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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科学研究”的特殊人群,一般缺乏科学素养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民間科學家(英語:crank[1]),或稱科妄、妄人科學家、科學妄人、民科[2][3][4],具有偏執傾向,在缺乏科研素養的同時,運用大規模宣傳、向有所屬單位的科研工作者寄送電子郵件、求見權威科研工作者等方法強行推行自己的理論。由於民間科學愛好者所具有的共性,他們事實上已經成為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對象[5][2]。
在中國大陸,民間科學家(民科)也是對極少接受過(或拒絕)正規科學學習及訓練,卻又經常熱衷於相關領域研究之人士的一種稱謂,部分民間科學家潛心學習,通過正當方式發表論文(也存在發表掠奪性期刊的情況),其科研成果通過同行評審,確實有一定貢獻[6][3]。
雖然民間科學家不完全是貶義,但一般來說,當使用引號括起,或者使用簡稱「民科」的時候,就意味著帶有貶義。通常,他們的意見不會在任何有影響力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因此,有人認為,不帶貶義的民間科學家應當改用業餘科學家一詞以資區別。[誰?]
民間科學家,在帶有負面的含義時,與英文的Crank類似,表示一種持有某種獨特的、不為主流學術界所接受的理論(不一定是自然科學理論),卻孜孜不倦地不斷投入精力和時間、金錢進行研究、宣傳、拉贊助,並拒不接受相對專業的批評意見的人。例如,他們常常宣稱自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發明了永動機等等。
中文意與Crank較接近,該詞對應的完全貶義的詞語為「科學妄人」或「科妄」。
民間科學家的產生固然來源於人類本能的探索興趣。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民間科學家基本的需求被滿足後,為滿足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需要,轉而研究科學,因此不少民間科學家並非出身於底層。
還有一部分民間科學家純粹出於沽名釣譽或引人注目的目的。
在中國大陸,有學者分析,民科的出現也與「大躍進」思潮、1980年代中國官方對於科學家的宣傳和重視等歷史因素有關。[7]
19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強化著這樣一種價值觀念: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理想(比如為國爭光,為人類造福等等),為此,個人的物質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並且應該犧牲的,是謂獻身。……當不足以犧牲生命時,就強調對物質生活的犧牲——「苦行」。……在這種語境中,苦行與犧牲都具有很高的意識形態價值。反過來,苦行與犧牲的決心與程度,又成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純粹的標誌。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理想主義姿態與這種語境正相一致。同時,這種「爭光理想」與某些傳統思想,如孟子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民間之「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表現形式上並無二致。因而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理想主義表觀下,也可能潛藏著某種功利之心。……然而,為什麼是科學,具體而言,為什麼是哥德巴赫猜想之類的科學領域成為民間科學愛好者獻身的對象?
從五四運動開始,科學的地位日漸提高。1949年之後,唯科學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科學常用作形容詞,代表正確的、高明的、有效的。投身科學事業一度是廣大青年的美好選擇。然而在文革期間,雖然「科學」這個詞仍然具有意識形態價值,但具體的科學工作和科學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一再下降,甚至有了負的意識形態價值。這時,科學已經不能作為實現「爭光理想」的手段。
1976之後,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巨變。1977年高考恢復,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在中國大地突然降臨,科學家重新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成為當時的流行語。……甚至在1980年前後高中文理分科時,曾存在普遍的文科歧視——只有理科學不好的人才會去學文科。
——田松,《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2]
在英語語系下的民科一詞可追溯到1833年,與其類似的另一個詞「胡思亂想的」(英語:cranky)則是1821年創造出來的。該詞隨後因為霍勒斯·格里利在總統競選時被用該詞嘲笑而知名。
1906年,《自然》期刊定義當時的民科為:
一個民科就是思想觀念無法被轉變的人。
— 自然,1906年11月8日刊
一些真正的科學家,沒有經過常規的升學途徑,或業餘進行研究,仍然通過令人可信的研究成果贏得同行的尊重。如數學家華羅庚,遺傳學奠基人孟德爾,魚類研究學者日本明仁天皇,以及古生物研究者鄭曉廷等。
有人認為部分知識確實並不一定需要特定的培育養成方式[8],民間科學家事實上仍然可以在以下領域做出原創性的發現:
專業的科學工作者多對民科持否定的態度。方舟子認為「民間科學家」稱為「科學妄想家」更合適,也指出人們常將鼓勵民間技術發明和鼓勵民間科學研究混為一談[9]。
21世紀初以來有部分自稱「民間科學家」者不斷在網絡上引起激烈爭論[10],由於他們的理論不容於學術界而又極度固執己見,並在媒體上掀起過風波[11],並引發激烈的爭論。對於民間科學家的同情者和對於正統科學的捍衛者也產生了矛盾[12][13]。
部分在其他領域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士(如廖凱原推出「軒轅反熵體系」[14]、燕山大學教授李子豐的《堅持唯物主義時空質能觀 發展牛頓物理學》[15]以及成立於2002年反對相對論的北京相對論研究聯誼會[16])利用自身的名譽和財力,大肆推廣其理論,對於公眾、學術機構和媒體造成一定困擾。
缺乏科學素養的民間科學家,往往會尋找科研院所或院校的研究員或者教授,甚至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17],獲得一些認同,或者試圖讓對方指導,乃至於想要駁倒對方。對此,大學、科研院所及個人也有了不同的應對方法。除了本人或指派秘書置之不理外,還有設置題目作為關卡,公開發表聲明等較為柔性的方法:
部分民間科學家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不能與科學共同體甚至與世俗社會達成正常的交流,甚至出現某種妄想的特徵。一些民間科學家因執著於錯誤的追尋理想的路線,進而喪失基本的生存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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