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三鎮，又稱河北三鎮[1]，是指唐朝末年藩鎮割據時位於河朔地區的三個藩鎮勢力，即燕薊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魏博節度使三個節度使的合稱。其中燕薊又作范陽、幽州或盧龍，位於今日河北省北部，北京、保定及長城附近一帶；成德是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區，今日河北省中部；魏博後改稱天雄，渤海灣至黃河以北，今河北省南部、山東省北部。
藩鎮之患的肇始
唐代的河北已經高度開發，「河北貢篚徵稅，半乎九州」[2]，再加上「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3]，「冀州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4]
安史之亂後，唐代宗將河北安史降將就地封為節度使，其中李懷仙據范陽（今河北北部），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李寶臣據成德（河北中部）；其後，河朔三鎮逐漸成了地方割據勢力，中央政府難以控制，乃「藩鎮之患」的肇始。[5]
代宗大曆三年（768年），李懷仙為其部下朱希彩、朱泚、朱滔等所殺，此三人相繼為節度使。大歷十四年，田承嗣死，其侄田悅承襲。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求繼。德宗拒絕了這一要求，於是李惟岳與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聯兵抗命。唐朝派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討伐，李希烈反與河北藩鎮朱滔、田悅等勾結，據許州（今河南許昌市），亂事進一步擴大。興元元年（784年）正月德宗下罪己詔，河北三鎮之亂才逐漸平息。此後，河北三鎮自立節度使成了慣例，河北三鎮歷任節度使共計57人，由朝廷所選擇，而委任的，不過4人。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指出，唐代自安史亂後，「雖號稱一朝，實成為二國」，「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係，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於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河北的軍事割據反映在唐朝的文學作品中。馬戴、賈島都是河北人，要繞道渤海、東海海路才回到唐朝故土，河東（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是不能隨便入境的，馬戴的《寄賈島》詩云：「海上不同來，關中俱久住。」
藩鎮坐大至唐滅
唐憲宗時期河北三鎮曾短暫向中央表示歸順：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反正；燕薊節度使劉總被朝廷勒令剃髮出家；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死，弟王承元棄鎮，入朝為官。
但憲宗死後，唐穆宗長慶年間，三鎮又開始反叛，原因是中央接收河朔，長官多昏庸驕矜，長慶元年（821年）燕薊發生兵變，士卒禁錮節度使張弘靖，盡殺其幕僚；長慶二年，魏博又復作亂，成德士卒也造反，殺了魏博調來的新任成德節度使田弘正，朝廷命裴度統兵討伐，又命田弘正子，亦即魏博節度使田布出兵助討成德，但是魏州兵馬使史憲誠要求田布實行「河朔故事」（恢復獨立狀態），田布不願背叛朝廷，只好仗劍自刎。至此三鎮出現的新的割據領袖：朱克融、王庭湊、史憲誠。而該三鎮內部也反覆譁變，相淪繼胥，如史憲誠兵變不久後即死於亂兵之手。至此藩鎮割據局面一直延續至唐朝滅亡，朝廷再無能力征服。
亂兵是唐朝藩鎮割據一方的特色，所謂「長安天子，魏府牙軍。」[6]張國剛在《唐代藩鎮研究》一書中提到藩鎮動亂的四個特點：封閉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趙翼更表示：「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7]不過河朔三鎮至唐代滅亡前夕，仍奉唐朝為正朔，成德節度使王元逵「歲時貢獻如職」，唐文宗將絳王李悟之女壽安公主嫁給他，正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8]
弱唐繫於河北藩
文宗時，宰相牛僧孺曾說：「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9]意思是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華北邊疆的夷狄，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10]。故宋人尹源評說：「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11]
參見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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