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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講述中國湖北省、尤其是湖北省會武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史。
武漢是最早開始派工作組的地區之一。1966年8月，武漢市紅衛兵「破四舊」造成上百人死亡。10月，「工總」等造反派組織陸續建立，造反派搶奪工作組整的「黑材料」予以燒毀。1967年1月武漢造反派對省委、省人委的奪權因權力分配不均而失敗。此後武漢軍區在軍隊支左中逮捕數百名「工總」領導人，並扶植了全武漢保守派的聯合組織「百萬雄師」。5月至7月，「百萬雄師」發起大規模武鬥，導致上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7月，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部分人組織揪斗王力，是為「七·二〇事件」。在北京的警告下，「百萬雄師」自行解散。
到1968年，兩派造反派實現聯合，省、市革委會成立。但後來派性鬥爭還是再次爆發。省革委會開會批判造反派頭頭，宣布解散一切群眾組織；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所有單位；進行「捅馬蜂窩」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造反派於1969年發動「反覆舊」，被中共中央叫停。從1969年末到1972年，由於兩清運動（清查「五·一六」、「北決揚」分子運動）和一打三反運動，多數任革委會領導的造反派下台，被關入五不准學習班[註 1]或監禁。
九一三事件後，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劉豐被列為「林彪死黨」，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被列為「林彪活黨」，復出的老幹部開始掌握實權。兩清運動複查，大量造反派平反。批林批孔運動中，在兩清運動中下台的造反派大多復職，一些任職於被重建的工會、共青團、婦聯。1975年整頓時，擔任省、市革委會職位的造反派頭頭被下放基層「掛職鍛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武漢獲得一定回應。懷仁堂政變後，各級造反派頭頭被游斗示眾、受到審查、撤銷職位、開除黨籍，有的人被判刑。文化大革命在武漢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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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66年，武漢有八百零四個大、中型國營工廠，二十三所大專院校，三百零九所中等學校，人口250萬。
中共湖北省委（以下簡稱「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三月杭州會議。他回到武漢就宣布，文化大革命主要打擊的是資產階級權威。1966年4月18日，省委派出工作組進駐武漢大學。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5月24日，省委通知各級黨委傳達和學習《五·一六通知》。5月31日，省委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由13人組成。[1]:334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全文播發由聶元梓等人寫的一張大字報。6月2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一位一年級學生貼出大字報，批評院黨委對運動缺乏熱情。6月3日，省委指示武漢各學院和大學黨組織「統一學生的思想」。6月9日，武漢市第二中學校園出現大字報《炮轟（學校）黨支部》。6月8日，省委和中共武漢市委（以下簡稱「市委」）召開會議，決定派遣工作組。[1]:335 到6月中旬為止，每所學校都派了工作組，參加工作組的人數超過一萬名。到7月，共有來自13所學院的254名武漢大學生被定為「假左派、真右派」，許多學生被批鬥。
6月13日，省委批轉武漢大學報告材料，認定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組成「三家村黑幫」，6月30日，點名批判李達，稱其為「徹頭徹尾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權威』」。[1]:335 6月21日和8月3日，省委兩次召開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簡稱「積代會」）。6月25日至7月25日，省委召開省、地、縣、區四級幹部會議。[1]:335 7月7日，省委發出《關於在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革命運動的意見》，力求把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納入黨委統一領導之下。[1]:336 官方組織的批判運動，劃出27名「黑幫分子」，內部掌握91人；13名武大黨委常委中9人被斥為「黑幫」。1222名武大教職員工中227名被公開劃為「黑幫分子」。8月24日，李達死於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註 2] 因「反抗和破壞文革罪」，武漢全市被捕四百餘人，其中中學生159人。
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俗稱《十六條》），宣布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8月9日《武漢晚報》全文刊登。[6]:781 8月2日，市委根據省委指示，決定逐步撤出工作組，要求各單位選舉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小組，接替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8月14日，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率先成立文化革命臨時委員會，到22日，省委直接領導的28所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共有23所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或臨時委員會。[1]:337 8月17日至29日，省委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1]:337 8月24日，省委召開武漢地區大專院校、中等專業學校和省直各戰線文化革命委員會工作會議。8月25日，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參加農村「四清」的部分成員回原單位參加文革。[1]:338
6月，武漢開始出現紅衛兵[註 3]組織。[6]:781 湖北大學學生率先成立「大專院校紅衛兵」，隨後大、中學校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各小學成立紅小兵組織。[7]:382 8月22日，北京紅衛兵「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消息傳到武漢。8月下旬，武漢市中學紅衛兵為主體，上街「破四舊」。市委為支持紅衛兵，決定改換具「四舊」色彩的街道、學校、工廠、商店的名稱。此時，抄家、游斗浪潮迭起，泛濫周余，據武漢市不完全統計，在武漢共抄家2.1萬戶，抄出黃金55公斤，白銀900公斤，銀元26.7萬塊，現金與存款440萬元。亂查抄、揪斗導致自殺案件112起，游斗折磨致死32人。[1]:338[註 4]
8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任重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原省委書記處書記、省委第二書記張體學為省委代理第一書記。[1]:338 8月底，一群北京學生到達武漢，指責省委犯了方向路線錯誤。8月29日，省委召開常委會議，會後省領導策劃的《呼籲書》以湖北大學學生名義發表，稱來漢北京學生有一股「逆流」。次日，市委也以群眾名義發出「緊急呼籲信」，號召抵制北京來的「南下一小撮」。9月2日，北京南下串聯學生及武漢部分學生400多人在省委文革小組辦公室門前召開揭發控訴湖北省委大會，9月4日，他們組織遊行，高呼「打倒張體學」等口號。當晚，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樹成發表廣播講話。[1]:339
