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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時期近代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學者、作家、記者、翻譯家、企業家、慶應義塾大學創始人（1835-190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福澤諭吉（日語：福沢 諭吉〔福󠄁澤 諭󠄀吉〕／ふくざわ ゆきち Fukuzawa Yūkichi，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明治時期啟蒙思想家[1]、教育家、東京學士會院首任院長、慶應義塾大學創立者、明治時代六大教育家之一，影響明治維新運動甚鉅，1880年，擔任興亞會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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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並沒有受到特定學說的影響，而產生一貫的理論架構，但他是最早將經濟學由英文世界引入日本的人之一，亦是將複式記帳法與近代保險引進日本的先驅。
為了表揚福澤對近代日本經濟的貢獻，大藏省理財局將福澤的頭像印在1萬日元紙幣的正面上。1984年，大藏省理財局曾計劃將聖德太子的頭像印在十萬日元紙幣上，野口英世的頭像印在五萬日元紙幣上，福澤諭吉的頭像印在一萬日元紙幣上，但十萬元和五萬元紙幣沒有發行，福澤諭吉成為日本最高面額紙幣上的人物。
天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1835年1月10日），福澤諭吉出生於攝津國大坂堂島（今大阪府大阪市福島區），肖馬。他出身於德川末期下級武士家庭[1]:出版説明1，當時的豐前國中津藩（今屬九州大分縣中津市）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澤百助的次子。由於他出生的當晚，作為儒學家的父親剛剛獲得《上諭條例》（記錄清朝乾隆帝時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給他取名為「諭吉」。諭吉的父親既從事管理與大坂的商人的貸款業務，也是一位通曉儒學的學者。但是由於身份卑微，在等級制度森嚴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樹，終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諭吉在日後說「門閥等級制度是父親的敵人」，他本人對封建制度也開始產生懷疑。
諭吉在1歲6個月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回到中津（現在的大分縣）。他與他的兄弟或者當時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並沒有忠孝仁義的觀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厭倦讀書，到了14-15歲的時候，由於周邊環境的壓力，他才開始學習。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漸積累，漸漸地開始閱讀各種漢文書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歲的諭吉前往長崎市學習蘭學，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由於黑船來航後日本國內對火炮戰術的需求高漲，而學習荷蘭的火炮技術必須要有通曉荷蘭語的人才，諭吉的兄長便建議諭吉學習荷蘭語。此後諭吉拜訪了長崎的火炮專家山本物次郎，在荷蘭語翻譯的指導下開始學習荷蘭語。
安政二年（1855年），介紹諭吉認識山本的奧平壹岐與諭吉不和，便通知諭吉返回中津。但是，從離開中津那時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諭吉卻自行經過大坂前往江戶（現東京）。他到大坂後，便去投靠與父親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長。兄長勸阻他前往江戶，並說服諭吉前往大坂學習蘭學。於是諭吉便來到了緒方洪庵的適塾。這中間，因為患傷寒，曾暫時回到中津休養。
安政三年（1856年），福澤諭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學。同年，由於兄長去世，他成為福澤家的戶主。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求學，變賣了父親的藏書和部分家產後，還清了債務，雖然除了母親以外的親戚都表示反對，但是諭吉還是毅然前往大坂。由於他無力支付學費，便從奧平壹岐處借來便偷偷抄寫的建設工程學的教科書《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並以翻譯該書的名義作為緒方的食客而學習。1857年，諭吉成為適塾的塾長。他在塾中研讀抄寫荷蘭語的原著，並根據書中的理論進行化學實驗等。但是由於他害怕見到血，從來沒有做過放血或者解剖手術。雖然適塾主要是教授醫學，但是諭吉對荷蘭語的學習超過了對醫學的興趣。
安政五年（1858年），福澤諭吉為了擔任在江戶的中津藩邸內設立的蘭學塾的講師，便和古川正雄（當時名為岡本周吉，後改名古川節藏）結伴前往江戶。當時住在築地鐵炮洲的奧平家的中屋敷，在那裡教授蘭學。這個小規模的蘭學塾後來成為了慶應義塾的前身，因此這一年便被定為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時間。
