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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男，河南唐河人，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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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友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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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友蘭 | |
| 字 | 芝生 |
| 出生 | 1895年12月4日 大清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 |
| 逝世 | 1990年11月26日（94歲） 中國北京市 |
| 國籍 | 大清（1895年－1912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90年） |
| 教育程度 | 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哲學學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
| 職業 | 哲學家、哲學史家、教育家 中州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學系主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24－1926年；1939－1946年） |
| 配偶 | 任載坤 (1918年－1977年) |
| 親屬 | 女兒馮鍾璞（宗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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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6歲入家塾發蒙。1904年因馮臺異任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隨父遷居武昌。1907年馮臺異任湖北崇陽縣知縣，全家遷崇陽。1908年夏馮臺異病故於崇陽，馮友蘭遂返回唐河就讀家塾。
1910年入唐河縣立高等小學預科。1911年入開封中州公學中學班。1912年轉入武昌中華學校，同年冬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法科，入校後即改入北大文科中國哲學門。1918年畢業，任教於開封中等技術學院。1919年與稽文甫等友人創辦《心聲》月刊，是當時河南唯一一種宣傳新文化的期刊。[1]同年，考取公費留學資格，冬赴美國留學。
1920年1月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師從杜威，被杜威稱為「真正學者的材料」[2]。1922年4月發表論文《中國何以無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3]1923年夏論文答辯通過。次年博士論文《天人損益論》（一名《人生哲學之比較研究》）[4]出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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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馮友蘭論文答辯後即取道加拿大歸國，任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學系主任。1924年加入國民黨，任河南省黨部候補執行委員，後補為執行委員。[6]1925年秋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年底北上，1926年任燕京大學教授。此後長期不參加國民黨組織生活，無形脫黨。[7] 1928年秋轉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校秘書長。翌年起任哲學系主任。[5][8]1930年曾兼任河南中山大學校長，未到任，由張仲魯代理。[9]1930-1931年被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選舉為代理主席，主持校務。[10][11]1931年被教授會選舉為文學院院長。[12]此後連續九次當選清華大學（以及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直到1949年。[13]
1931年和1934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該書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李約瑟認為：「馮著（《中國哲學史》）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將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14]金春峰指出，該書是第一部把邏輯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中國哲學史。[15]勞思光認為該書是第一部以哲學觀點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全面超越了胡適以常識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也是到1980年代為止唯一能算學術著作的中國哲學史。[16]翟志成認為，直到21世紀，中國哲學界仍公認尚未出現整體上勝過馮著的中國哲學史著作。[17]憑藉這一部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馮友蘭被李慎之評價為「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18]