9月11日，「一司」（全稱「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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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下發《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運動初期給學生的政治結論一律無效，受到處理的人予以平反；個人寫出的檢討材料全部交還本人，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註 5]取消黨委對院校的運動領導。
10月15日，「一司」召開大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擊省、市委。全市街頭出現3000多個「烏蘭牧騎」市宣傳隊，宣傳文化大革命。[1]:339[6]:782
10月18日，王任重就武漢文化大革命問題寫出檢查，公開承認省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十六條》發布前錯誤的責任由王任重承擔。[2]
10月中旬，所有學生都有了成立政治組織的自由。成立組織並不要求在政府部門登記註冊，所有團體都有權接受學校的財政支持。多數學校的學生分成兩個陣營：老紅衛兵組織[註 3]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註 6]。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吸收成員比老紅衛兵組織靈活，擴張迅速。10月26日，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立了司令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後被稱為「二司」），省委派員與會表示祝賀。華中工學院和湖北大學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未參加「二司」，後來他們各自建立了「新華工」和「新湖大」，後與華中農學院的「新華農」並稱「三新」。11月14日，「三司」（「東方紅紅衛兵武漢地區司令部」）成立。
11月10日，「工總」（全稱「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宣布成立，張體學、趙修出席成立大會。出席「工總」成立大會時，趙修表示省委只同意成立聯絡站。「工總」成員遂決定上京請願。一番波折後，「工總」三百多人到達北京。進京人員受到中央首長接見，周恩來等人表示支持工人造反派，大部分進京人員於是返回武漢。12月8日，「工造總司」宣告成立。12月12日，「九·一三兵團」宣告成立。
11月7日，「二司」等占領《湖北日報》辦公室。11月9日，封閉《湖北日報》，並於1967年1月15日出版《湖北日報》「新生號」。[1]:34011月18日，張體學發表聲明承認造反派行動是革命行動。省委支持者於12月11日成立了「聯合會」（全稱「武漢地區革命職工聯合總會」），此後迅速發展壯大，成員達四十多萬人。
12月18日，造反派關閉武漢市委機關報《武漢晚報》。[註 7] 12月中下旬，南下的北京學生與武漢高校造反派學生組成「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將王任重從廣州揪回武漢批鬥。[1]:341
1967年1月1日、4日、17日，「工總」、「二司」、「九一三」等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連續舉行二三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批鬥王任重。30日，武漢造反派召開批鬥張體學的大會。[1]:342 14日，《湖北日報》發表《告全省革命人民書》，稱「《湖北日報》的新生標誌著革命造反派全面奪權的開始。」15日，《湖北日報》發表社論《徹底砸爛湖北黑省委》。到21日，省科委、省公安廳、省廣播電台和武漢市公安局、電信局、教育局、總工會、銀行系統、市廣播電台等數十個部門和工廠企業被造反派奪權。[1]:342 20日，經「工總」和「二司」提議，14個組織在武昌重新協商，於23日宣布就「大聯合」達成一致，成立「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26日，造反派在洪山禮堂召開奪權大會，押張體學等到會場，宣布奪取湖北省領導權。[1]:343 27日，「工總」、「九一三」、「二司」等在《長江日報》[註 8] 發表《奪權無效聲明》。2月8日，「工總」、「二司」等12個造反派組織在《長江日報》發表《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時稱《二·八聲明》），《二·八聲明》把部分造反派組織說成「機會主義」派別。隨後武漢造反派分裂成支持《二·八聲明》的「香花派」，反對《二·八聲明》的「毒草派」。[1]:343[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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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同日，根據決定，武漢軍區成立「支左指揮部」，先後派出3萬多名指戰員，3000多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武漢和湖北各地單位。工廠建立了抓革命促生產委員會，學校建立了複課委員會，但不允許造反派成員參加。
2月21日，「聯合會」宣布解散，承認自己是「保皇派」。此時，在支左部隊扶植下，出現以武裝基幹民兵為主的保守組織「紅武兵」，1月中旬成立時只有幾百成員，4月20日已達24萬人，成為武漢最大的群眾組織。學校里的保守組織不分校名，統稱「中等學校紅衛兵」、「大專院校紅衛兵」。
2月27日，武漢軍區令湖北省軍區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以代替「湖北省人民委員會」（省政府），按照三結合原則，由軍隊代表、幹部代表、群眾代表組成，省軍區司令員吳世安任主任。3月18日，湖北省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成立，吳世安任指揮長，劉豐等十人任副指揮長。原湖北省軍區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隨即撤銷。[1]:344-346
2月18日，經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同意，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公開指責《二八聲明》是走資派的瘋狂反撲。2月27日，中央文革辦事人員、江青秘書閻長貴對二司北京聯絡站代表指示說，《二八聲明》是錯誤的，不能把進攻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工總的頭頭到軍區請求得到寬恕，其後幾天，「香花派」成員在武漢大街上舉標語牌認錯。3月3日，武漢軍區發表《致各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的公開信》。3月17日凌晨，武漢軍區逮捕工總的頭目和骨幹分子共485人。3月21日，武漢軍區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通告》（《三二一通告》），斥工總為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組織，勒令解散，並迅速解放一大批地方幹部。[1]:345 3月19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簡稱「三支兩軍」決定）。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提出堅決反擊「社會上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6]:810 4月6日，《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發出，嚴格限制軍隊處理群眾組織的權力，不准任意取締群眾組織。4月9日，武漢軍區撤出派駐各大專院校的軍訓團（3月以後軍區派出的軍訓團一直駐在學校）。[1]:346
4月1日，「三新」及「二司」分別舉行群眾集會和遊行，最終合併在一起，「打倒武老譚」（打倒武漢的譚震林式人物）成為聯合所有武漢造反派的口號。4月8日，前「工總」的幾十名成員舉行了火炬遊行。第二天，在武漢最大的兩間工廠里，工總分支組織宣布恢復，4月15日，「工人總部聯絡站」宣告成立，發表《嚴正聲明》，宣布要為「工總」平反和釋放「工總」領導人，但到5月末、6月初，大多數單位的「工總」分支組織才正式宣布重建。很多「工總」成員都不參加組織，但仍支持造反，被稱為「八司」（第八司令部）。4月19日上午，「三司」近萬人脫離「三司」，在武漢大學召開「三司革聯」成立大會，「三新」、「二司」等派代表出席。5月15日，「二司」發出《為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翻案緊急動員令》。5月15日前後，武漢軍區經甄別，釋放部分「工總」被捕人員。[1]:346 在武漢造反派的努力下，「工總」成員夏邦銀於5月14日釋放。