安政六年（1859年），諭吉前往橫濱。當時，根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橫濱成為了外國人居留地。但是當地全用英語，學習了荷蘭語的諭吉連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從此他痛感學習英語的必要，便開始通過字典等自學英語。
同年冬，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團要乘坐美國的軍艦Powhatan號赴美國，日本決定派遣咸臨丸作為護衛艦。福澤諭吉作為咸臨丸的軍官木村攝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前往美國。當時咸臨丸的指揮官是勝海舟。之後，福澤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僅僅7年後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縱的軍艦橫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他目擊當時日本在列強環伺欺凌下，國家獨立受到嚴重威脅，福澤以謀求國家獨立富強為己任[1]:出版説明1。
他早歲遊歷歐美，受近代科學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響很深，回國以後，他極力介紹西方國家狀況，傳播自由平等之説，以倡導民權，促進「文明開化」，並鼓勵日本人學習科學，興辦企業，發揚獨立自主精神，以爭取日本民族獨立[1]:出版説明1。雖然福澤已經在書上了解了很多美國的事物，但是還是受到了文化差異的震撼。例如他在書中寫道，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子孫的近況，但是美國人幾乎沒有人了解喬治·華盛頓的後代們的生活。（事實上，華盛頓並沒有留下後裔） 福澤還和同行的翻譯中濱萬次郎一起購買了韋伯字典的盜版書帶回國內，成為日後研究的幫助。
回國後，他仍然在鐵炮洲教授課程。但是此時他決定放棄荷蘭語，專教英語，把蘭學塾改變成英學塾。同時也受僱於幕府，從事政府公文的翻譯。據說當時他對於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還需要參考荷蘭語的譯本進行翻譯。回國的當年，福澤還將在美國購買的漢語和英文對譯本詞彙集《華英通語》加入日語譯文，作為《增訂華英通語》出版[2]。這是福澤諭吉最早出版的書籍。在書中，福澤將表示V的發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濁音符號變成「ヴ」，這成為後來日本通行的標註方法。
文久二年（1862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內下野守為正使的使節團出使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也隨之同行。當時也用幕府發給的津貼費買了許多英文書籍帶回日本。他在歐洲對於土地買賣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異，並對於許多在書本上無法看到的事物進行調查。例如歐洲人習以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聞的醫院、銀行、郵政法、徵兵令、選舉、議會等。
通過這幾次參加海外使團的經歷，福澤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回國後，他寫作了《西洋事情》等書，開始了對西學的啟蒙運動。當時，他曾作為官員提倡幕府機構的改革，但在1868年（慶應4年）後，便將蘭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專心從事教育活動。
在明治維新後，福澤諭吉繼續大力提倡普及西學。並針對日益高漲的國會設立運動，提出創立英國流的不成文憲法的論調。他在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明治十四年政變後與政府要人絕交，在1882年創辦日報《時事新報（日語）》，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場，引導社會輿論。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福澤諭吉因為腦出血而病倒，之後雖然一度康復，但福澤諭吉還是在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901年2月3日）因為腦中風而溘然長逝，享壽六十六歲。
戒名「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在葬禮上，遺屬遵從福澤的遺志，婉拒了各方的獻花，但是唯獨默然收下了福澤諭吉的盟友大隈重信送來的喪禮。
福澤諭吉主要的思想特徵是反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擊封建時代的專制壓抑。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於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勸學篇》後續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這種均衡說體現了福澤獨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並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學說。此外，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歷史等等現代科學知識。福澤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後的戒名。福澤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十七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勸學篇原文應為「雖然有句話說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但是實際上並無平等之事，有富者亦有貧者，有智者亦有愚者。然其差別如何而來，此即是否具學問之別，各位，一起研究學問吧。」此為勸學原旨，與本篇中引申義有些微出入。