1934年馮友蘭獲邀出訪捷克斯洛伐克及蘇聯，回國後分別就蘇聯見聞及歷史唯物主義作兩次演講，因此觸怒國民政府，遭逮捕審訊，但不久即獲釋。1936年，因一二·九運動，北平當局搜捕學生，姚依林等學運分子曾在馮友蘭家中躲避。[19]1936年，中國哲學會成立，馮友蘭任理事、編委會主任，主編會刊《哲學評論》。[20]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馮友蘭隨清華大學遷往長沙，又旋即再遷昆明。清華大學加入西南聯大後，馮友蘭仍為哲學系教授，兼任聯大文學院院長。1938年，馮友蘭作《西南聯大校歌歌詞》。（該詞作者曾被誤認為是羅庸，但據《朱自清日記》，校歌委員會雖起初接受羅庸詞，後又決定改用馮友蘭詞。）[21]因國民政府教育部於1939年要求聯大各院處以上負責人必須加入國民黨，馮遂再次入黨。[22]
居昆明期間，馮友蘭先後出版《新理學》（1939年）、《新事論》（1940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合稱「貞元六書」。其中《新事論：中國到自由之路》一書的觀點接近於歷史唯物主義。[23]馮友蘭的「新理學」與金岳霖的《論道》（1940年）構成了中國哲學家最早自覺地以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方法建立的兩個哲學思想體系。[24][25]《新理學》於1941年獲國民政府教育部抗日以來最佳學術著作一等獎。[26]《新原道》獲1949年儒蓮獎。[27]
1940年，受聯大常委會之命，函呈國民政府教育部，拒絕教育部統一課程、統一教材、統一考試之要求。[28]1942年起數次前往重慶為國民黨幹部授課。其時孔祥熙欲辦孔教會，請馮當會長，馮友蘭答：「沒有辦這種會的必要。」[29]1942-1943年河南饑荒期間，馮友蘭牽頭在昆明召開河南同鄉會倡導義賑，[30]並當面向蔣介石陳述河南災情，要求蔣減輕糧食徵收。[31]1943年秋，以西南聯大黨部名義，致函蔣介石，望其為收拾人心，而「開放政權，實行立憲」，蔣閱信「為之動容，為之淚下」。不久，蔣介石即覆信聯大黨部，表示同意實行立憲。[32]1943年12月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定為部聘教授。[33]抗戰後期兼任中國哲學會附屬的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主任，在職期間資助了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出版。[34]1945年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35]。六全大會上馮被選為主席團成員。會前蔣介石表示已內定馮任國民黨中央委員，馮友蘭答：「我不能當。……我要當了中委，再對青年們講話就不方便了。」[36]
1946年因二戰結束，西南聯大解散。馮友蘭受命撰《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其辭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37]清華大學遷回北平後，馮友蘭1946-1947年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一年，又於1947年秋季學期在夏威夷大學任客座教授半年，集結其間英文講稿出版《中國哲學簡史》。李慎之對該書評價為「如果說外國人因為有馮友蘭而知有中國哲學，這大概不會是誇張。」[18]
在美期間未參加國民黨黨員登記，自此脫黨。[38]1948年初，國共內戰局勢未明，擔心共軍勝利後中美交通斷絕，不願留在美國當「白華」，遂於2月回國。[39]回國後仍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40]及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第三屆評議員[41]。1948年12月，拒絕乘坐搶救學人計劃專機南下，[42]隨後被清華大學校務會議選舉為臨時主席，主持校務，等待中共接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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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共軍入北京，接收清華大學，校務會議改為校務委員會，馮友蘭為主任。[44]1949年3月，吳晗出任軍管代表，主持清華校務，免去馮校委會主任一職，降為委員。[45]馮友蘭於1949年8月辭去校委會委員、文學院長、哲學系主任等職。[46]1949年4月參加各界人士座談會，周恩來徵求關於建都問題的意見，馮友蘭表示「北平是學術中心，從學術觀點看，離政治遠一點好」。[47]馮於1950年一段時間內被派往農村參加土改運動工作。1952年，新政權進行高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改為理工科院校，馮友蘭被調至北京大學哲學系。在1952年教師評級中，因政治原因，馮被評為四級教授（最低一級）。經馮多次檢討，1954年升為一級教授。[48]