一些大企業里建立了新的獨立組織，如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的「長辦聯司」、中原機械廠的「新中原」、武昌造船廠的「新武船」。在政府部門，一些造反派也首次建立了組織，如「機關紅司」及「公安聯司」。
6月22日，「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成立，包括「鋼」「新」兩派所有組織，設在湖北大學，總指揮為張維榮。[8]:293[註 10]
5月16日，全武漢保守派的聯絡中心「百萬雄師」（「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百萬雄師聯絡站」）成立，包含「紅武兵」、原「聯合會」部分成員組織、分離自「工造總司」的「新工造總司」等五十三個組織，總人數號稱超過一百萬，據武漢軍區估計，全市85％以上的中國共產黨員參加了這個組織。6月3日，參與組織同意放棄獨立性徹底統一，以共享資源。
6月4日，武漢軍區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公告》（《六四公告》），肯定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重申工總不能翻案。對於工總翻案問題，造反派內部也有分歧，「二司」要求「為工總徹底翻案」，「新華工」則始終只支持「為廣大戰鬥隊員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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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開我，媽媽！[9]
想一想吧，媽媽，
活著的人應該幹些啥？
難道父兄的鮮血能夠白流？
難道能夠讓武老譚把革命造反派任意屠殺？
難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要捍衛？
難道能讓資產階級重新統治我們的國家？
4月29日，一個小型紡織廠的保守派與造反派在一場爭執中發生武鬥。5月21日，百萬雄師在城市各處示威遊行，「八司」擾亂遊行隊伍，於是發生混戰。5月17日凌晨，漢陽「紅武兵」毆打在漢陽靜坐的學生，數十人受傷。5月27日，武漢市第二十中學發生的衝突導致「二司」有一人死亡，是武漢武鬥導致死亡的第一例。6月6日，北京發布《六六通令》，嚴禁武鬥。6月13日，百萬雄師武裝進攻武漢汽車配件廠。6月15日，武漢軍區發出《關於立即制止武鬥的緊急呼籲》。6月17日，「百萬雄師」發動對民眾樂園的總攻，戰鬥從當天中午持續到次日早晨，至少12人死亡，但未能達成目的。[註 11] 6月24日，「百萬雄師」在漢口進攻「工造總司」，造反派死了二十多人，近百人受重傷。[註 12]
6月24日晚，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打電話給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催促他防止武鬥升級。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全軍文革小組辦公室共同向武漢軍區發出電報：「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1]:349 6月30日上午，「百萬雄師」用卡車改裝的裝甲車撞倒湖北大學圍牆，衝進校園，8199部隊出動干預後，武鬥隊撤離湖大。
據不完全統計，6月4日至30日，武漢市在武鬥中死108人，傷2774人。[1]:346 武鬥的責任人此時眾說紛紜。武漢軍區認為，造反派應對大多數暴力負責，1967年上半年有342名戰士受到攻擊，38人受重傷。「三司」報告說，4月29日至6月26日，共發生107起暴力事件，只有6起由「百萬雄師」挑起。造反派則指責保守派挑起所有衝突，造成絕大部分傷亡。據造反派統計，4月29日至6月26日，共發生174起暴力衝突，涉及7萬人，158人死亡，1060人受重傷。[1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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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中午，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奉中共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團」成員名義抵達武漢。[8]:8 毛澤東、周恩來也先後到達武漢，住在東湖賓館。
15日，為紀念毛澤東渡長江一周年，「百萬雄師」提前一天組織渡江活動。造反派則組織了幾萬人的遊行，結果被「百萬雄師」襲擊，多人死亡，上百人受傷。[註 13][8]:14-16
15日至18日，周恩來召集武漢軍區領導與支左負責人開會，連續四天聽取情況匯報。[8]:36 18日下午，周恩來宣布其意見（經毛澤東審閱）：（1）武漢軍區在過去幾個月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陳再道和鍾漢華應當做自我批評；解散工總是錯誤的；要為工總平反，釋放所有在押的造反派領袖。（2）二司、三新、九·一三兵團和工總是真正的革命組織，應當形成將來大聯合的核心。（3）不應當取締或解散任何群眾組織，包括保守組織。（4）「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恢復後，可能進行報復，應當勸告他們不要這樣做。（5）三司是一個有保守傾向的組織。（6）武漢軍區應當勸告農民不要進城幫助保守派打造反派。（7）武漢軍區應當鼓勵其下屬單位支持造反派。（8）所有群眾組織都要加強整頓，改變自己對解放軍的看法。[8]:39 會議宣布紀律：不錄音，不上大字報，不傳達。[8]:36 8201部隊政委蔡炳臣要求傳達周恩來講話精神，鍾漢華同意；蔡當晚即開始傳達。[8]:36 18日晚，毛澤東在東湖賓館召集武漢軍區領導等開會，親自勸說軍區領導轉彎子。[8]:36
19日上午召開武漢軍區黨委常委會，通過陳再道和鍾漢華的檢討；下午三點多鐘，武漢軍區在軍區禮堂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謝、王發表講話，散會後，陳、鍾親自去釋放了被拘禁的工總頭頭朱鴻霞和胡厚民；[8]:59 深夜，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聯合成立「臨時聯合代表團」（21日下午改名「專揪王力司令部」）。[8]:63 車輛全市大遊行（官方資料稱約有兩千輛）自19日晚7時左右持續到20日早6時。[8]:70 20日早晨，「百萬雄師」、「武漢公檢法」部分人和8201部隊部分戰士湧進東湖賓館，把王力帶到武漢軍區大院進行質問。[8]:75 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安排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8]:140 20日，百萬雄師占領湖北大學。幾十個造反派的據點被拔除，[8]:144,152到23日，造反派僅控制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等四五所大專院校。[來源請求]
22日，謝、王回到北京。[8]:16226日，武漢軍區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承認方向路線錯誤，宣布平反「工總」。27日，北京發出公開信《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號召他們把鬥爭矛頭指向「武漢軍區內個別壞人」、「百萬雄師、公檢法中一小撮壞頭頭」。[8]:198
26日晚，「百萬雄師」召開常委會議，決定疏散其群眾，實際上等於自行解體。幾天後，「百萬雄師」的13名主要頭目被捕，其中8人一直被關押到1972年3月，一人死於獄中。[8]:217,224
中央軍委撤銷陳再道、鍾漢華的職位，30日，北京任命前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為武漢軍區司令員，前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為武漢軍區政委。[8]:240
8月1日，群眾組織舉辦的渡長江活動因秩序混亂，造成一百多人死亡。[6]:810
七·二〇事件後，造反派開始迫害他們單位的前保守派。[註 14] 報復高潮持續約兩個月。
工總等組織在8月搶槍，沖軍區，並派人全國支派，造成全國混亂。8月20日，武漢地區部分造反派組織在新華路體育場召開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提出砸爛「偽抓指」，同時成立「湖北省武漢市無產階級革命派抓革命促生產總指揮部」。[1]:352 8月26日，周恩來、謝富治緊急召見在京武漢代表，要求武漢造反派不要到處搶槍，更不能到全國各地亂表態，支一派打一派。9月5日，北京發出《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
