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彬（朝鮮語：주문빈，1908年9月23日—1944年10月16日），原名金成鎬（朝鮮語：김성호），朝鮮族，中共冀熱邊特委組織部長，開灤五礦大罷工和武裝大暴動領導人，京兆通縣（今北京通州區）首個中共黨支部創始人，2015年8月入選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
1908年9月23日，周文彬生於朝鮮平安北道義州郡獨立運動志士家庭，幼年隨家人入中國籍，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創建通縣首個中共黨支部。1938年，周文彬在任中共唐山市工委書記期間，組織領導了開灤五礦大罷工和武裝大暴動，後帶領舉義隊伍加入冀東抗日聯軍，歷任冀東地委書記兼八路軍第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冀熱察區黨委冀東區黨委組織部長，兼任豐灤遷抗日聯合縣縣委書記，冀熱邊特委常委和組織部長等職，1944年10月16日在楊家鋪戰鬥中犧牲。
出身
1908年9月23日，金成鎬出生於朝鮮平安北道義州郡一個農民家庭，在家中兄妹6人中排行第四，上有一個姐姐和兩個哥哥，下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中國出生）[1][2]。他的父親金基昌是位韓國獨立運動志士。1911年12月，金基昌在105人事件期間被捕，後被流放至巨文島。一年後，他得以越獄流亡中國上海，幾經輾轉後定居今北京市通州區復興莊。此後，金基昌讓人托信給家人。1914年，金成鎬的母親帶著幾個兒子來到北京與金基昌團聚（大女兒當時已經在朝鮮嫁人，沒有來中國[1]）[3]:2-6。不久，金家加入中國國籍[3]:10[4]:186[5][1]。1916年，金成鎬進入潞河小學學習，1922年升入通縣潞河中學[3]:11-13。金成鎬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也都就讀於潞河中學。大哥金承鎬曾考入醫學院，後因患肺病退學在家。二哥金永鎬曾在1923年和1925年作為中國隊成員參加在日本大阪和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六次和第七次遠東運動會，並在第七次遠東運動會上取得田徑十項第四名的成績[6]:154[7]。金家兄弟幾人早年都熱衷於抗日救國運動，經常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工人周刊》等革命期刊與文章[3]:18-20。
通縣首個中共黨支部
1925年6月25日，金基昌參加了京郊農民反帝示威遊行運動。同年11月，金成鎬與二哥金永鎬一起參加了北京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此後，金永鎬與北京大學中共組織取得聯繫，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金成鎬在金永鎬的介紹下也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金永鎬被李大釗派往黃埔軍校學習，後參加北伐戰爭。離別前，金永鎬給成鎬留下了創建潞河黨支部的任務。為避免校方的干涉和當時控制通縣的奉系軍閥的鎮壓，金成鎬先成立一個「社會主義科學學習小組」，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知識，對外稱「社會學學習小組」。首批組員包括張珍、康景新、宏慶隆和他的四第金祥鎬等十幾人。1927年夏，張珍、康景新、張樹棣、宏慶隆、金祥鎬等小組成員被發展成為中共黨員，後成立中共潞河支部。金成鎬任黨支部書記[3]:18-27[8]:9。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通縣建立的首個黨支部[1][2][9]。
1928年2月，潞河中學中心黨支部成立，金成鎬任書記。黨支部通過開辦夜校組織周邊工人學習文化和革命道理，並將黨組織擴展到通縣男師、女師兩校。同年4月，潞河中學學生自治會改選，校內奉系軍閥勢力制訂了候選人名單，試圖控制自治會領導權。金成鎬帶領支部黨員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最終使自治會領導權落在支部黨員手中。同年5月濟南慘案後，潞河中學中心黨支部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成功組織發動學生和一些市民參加抗日大遊行。1928年夏，金成鎬和其它支部黨員在畢業典禮結束後準備在家中舉行一個茶話會。由於有人告發他們是共產黨，金成鎬與康景新、張樹棣三人被軍警逮捕。三人在被審訊期間矢口否認是共產黨。由於缺乏證據，兩天後，在張珍的協調下，校方在社會輿論的支持下最終將三人救出。[1][2][9][3]:32-43[8]:9-14
