不是害鳥；中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辯論數學史和天文學史[22]。出版社積極翻譯國外著作，到1957年，翻譯出版或重印了門德爾的《植物雜交的實驗》[36]，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37]，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引論》[38]等等。秦兆陽主編的《人民文學》發表了一些有批評含義的文章，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1956年4月號），《本報內部消息》（1956年6月號），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1956年9月號），秦兆陽《現實主義 —— 廣闊的道路》（1956年9月號）。鍾惦棐在《文藝報》發表《電影的鑼鼓》，提倡電影製作的改革。這些事件帶來不少批評的意見，在《文藝學習》上展開了關於王蒙《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的辯論，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陳其通等人《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在1957年年初的幾個月中，百花運動處於停頓狀態。[39]
1956年7月和10月，中共統戰部與民主黨派的座談會上，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提出了一些比較激進的意見，比如章乃器主張重審三反五反運動的案件，章伯鈞提議實行「兩院制」，中共統戰部對這些意見起草了書面的回應，對民主黨派較激進的觀點是否定的，但從積極的角度來做了闡述，並沒有進一步的批判提意見的人的意思。但這一回應的草案還在徵求意見中時，開始了1957年5月的大鳴大放，民主黨派再次提出這些意見，卻導致了反右運動的打擊，較溫和的回應始終沒有形成文件。[40]
1957年1月和2月，毛澤東發表多次內部講話，他一方面鼓勵開展百花齊放，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鋤毒草。
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於對它進行鑑別和鬥爭。田裡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你說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於要田裡只能長糧食，不能長一根草。話儘管那樣講，凡是到田裡看過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動手鋤，草實際上還是有那麼多。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就是肥料。[41]
這個百花齊放裡頭包括這樣的東西，就是各種不同的花，...就是講野花香花。有些是毒草，你如果只要糧食，只要大麥、小麥、苞谷、小米、大米、根本不要草。這個東西，每年農民都要除草，你們不信，今年春耕你們去看一看，那土裡就要長草，不曉得那草從那裡來的。總而言之，年年長草，等於人人天天要洗臉一樣。農民年年要除草。禁止一切野草不准它生長，這行不行？事實上不行，它還是要長，你鋤就是了。......我們許多幹部中間，實際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這個方針。實際上是不贊成的。是不是我的話講過了？我說高級幹部中十個有九個不贊成或者半贊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認為這個方針是正確的是少數，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說服工作。[42][43]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在這個公開的講話里，他鼓勵開展百花齊放，沒有提鋤毒草，而是說批判毒草應該是「充分說理的，不應該是粗暴的」[44]：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不怕批評，它是批評不倒的。...當然我並不提倡發展牛鬼蛇神，我是說「有一點也可以」。某些錯誤東西的存在是並不奇怪的，也是用不著害怕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上學的、教條主義的。
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聽到這個3月份宣傳工作會議講話的錄音，他們並沒有聽到毛澤東在一、二月份的內部講話，大家反應熱烈，非常興奮，而中共黨內則是疑慮重重，想不通為什麼「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怕天下大亂；怕以後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45]中共中央進一步指示地方黨委：「在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時候，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是用說服的方法，用自由辯論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識分子進行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促進我國的科學文藝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迅速地繁榮起來。」[46]從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澤東親自到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地巡迴，與當地黨員幹部召開座談會，發表講話，宣傳雙百方針。回京以後，4月9日，毛澤東審閱和修改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45]
這一時期又被稱為「大鳴大放」，或者「五七之春」。中共將整風運動和百花運動結合起來，鼓勵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然後很快轉為反右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在5月1日的《人民日報》：「檢查對於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47]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僅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於5月1日轉發了這篇文章，在轉發時，不僅加了一個新的標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加了這樣一段按語：「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195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向各級黨委發布《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在5月份召開了13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各級黨政機關和高等院校、科學研究機構、文化藝術單位的黨組織也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5月22日，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章伯鈞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6月1日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5月19日開始，北京大學的學生發起北大五一九運動，在北大的民主牆張貼大量的大字報，演講、辯論民主問題。
到5月中旬，中共已經確定許多言論是「反共」的、「反動」的，但決定暫時「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不加批駁」，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5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導當前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高層散發：「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與麟鳳龜龍並長，這是我們所料到的，也是我們所希望的。畢竟好的是多數，壞的是少數。人們說釣大魚，我們說鋤毒草，事情一樣，說法不同。...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你們這一篇話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了一切毒草必須鋤掉嗎？」[48][49]16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出：「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大有利益。...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5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針對右派分子的進攻指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50]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內部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51]，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52]，正式發動反右運動。6月16日《人民日報》發文指出：[53]
百家爭鳴正是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領導的最好途徑。因為百家爭鳴，必然有真理和歪理。真理和歪理大家取決於事實，最後必然得出一個與客觀事實本性相符合的道理，而這就是實事求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理。當然，百家爭鳴不是沒有時間、條件和地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具體情況出發的。……只要堅持事實，堅持說理，論辯和爭鳴必然把我們引導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上去。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根據他2月份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整理而成，其中增加了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