從8月20日開始，武漢對「百萬雄師」基層頭頭和部分骨幹、部分黨委成員、工作組成員、支持保守派的黨政官員，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促使他們轉變立場，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6]:811 會期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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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底，大批前保守派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幾乎所有造反派組織登記的成員數目都在急劇增加。工總聲稱它有六七十萬成員，九一三兵團說它有十多萬成員，工造總司說它有36萬成員。工造總司負責人後來承認，當時其組織頂多有6、7萬人。
武漢造反派現在分裂為兩派。「鋼派」包括工總、二司、九一三等，[註 15] 「新派」包括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工造總司等。「鋼派」主張大聯合以「鋼工總」為核心，「新派」則主張「革司聯司道路」（按系統按行業按單位實行革命大聯合）。8月8日，周恩來批評了「鋼派」的主張。「新派」曾籌備聯合組織「新武漢」，8月26日周恩來為此又批評了「新派」。9月4日，「鋼派」召開「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總指揮部成立及誓師大會」。
10月8日，周恩來陪同阿爾巴尼亞總理來武漢訪問，周恩來努力說服兩派大聯合。曾思玉、劉豐根據周恩來指示主辦了鋼新兩派頭頭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解決大聯合問題。10月17日，北京發出《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原則下，按照系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一切跨行業的組織，都應該在自願的原則下，按行業進行必要的調整。」
11月6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首次把毛澤東發動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六個要點。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湖北地區開展了廣泛的學習和宣傳。[1]:353
經過激烈爭論，10月14日，武漢紅代會籌委會宣告成立，10月25日，武漢工代會籌委會正式成立。1968年1月15日，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大中學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市紅代會」）成立。1月17日，武漢地區「革命工人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市工代會」）成立。[1]:354 由於「鋼派」和「新派」無法達成協議，武漢軍區直接提出省、市革命委員會最後候選人名單，獲北京批准。1月20日，武漢市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市革委會」）成立，方銘任主任，張昭劍任第一副主任。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省革委會」）成立，曾思玉任主任，劉豐任第一副主任，在新華路體育場及8個分會場舉行成立大會，70萬人參加。[1]:355 在官方話語裡，革委會全部成立後，文化大革命到了「斗、批、改」階段。
1968年3月28日，朱鴻霞、胡厚民等發表聲明說，「目前在全國『右傾翻案風』是主要危險」，武漢「為王任重、陳再道翻案的逆流不僅有，還很嚴重」。據不完全統計，被他們迫害的人達1.89萬，82人被非法關押，3907人被毒打，528人被打傷、打殘，4人迫害致死。4月，省革委會召開常委會和常委擴大會議，部署全省「三反一粉碎」運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和粉碎右傾翻案風運動）。[1]:358
5月，「鋼」「新」之爭重新爆發。5月27日，兩派進行了瘋狂的搶劫武器競賽。據估計，三天總共搶奪10萬支槍和約1000萬發子彈。[1]:360 5月初到6月上旬，兩派發生了數起武鬥事件，互有死傷。5月23日，省革委會、省軍區聯合發出《關于堅決制止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裝備、物資的緊急指示》。5月28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致電省革委會，要求停止搶槍。次日，省、市革委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該指示。[1]:360
曾思玉和劉豐又被召到北京，6月15日他們回到武漢。7月7日，省、市革委會召開誓師大會，宣讀要求立即停止武鬥的《七·三布告》，同日，省革委會頒布《關於收繳武器裝備的緊急通令》。[1]:362 7月25日，省、市革委會召開萬人大會，傳達《七·二四布告》。[1]:363 曾思玉和劉豐召集所有主要群眾組織的頭頭參加由省、市革委會舉行的會議。會議指責造反派犯了嚴重錯誤，奉勸造反派組織交出搶去的一切武器，解散一切突擊隊，同時解散造反派組織。造反派陸續交槍。8月中旬，省革委會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造反派頭頭們普遍受到批判。
6月，湖北省「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全面展開，全省參加查案的人員達84萬，進駐62352個單位，初步揭發的所謂「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現行反革命分子」線索26.44萬條，涉案人員達二三十萬。[7]:420 至1971年6月，省革委會政法組統計，全省清理出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人3.04萬人，其中縣團級幹部767人。[7]:421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執行者是軍宣隊、工宣隊，實際上有利於以前的保守派。[12]:189
7月16日，「三鋼」、「三新」組織渡長江活動，因組織混亂，百餘人死亡。[6]:840
曾思玉和劉丰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復秩序：（1）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波助瀾。[註 16]（2）派工宣隊進駐所有單位。8月25日，北京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8月27日，省、市革委會派出首批工宣隊進駐各學校，領導「斗、批、改」和「清理階級隊伍」，此後派遣工宣隊的做法擴大到軍管以外的各級黨政機關，至1969年3月，全省先後有五批由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共86.4萬人進入學校、機關、文藝團體、科研院所等6.2萬個單位。[1]:365 工宣隊和軍宣隊成員按北京提出的標準選出，第一個條件就是階級背景好，因此他們很可能是保守派或保守派同情者。[12]:189（3）逐步解散群眾組織。9月6日，省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按照系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現革命大聯合，徹底解決跨行業組織問題的決議》，要求徹底解散工代會、紅代會、貧代會、職代會外的一切群眾組織。[1]:366 （4）「捅馬蜂窩」運動，「馬蜂窩」原來是指走資派掌權的單位。[註 17] 這個口號在武漢有了新的含義：將造反派頭頭當成馬蜂窩來捅。很多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被批為「小胡厚民」，甚至被關押。[12]:188（5）號召學生「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0月19日至31日，省革委會召開湖北省中學畢業生分配政治工作會議，12月2日，省革委會批轉會議紀要，提出全省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屆高中畢業生和1967年、1968年計劃外半工半讀畢業生共43萬人分兩批到農村插隊落戶。[1]:367 到1969年上半年，全省在校知識青年全部上山下鄉。[7]:428
