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刺戰役(荷蘭語:Guldensporenslag,法語:Bataille des éperons d'or)是1302年7月11日在法蘭德斯的科特賴克(今屬比利時)附近發生的一場戰役。該戰發生日如今是比利時佛拉蒙社群的官方假期。儘管戰爭的雙方是佛拉蒙人和法國人,但是戰爭仍然屬於封建性質,而不是民族戰爭。
金馬刺戰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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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入侵法蘭德斯的一部分 | |||||||
16世紀表現金馬刺戰役的佛拉蒙版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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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法蘭德斯伯國 | 法蘭西王國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於利希的威廉(William of Jülich) 彼得·德·科寧克(Pieter de Coninck) 那慕爾的居伊(Guy of Namur) 揚·博爾呂特(Jan Borluut) 揚·范·雷內瑟(Jan van Renesse) |
阿圖瓦的羅貝爾二世(Robert II of Artois) † 沙蒂永的雅各(Jacques de Châtillon) † 達馬爾坦伯爵讓一世(John I of Dammartin) † 克萊蒙的拉烏爾二世(Raoul II. de Clermont)† | ||||||
兵力 | |||||||
8,400–10,400人 8,000–10,000名步兵[1][2] 400名披甲戰士[2] |
8,000–8,500人 1,000名長槍兵[2] 1,000名十字弩兵[2] 3,500名步兵[2] 2,500–3,000名披甲戰士和騎士[2][1] | ||||||
傷亡與損失 | |||||||
300人死亡[3] | 1,000人死亡[4][5] |
背景
法蘭德斯伯國在法蘭西王國內享有特色地位,在名義上服從法國。但從伯爵博杜安二世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法蘭德斯在羊毛貿易上和英國關係較為緊密。布魯日,根特,伊珀爾等城市規模也不斷擴展。而舊有的封建體制不能適應新的經濟關係。1294年,法國和英國開戰,法蘭德斯選擇和英國結盟(1297年1月7日簽約)。1300年1月6日,法蘭德斯與法國簽訂停戰約定,法國重新恢復對法蘭德斯的統治地位,法蘭德斯的一些列領地被分封給法國貴族。1302年3月,由於貴族在法蘭德斯徵收過高的賦稅,遭到根特居民的強烈反抗,親法派在占據布魯日後,想重新奪回根特。根特市政當局為了避免報復,選擇了中立的政策。法王出於報復,與佛拉蒙人之間的戰爭亦不可避免。
此戰源於法國試圖吞併法蘭德斯伯國。後者曾是法蘭西王國的領土,並於1297年被併入王室領地,卻有效地抵抗法國的中央集權。1300年,法王美男子腓力四世指定沙蒂永的雅各(Jacques de Châtillon)為法蘭德斯的統治者,並將法蘭德斯伯爵當皮埃爾的居伊(Guy of Dampierre)扣為人質。這在許多有影響力的佛拉蒙人的行會中引起了很大騷動。
在被法國軍隊逐出家園之後,1302年3月18日,布魯日的市民們重回這座城市並殺死了他們見到的每一個法國人。這次屠殺也被稱作「布魯日晨禱」(Brugse Metten),屠夫Jan Breydel和Pieter de Coninck成了該次起義的領導人,布魯日大廣場保存著二人的塑像。法國總督Jacques de Châtillon勉強逃脫。這個名稱採用了西西里晚禱的喻意。根據傳說,布魯日市民們通過要求被懷疑對象用荷蘭語念一句荷蘭短語schilt ende vriend(即英文shield and friend,中文「庇護和朋友」)來判斷他是不是法國人。那些難以用荷蘭語念這句口令(shibboleth)的人便被殺掉了。[6]
軍力
法國國王對此絕不會坐視不管。他派出伯爵阿圖瓦的羅貝爾二世(Robert II of Artois)率軍征討法蘭德斯。佛拉蒙人方面則有兩支武裝,其一是由法蘭德斯伯爵威廉之孫於利希的威廉(William of Jülich)以及彼得·德·科寧克(Pieter de Coninck)率領的3000名布魯日民兵;其二則是由法蘭德斯伯爵居伊之子那慕爾的居伊(Guy of Namur)和居伊伯爵的另外兩個兒子,帶領著從布魯日城郊地區和沿海地區召集的2500人。兩支隊伍在科特賴克附近會師。來自東邊的由根特的揚·博爾呂特(Jan Borluut)率領的2500人,以及來自伊珀爾的由澤蘭的揚·范·雷內瑟(Jan van Renesse)率領的1000人也相繼趕到。
佛拉蒙人的武裝主要是由工匠和農民組成的民兵,他們裝備著日安棒和被稱作geldon的長矛,武器可以達到刺和砍的目的。他們以組織有序,訓練有素而著稱,這令他們擅長使用geldon。他們的總兵力達9000人,包括400名貴族。和法軍以及其他封建軍隊最大的不同在於,佛拉蒙人的軍隊幾乎全部是步兵,只有指揮官騎馬,而騎馬主要是顯示指揮官的領導地位,騎馬作戰倒在其次。他們在戰鬥初期採取防守態勢。