新政權不承認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組織批判民國學者。馮友蘭與胡適為哲學界受批判最多者。「馮友蘭是最反面的標準件，是政治運動必需的參照物、說明書。他的學術觀點是眾人習慣性的炮轟目標，他曾力爭的學術訓練方法也最遭人非議、打擊。」[49]例如，康生在中宣部座談會公開講話稱馮友蘭「只是玩語言上的詭辯」；北大黨委統戰部副部長趙國棟稱馮友蘭「腐蝕青年」。[50]「五六十年代北大哲學系，從老師到學生，幾乎沒有一個沒寫過批判馮先生的文章。」[51]據宗璞回憶，「甚至在課堂上，學生們也先有一個指導思想，學習與批判相結合，把課堂討論變成批判會。對於馮先生來說，就是坐在鐵板上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的哲學工作者，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無人不在鐵板下加一把火。」[52]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被清華校領導指定「用大盆洗澡」，被迫在清華文學院和全校範圍內多次做深刻的思想檢查。許多教師批判馮友蘭曾是蔣介石的「家庭教師」「御用文人」，如一位曾在國民黨時期入獄的教師說：「我們關在集中營里，其他的書都不准讀，唯一的一本就是馮友蘭的《新理學》。」[53]馮被迫多次檢討自己歷史問題，發言被年輕人一再打斷，還被指著鼻子警告：「我提醒你注意」如何如何，屢次難以過關。金岳霖來探望時，兩位老人為檢討之事抱頭痛哭。[54]調入北大後，馮友蘭受到嚴密監控。對於馮的點滴信息，北大黨委及統戰部門要求馮所在的教研室支部每周口頭匯報一次，雙周書面匯報一次。例如1961年初秋，系裡匯報稱，馮友蘭否定大躍進，稱大躍進為竭澤而漁。[55]
馮被迫做出配合政治形勢的舉動。馮自覺「處境很困難」，[56]於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澤東自稱「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57][58]。毛在回信認定了馮「過去犯過錯誤」[58]，並告誡其「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爲宜」[58]。在國內外，馮數次應中共要求而公開表示新理學是「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敵」[59]，是「反人民」[60]，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民黨政權」[61]，「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62]，並「對40年代所寫的幾本書懺悔」。1955年，馮被迫參加批判胡適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動。1962年第三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後向毛澤東獻詩「懷仁堂後百花香，浩蕩春風感衆芳」[63]。
在高壓政治環境中，馮友蘭仍堅持從事哲學研究。由於缺乏思想自由，馮友蘭不得不「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而相繼寫出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在反省檢討之餘，馮友蘭亦學會了以隱微地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例如，1953年史達林去世，中共舉辦多種悼念儀式，馮友蘭委婉地提出異議：「如果在過去我就會想，好像鄰居死了家長，為什麼要將靈堂設在我們堂屋裡呢？不過現在我不這樣想，知道這想法不對。」[64]1957年，馮友蘭提出「抽象繼承法」，主張中國古代哲學（如孔子、莊子之學）不僅有其具體意義（例如其階級性），也有抽象意義（例如「仁」的思想），並且主張有很多抽象意義值得繼承。[65]1958年，馮友蘭提出哲學系師生的任務是理論而非實踐，反對要求哲學系師生下鄉下廠。[66]1959年，馮友蘭強調「境界說」仍有合理性。1961年，馮友蘭提出「普遍性形式」說，主張孔子「仁」的思想有進步性。[67]當然，馮友蘭的這些觀點都受到猛烈批判。[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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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馮友蘭被抄家，凍結工資，關進「牛棚」，隔離審查，接受批鬥，勞動改造。為了批馮，還專門成立了批馮聯絡站。[69]馮友蘭是全國知名的「牛鬼蛇神」，有時一天有數百人來參觀、戲弄、批鬥。[70]在被囚禁於「牛棚」期間，各大教授分別被定下不同級別的罪名。馮友蘭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反動學閥」。洪謙跟著自認「反動學閥」，但造反派卻認為不夠格，只算「反動學術權威」。馮定跟著自報「反動學術權威」，又不夠格，只能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各種級別的罪名中，馮友蘭的罪名最重。[71]張岱年針對馮友蘭的處境說：「在那種環境下，馮先生地位特殊，不僅沒有『言而當』的自由，甚至沒有『默而當』的自由。」[72]
此時馮友蘭已年逾七旬，「被人打倒在批鬥台上，遊街時接連摔跤，還要繼續走」。[72]家被查封鎖上，入冬後，禦寒衣物都取不出來，馮友蘭只有單衣，不得不披著麻袋接受批鬥，清掃大街。[73]禍不單行，馮友蘭恰逢此時患上嚴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但由於政治身份而被拒絕治療。馮致信「北大哲學系某『文革』小組組長」，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被批准住進醫院。醫囑需做兩次手術，先在膀胱和肚皮上開孔，插入導尿管，用瓶子接著，把瓶子掛在腰間，一段時間後才可割前列腺。但剛做完第一次手術，馮友蘭又被造反派趕出醫院。馮友蘭只好捧著尿瓶子接受批鬥。經多方努力，兩個月後才被批准做第二次手術。[74]其女馮鍾璞和其子馮鍾越分別因「馮友蘭的女兒」和「馮友蘭的兒子」之罪名受到批鬥。其孫馮岱年僅五歲，也被幼兒園開除。[75]馮友蘭的長髯也被勒令剃除。