最初是將被認為階級成份不純的造反派撤職。然後又藉口鞏固和調整革委會，大批撤換許多單位的革委會成員。有些單位的革委會完全被「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或「鬥批改領導小組」或「革命領導小組」取代。至1969年初，造反派喪失了在武漢各級革委會中的多數權力，工代會和紅代會名存實亡。[12]:190
1969年初，胡厚民為免被抓逃亡青島，見到了青島市革委會主任楊保華。返回武漢後，胡厚民向武漢造反派介紹外省情形，謀劃發動「反覆舊」運動。此時大、中學生基本都已離開城市，武漢還有工人造反派。
1969年3月25日，武漢鍋爐廠造反派在廠內貼出第一張鼓吹「反覆舊」的大字報《警惕復舊》。接著，武漢重型工具機廠造反派頭頭帶一批人，在鬧市區張貼煽動「反覆舊」的標語、口號報。4月5日，市工代會召開常委會，決定在全市發動「反覆舊」運動。4月9日，朱鴻霞、吳焱金等在漢口六渡橋鬧市區演講鼓吹「反覆舊」；4月11日，朱鴻霞、吳焱金和李想玉聯名書寫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號召造反派「反覆舊，反倒退、反覆辟，徹底粉碎新老二月逆流」，在各鬧市區張貼；[1]:3734月30日，市工代會[註 18]召開常委擴大會，通過決議《反覆辟、反覆舊、為爭取更大勝利而戰鬥》，認為「復舊」就是恢復舊權力機構的舊辦事方式和方法。否認造反派有打砸搶罪行，反對把造反派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反對把造反派趕出省、市及基層各級革委會；[6]:8634月23日，市工代會喉舌《武漢工人》發表《復舊傾向的十種表現》；[12]:1934月27日和5月1日，市工代會分別在民生路工藝大樓與中山公園門前，召開「反覆舊、反覆辟動員大會」，到會人數十餘萬。至此，「反覆舊」形成高潮。
5月9日至11日，市工代會舉行常委擴大會，制定《武漢地區革命工代會委員會擴大會議關於湖北省、武漢地區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認為某些領導人「在湖北省、武漢市實行全面復舊」，「要重新把權奪回來」。5月17日[註 19]，市工代會組建工人調查團強行進入市革委會大樓調查，並以工代會名義散發措辭強硬的《給湖北省、武漢市革命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提出七項要求：省、市革委會主要領導應當檢討；加強工代會、紅代會權力；恢復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錯誤批評的造反派的權力；工宣隊必須置於工代會領導下；等等。[1]:375[6]:863
4月29日，中共中央通知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楊道遠、張立國五人到北京，5月2日，中央通知省、市革委會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眾組織代表（包括先到的5人）到京。周恩來等人與代表四次談話。5月27日，中央下發《五·二七指示》，一方面認為反覆舊運動不符合毛澤東的教導，但參加「反覆舊」的群眾是「屬於認識問題，要歷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說服，不要壓服」；另一方面，又批評省、市革委會「由於缺乏經驗，他們沒有很好地試點，抓典型，總結經驗，落實政策，以點帶面，在工作作風上又不夠細緻謹慎。」5月29日，朱鴻霞、夏邦銀、胡厚民、吳焱金等在市電訊局召開市工代會擴大會議稱，「反覆舊」大方向是對的，只是方法錯了，不應該殺向社會，現在要回到單位里去。[6]:864但到9月，4月末和5月出現的736個造反派組織撤銷了638個；被奪權的180個單位革委會，交回權力的有125個。[1]:376
7月，湖北省連降暴雨，受災農田1460萬畝，26萬人受災。[1]:377
7月7日至12日，省革委會召開常委會，會議要求認真貫徹中央文件精神，責成市工代會批判《揚子江評論》。朱鴻霞、胡厚民立即反對，認為《揚子江評論》「都是青年娃娃干的，主要是個教育問題」。[6]:864 9月27日，北京下發《對武漢問題的指示》（《九·二七指示》），指示認為「北決揚」（「北斗星學會」、「決派」和《揚子江評論》）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務和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縱的大雜燴」，應該對其頭頭和積極分子進行無情打擊。指示還表示，北京很快將召集武漢有關各方到首都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0月3日至28日，省革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市革委會負責人和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中的黨員參加），傳達貫徹《九·二七指示》。劉豐列出「北決揚」罪行十條，事實上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說成是「決派」的罪行。造反派領袖們受到批判，特別是集中批判了胡厚民。
9月，楊道遠因搶奪槍枝彈藥、搶奪公文罪被撤銷職位並被逮捕。[1]:381 9月15日，省直二級單位機關幹部到農村插隊落戶，到12月中旬基本結束，共下放幹部3551人，隨幹家屬973戶、2459人，總計6010人。
11月5日，武漢市抽調有關人員共1319人參加中央中央開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1]:382 來自武漢的約六百個知名造反派被召來參加這個學習班。最初，學習班缺乏連貫的主題，1970年1月，北京提供了主題：清查「五·一六」兵團成員。6月初，湖北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結束。經中共中央批准，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均被免去省、市革委會職務並被收監。胡厚民、楊道遠被定為湖北「五一六」總頭目。老幹部任愛生，被扣上「『北決揚』的主要後台老板」帽子並軟禁。
1970年3月28日，「中國共產黨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成立，曾思玉任組長，劉豐、張體學任副組長。[1]:385 4月1日，省革委會核心小組發出《關于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的決定》，強調一切部門都必須實行黨委的一元化領導。各級黨委開始重新建立、恢復活動。[1]:386[7]:437 1971年2月，市委重新設立。[6]:7603月，省委重新設立。[1]:399 軍隊代表和部分老幹部堅決抵製造反派進入省委，中央委員董明會、夏邦銀、候補中央委員謝望春沒有成為省委常委，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未能當選省委委員。[7]:440
1970年6月13日，省革委會發出通知，決定武漢大學於7月1日開始試點招生，學制1年至2年。是文革以來湖北省高等院校首次招生，共招收1040名學員。[1]:389 1971年1月3日，省革委會召開會議，決定全省高等學校春季招收首批工農兵學員。[1]:396
省市公安機關成立五一六、北決揚專案辦公室，負責清查這兩個組織的活動情況。1971年4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五一六」、「北、決、揚」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共武漢軍區黨委、中共湖北省革委會核心小組決定，建立湖北省駐軍和地方「五一六」、「北、決、揚」專案聯合小組。聯合小組以湖北省公安機關軍管會原五一六、北決揚專案辦公室為辦事機構。[1]:398[7]:425
1970年和1971年兩年，作為「五一六」、「北、決、揚」問題審查的共33659人。[6]:865[註 20] 一打三反運動在城市中立案35461人，查證落實6764人。[6]:885 1971年，武漢市「十種人」（十種現行反革命分子）共立案16955人，查證落實11213人；揭發「五一六」574人，立案113人；清查北決揚8885人，立案1543人；「五種人」立案35248人，查證落實23664人；經濟案件23124人，查證落實17149人，定案處理4822人。[6]:885
1969年末至1972年，大多數造反派喪失革委會職位。朱鴻霞、吳焱金、張立國等有職位而無實權。清查「五一六」分子和「北決揚」分子，合起來叫湖北的「兩清」運動，也稱「兩清一批」（清查「五一六」分子和「北決揚」分子，批極左思潮）。
1972年2月，劉豐被撤銷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職務。[1]:408 3月，八位「百萬雄師」領導人釋放出獄。不久，「百萬雄師」不同級別的頭頭之間建立了非正式聯絡網。[註 21] 1972年，陳再道和鍾漢華開始在別省任職。
