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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術語社會資本用於描述不同的社會學和社會經濟概念，尤其是皮耶·布赫迪厄和羅伯特·普特南提出的有關論述。該概念的其他著名支持者有珍·雅各、Glenn C. Loury、James S. Coleman、Thomas Faist、林南和 Patrick Hunout。所有概念的共同點是群體的規範凝聚力以及群體凝聚力和個體互動之間的相互關係。
此條目頁的主題是社會學概念。關於經濟、金融中的社會資本，請見「民營企業」。中文又將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尤其工具性的社會資本給稱為人脈。雖然一些人強調建立和拓展人脈的重要性，但厭惡建立和拓展人脈的作為的人也不在少數；[1]另外，建立和拓展人脈此種帶有目的性的、工具性的社交行為常給人帶來骯髒、齷齪、不道德的感覺，[2]而主張人脈沒那麼重要的聲音也是存在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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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是資本的一種形式，是指為實現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過社會網絡來動員的資源或能力的總和。該概念影響於社會學、經濟學、組織行為學、管理學以及政治學等學科。通過研究人際間的關係結構、位置、強度等，可以對社會現象提供更好的解釋。資本的另外兩種形式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對於這兩種資本，有一個很好的比擬，在一個組織中，提供工具給工人相當於提供物質資本，提供培訓給工人相當於提高了工人的人力資本，這些對於組織績效都有正面影響。社會資本一般通過提高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和信任，或利用組織成員與外界的聯繫，為組織獲得有用的機會和信息，進而影響組織績效。
但是，社會資本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是有兩面性的。很多研究發現，較高的內部社會資本，在某種條件下，會使得組織更加保守，抵制創新，形成小團體。而較高的外部社會資本，也可能使組織的秘密流失。因此，社會資本與組織績效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線性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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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將資本理解為以客觀或內化形式積累的社會能量。他區分了三種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除此之外還有象徵性的資本，它通過不同的品味和生活方式賦予人們認可和聲望。個人和階級在其慣習和資本稟賦的框架內為社會地位而鬥爭。階級社會結構的分化由四種資本的配置決定。
資本概念對 Bourdieu 很重要，因為它本質上包括積累的方面。社會資本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積累。資本也是「制度化的」—它可以以金錢和財產權、學位和頭銜的形式永久存在。資本的差異決定了社會現實的結構及其機會和障礙。「社會世界是積累的歷史」。[4]
在布赫迪厄看來，所有形式的資本都是社會交換的子形式。因此，他拒絕將純粹的市場經濟解釋為經濟資本的縮小。[4] Bourdieu 認為社會資本的力量總是與文化和經濟因素結合在一起；它只能在其他形式的資本的基礎上存在。這就是為什麼它總是分佈不均。各種資本可以在一定限度內相互轉換。
對布赫迪厄而言，社會資本是來自某個群體（例如一個國家的精英）的歸屬感，以及來自支持該群體成員實現自身目的的力量。與其他兩者一樣，社會資本被用來鞏固或提高個人在社會階層和群體中的地位。布赫迪厄的社會資本包括「與參與相互了解和認可的社會關係網絡相關的實際和潛在資源的總和」。[4] 根據布赫迪厄的說法，社會資本產生於「關係網絡，這些關係網絡促成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職業、權力和財富不僅基於個人成就，而且還基於族群成員身份和其他意義上的有利關係」。 [5]
與 羅伯特·普特南 不同，布赫迪厄的概念並沒有將社會資本視為社會的集合體，而是將其視為個人在某些社會關係中獲得決定地位的影響力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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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概念考察了社會的凝聚力以及這種凝聚力在美國瓦解的原因。對他來說，社會資本意味著信任、互惠和社群生活（志願者組織），如俱樂部，可以加強互惠，建立和增加信任。通過聯合活動中的密集互動來鞏固社會規範，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經濟和文化原因，與影響力和平等問題無關。
社會資本產生於公民（行動者）相互合作的意願。它需要一個信任（社會信任）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合作和相互支持才能發展。這是互惠規範的結果，即期望從對方那裡得到一些服務作為回報。信任來自遵守這種互惠準則。在信任的氣氛中，也可以願意信任他人，但最重要的是陌生人，而不必立即假設互惠。信任也不只是制裁選擇的產物和對懲罰的恐懼。一個經常被引用的關於存在或不存在信任氣氛作為社會資本衡量標準的例子如下：母親是讓孩子獨自在公園裡玩耍，還是不敢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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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而言，社會資本在關係網絡的框架內提供幫助和支持，從而降低社會成本。相反，在現代社會，在個體化和流動性增加，社區、朋友圈、俱樂部結構等社交網絡不再有效。