福澤諭吉雖是最早將經濟學由英文世界引入亞洲的人之一（如試將competition譯為競爭），他本人卻沒有受到特定學說的影響而產生一貫的理論架構。在早期所著的《西洋事情》外編的一部分，福澤直接翻譯了美國人Chambers所寫Educational Course之中的政治經濟學部分，故出現了所謂經濟社會由競爭所決定的市場論（「經濟之定則」）；在《勸學篇》中也多次提及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論。而在稍後期的《文明論概略》裡，福澤進一步反對「偽君子」的反競爭論，而強調每個人要有秉著「數理」、「實學」的精神，產生智慧、儉約與正直之心；國家要從「半開」到文明，經濟發展之訣在於正直地面對營利賺錢的期望。由此可知，後期的福澤在客觀的市場競爭外福澤更強調了人作為行為主體的重要性。福澤指謫，開國之初的日本多進口工業財而出口原物料，長期而言將使整體喪失所謂「製產之利」，主張貿易保護的同時，也呼籲稻農改種桑樹，由自給發展至輸出，以增強日本紡織業的競爭力。其所著《通貨論》，在因「不換紙幣」大行而引致通貨膨脹的同時，顧到政府貨幣政策的困難而支持政府的紙幣流通政策；而在松方財政後又在報紙上發表續篇，擁護通貨管制論，強調貨幣與貿易市場的連動關係。至於在地租改正的問題上，福澤站在反地主的立場，反對地租（土地稅）輕減政策: 由於佃農的租金由市場供需決定，故地主作為不生產階級所上繳的土地稅若減少，則只會滿足其貪婪兼併的意願。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受到當時歐洲帝國主義流行的影響、主張全盤西化的觀點，甚至被比作軍國主義的始祖，因為西方的侵略思想推進了日本開始跟隨著歐美列強的腳步，也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
但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幹明。
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中國與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但後來脫亞論演變成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是不是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的想法，也是從此埋下了隱憂。
生當今世，只要有愛國心，則無論官民都應該首先謀求自身的獨立，行有餘力，再幫助他人獨立。父兄教導子弟獨立：老師勉勵學生獨立；士農工商全都應當獨立起來，進而保衛國家。總之，政府與其束縛人民而獨自操心國事，實不如解放人民而與人民同甘共苦。-----------《勸學》頁61。
福澤畢生從事教育和著述工作，大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和推動民主運動[1]:出版説明1。由於福澤生前居住在慶應義塾的校區內，因此現在在他去世時所在的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內設有石碑。戒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3]，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澤諭吉的忌日）被稱為雪池忌，校長會帶領眾多師生前往掃墓。慶應義塾大學在傳統上將創始人福澤諭吉稱呼為「福澤先生」，一般師生間的稱呼則為「〇〇君」。
福澤由於是1萬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戶曉。有時候人們也將1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諭吉」或者「諭吉券」。也因此，有人在數1萬元紙幣的張數時，會以1人、2人的人數來計數。1984年，大藏省理財局曾計劃將聖德太子的頭像印在十萬日元紙幣上，野口英世的頭像印在五萬日元紙幣上，福澤諭吉的頭像印在一萬日元紙幣上，但十萬元和五萬元紙幣最終沒有發行，福澤諭吉也成為日本最高面額紙幣上的人物，野口英世的頭像則於2004年被印在一千日元紙幣上。
福澤也是將會計學的基礎「複式記帳法」介紹給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貸方」的用語也是福澤首先翻譯的。
首先將近代保險制度介紹給日本的也是福澤諭吉。他在《西洋旅案內》（中譯：西洋旅遊介紹）中介紹了人壽保險、火災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等三種保險制度。
福澤著譯很多，共有六十餘種，《文明論概略》和《勸學篇》是他兩部代表性著作，當時暢銷全日本，在日本知識界有很大影響[1]:出版説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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