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底，省委召集83名原群眾組織頭頭開學習班。學習班分三個階段：批林；整風；剖析自身問題。結束時，省委認定14人有刑事責任，另有13人問題嚴重，需繼續審查。[1]:420
至1972年末，武漢老黨員幹部約95％已經「平反」，90％以上官復原職。
九一三事件後的1972年，林彪被定性為極左。1972年12月，林彪被重新定性為極右。1972年末，軍代表奉命從所有地方機關撤出。
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曾思玉把武漢的清查「搞過了一點」。[註 22] 1972年3月12日，省委決定撤銷湖北省駐軍和地方「五一六」、「北決揚」專案聯合小組，成立直屬省委的湖北省「五一六」、「北決揚」專案辦公室。[1]:409 1972年3月至1973年2月，複查了五一六集團和「北決揚」嫌疑人，最終得出結論：在33659名嫌疑人中僅有177人曾加入「北決揚」。[1]:415 受害者被通知，他們不再被視為嫌疑人。
1973年1月，市革委會主任方銘回到軍隊，王克文由省委書記調任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
1973年初，各省接到指示，任命一些造反派到正在重建的工會、共青團和婦聯。5月1日，朱鴻霞等前造反派頭頭受邀參加官方的勞動節慶祝活動。5月11日，共青團湖北省委成立，高玉澤、張立國成為六位書記中的兩位。6月1日，武漢工會委員會成立，董明會任主任，吳焱金成為六位副主任之一。6月28日，湖北省工會委員會成立，董明會、夏邦銀、朱鴻霞、平毅[註 23]成為十位副主任中的四位。7月12日，湖北省婦聯成立，謝望春、王彩珠成為九位副主任中的兩位。
基層造反派現在在社會上活躍，領導者是聶年生、劉漢武、方保林、謝妙福、王華珍等，被稱為「反潮流派」。[註 24]「反潮流派」訴求多樣，有的要補台，有的要為被「兩清一批」的群眾平反。
1973年12月，毛澤東安排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楊得志成為武漢軍區司令員，省委的工作由王六生（原武漢軍區第一政委，此時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主持。[1]:430 趙辛初1973年6月任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1974年3月任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1975年5月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實際負責湖北省黨政工作。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在中國全面展開。
2月初，兩派群眾組織重新出現，前造反派自稱「革命群眾」，前保守派自稱「工農兵」。[註 25]2月中旬，「革命群眾」組織了一次遊行，並在武漢市公安局辦公樓前靜坐示威，要求釋放胡厚民、李想玉、楊道遠和任愛生。3月2日，胡厚民和李想玉被釋放。[1]:431 胡厚民、朱鴻霞等總結出「放、平、補、提、納」（對造反派要放人、平反、補台、提干、吸納入黨）五字方針，對群眾宣傳。4月至5月，他們到各地串連，宣稱要「借河南的東風解決湖北的問題」，「把關進監獄裡的造反派放出來」，「徹底平反」，「補進各級領導班子中去」。[1]:435
3月16日，省委發出《關於湖北「兩清」工作中的錯誤問題》（徵求意見稿）（時稱《六條》），公開點名批評曾思玉，並且認為「兩清」擴大化的錯誤是方向、路線錯誤。《六條》傳達到基層，許多基層黨組織紛紛發表《造反公告》，表示要站在革命群眾一邊「堅決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1]:432 3月上旬，當局任命了更多造反派。四位造反派被增補為省工會委員會副主任，五位造反派增補為市工會委員會副主任。所有被省、市革委會罷免的造反派幾乎全部官復原職。胡厚民恢復了省革委會常委職務，又補為省總工會副主任，而李想玉仍擔任市革委會副主任。這一時期造反派在各單位設立所謂「批林批孔辦公室」，造反派強迫各單位黨委承認這些辦公室在當前運動中的領導作用。這些「辦公室」在很多單位幾乎取代了黨委的領導。[12]:216
原工造總司成員組織了寫作班子「杜則進」，撰文十餘篇批判曾思玉領導下的兩清運動。另一個造反派寫作班子是「工總」前領導人組建的「邵正茂」，也在漢口水塔[註 26]貼了批判曾思玉的材料。[12]:226
3月19日，一群人綁架了趙辛初和趙修，兩天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宣布：「一、隨便抓走趙辛初、趙修、李振江等人，是完全錯誤的；二、『七·二〇事件』不能翻案。」[1]:432
3月23日，一群剛從農村回到武漢的學生造反派在武漢主要街道的牆壁上貼出大字報，要求釋放楊道遠。[12]:217 3月26日，造反派搶走了武漢軍區第三辦公室的關於兩清運動的大量個人檔案、會議記錄和文件。其中，襲擊者發現了一個有18個造反派頭頭名字的死刑名單。[12]:217[10][15]
造反派現在控制了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刊載敵視省市政府的報道，發表大量社論和文章攻擊「工農兵」。在3月的最後幾天裡，幾乎各個省市部委都每天舉行「批林批孔大會」，主導這些集會的是造反派頭頭，所有講話者的矛頭都指向當局。省市領導經常被請去參加。4月1日，省委舉行了批林批孔的群眾大會，但受到造反派襲擾。其後一周，市工代會和市紅代會舉行了幾次大型示威活動。[12]:218
4月5日，一群造反派綁架了武漢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個副院長和五個法官。法院收到了一個要求釋放所有在押造反派的最後通牒，包括犯有謀殺、縱火、搶劫、強姦和其它罪行的人。4月7日，省委接到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造反派被勒令釋放中院的副院長和五位法官、從武漢軍區司令部撤出，並歸還所有從三辦搶走的材料。指示列舉的錯誤還有：試圖推翻對楊道遠的判決；占領辦公樓以建立宣傳站；搶奪卡車、舉行示威和攻擊前軍代表等。[6]:936
4月中旬，朱鴻霞、胡厚民等造反派頭頭前往北京。4月末，省、市領導人也到了北京。5月24日，省、市領導人終於返回武漢。北京的決定是：「兩清」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曾思玉與其他省級主要領導犯過某些小錯誤，但總的來說還是好幹部；所有非正式群眾組織必須立即解散。[6]:936 5月21日，省委辦公廳發出《中央領導同志關於湖北問題的指示要點》：（1）批林批孔要聯繫湖北實際，揭發批判林彪死黨劉豐的罪行；（2）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改了就好；（3）曾思玉是好人犯錯誤，已經做了檢討；（4）清查「五一六」、「北決揚」完全必要，嚴重擴大化錯誤根子在劉豐，省委也有責任；（5）增強黨性，克服派性，不要再糾纏歷史舊帳，七·二〇事件不能翻案；（6）批林批孔一定要在各級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7）要立即撤銷一切山頭。5月26日，省、市委舉行規模空前的集會傳達中央指示，會議通過有線廣播網實時轉播到市里每個單位，趙辛初、楊得志和王六生都作了措詞嚴厲的發言。[1]:436 6月3日，市委發出《貫徹中央關於湖北問題的指示》。此後，各單位的批林批孔組織開始撤銷，設在鬧市區的廣播站逐步拆除，殺向社會的人員陸續回到工作崗位。[1]:436
中共中央4月10日發出《「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5月18日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指出：「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清查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號召廣大群眾結束派性動亂，專心生產，遵守紀律。7月6日，省委召開30萬人參加的抓革命、促生產廣播動員大會，傳達中央通知精神。[1]:437 7月13日，「工農兵」舉行盛大集會宣布解散。[12]:223至此，批林批孔運動在武漢實際結束。
1974年全省經濟大滑坡，工業產值只完成96.6億元，比上年下降9.88%。鋼產量下降44.7%，鐵產量下降50.2%，沒有完成國家計劃。發電量、棉紗產量等普遍下降。財政收入完成年計劃的86.0%。全民所有制企業勞動生產率比上年降低14.9%。[7]:453
1975年1月，鄧小平成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副主席，開始實際負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16]:385鄧小平復出後進行了一系列整頓，後來被稱為「1975年整頓」（或「全面整頓」）。