紅衛兵批鬥馮友蘭時發現其總是露出「蘇格拉底式的微笑」，責問他為何要顯出如此表情，馮友蘭答：「我的臉型天生就是這樣的。」[53]1968年11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提到「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76][77]是年12月，翦伯贊自殺，留下遺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78]馮友蘭因此被放回家。死裡逃生後，應工宣隊要求，馮向毛寫信感謝。[79]此後他寫了許多感謝、頌揚毛澤東的詩詞。1972年王浩（西南聯大時期馮的學生）回國訪問，問馮友蘭哲學思想改變經過，馮贈王一首詩「去日南邊望北雲，歸時東國拜西鄰。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裡尋。」[72]
傳言毛選和毛澤東詩詞的英文翻譯、社科院副院長錢鍾書曾譴責馮友蘭，稱文革中馮揭發章廷謙曾任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委員，導致章被打為歷史反革命，「妻子瘋了，兒子自殺」。[80]不過，據考證，章廷謙被打為歷史反革命，妻、子受難，並非因為馮友蘭。馮在1958年、1968年的交代中，因記憶錯誤而說自己與章廷謙同為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委員。但根據中共政策，國共合作時期任國民黨幹部不算「歷史反革命」。1969年8月，進駐北大的軍宣隊將章廷謙打為歷史反革命。軍宣隊負責人說：「關於章廷謙是否反革命的問題，我們要他是就是，要他不是就不是。」[81]章廷謙兒子1967年自殺，章妻因此中風，皆在1969年之前。[82]
1973年，批孔運動開始。「燒在鐵板下的火，眼看越來越大」，馮擔心自己成為眾矢之的，「他想脫身，想逃脫燒烤」。此時馮友蘭已近八十歲，「再關進牛棚，就沒有出來的日子了。……他逃的辦法就是順著說。」[83]經組織要求，馮發表《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等講話，被《光明日報》拿去刊發。這些講話後來被擴充為《論孔丘》一書。馮友蘭被迫自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為大地主大資產傢，特別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服務的」[84]，1949年以後則是「為劉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服務的」[84]，表示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85]。1973年秋，馮友蘭奉毛澤東命令為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充當顧問，負責查成語、典故出處。[86][87]1974年，馮寫下了《詠史二十五首》，其中一首稱讚武則天女子稱帝和重用寒庶。[88]《詠史》詩草稿中原有「高祖呂后繼秦功」句，後覺得呂后不值得寫而刪去。[89]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馮入住地震棚。8月4日毛澤東夫人、政治局委員江青在周培源、魏建功等陪同下前往看望。「數百學生聚集在棚外高呼『毛主席萬歲』，場面熱烈」。[90]北大黨委將江青與魏建功等到地震棚探望馮友蘭的照片陳列於宣傳櫥窗。[91]然而，1976年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遭徹底清算，馮又遭長時間批判，取消所有政治待遇，不得出京、出書、見外賓，直至1979年2月審查結束。「梁效」成員都認為馮友蘭並非「梁效」成員。[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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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馮友蘭出版《三松堂自序》，懺悔自己在中共建政後失去獨立見解：「自解放以來，我的絕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總以為是前進一步。這是立其誠，現在看來也有並不可取之處，就是沒有把所有觀點放在平等地位來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時得到吹捧，也確有欣幸之心，於是更加努力『進步』。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誠，而是譁眾取寵了。」[93]
1985年，北大哲學係為馮舉辦九十壽辰，馮友蘭邀請梁漱溟參加。梁漱溟回信稱，馮友蘭曾諂媚毛澤東夫人江青，故梁不願去參加壽宴。馮友蘭得信，寄去一本《三松堂自序》，《自序》中解釋了並無諂媚江青之事。梁漱溟讀過《自序》後，心懷諒解，回信邀馮晤談。後馮在其女宗璞陪伴下與梁會面，暢談甚歡。[94]
1980-1990年，馮友蘭通過口述方式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稱「只寫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95]該書第七冊曾被中共禁止出版、強制刪減。[96]在該冊中，馮友蘭稱毛澤東：「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了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97]馮友蘭認為，毛澤東思想有三個階段，亦即新民主主義階段（解放戰爭以前）、社會主義階段（十七年時期）、極左階段（文革時期），其中第一個階段是科學的，第二個階段是空想的，第三個階段是荒謬的；[98]毛澤東思想的缺陷在於主張「仇必仇到底」，而馮友蘭則認同「仇必和而解」。[99]