在社會資本很少的社會中，保護財產的法律和警察權力以及國家監管更為重要，因為在解決問題和衝突方面沒有足夠的信任和合作意願。有一種趨勢是集體行動問題，例如沒有找到雙方都同意的環保問題解決方案。移民人口群體帶來的融合問題也很難克服，因為它們不能單純靠監管來解決。成功整合意味著讓移民群體獲得社會資本（例如通過學校教育），社會資本必發展到足以在最初承擔這種額外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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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為個人提供了獲得社會和社會生活之資源的途徑，例如支持、幫助、認可、知識和聯繫，直至找到工作和培訓職位。它還通過互贈、恩惠、拜訪等交換關係產生和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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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中可用的社會資本的數量繼續對經濟的增長或衰退做出貢獻；業務關係、經濟交易和投資在缺乏信任的環境中更加不確定（高「計算的風險成本」），並且不太願意承擔風險和迅速做出決定。他們需要更多的努力來預先篩選出現的問題、法律保護、更長的合同談判、違反合同的保修索賠談判等。低社會資本因此增加了交易成本並可能降低生產率。社會資本對分配（區位政策）、增長和就業具有積極的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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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美社會學文獻中有一種方法將社交網絡置於概念的中心。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社會資本在概念上是基於社會網絡的。Robert D. Putnam 強調社交網絡的集體價值，而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更多地基於個體行為者層面：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可以通過社會關係調動起來的資源。為了能夠獲得這些資源，一個人必須「投資」社會關係。
這個術語的背後是認識和認可（Kennen und Anerkennen）的社會動態，正如在高爾夫俱樂部（以及所有其他熟人網絡）中所觀察到的那樣：認識人可以帶來信息優勢（例如，了解尚未正式發布的新工作），然後也可以將其「轉換」為信心的飛躍（如果申請人將相互認識的人作為向人事經理提供信息的來源）。
基於網絡的社會資本概念也可以有效地應用於集體層面（例如組織或經濟集群）。[6]
Putnam 也提到涉及「橋接」和「結合」社會資本之間的區別。在前者中，當信任從主要群體轉移到社會時，「綁定」社會資本在群體內部創造身份和信任，但不會對外人產生影響。
橋接社會資本是相當鬆散的接觸，以擴大社會網絡並擴大身份和視野。另一方面，結合社會資本指的是具有身份深化作用的親密社會聯繫，例如家人和朋友。[7]
- 根據研究的對象劃分
- 微觀（micro）社會資本
- 中觀（meso）社會資本
- 宏觀（macro）社會資本
- 根據關係的親疏程度劃分
社會資本也可能因互動網絡的緊密而有不同的層次，Gittell與Vidal（1998: 15）即循著Putnam社會連結親疏遠近的概念，將社區層次社會資本劃分為「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這樣的區分方式與Granovetter（1973, 1983）的網絡「強連結」（strong ties）與「弱連結」（weak ties）理論有相似之處。近來，關注到不同層級之個體、社群或公共機構之間的互動，學者們便將這種跨越層級界限的關係，歸納為所謂的「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Halpern, 2005）。綜合而言，因個人或團體之間網絡的強弱以及不同層級間的互動關係，一般可將社會資本歸納為三種類型（Côté, 2001: 30; Gilchrist, 2004: 6; Gittell & Vidal, 1998: 15; OECD, 2001: 42; Putnam, 2000: 22; Woolcock, 2001: 71-72）：
- 結合型社會資本：係指網絡關係較為緊密者之同質者間的連結，其具有較強烈的認同感以及共同的目標，例如家庭成員、好朋友與鄰居等，它能夠促進成員間的承諾與互惠，並強化團體內部的連結。
- 橋接型社會資本：主要係指網絡關係較為疏遠，但彼此擁有共同利益者所形成的連結，例如同事或社區團體等，是一種水平的連結機制，有助於外部資源的連結與資訊的暢通，能夠促進相對異質之人群或團體間的連繫與互動。
- 連結型社會資本：係指不同社會層級的個人或團體之間的關係，例如國家或大社會等，屬於垂直性的連結機制，能夠協助人們、團體或社區超越既有層次之限制，透過與不同層級之間的連結，從正式體制中獲得訊息和資源。
- 普特南（Putnam，2000）：個體之間的聯繫-社會網絡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賴的價值規範。
- 科爾曼（Coleman，1988）：社會資本是一種責任與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規範與有效的約束，它們能限制或者鼓勵某些行為。
- 福山（Fukuyama，1999）：群體成員之間共享的非正式的價值觀念、規範，能夠促進他們之間的相互合作。如果全體的成員與其他人將會採取可靠和誠實的行動，那麼他們就會逐漸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潤滑劑，可以使人和群體或組織更高效的運作。
- 經合組織（OECD，2001）：網絡以及共享的規範、價值觀念和理解，它們有助於促進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合作。
- 世界銀行（1998）：一個社會的社會資本包括組織機構、關係、態度與價值觀念，它們支配人們之間的行為，並有利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 卡爾·波蘭尼：提出經濟體系——如「市場」——是制度化的社會過程（instituted process），交易活動鑲嵌於制度化的社會習俗與政治法律規範之中，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亦須仰賴於國家建構的私有財產觀念。是鑲嵌概念的先行者。