1月13日至17日，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期間，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接見朱鴻霞等4人，要求他們貫徹安定團結的方針，帶頭到基層鍛鍊。[1]:442 3月初，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等被省委安排到各縣掛職鍛鍊。[12]:229[註 27]
1975年1月13日，「革造民兵」在武漢成立，成員少於一百人，大多是謝妙福的嫡系，其中三分之二有犯罪記錄或被處分過。2月13日至3月7日，他們搶占位於交叉路口的漢口中南旅社，建立宣傳站，在旅社前的十字路頭、六渡橋鬧市中心設置路障（一輛廢棄卡車），導致漢口三分之一的主要道路堵塞。省、市委再三命令他們拆除路障，但他們置若罔聞。3月7日，經中共中央同意，省、市委限令他們拆除路障、退出旅社，依法懲處執意頑抗者。隨後幾天，幾乎所有「革造民兵」的積極分子都被逮捕。[16]:387[12]:229 湖北全面整頓的序幕就此拉開。[16]:7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解決鐵路問題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工業的黨委書記會議，鄧小平講話。3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要求：（1）全國鐵路單位要貫徹安定團結的方針；（2）全國鐵路由鐵道部統一管理；（3）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要繼續抓緊政治、社會活動和思想政治工作；（4）建立健全崗位責任制，調離派性頭頭；（5）整頓鐵路秩序。省委連續召開會議，貫徹落實鄧小平講話和《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16]:9
為解決派性活動，武漢鐵路局組建工作組，下到各站段、車間、班組，開展「一學」、「二講」、「三批」、「四擺」運動。[註 28] 重點揭批派性活動、排查派性分子。[16]:10 同時，武漢鐵路局還努力解決各級領導班子 「軟、懶、散」問題，撤換和調整各單位的領導班子。[16]:11 3月21日，鐵路局黨委上報《關於貫徹中央9號文件的情況報告》，提出採取得力措施解決派性問題，3月25日省委批轉，充分肯定其整頓成果。[16]:388 4月4日，《湖北日報》在顯要位置報道武漢鐵路局整頓取得好成績。[16]:390 至6月底，鐵路局上半年貨運量比上年同期增長23%，全局61個主要生產單位大部分任務完成過半；100個獨立經濟核算單位中93個財務平衡或盈餘。到年底，鐵路局提前15天完成全年運輸計劃。[16]:12,393
3月31日，省委召開黨員幹部會議，會議指出，要建立規章制度、整頓勞動紀律，工礦企業要建立健全崗位責任制，嚴格考勤制度。[16]:389 5月5日，省委召開全省工交戰線電話會議，強調整頓各級黨組織、特別是領導班子，不姑息領導班子中鬧派性的人；各單位要限期完成整改任務。[16]:390 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鋼鐵工業座談會，鄧小平作講話，嚴厲批評鋼鐵企業生產管理混亂、欠產嚴重、事故不斷，提出必須迅速整頓鋼鐵企業。6月初，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努力完成鋼鐵生產計劃的批示》。6月4日，省委召開全省廣播大會，傳達全國鋼鐵工業座談會精神，趙辛初在會上講話[註 29]，要求克服領導班子軟、懶、散的現狀；要堅決同派性作鬥爭；要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建立健全必要規章制度。[16]:391 5月29日，鄧小平嚴肅批評了武鋼發生一天跑兩次鋼水的大事故。6月上旬，省委在武鋼連續召開會議，討論貫徹中央指示。[16]:14 公司黨委嚴肅處理了帶頭鬧事的派性頭頭。[16]:15 7月2日，根據鄧小平指示，省委、冶金工業部核心小組發出《關於加強武鋼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堅決批判鬥爭派性分子，要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建立集中統一的生產指揮調度。[16]:393 針對管理混亂，要建立健全以崗位責任制為核心的各項規章制度。[16]:16
6月，省委開始大規模整頓全省其他工礦企業。8月2日，全省召開工交戰線經驗交流廣播大會，各廠各自介紹了整頓經驗。[16]:19 到1975年10月份，全省1228個企業中，需要調整領導班子的397個單位已調整285個，占72%；79個重點企業也大部分整頓完畢。[16]:21
也整頓了農業、科技、教育、文藝、社會治安方面。6月至8月，省委喉舌《湖北日報》發表了一系列要求消除派性的文章。[註 30]
到1975年底，全省工農業總產值202.63億元，比上年增長15.4%。工業總產值125.47億元，比上年增長29.9億元、增幅29.9%。全省全年鋼產量為199.36萬噸，比上年增產58.45萬噸，增幅41.1%。生鐵產量230.6萬噸，比上年增產89.29萬噸，增幅63.2%。原煤產量436.03萬噸，比上年增產96.75萬噸。發電量91.2億度，比上年增產21.52億度。財政收入24.05億元，比上年增長39.5%。[16]:31
1975年11月，毛澤東認為有一股「右傾翻案風」，召集了打招呼會議，「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於是開始，至1976年2月，演變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點名批評鄧小平）。
1976年1月1日，湖北省委召開全委會傳達毛澤東指示：「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16]:402
2月，省委通知掛職鍛鍊的群眾代表回武漢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2月24日，漢口水塔下的民主牆[註 26]上貼出《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致敬信》，省、市革委會中的造反派領袖共二十二人簽名。[12]:232[15][註 31] 致敬信要求省委真心參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3月，夏邦銀、謝望春、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胡厚民、顧建棠七人核心領導小組成立。[1]:454[註 32] 造反派又組織了「參謀」班子，並策劃成立「材料」班子，寫出《省市領導人掛右傾翻案風的言論》、《關於湖北省委組織路線上的幾個問題》，指責「省委主要負責人跟著修正主義跑」，「省委組織部是省委主要負責人推行修正主義的得力工具」，「是宗派部、復辟部、閻王部」，報送中央。[7]:463
3月9日，造反派以省、市革委會成員名義再次向省委發出公開信，批判趙辛初的《六四講話》，揭露省委打擊各級革委會中幾乎所有群眾代表，讓他們「滾」到偏遠地區長期監控，敦促省委承認錯誤，積極領導群眾搞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5][註 33] 3月下旬，造反派核心領導小組占據湖北省第一招待所13號樓作為活動場所，4月23日撤出。[15] 第二次打招呼會議後，3月，全省開始傳達《毛主席重要指示》和《華國鋒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同志會議上講話》，意味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全省全面展開。[16]:402
3月下旬，湖北省醫藥工業公司等三十多個單位聯合化名為「寒城牛」[註 34]，書寫標語「繼承總理遺志，實現四個現代化」，貼在武漢街頭。3月25日，「寒城牛」在武漢散發了反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油印傳單。4月5日前後，武漢長江大橋武昌橋頭擺滿了白花、花圈、輓聯、標語。[1]:455[6]:1007
四五天安門事件後，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4月8日，造反派在武勝路新華書店門前召集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群眾大會。[註 35] 《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記載：「朱鴻霞帶領同夥衝進省委機關，將正在主持會議的趙辛初和韓寧夫等4人劫持到他們在漢口武勝路召開的街頭大會會場，妄圖強迫趙辛初等領導人按照他們的反革命意圖表態，遭到嚴詞拒絕。」[1]:456[註 36] 4月10日，湖北省委、武漢軍區黨委、武漢市委為貫徹中央兩個決議、動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舉行群眾大會，十多萬人參加。