地下黨
中學畢業後，張珍和金祥鎬考入了燕京大學理學院，宏慶隆考進了輔仁大學。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的金成鎬卻根據中共黨組織的安排，選擇放棄考大學，化名「周文彬」成為一名中共地下黨。為方便工作，他從通縣搬至北平海淀區，並開辦一個牧場，通過養羊資助弟弟和妹妹上學和黨組織活動經費。他與張珍和宏慶隆繼續保持著黨支部組織關係，經常把相關中共文件帶給張珍等人，通過他們分發給大學裡的學生。張珍因家裡經濟困難，被父親要求退學。周文彬聽說輔仁大學正在招一名免學雜費和膳食費的工讀生，就介紹他去考，使張珍得以在輔仁大學半工半讀完成學業[3]:49-60。1930年夏，由於大量共產黨員因左傾冒險運動被逮捕，周文彬的身份被暴露。多虧隔壁張大伯的幫助，他得以躲開特務的逮捕。此後，他被調往撫順煤礦從事工運工作。1932年年底，他返回北平。在他的倡議下，當時已畢業留校的張珍在輔仁大學成立了「化學社」和「科學生活」，培養、聚攏軍工方面的人才，研製炸藥、防毒面具等[3]:54-62[8]:37-53。
周文彬與另一位來自朝鮮的中共幹部河北省宣傳部長李鐵夫關係密切。1933年7月，李鐵夫被營救出獄後，對時任中共領導人王明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反省。1934年，他完成了十篇批判左傾錯誤思想的文章，得到周文彬和黨內其它人的支持。但他的文章在河北省機關報《火線》發表後，遭到中央駐北方代表的批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份子」。周文彬作為「鐵夫的信徒」與李鐵夫一起被開除了中共黨籍。1936年4月，劉少奇主持北方工作後，兩人被平反。[3]:65-73[1][2]
開灤五礦同盟大罷工
1936年初夏，周文彬被李鐵夫推薦給中共冀東領導人李運昌，後被任命為唐山市工委書記。在唐山，他以維修收音機、寫字畫像為掩護，發展黨員，組建基層黨組織。1937年12月，中共在灤縣榛子鎮召開會議決定讓周文彬負責發動開灤工人罷工與暴動。1938年春，周文彬為更好地在礦工中開展工作，搬到唐山東郊趙各莊，在華東電料行作了一名電氣設備修理師。當時的開灤煤礦處在英國人的管轄下，已經進關的日本人也是想盡方法能夠占有該資源。開灤煤礦的礦工大多是來自各地的貧苦農民。他們以同鄉會「鍋伙」的形式各自組成幫派，各幫派之間很不團結，有時還會發生械鬥。周文彬到礦區後，廣泛團聚各幫派頭領，宣傳革命理念。礦山資本家發覺「鍋伙」變得越發團結強大，試圖挑撥幫派矛盾引發械鬥。但由於周文彬的調解，礦工門最終化解內部矛盾，共同將矛頭對準資本家。[3]:74-83[1][2]
1938年3月12日，趙各莊礦礦長陳甲三宣布將於16日實行井下記工制，工人每天要多花兩個小時在井上、井下兩個牌子房辦理7道計工手續。此舉引發礦工們的強烈不滿。周文彬藉機組織礦工抵制井下記工制。16日，礦工們都紛紛不領工牌。17日，礦工們開始砸毀牌子房。21日晚，周文彬在趙各莊北山溝組織礦工頭領開會商討策略，決定在22日下午1點罷工。22日下午1點，趙各莊礦工首先舉行罷工，隨後林西礦和唐家莊相繼宣布罷工。在東三礦罷工的帶動下，唐山礦和馬家溝礦也加入了罷工的隊伍，形成五礦同盟大罷工的局面。畏懼礦工的罷工氣勢，英國人試圖賄賂罷工委員會的劉青山和劉化亭來平息此次罷工。但在周文彬的領導下，礦工門很快就除掉了這兩個工賊。英國人此後又試圖聯合日本人鎮壓開灤罷工，但日本人擔心會引起抗日大暴動，對己不利，鑑於與英國人的矛盾，一直沒有發兵。5月4日，英國人與礦工在經過14次談判後，最終簽訂勞資協議16條。開灤五礦同盟大罷工勝利結束。[3]:84-96[11]:265-266[12]:391-403[1][2]
開灤礦工武裝大暴動
開灤五礦同盟大罷工結束後，英國人聯合日本人報復領導罷工的礦工領袖。蔣振元、節廷秀等人被殺害，節振國在拒捕時受傷，王家義等11人被捕。1938年6月，宋時輪和鄧華的冀東挺進隊進入冀熱地區，收復興隆等地。7月初，李運昌、洪麟閣、高志遠在昌黎、灤縣、樂亭、遷安、遵化等縣發動有10萬餘人參加的冀東抗日大暴動，並與宋鄧挺進隊聯合成立抗日聯軍。抗日聯軍的到來給冀東工人極大鼓舞。周文彬積極籌備工人武裝暴動。日軍發現他的活動後，派大批便衣到華東電料行抓人。幸虧有內線提前提供情報，周文彬得以在電料行趙老闆的幫助下喬裝文具小販從特務的眼皮下走出電料行，後與李運昌在根據地會合。[3]:97-99[1][2]
