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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三鎮,又稱河北三鎮[1],是指唐朝末年藩鎮割據時位於河朔地區的三個藩鎮勢力,即燕薊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魏博節度使三個節度使的合稱。其中燕薊又作范陽、幽州或盧龍,位於今日河北省北部,北京、保定及長城附近一帶;成德是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區,今日河北省中部;魏博後改稱天雄,渤海灣至黃河以北,今河北省南部、山東省北部。
唐代的河北已經高度開發,「河北貢篚徵稅,半乎九州」[2],再加上「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3],「冀州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4]
安史之亂後,唐代宗將河北安史降將就地封為節度使,其中李懷仙據范陽(今河北北部),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李寶臣據成德(河北中部);其後,河朔三鎮逐漸成了地方割據勢力,中央政府難以控制,乃「藩鎮之患」的肇始。[5]
代宗大曆三年(768年),李懷仙為其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等所殺,此三人相繼為節度使。大歷十四年,田承嗣死,其侄田悅承襲。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求繼。德宗拒絕了這一要求,於是李惟岳與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聯兵抗命。唐朝派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討伐,李希烈反與河北藩鎮朱滔、田悅等勾結,據許州(今河南許昌市),亂事進一步擴大。興元元年(784年)正月德宗下罪己詔,河北三鎮之亂才逐漸平息。此後,河北三鎮自立節度使成了慣例,河北三鎮歷任節度使共計57人,由朝廷所選擇,而委任的,不過4人。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指出,唐代自安史亂後,「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河北的軍事割據反映在唐朝的文學作品中。馬戴、賈島都是河北人,要繞道渤海、東海海路才回到唐朝故土,河東(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是不能隨便入境的,馬戴的《寄賈島》詩云:「海上不同來,關中俱久住。」
唐憲宗時期河北三鎮曾短暫向中央表示歸順: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反正;燕薊節度使劉總被朝廷勒令剃髮出家;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死,弟王承元棄鎮,入朝為官。
但憲宗死後,唐穆宗長慶年間,三鎮又開始反叛,原因是中央接收河朔,長官多昏庸驕矜,長慶元年(821年)燕薊發生兵變,士卒禁錮節度使張弘靖,盡殺其幕僚;長慶二年,魏博又復作亂,成德士卒也造反,殺了魏博調來的新任成德節度使田弘正,朝廷命裴度統兵討伐,又命田弘正子,亦即魏博節度使田布出兵助討成德,但是魏州兵馬使史憲誠要求田布實行「河朔故事」(恢復獨立狀態),田布不願背叛朝廷,只好仗劍自刎。至此三鎮出現的新的割據領袖:朱克融、王庭湊、史憲誠。而該三鎮內部也反覆譁變,相淪繼胥,如史憲誠兵變不久後即死於亂兵之手。至此藩鎮割據局面一直延續至唐朝滅亡,朝廷再無能力征服。
亂兵是唐朝藩鎮割據一方的特色,所謂「長安天子,魏府牙軍。」[6]張國剛在《唐代藩鎮研究》一書中提到藩鎮動亂的四個特點:封閉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趙翼更表示:「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7]不過河朔三鎮至唐代滅亡前夕,仍奉唐朝為正朔,成德節度使王元逵「歲時貢獻如職」,唐文宗將絳王李悟之女壽安公主嫁給他,正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8]
文宗時,宰相牛僧孺曾說:「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9]意思是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華北邊疆的夷狄,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10]。故宋人尹源評說:「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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