1990年11月26日20時45分，馮友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耆壽95歲。[5]國內各大報刊均發文悼念，《紐約時報》亦長文悼念。[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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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馮玉文，字聖徵。父親馮臺異，字樹候，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進士，曾任唐河崇實書院山長。母親吳氏，名清芝，曾任唐河端本女學學監[5]。
蔡仲德認為：馮友蘭的人生歷程可分為三個時期，即在1948年前、1949-1978年、1979年後。這三個時期分別是馮友蘭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的時期。這種「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的前後變化，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馮友蘭現象」。這一現象典型地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坎坷道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101]一方面，「『闡舊邦以輔新命』的『平生志事』表明馮友蘭一代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群體與個體、國家與個人的關係，往往重視前者而輕視後者，甚至不區分祖國與政權，不考慮政權的性質，而總是強調國家的主權，忽視個人的人權。……這種國家至上的觀念決定他們往往把國家的獨立、統一看得高於一切，以致在國家的強權面前放棄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思考與獨立人格。自己忍受來自國家的侵害而不反抗，也對國家侵害他人的現象保持沉默。」[102]
胡適1943年日記說馮友蘭「雖曾出國，而實無所見。」又說馮與錢穆等人「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23]
張君勱於中共建政前夕逃至海外，後聽聞馮友蘭在大陸自我批判，責備馮「讀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為英魂，奈何將自己前說一朝推翻，而向人認罪？……不識人間尚有羞恥事乎？」[23][103]
港台學者劉述先評價留在大陸的新儒家，認為雖然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都曾上書毛澤東，對毛有溢美之詞，對毛心存幻想，但梁、熊保持了氣節，而馮沒有保持氣節。劉的理由是，三人之間的「本質性的差別」在於：梁、熊均一生尊孔，而馮曾經曲學批孔。[104]
梁漱溟曾說：「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不久，我見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歷來主張，隨著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裡很不舒服，便寫信批評他，要他答覆我為何這麼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兒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見面，敘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批評他不對。但他當面向我作了解釋，我心裡的氣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難，律己可以，何必強求於人呢！現在，這一切都已成了歷史。我想某教授（馮友蘭）如今回過頭來看看，應該說可以作出一個他自己滿意，別人亦認為公正的答覆了。」[105]（按：宗璞稱梁漱溟記憶有誤，將他與馮1985年之會面記成批林批孔時期了。）[106]
牟鍾鑒認為：「馮先生的過失既是被迫的，又是微不足道的，他不過違心地寫了些詩文，被『四人幫』利用，他從沒有整過人，多數情況下是挨整。」[107]
宗璞說：
「二十世紀的學者中，受到見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馮先生。甚至在課堂上，學生們也先有一個指導思想，學習與批判相結合，把課堂討論變成批判會。批判胡適先生的文字也很多。但是他遠在海外，國內這邊越批得緊，對他可能反而是一種榮耀。對於馮先生來說，就是坐在鐵板上了。
「馮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後，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檢討，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失落自我。他在無比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自殺，不發瘋，也不沉默，在這混亂的世界中，在他的頭腦里，有一片——哪怕已被擠壓得很小——清明的哲學王國，所以在他回歸自我時很順利。