1938年7月18日，周文彬和胡志發指揮2000餘名工人接應抗聯隊伍挺進趙各莊。在節振國的帶領下，工人們攻下了趙各莊警察所，繳獲槍枝彈藥，後占領了趙各莊煤礦和古冶車站。20日，日軍發兵鎮壓工人武裝隊。由於工人與日軍力量懸殊，武裝隊轉移到市郊。日軍撤退後，工人武裝隊重返趙各莊，後攻克了唐家莊，隊伍人數增至3000餘人。由於缺乏作戰經驗，工人武裝隊在轉移至北范各莊時被打散。周文彬率節振國隊伍500餘人轉移到榛子鎮與抗日聯軍會合。此後，這支隊伍被改編為抗日聯軍工人特務大隊。節振國任隊長。在周文彬的宣傳帶動下，有超7000名工人加入冀東抗日聯軍。[3]:99-102[11]:266[13]:42-45[1][2]
冀東抗日根據地
1938年8月，冀東抗日聯軍和八路軍四縱隊在遵化鐵廠會師，並召開「鐵廠會議」，決定建立冀察熱寧軍區統一領導隊伍，但在不久後的九間房會議又決定抗聯和四縱隊主力西撤去平西整訓，只留三支小支隊留守冀東。周文彬被任命為冀東地方委員會書記兼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和軍政委員會委員[5]:139[3]:109。隨著抗日隊伍主力的西撤，冀東抗日根據地遭到日軍大規模圍剿。為保存抗日力量，周文彬決定將隊伍「化整為零，隱蔽到各老百姓家裡」，得到大家支持，使兵力得到保存[3]:109-115。1939年7月，冀東地委改為冀熱察區黨委冀東區黨委，周文彬被任命為組織部長[3]:141。
與此同時，西撤的抗日主力隊伍遭遇重挫，在李運昌的帶領下於1938年底返回冀東。1939年3月，周文彬在豐潤縣潘家峪組織冀東地委召開會議，將創建抗日根據地作為基本工作目標[3]:126-127。同年10月，豐灤遷抗日聯合縣政府成立，周文彬兼任縣委書記[4]:187[1]。同年11月至次年5月，日軍發重兵先後5次圍剿冀東抗日隊伍。李運昌和周文彬率部經過330次的戰鬥使以豐灤遷抗日聯合縣為中心的冀東抗日根據地得到鞏固。1940年1月，李運昌和周文彬在遵化縣閣老灣主持召開區黨分委會議，決定擴大抗日根據地的範圍。會後，李運昌率部開闢了魯家峪根據地，周文彬率部鞏固擴大豐灤遷，包森率部新辟盤山根據地，形成三區連成片的局面[3]:130-132[5]:140。
1941年11月，日軍開啟了「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企圖借治安軍之力摧毀冀東抗日根據地。11月下旬，周文彬在熱河寬城縣王廠溝的冀東區黨分委會議上對形式作出判斷後，提出消滅治安軍的戰略。冀東抗日聯軍在治安軍還未站穩腳就發起了猛攻，先後作戰23次，以較少的傷亡殲滅治安軍5000餘人，繳獲大量槍枝彈藥和其它軍用物資，粉碎了日軍企圖通過治安軍「以華治華」的打算。[3]:167-174[1]
隨著冀東抗日根據地的不斷發展，各種抗日隊伍的規模發展到了一二十萬的規模。軍火供應成了問題。1940年初，周文彬開始帶著兩名警衛員用玻璃瓶、鐵皮、石頭等研製簡易手榴彈、地雷等軍火，後又在潘家峪等地組建土兵工廠。1942年，周文彬去晉察冀軍區開會，特意拜訪負責軍區軍工工作的昔日老友張珍。他在軍區兵工廠參觀學習了十多天，準備回冀東後也建兩個正規的兵工廠，以實現根據地軍火的自給自足。張珍對他很支持，建議他給晉察冀邊區司令聶榮臻寫個報告，說是得到批准後，會派個專家組前往幫助。回到冀東後，周文彬建兵工廠的建議也得到了李運昌的支持，幫他寫了報告。很快張珍便派來專業技術人員幫助建立起冀東兵工廠，批量生產手榴彈、地雷和子彈等。1943年夏，冀東地委改為冀熱邊特委，周文彬任特委常務和組織部長。1944年，冀東的中共黨員人數已達到近10萬人。[3]:132-149[5]:141[1]
1944年10月16日，周文彬在豐潤縣張莊子村與來自豐潤、灤縣、遷安的百餘名幹部開會討論減租減息和僱工增資運動的問題。由於10月15日夜一名八路軍偵察班班長被日軍俘虜沒能及時銷毀重要文件，周文彬等人在豐潤開會的情報被日軍截獲。10月16日，日軍派出裝備精良的獨八旅團2700餘人前來討伐，與駐豐潤1000餘人的綏靖軍將周文彬等800餘人團團包圍。周文彬帶領隊伍與獨八旅團展開周旋，最後被逼到楊家鋪村北馬頭山下。在突圍期間，周文彬中彈犧牲，時年36歲。楊家鋪戰鬥因武裝力量相差懸殊，800餘名中共幹部和士兵，僅有120餘人得以成功突圍[3]:210-231[14][15][16]。周文彬犧牲後冀東有人作詞《長相思》懷念他:「雲一村，樹一村，此日一家作比鄰，東風處處春。山招魂，水招魂，猶叫人人常憶君，年深情更深[17]:158。
紀念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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