5月17日，湖北省暨武漢市七十萬軍民舉行盛大集會遊行，隆重紀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6]:1005 5月末，胡厚民等四個造反派成為省、市革委會的專職官員、脫產幹部。[12]:236
6月中旬，保守派以「革命工人」為名重新集結。「革命工人」在許多工廠消極怠工，對省市政府施加壓力。6月26日，「革命工人」衝進《長江日報》辦公大樓（4月中旬開始，造反派就控制了長江日報》），要求市委立刻改組其編輯部。市委表示中立。6月27日清晨，夏邦銀向王洪文電話匯報稱，「省、市委內部一小撮走資派」策劃了這一事件。造反派頭頭舉行會議決定《長江日報》暫時停止發行。6月27日至30日，報紙停刊。結果是五名「革命工人」積極分子被拘留十五天。[12]:238 7月22日，為慶祝「七·二〇事件」九周年，《長江日報》用四分之一版面重印1967年流傳的造反派「抗暴詩篇」。[12]:239
7月，省革委會在襄樊市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經驗交流會」，推廣學習襄樊經驗。[註 37]
8月，原武漢中學生造反派決定在漢口水塔大字報牆上辦一期「隆重紀念毛主席八一八接見紅衛兵十周年特刊」，落款「原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主辦」。他們寫出了五篇文件[註 38] ，以及主題為「紅衛兵永立江城」的大幅彩色宣傳畫。聶年生三次找他們長談，然而大字報貼出不到40個小時就被保守派用大標語覆蓋，此後他們印了兩百張特刊油印件。[17]
10月3日，省革委會自1968年8月後首次召開全委會，省委通氣說會安排造反派頭頭擔任各種副職。10月7日，北京召趙辛初、趙修上京。10月9日下午，全委會結束。[15]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消息很快傳到武漢，一夜之間，武漢貼滿了成千上萬張聲討四人幫的大字報。10月22日，武漢市130萬軍民冒雨集會和遊行，歡呼勝利粉碎「四人幫」，群眾性歡慶活動持續數日。[1]:462 11月初，朱鴻霞、夏邦銀、胡厚民和其它造反派頭頭被勒令參加一個學習班。作為批判「四人幫在各省幫派體系」運動的組成部分，12月9日，省委召開全省揭批「四人幫」廣播大會，中心會場設在洪山禮堂，各地市有182個分會場，約5萬人參加。此後四個月，全省共召開大小批判會1.2萬餘場，到會群眾3000餘萬人。[1]:464 群眾批判、公開批鬥持續一年，當地報紙發表無數文章控訴他們過去十年的罪行。12月上旬，省委發出通知：凡是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予以釋放；已立案的予以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予以釋放；受到處分的予以撤銷。[1]:464
1977年4月，趙修不再擔任省委書記。7月，陳丕顯調任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此後趙辛初生病休息，陳丕顯主持省委日常工作。[1]:473 8月，姜一（省委書記）調任陝西省委書記，陳丕顯升任省委第一書記，後任省革委會主任、武漢軍區政委、湖北省軍區第一政委。1978年，王克文調任山西省委書記。至此，「兩趙一王」的省、市委成為歷史。[註 39] 曾任全省「兩清」領導小組組長的武漢軍區副政委、省委書記張玉華，出任全省「揭批查」專案核心領導小組組長。
1977年11月28日，省委、省革委會召開1600萬人參加的廣播大會，省委宣布，經中共中央批准，將夏邦銀、胡厚民、張立國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撤銷朱鴻霞的一切職務。司法機關依法逮捕夏、朱、胡、張。[1]:477 12月20日，市委召開50萬人參加的揭批大會，宣布將董明會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撤銷吳焱金的市革委會副主任職務，並由司法機關依法逮捕。
1978年9月24日，省委、省革委會、中共武漢軍區黨委提交《關於處理武漢「七·二○事件」的請示報告》，11月26日中共中央轉發並表同意。11月28日，在洪山禮堂召開全省有線廣播大會，宣讀中共中央表示同意的通知、《關於處理武漢「七·二○事件」的請示報告》、《陳再道給湖北省、武漢市廣大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的一封信》，七·二〇事件翻案。[1]:492 12月1日，市委發出《關於為俞文斌、李樹春、楊道安、紀登清、謝敏華、劉敬勝、孫德洲、章迪傑、汪仕奇、湯忠雲等同志平反、昭雪的決定》，並召開十萬人有線廣播大會，宣讀中共中央決定並為十位「百萬雄師」、「武漢公檢法」領導人平反昭雪。12月7日，省、市委召開「揭發、批判反革命分子楊道遠大會」，省公安機關宣布將其逮捕法辦。
1979年12月4日，省委批覆省法院黨組，決定從寬處理北決揚。
1982年6月10日，武漢市人民檢察院就夏、朱、胡、張陰謀顛覆政府案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公開審判。7月24日上午，胡厚民於法庭陳述說：「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錯了，我的陳述是對人民法院的口頭起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並以他創作的兩首詩作結。寫內參的記者評論說：「利用合法機會，再次在被告席上大肆進行反革命宣傳。」「這兩首詩是一份難得的反面教材，從中不僅可以看出胡厚民繼續堅持反革命立場，還可以看出他拒不認罪的反革命骨氣。」[19] 7月28日，法庭判處夏邦銀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朱鴻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張立國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胡厚民1990年10月31日於襄北勞改農場病故。朱鴻霞1997年病逝。董明會1999年11月9日病故。夏邦銀2001年12月9日逝世。謝望春2011年10月病故。吳焱金、楊道遠、顧建棠等出獄後出版回憶錄或寫文章為他們的作為申辯。而不少武漢前著名造反派在接受研究者訪談時多流露出後悔參加文革之意。[20]:64 王紹光1980年代採訪「百萬雄師」工人時，工人們已說再來一次文革他們會當造反派，但他們認為當年的所作所為也是正確的。[8]:53 1990年代，楊道遠出獄後碰到一位「百萬雄師」原成員、現下崗工人，他對楊道遠說：「現在看，當時是你們對了，你們保衛毛主席路線對了。要再搞文化革命，我跟你們造反去！」[8]:52
任愛生文革後期被判刑，薛朴若1983年離休。《新華工》列為「革命幹部」[12]:172的老革命王盛榮（文革前為湖北省冶金廳副廳長）被《九·二七指示》點名為「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北決揚」「黑後台」，[註 40] 遭受十年囚禁，1978年8月釋放，1979年10月平反，正省級醫療待遇離休。[22]
顧建棠等人多年努力下，2004年，經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湖北省長羅清泉批示，六十多名「兩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人員自2005年1月起每月領取555元養老費（2007年調整為755元，2008年調整為802元。），無醫保和其他待遇。[15]
2007年，榮根訪問「百萬雄師」一號人物俞文斌，「百萬雄師」常委、聯絡部長章迪傑等人，俞文斌說：「我和章迪傑工資的差距就很大，但日子還是好過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平等的。毛總想平等，越搞越糟糕。」章迪傑則說：「現在社會分配不公，『百萬雄師』基層的群眾都在企業，最遭孽。他們把我們當了利用品，當了奴隸。」「劉少奇、鄧小平確實是搞修正主義的，毛澤東用組織程序很容易解決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問題，不應該把全國人民都捲入這場大災難。我認為文革中兩派都是受害者。」[14]
2007年7月6日和29日，「百萬雄師」、「武漢公檢法」與「三鋼」、「三新」等幾位代表人物聚會，據悉是文革四十年來首次見到文革兩大派頭頭接觸。7月6日中午的聚會在漢口亢龍太子酒店舉行，參加的有百萬雄師方面的俞文斌、章迪傑、汪士奇、劉天喜等四人，造反派方面的謝望春、楊道遠、吳焱金、顧建棠、彭勛、彭祖龍、朱愛華（朱鴻霞妻子）、胡秀娟（胡厚民姐姐）等八人。由原造反派買單。7月29日中午，俞文斌等人在漢口三陽路湖錦酒樓回請，參加的有百萬雄師方面的俞文斌、章迪傑、汪士奇、沈邦安、葉長明等五人，造反派方面的朱愛華、胡秀娟、楊道遠、吳焱金、顧建棠、彭勛、彭祖龍、柳英發、林子忠等九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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