「先生思想中無疑是有封建意識的。他在『文革』中遭批鬥，被囚禁，毛澤東的一句話，『解放』他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對毛有一種知己之感。幸虧他有一個回歸自我的階段，後來他的認識很清楚。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中寫道，毛澤東『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了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但當時他不可能這樣想，也不敢想，而是努力改造。對毛澤東的號召總要說服自己跟上。
「至於所謂江青問題，不是事實。……因為多年搞運動，我家來往的親友很少，消息也少。江是毛的夫人，是政治局委員，出來活動自然是代表毛的。……由於毛澤東的旨意，一九七三年馮奉調兩校大批判組（這一點，有人聽過傳達，見焦樹安《回憶與紀念》一文，載《隨筆》1996年第5期），這是組織安排，如同要你去西藏新疆一樣。……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江青到北大，由周培源先生陪同，到我家地震棚來看望。當時我在場，親耳聽到數百學生聚集在棚外高呼『毛主席萬歲』，場面熱烈。可見大多數人都認為江是毛的代表。
「馮寫過《詠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講武則天，被人附會為吹捧江青，其實毫無關係。我現在還覺得武則天是一奇女子，五千年歷史畢竟只有這一個女皇帝。有些人慣於歪曲詩的本意，甚至在所謂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測硬按在別人頭上，這種做法甚不足取。」[108]
陳遠認為：
「在49年以前，外國人了解中國哲學，基本上是通過馮友蘭，在外國人眼中，中國哲學同馮友蘭是劃等號的，中國哲學就是馮友蘭，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馮先生的地位就是這麼高，而且在中國的哲學界，能夠像馮先生這樣建立了自己的學術體系的也是少之又少。同時代的賀麟、金岳霖都是不能和馮先生相比的。馮先生是一個圓滿的學術體系。
「……49年馮先生沒有走，他本是可以走的。他們那一代人愛國的觀念很具體，就是愛這一片土地。
「……到了文革批林批孔的時候，大家要表態，別人可以不表態，其實是有不表態的自由的，但是像馮友蘭這樣級別的大知識分子是沒有不表態的自由的，因為他表態本身就是一種象徵，對這種政治運動的推進，當權者需要這樣大的知識分子來在這個事情上做一個表率。
「……梁漱溟先生呢，也是這樣重量級的知識分子，但他是政協，政協這個地方你開會去一去，點個名就可以了。……梁漱溟在1949年以前是個非常著名的民主人士……為共產黨做過很多事情，他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也比較好。……而馮先生、周一良等就如梁效的大學者都是沒有不表態的自由的。……49年以前，馮先生跟國民黨政權走的比較近。
「……馮友蘭是在做人方面沒有突破做人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去揭發別人，陷害別人，馮先生沒有揭發陷害別人。……那個時代，有很多兒子揭發父親，妻子揭發丈夫，兄弟反目，父子鬩牆，馮先生沒有。反倒是後來事件過去後有些指責馮先生的年輕人在當年的表現反倒不如馮先生。」[109]
李慎之認為：
「中國人要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一般來說，必須通過馮先生為後來者架設的橋梁。我常說，馮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後人完全可能，而且也應當勝過馮先生，但是卻不能繞過馮先生。……如果說中國人因為有嚴復而知有西方學術，外國人因為有馮友蘭而知有中國哲學，這大概不會是誇張。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馮先生也跟著『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走了一陣。以馮先生平生陳義之高、任道之重，海內外不能無微辭。雖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風暴雨挾排山倒海之勢以來的歲月里，舉神州八億之眾，能不盲從苟同而孤明獨照者，屈指有幾人？不少行輩年齡小於馮先生，精神體力強於馮先生，政治經驗深於馮先生的共產黨員，因為忍受不了而訴諸一死，其遺書遺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析其真意，我們又何能求全責備於一個氣血已衰的八十老翁。何況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來一貫勉力於自我改造，一貫誠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貫努力想『闡舊邦以輔新命』。對橫逆之來，除了『物來而順應』外，實在也很難有別的選擇。更何況馮先生後來處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國一人』的地步，可謂『蒲輪安車在其左，刀鋦鼎鑊在其右』。馮先生的選擇不是不可理解的。
「……先生一生以繼往開來自勵。在當時的情況下，先生一定也看到中國傳統哲學與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到了近乎滅絕的地步。斯文將喪，傳燈何人？先生也許是想起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申論的『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那番道理，於是下定決心，寧為伏生而不為轅固生了。」[18]
周質平認為：
「在那樣一個沒有不說話自由的集權社會裡，我們又何忍苛責一個人為了保全性命，而說些言不由衷，應景敷衍的話呢。」[23]
「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迫害真可以說是三千年來所未曾有。過分在氣節上求全生活在那個苦難時代的知識分子，都不免是為那個殘暴的政權在作開脫。……在這樣悲慘的情況下，若依舊以氣節來求全知識分子，實無異於逼人做烈士。……這種要人做烈士的正義批評也正是戴東原所說的『以理殺人』，『五四』時期所極欲打倒的『吃人的禮教』。」[103]