- 馬克·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1985）：認為無論在早期或現代社會，行為與制度都深受社會關係的限制，經濟行為會受到持續進行的社會關係的影響，故提出社會鑲嵌的既念。
- 羅納德·伯特（Ronald Burt，1997）：認為社會資本是指透過人際（朋友、同事、一般的接觸）間鑲嵌（Embedded）關係的運用，達致個人社會資本與財富之創造。同時提出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概念。
- 羅瑞（Loury，1977）：利用「社會資本」概念來探討種族之間的不平等的問題。
- 布赫迪厄（Bourdieu，1986）：與群體成員相聯繫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總和，它們可以為群體的每一個成員提供集體共有資本支持。
- 林南（Lin Nan，2001）：內嵌於社會網絡中的資源，行為人在採取行動時能夠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因而，這個概念包含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它代表的是內嵌於社會關係中而非個人所有的資源；二是獲取和使用這種資源的權力屬於網絡中的個人。
十九世紀末，受到政治經濟學的古典資本理論的興起以及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影響，早期的社會資本概念中，「資本」的特性非常明顯，往往被用來指一些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屬於國家或社會的公共資本[8][9][10]。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政治經濟學家，如奧地利經濟學派，《資本實證論》的著者龐巴維克教授；德國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資本論》著者卡爾·馬克思；英國哲學家，19世紀末期的功利主義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和英國經濟學家，《政治經濟學原理》著者阿爾弗萊德·馬歇爾等等。在他們的文獻中，都能夠找到社會資本的影子，但有關的論述由於受制於當時的情景，因此都較為側重於資本的特性。如卡爾·馬克思早在1867年的德文著作中就使用社會資本來形容為投入到未來的再生產而將眾人的資本集合起來所形成的資本[8]。Marshall則在他的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用社會資本這一詞來區分儲存有形資本時的臨時性與永久性[8][9][11]。根據馬歇爾和西奇威克的說法，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視角的資本，與個人資本（包括個人所有財產與投資）剛好相反；馬歇爾指出，社會資本包括全國性的生產工具，發明，基礎設施，以及其他如公路，橋梁，國家機關等，也包括，人口的技能與素質，以及西奇威克所強調的聲譽等[8]。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資本的概念開始出現有關社會學與教育學的研究中，反映了公民平等以及社區教育的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的哲學家，教育思想家約翰·杜威。杜威的批判性實用主義哲學思想（Critical Pragmatism）對社會資本非常重要[8]，他認為批評應該是有建設性的，才能夠解決並改善社區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應該避免簡單負面的批評；其次應該具有同情心，人們應該關心或同情那些被社會忽略或者天生有缺失的人或群體的習慣[8]。同情心反映了一種，在群體中，對應有的道義的認知與理解的社會功能[8]。最後，杜威在他的多個論述中都使用了社會資本一詞，他第一次使用社會資本是在《The Elementary School Record》（譯作：《小學教育手冊》）一書，他強調學校的教學不能僅僅把學生的思想局限在簡單的知識學習中，應該讓學生更多接觸實實在在的社會。他的原文是這樣的：「將教學方法調整一下，讓教學內容具有更多與社會相關的內容。這樣做有兩方面的實用意義，既增加對社會成長過程中用於累積智慧方法的認識；也讓孩子們接觸到巨大的社會資本的財富從而拓寬其人生經驗。」[12]
在他的《The School and Society》（譯作：《學校與社會》）一書中，除了提出了學校對形成社區群體性及社區歸屬感的重要性，更提出通過教育的手段，學校可以成為社區以及社群生活的中心[13]。受到教育家杜威的學校對社區的影響以及實用主義影響。1916年美國西維珍尼亞的州政府鄉村中學督學官海尼凡先生的一篇有關鄉村中學與社區中心的文章提出了如何讓鄉村中學成社區中心的想法與實踐方法，其中他對於社會資本的描述是這樣的：「人們每天的生活中都存在某些實在的內容，可以被觀察到而且顯得非常重要，例如，慷慨的行為，夥伴關係，同情心，以及個人以及家庭之間的交往形成的社會組織。......孤立的個體在社會上是無助的。......當個體與鄰居開始交往，並進一步拓展到鄰居的鄰居時，社會資本就開始累積，可能馬上滿足個體的社會需要，也可能是個體承擔社會責任，社會資本具有持續不斷地改進整個社區中的不穩定性的潛能。」[14]在杜威和海尼凡對於社會資本的描述中，反映了比較多美國社區主義[15]。海尼凡先生雖然提出了社會資本的較完整的論述，但是在他以後的文獻中發現，人們對社會資本的概念的使用和興趣好像是暫時停止了，海尼凡先生有關社會資本的論文也很少被引用[16]。
Lyda Judson Hanifan率先使用社會資本一詞。後來，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和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特別是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也使用之。John Seeley約在1950年採用之。1960年代開始，許多論者紛紛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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