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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達爾文主義，也稱社會進化論，簡稱社達[1][2]，指將達爾文演化論中自然選擇及適者生存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系列社會理論[3]。此一思想最早見於英國哲學家兼作家赫伯特·斯賓塞提出的社會文化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風行從19世紀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人認為現代的社會生物學也可歸類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學派中。「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歷史學家理察·霍夫施塔特於1944年出版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以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詞來指稱1944年前的相關思潮是不確切的，但這種用法已被歷史學界廣泛採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啟發了許多種族滅絕製造者，如亞美尼亞種族滅絕及納粹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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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其擁護者用來為權威主義、優生學、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正名[4][5]，理由是赫伯特·斯賓塞所說的「適者生存」。至此，赫伯特·斯賓塞對社會和道德機制進化的理解被異化為與其哲學思想對立的東西。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這一思想説明社會進步和變革的不可避免，也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類的退化不可避免。
社會進化和文化進化的理論在歐洲思想界很常見。達爾文之前的啟蒙時代思想家，如黑格爾就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的思想家認為，鬥爭是社會生活的天然特徵。托馬斯·霍布斯在17世紀寫成的著作《自然狀態》中已經出現達爾文所描述的對自然資源的競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其他社會變革理論的區別在於，它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應用於社會研究之中。
大英百科全書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釋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曾經被用於支持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也用於支持階級分層的正當性，理由是，個體之間存在所謂的『自然的』不平等，財產多少被認為與一些優越的內在道德品質相關，如勤勞、節儉等等，因而國家干預被認為是干擾自然過程，而無限制的競爭和維護現狀則符合生物學選擇過程。窮人被認為是『不適應環境』因而不應當被援助，在生存競爭中，富裕是成功的標誌。社會達爾文主義還被用於為以下社會思潮和政策作哲學上的辯護，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等，特別用於支持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者雅利安人在文化和生物學上的優越性。」
達爾文對進化的獨特研討與其他理論的區別在於：達爾文強調自然對人類的發展的影響高於超自然影響，認為人類像動物一樣為生物學法則所約束，特別是人口增長對個體的壓力。與霍布斯不同，他相信這種壓力使具備某種生理和智力性狀的個體常勝於其他個體；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特徵在種群中的積累會導致新物種出現。
達爾文覺得「社會本能」如「憐憫」和「道德情感」也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這些進化的結果使他們所在的社會得到增強。他在《人類起源》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6]。所以，達爾文確實相信社會現象也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包括赫伯特·斯賓塞、馬爾薩斯和弗朗西斯·蓋爾頓等。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本人的著作是有區別的，並且與達爾文著作出版後一個半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現代進化論不盡相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簡化觀點是，人、特別是男性必須為了在未來能夠生存而競爭，不能給予窮人任何援助，他們必須要養活自己，雖然多數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工資，以賦予窮人養活自己的機會，使能夠自足者勝過那些因懶惰、軟弱或劣等而貧窮的人。
斯賓塞的「進化進步主義」思想根植於馬爾薩斯，他後來的理論則受到達爾文的影響。他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方面的重要著作《進步：法則和原因》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還早兩年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第一原理》出版於1860年。但他的思想的確應該歸類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他認為，個人而非集體才是進化的基本單位，自然選擇產生的進化不僅表現在生物學，而且也發生在社會領域。
「演化」不等於「進步」。相對於達爾文，斯賓塞的「宇宙進化」理論在許多方面其實更加貼近拉馬克和奧古斯特·孔德。達爾文理論關注的是種群，而斯賓塞處理的是個體動機的影響（人文）。達爾文理論採用或然論，即：環境的變化雖然遲早要影響生物個體的變化，但並無單一和特別的目標。斯賓塞理論則採用決定論（人類社會的進化只是其前一個階段的邏輯結果），宿命論（不受人類行為的影響），單一途徑（在單一的途徑上進行，不可超越某一階段或改變它們）和進步終極論的（存在一個最後會達到的終極，完美的社會）。達爾文理論不等於進步，進化產生的新物種只是更加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斯賓塞則引入了社會進步的概念——進化後新的社會形態總是比以前的要好。
斯賓塞的著作繼續了馬爾薩斯的主旨。馬爾薩斯的著作不算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然而，他1798年出版的《人口學原理》非同尋常地流行，並被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廣為傳誦。這本書中，作者認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早晚會導致糧食供不應求，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馬爾薩斯災難）。據麥可·魯斯考證，達爾文是在1838年（馬爾薩斯去世後第四年）閱讀了馬爾薩斯著名的《人口學原理》一文。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慈善事業只會使社會問題更為惡化，在這方面，馬爾薩斯是他們的先驅。
對達爾文生物學觀點的另外一種社會解讀是所謂優生學，該理論由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發展起來。高爾頓認為，人的生理特徵明顯地世代相傳，因此，人的腦力品質（天才和天賦）也是如此。那麼社會應該對遺傳有一個清醒的決定，即：避免「不適」人群的過量繁殖以及「適應」人群的不足繁殖。高爾頓認為，諸如社會福利和瘋人院之類的社會機構允許「劣等」人生存並且讓他們的增長水平超過了社會中的「優等」人，如果這種情況不得到糾正的話，社會將被「劣等」人所充斥。達爾文帶著興趣閱讀了他表弟的文章，並且在《人類起源》中用了部分章節來討論高爾頓的理論。不過無論是達爾文還是高爾頓，都沒有主張在20世紀上半葉得以實行的優生政策。他們在政治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強制。