相比之下,法軍則是標準的封建軍隊,由2500名貴族騎兵(包括騎士和騎士扈從)組成。1000名弩兵,1000名矛兵和數量達3500名的其他輕步兵支援著他們。總兵力約8000人。[7]該時期的軍事理論將1名騎士的戰鬥力視為與10名步兵相當。[8]
戰鬥經過
佛拉蒙人在於7月9日到10日對科特賴克的進攻失敗後,於7月11日在科特賴克郊外的一片曠野與法軍遭遇。
這塊田野上布滿了無數小溪和溝壑,不便於法國騎兵衝鋒攻擊佛拉蒙人的防線。法軍命令侍從用木材架設在小溪上,但未等架設完成,大批法軍步兵便帶頭衝鋒,並且在近戰中占據了上風。但是,法軍指揮官阿圖瓦的羅貝爾二世卻撤回了步兵,以便讓騎兵出擊,從而將得勝的功勞加在貴族騎兵的頭上。然而由於騎兵被回撤的步兵擋慢了速度,以及佛拉蒙人戰術穩健,法國騎兵成了重裝佛拉蒙民兵的囊中之物。當法軍意識到戰鬥失利後,撤退時才被佛拉蒙人追了10公里便潰不成軍。
在戰鬥開始前,佛拉蒙軍不是被命令對法軍不留活口,就是不顧利用被俘虜的敵方騎士或貴族索要贖金的軍事習慣;[9]現代理論表明,佛拉蒙軍有一個明確的命令要求在戰鬥未分勝負前不得留俘虜(這是為了避免佛拉蒙步兵把他們的俘虜帶到佛拉蒙軍防線後面,從而打亂佛拉蒙軍的陣形)。[10]戰役中法軍的最高指揮官阿圖瓦的羅貝爾二世在戰場上被圍攻而死亡(根據一些故事傳說,他曾經向佛拉蒙人求饒,但被佛拉蒙人拒絕,因此他聲稱「他們不懂法國人」[來源請求])。
後果
大批法國騎士的金馬刺被佛拉蒙人繳獲,這場戰役由此而得名;[11]至少1000名貴族騎兵戰死,有些同時代的記述中稱超過一萬法軍戰死或負傷。繳獲的法國金馬刺被懸掛在科特賴克的聖母教堂內,以紀念這次偉大的勝利,但僅過了兩年便在蒙桑佩韋勒戰役後被法軍重新奪回。
著名的傷亡者如下:
- 阿圖瓦的羅貝爾二世,阿圖瓦伯爵(Count of Artois),法軍統帥
- 克萊蒙的拉烏爾,內勒領主,法國保安官(Constable of France)
- 克萊蒙的居伊一世,布勒特伊(Breteuil)領主,法國元帥(Marshal of France)
- 默倫的西蒙,拉盧普和馬爾謝維爾領主,法國元帥(Marshal of France)
- 蓬蒂約的讓一世
- 讓一世 (達馬爾坦伯爵),達馬爾坦伯爵(Count of Dammartin)
- 布列訥的讓二世,厄伯爵(Count of Eu)
- 阿韋納的讓一世,奧斯特勒旺伯爵(Count of Ostrevent), 讓二世,荷蘭伯爵(John II, Count of Holland)之子
- 布拉邦的戈德弗雷,阿爾斯霍特領主(Lord of Aarschot)
- 沙蒂永的雅各,勒茲(Leuze)領主
- 皮埃爾·弗洛特,美男子腓力四世的首席顧問
歷史影響
這場戰役是14世紀中從1297年斯特靈橋之役開始的一系列戰役之一,[12]顯示了訓練有素且裝備精良的步兵可以擊敗騎兵(另一個相似的範例是1386年的森帕赫戰役(Battle of Sempach))。蘇格蘭人此後接受了這一攻擊性步兵的理念,並將其運用在班諾克本戰役的戰場上。在班諾克本戰役中,蘇格蘭schiltron攻擊並摧毀了英格蘭騎兵。
這場戰役也是佛拉蒙政治獨立進程中的里程碑。該戰役的發生日如今被比利時佛拉蒙社群設立為佛拉蒙社群日(Day of the Flemish Community)。
佛拉蒙作家亨德里克·孔西延斯(Hendrik Conscience)在他的作品《法蘭德斯之獅》(荷蘭語:De leeuw van Vlaanderen)中為該戰役加上了傳奇色彩。
“ | The uprising originated from the people, without being provoked by a lord (the Flemish count and his most important lords were in French captivity). Only when the uprising became widespread, the count's relatives who still were free rushed in to aid.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was a struggle of people against a lord (the French king), not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lords.[13] | ” |
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A Distant Mirror中將其描述為農民起義。儘管得勝的軍隊裝備良好,但最初的起義仍然是個民間起義。然而最終佛拉蒙貴族參加了這次戰役——每一位佛拉蒙領袖都是貴族或貴族後裔,400名擁有貴族血統者在戰役中站在佛拉蒙方面進行戰鬥。
這場戰役的結果——被視為無敵的一大支騎兵部隊被較「平庸」但卻裝備精良且訓練有素的聰明的步兵徹底擊潰——帶給歐洲的軍事統帥們以極大震撼。本戰役也為終結騎兵至高無上的認識起到了作用,並引發了對軍事策略和技術的深度重審。 該戰役對19世紀的佛拉蒙民族主義運動有著巨大影響,19世紀末,荷蘭語成為法定官方語言。而各種政治力量對該戰役均有不同的解讀。比利時國家主義者認為該戰役是比利時人民反抗外來壓迫的勝利,而佛拉蒙民主主義者則認為該戰役是和比利時說法語的人士的政治較量。二戰期間,佛拉蒙人和德國人也較為合作,20世紀60年代,比利時也由單一制國家變成聯邦制國家,比利時的語言邊境在1963年也得到確立。
注釋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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