「我們在批評馮友蘭無恥的時候，不妨設身處地地想想，我若身處在那樣沒有不說話自由的環境裡，我可有能力和膽識不隨波逐流，保持住自己的獨立人格？這樣設身處地一想，就能瞭然『易地則皆然』的簡單道理了。一個有人味的社會是允許一個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110]
「馮友蘭在《新世訓·道中庸》說道：『言必信，行必果』，是俠義的信條。『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是聖賢的信條。此所謂義，即『義者，宜也』之義。所謂宜者即合適於某事及某情形之謂。作事須作到恰好處。但所謂恰好者，可隨事隨情形而不同。這是馮友蘭文革期間『權宜』和『便宜行事』的主導思想。……在馮氏看來，為自己信念而殉道的烈士，不免都是『尾生之信』，犯了過分拘泥的毛病，是不足為訓的。」[103]
陳徒手指出，馮友蘭「幾十年來不知被扣了多少頂『反動』帽子，幾番陷入落魄、無援的境地，卻還能誠懇檢討之餘一再反批判、再三與人『商榷』。…………大師確實不易。」[49]
鄭家棟認為，現代中國哲學史上，胡適開風氣之先，1930年代到1990年代為中國哲學的「馮友蘭時代」（新理學），此後則是「牟宗三時代」（新心學）。[111]
劉文典曾說：「（西南）聯大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先生是一個，馮友蘭先生是一個，唐蘭先生算半個，我算半個。」[112]
學界公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全面超越並取代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的《新事論》多處批判「民初人」（亦即胡適）。[23]據錢穆回憶，他與胡適聊老子晚出問題，談及馮友蘭，胡適說：「天下蠢人無出芝生之右者。」[113]據傳胡適逝世前夕，曾說馮友蘭「本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房地產。一九五〇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作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大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23]
馮友蘭曾自擬「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一聯，總結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是「貞元六書」即《新理學》、《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自成體系的分析哲學著作。
《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分別完成於1931年、1934年，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學概念完成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其中許多概念已成為定論，為後世學者所共同接受。堪稱中國哲學史的奠基之作。
《中國哲學簡史》是由1948年在美國賓州大學講學時編寫的英文教材。此書譯為十多國語言，銷售數百萬冊。是西方各國大學中國哲學史課程必用的教科書，也是西方了解中國哲學的最佳入門途徑。
《中國哲學史新編》（共七冊）完成於1990年，乃是馮友蘭用生命寫成的哲學大作。在84到95高齡等11年間，以準盲人、準聾子的身體狀態，在每年住院數次的情況下，口述由弟子筆錄而成。
《貞元六書》是一套自成體系的分析哲學著作，分為《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新理學》為其總綱，後五冊是分屬各章節，主要講分析形上學，主張「理在氣先」，並主張有先天綜合判斷。《新事論》是社會哲學，是新理學觀點在社會問題中的應用，接近於歷史唯物主義。《新世訓》是生活方法論與道德修養論。《新原人》是人生哲學，以覺解的程度將人生分為四個精神境界。《新原道》是哲學史觀，分析中國哲學之發展。《新知言》是方法論，總結中西哲學史的經驗，主張哲學方法除了「正的方法」，還有「負的方法」。
生平著作收錄在《三松堂全集》共十五冊。
馮友蘭的作品在台灣戒嚴時期曾經遭到查禁。
著作列表
- 《一種人生觀》
- 《一種人生觀 : 馮友蘭的人生哲學》
- 《人生哲學》
- 《人生哲學》
- 《三松堂小品》
- 《三松堂自序》
- 《三松堂學術文集》
- 《中國哲學小史》
- 《中國哲學史》
- 《中國哲學史新編》
- 《中國哲學史補》
- 《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
- 《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
- 《中國哲學史論文集》
- 《中國哲學的精神 : 馮友蘭文選》
- 《中國哲學的精神 : 馮友蘭集》
- 《中國哲學簡史》
- 《中國現代哲學史》
-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論孔丘》
- 《四十年的回顧》
- 《宋明道學中理學心學二派之不同》
- 《我的學術之路: 馮友蘭自傳》
- 《馮友蘭自述》
- 《馮友蘭集》
- 《馮友蘭學術文化隨筆》
- 《馮友蘭學術論著自選集》
- 《馮友蘭選集》
- 《覺解人生》
- 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 《三松堂全集》：畢生作品之全集，共1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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