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看來，究竟什麼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於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鑑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
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責資產階級右派分子：[54]
要求共同領導，或者要求共產黨在某些範圍內退出領導。他們竭力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解釋得適合於他們的目的，並且積極地在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和青年學生中收集他們的支持者。5月間，共產黨開始整風，而且要求黨外人士幫助黨的整風。他們認為機會來了。他們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不但誇大黨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造成一種只許講缺點錯誤、不許講優點成績的空氣，而且把官僚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把宗派主義說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和代名詞，把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和代名詞，向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展開了猖狂的進攻。
7月1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55]：
本報及一切黨報，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並導致了隨後的「大鳴大放」。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響應「雙百方針」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打擊。
1961年到1962年，中共又重提「雙百方針」[56]，1961中共中央批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1962年中共中央批轉《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中指出：[57]
一切文學藝術作品，只要不違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六項政治標準，都可以存在。……文藝批評應該鼓勵香花、反對毒草。凡是違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六項政治標準的作品和論文，就是毒草，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文學藝術作品和理論中表現出來的某些資產階級觀點及其他錯誤傾向，屬於人民內部範圍的，也應該批評；但是，必須同敵我性質的問題嚴格區別開來。
之後，還制定了《文化部關於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三十二條」），文藝和科研又重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電影製作出現一個小高峰[58]。1962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報告》，要求發揚人民民主，團結一切愛國人士。
然而好景不長，1962年8月，康生發動了對「反黨小說」《劉志丹》的批判，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批判「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59]，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先後兩次對文藝工作作了批示，簡稱毛澤東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60][61]，對文藝事業的現狀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對文藝界幾乎全盤否定，從而導致了1964—1965年文藝界的整風運動，開展全面大批判，1965年底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與1957年的大鳴大放名稱相似，但內容很不一樣。在1975年憲法中提出「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1980年憲法修正案撤銷這一條款。
文化大革命之後，「雙百方針」被重新提出，1978年憲法提出：「國家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此後在各種不同場合被提倡，政府逐漸放寬了對文化界、科學界的限制。這時期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為代表的各類文藝流派先後登上歷史舞台。但同時政府亦繼續再加設多種管制言論的界限。就在重提雙百方針的1978年憲法裡，同時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62]，這一點是1954年憲法沒有的，是1957年大鳴大放中民主黨派所爭鳴的一個要點，是反右運動中辨別鮮花和毒草的一個標準，在1975年憲法中首次提出，其後又被再次表明堅持。隨後的1979年又出現四項基本原則，到更晚期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都是進一步細化了管制言論的界限。
有人評價毛澤東在百花運動中，特別是大鳴大放階段，使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但也有人反對此說。另外有一個相關的爭論：毛澤東的做法是「陰謀」還是「陽謀」。
支持「引蛇出洞」說方面，李慎之認為有引蛇出洞，但承認直接證據不充分：[7][63][64][65][66]
匈牙利事件對毛主席的震驚之大是可以想見的，...他開始為「打防疫針」而運籌了。這就是後來說的「引蛇出洞」，...我的體會和判斷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起意於八屆二中全會而決策於省市委書記會議[41]。...毛主席自稱：「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當然，「有人」又會說，「你那是在內部會議上講的呀？」但是，毛主席在6月8日以前近半年時間裡，每次講話的時候，確實都沒忘了說：「毒草鋤了可以當肥料」這樣的話，你沒有參透其中奧妙，你只好自認晦氣。...許多人怎麼也不能信服這是「陽謀」。
「引蛇出洞」這四個字，我竟至今還沒有找到出處。我的印象是：反右開始以後不久這個說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象並沒有什麼忌諱。有人說這話是毛主席自己說的，所以大家才敢說。事實上省委書記一級人物同類說法倒不難找到，不過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來只有等將來檔案解密以後，未來的史家再去努力。
反對「引蛇出洞」說方面，官方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整風是「正常步驟」，右派們「乘機進攻」。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部分反對，部分承認統戰部後期有一些做法「實際上是引蛇出洞」：[67][68][45][69]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 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5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毛澤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工商界人士座談會開始於五月中旬。這時，中央要反右的方針在我腦子裡已經清楚了。...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了北京的吳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為右派。這個做法實際上是「引蛇出洞」，把對敵鬥爭的一套用於人民內部，混淆了敵我。這個教訓是深刻的。
毛澤東講過的一些話中，有些人認為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但另外的人則否認如此的解讀。毛澤東堅持他的做法是陽謀，不是陰謀。他說：
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於對它進行鑑別和鬥爭。田裡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41]
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你們這一篇話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了一切毒草必須鋤掉嗎？[70]。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55]
一些評論認為百花齊放運動和反右運動作為一個整體，與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處，章立凡認為毛澤東都使用了在群眾運動和整肅黨內高層之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戰術[71]，金觀濤和劉青峰認為毛澤東沿用了延安整風的三階段策略：一、整風運動和大民主，二、批判對立面，三、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72]
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如此評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一九五六年一月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隨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於黨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幹部、群眾、青年和知識分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
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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