在德國，恩斯特·海克爾於1899年出版的暢銷書《宇宙之謎》將社會達爾文主義介紹給更多讀者，此書構造了一種自然現象與渲染浪漫和符號象徵的神秘主義的大雜燴。這一現象催生了1904年建立的「一元論者聯盟」，其成員有許多名流，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威廉·奧斯特瓦爾德，1909年該聯盟的會員有六千人之眾。他們主張進行優生改革，結果成為大眾運動鼻祖之一，最終也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源泉之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種族優越和競爭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聯。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觀簡單而言是白色人種必須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種，然而還有其他更複雜的觀念。達爾文進化論基於基因分岔和自然選擇理論進行種族劃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組物種彼此之間互相分離，從而各自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基因特徵，這一理論適用於包括人類的所有生物。正是由於基因分岔，我們今天才有不同的人種和族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歐的日耳曼人是優等人種，因為他們在寒冷的氣候中進化，迫使他們發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現今時代表現為熱衷於擴張和冒險。另外，相對於非洲的溫暖氣候，自然選擇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徹底地淘汰體格軟弱和低智力的個體。大日耳曼主義者還論證，如果動物在體能和智力上適應其所在地氣候，那麼人類也是如此。這些思想得到當時的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全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此人是達爾文理論的早期捍衛者，並得到「達爾文的看門犬」的綽號。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心理學領域的支持者包括威廉·麥獨孤。
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的種族觀念是：一個種族為了生存必須具備侵略性。白種人被看作是最偉大的人種是因為他們具有優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蠻人，在另一些地方則乾脆將他們滅絕，正如美國人在北美洲及英國人在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但是在現代社會，當白人成為內部政治爭鬥的犧牲品時，亞洲的黃色和棕色人種不斷地積蓄力量以準備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權。許多人相信，白種人和西方文明最終被「劣等」種族和文化所排擠掉只是時間問題。上述思想在二十世紀初得到不少名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國記者洛斯羅普·斯托達德和航空界的英雄查爾斯·林白。林白雖反對種族主義，卻相信白種民族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必須保持技術優勢，特別在航空業。
儘管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社會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在今天已經不再時髦，仍以「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自居者不多。
社會達爾文主義曾在歐洲的一些社會圈子裡--特別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知識分子之間廣泛流傳。哲學家尼采創造了「超人」這個概念。在國際政治上，各帝國之間的競爭鼓勵了軍事化和對世界依照殖民勢力範圍進行劃分。當時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解讀更側重於物種間的競爭而非合作。社會達爾文主義可能對階級鬥爭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興起的納粹德國的領土擴張和種族滅絕政策有重要影響。
斯賓塞的思想流行於1870年代鍍金時代的美國，威廉·薩姆納、約翰·伯格斯等美國學者在斯賓塞和達爾文的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薩姆納在1881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學》的論文，闡述了人類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鬥爭，被理察·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書中認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當代歷史學家對於薩姆納觀點的解讀有不少爭議[7]。作家傑克·倫敦也創作了不少許多描寫生存的小說，表達了自己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解[8]。但一般來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衍伸出的反博愛主張和種族主義並未在美國社會生根，近代美國的資本巨頭如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安德魯·卡耐基，往往同樣是慈善家。
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向西方國家開放國門。中國學者嚴復於1897年翻譯了英國學者赫胥黎的《天演論》，嚴復在書中認為歐洲在近代走向富強就是「勝天行而控制萬物」的結果，指出中國人要「與天爭勝」、「強種自保」，否則可能有亡國滅種之虞[9]。這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變法圖強」及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社會達爾文主義自此深遠地影響了中國社會，「落後就要挨打」這類口號常見於20世紀乃至當代中國社會。
學者邱武德認為馬來西亞在位最長的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是一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10]，皆因他把族群的關係比擬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關係[註 1]。
美國和西方社會的左派[11]批評保守派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辯護。[來源請求]有不少人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義。耐人尋味的是，西方右派經常反對達爾文主義，卻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一些二十世紀前的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預見了優生學和納粹的種族學說。其批評者將公眾頭腦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優生學、種族主義、新帝國主義、偽科學聯繫在一起，對它的批評還被擴展到其他與之相似的政治理論或者科學理論，例如進化心理學。
然而，這存在爭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中有人要求一個強勢政府來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以便掃除掉劣等人。他們並不相信市場能起到這個作用。主張「自由放任」的著名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他的《人類行為》一書中論證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原則相矛盾。但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曾說：「沒有社會這種東西。有的是個體的男人和女人，有的是家庭。」[12]，並執行類似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英國《衛報》在她去世時候發文稱她留給後世的遺產充滿著公開的分歧、自私自利和對貪婪的崇拜，這些負面因素對人類精神的束縛作用比解放作用要大得多[13]，指她強力打擊工會、不容忍同性戀者、開徵人頭稅、放鬆金融監管、削減福利、國企私有化等，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加大、失業和社會不平等，並引發20世紀最嚴重城市騷亂，並稱「一個低稅率，擁有家庭住房，私有化，高碳，占有欲，個人主義者，贏家通吃所有金融模式增長所帶來的問題仍困擾這個國家今天的面對著選擇」，同時列舉出數據證明柴契爾夫人執政期間貧富差距加大、失業率上升等。中國大陸的《南方都市報》則發出評論稱：「柴契爾夫人在社會政策上的理念有點接近『社會達爾文主義』。她相信弱肉強食，政府只有為弱者提供最基本生存必需的責任，而毋須顧及社會不平等。」[14]
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必然產生特定的政治立場，有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論證進步是無可避免的，有些則強調人類不斷退化的潛力，還有人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捲入所謂進步力量。其實，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些相關的社會理論的薈萃，正如同存在主義是一些密切聯繫的哲學思想的總稱，而不是一種單獨的哲學。
- 達爾文主義
- 《互助論：進化的一個要素》，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其中反對競爭宣揚合作的左翼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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