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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循環（英語：business cycle，又稱經濟循環、經濟週期，中國稱商業週期），是國內生產毛額（GDP）在其長期成長趨勢附近的上下移動。[1]景氣循環的長度是指包含一次繁榮和收縮的時間段。這些波動通常包含相對快速的經濟成長時期（擴張或繁榮）和相對停滯或下降時期（收縮或衰退）之間的變化。
景氣循環通常要考慮實際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率來衡量。儘管冠以「週期」之名，但經濟活動的這些波動並不表現出統一性或可預測的週期性。
當前主流經濟學觀點認為，景氣循環本質上是對經濟的純粹隨機衝擊的總和，因此，儘管看起來像，但實際上不是週期。但是，也有一些學派提出了其他理論，表明週期確實是由於內生原因而存在的。[2]
景氣循環的各個階段
GDP的長期成長
與現有的經濟均衡理論相對立的經濟危機的首個系統論述是1819年由西斯蒙第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3]此前，古典經濟學要麼否認景氣循環存在，[4]將其歸咎於外部因素，特別是戰爭，[5]要麼只研究長期。西斯蒙第在公認的首次和平時期發生國際經濟危機1825年恐慌中找到了論據。
西斯蒙第和與他同時代的羅伯特·歐文都認為經濟週期的原因是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這往往是財富分配不平等導致的。歐文曾在1817年《致工業和勞動貧民救濟協會委員會報告》中表達了相似但不太系統的思想。他們分別主張政府干預和社會主義作為解決方案。相關成果並未引起古典經濟學家的興趣，不過消費不足理論先是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非正統分支發展，後來在1930年代於凱因斯主義經濟學中得到系統闡述。
西斯蒙第的週期性危機理論由查爾斯·迪諾耶爾發展為交替週期（alternating cycles）理論[6]；卡爾·洛貝爾圖斯也提出了類似的理論，並且有受西斯蒙第的影響的痕跡。資本主義的週期性危機構成了卡爾·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他進一步認為，這些危機正越來越嚴重，並據此預言了共產主義革命列表。儘管《資本論》（1867）中對危機著墨不多，但馬克思死後才出版的著作，特別是《剩餘價值論》，對危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困》（1879年）中著重研究了土地在危機中的作用——特別是土地投機活動——並提出了對土地徵收單一稅的解決方案。
1860年，法國經濟學家克里門特·朱格拉首次確定了長達7至11年的經濟週期，但他謹慎地聲稱這並沒有任何嚴格的規律性。[7]後來[何時？]，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認為，一個朱格拉週期有四個階段：
熊彼得的朱格拉模型將復甦和繁榮與生產力、消費者信心、總需求和價格的成長聯繫在一起。
20世紀，熊彼得等人提出了一種根據其頻率來劃分的景氣循環分類，因此許多特定的週期以其發現者或提出者的名字命名：[8]
- 基欽週期：3到5年（以約瑟夫·基欽命名）[9]
- 朱格拉週期：7到11年
- 庫茲涅茨基礎設施投資週期：15至25年（以西蒙·庫茲涅茨命名，也稱為「建設週期」）
- 康德拉季耶夫長波：長達45至60年的技術週期（以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命名）[10]
有人認為，自現代總體經濟學發展起來後，人們對週期的分類的興趣逐漸減弱，總體經濟學幾乎不支持定期循環的概念。[11]
其他一些人，例如德米特里·奧爾洛夫（Dmitry Orlov）則認為，簡單的複利要求貨幣體系的循環。自1960年以來，世界GDP成長了59倍，而這些倍數甚至沒有趕上同期的年度通貨膨脹率。如果在貨幣體系週期的時間範圍內，所得與生活成本無法保持平衡，那麼國家的社會契約（自由且沒有社會問題）就會崩潰，直到在晚期資本主義（成熟的資本主義）中頻頻出現困難時期、民粹主義或革命。[12]
《聖經》（公元前760年）和《漢謨拉比法典》（公元前1763年）都解釋了通過第50年的禧年債務和財富重置來補救每60年週期性出現的經濟大蕭條。歷史上記載的重大債務減免事件有30次，包括1930年代至1954年給予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債務減免。[13]
1870年至1890年期間，其中包括長蕭條和另外兩次衰退，生產率、工業生產和人均實際產出有了極大的提高。[14][15]在經濟大蕭條之前的幾年中，生產率也有了顯著提高。長蕭條和經濟大蕭條的特徵都是產能過剩和市場飽和。[16][17]
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對經濟的影響遠大於信貸或債務的任何波動，主要的例外是經濟大蕭條，經濟大蕭條造成了多年的經濟急劇下滑。技術進步的影響可以通過平均每小時工作的購買力來體現，每小時的工作的價值從1900年的3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2美元（以2010年美元價值計量）。[18]在19世紀，實際工資也有類似的成長。
20世紀19世紀上半葉，歐美危機頻發，特別是1815年至1939年。這一時期始於1815年拿破崙戰爭的結束，緊接著是英國的拿破崙戰後經濟大蕭條（1815–30年），在1929–1939年的經濟大蕭條達到最嚴重，並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與早期的景氣循環相比，二戰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景氣循環往往更溫和。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1945/50-1970年代）尤其如此，1945-2008年間也沒有發生全球經濟下行，直到2000年代後期的衰退。[19]運用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經濟穩定政策似乎已抑制住最嚴重的景氣循環過剩，並且由於政府預算方面充當了事實上的自動穩定器，即使決策者並未有意行動，也有助於穩定週期。
在此期間，經濟週期——至少是蕭條的問題——兩次被宣告死亡。第一次是在1960年代後期，當時人們認為菲利浦曲線能夠引導經濟。但是，此後發生的是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現象，使該理論破產。第二次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穩定與成長之後的2000年代初，後來被稱為「大穩健」。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羅伯特·盧卡斯在他的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講話中宣布：「預防衰退這一中心問題已經解決了」。[20]不幸的是，隨後到來是2008-2012年的全球性衰退。
1991年蘇聯解體後，各地經歷了長期的蕭條，其中最嚴重的是前東歐集團國家的經濟危機。這些國家之中有幾個在1989年至2010年期間一直處於蕭條之中，實際所得仍低於1989年。這不是由於週期模式，而是由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管理不當。
1946年，經濟學家亞瑟·伯恩斯和韋斯利·克萊爾·米切爾在他們的《衡量景氣循環》（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一書中給出了景氣循環的現行標準定義：[21]
景氣循環是主要以工商企業來組織工作的國家的總體經濟活動中的一種波動：一個週期由許多經濟活動中大致同時發生的擴張組成，隨後是類似的普遍衰退、收縮，以及復甦（合併到下一個週期的擴展階段）；從持續時間來看，景氣循環從1年以上到10年或12年不等；它們不能分成特性相似、幅度近似的較短週期。
根據亞瑟·伯恩斯：[22]
景氣循環不僅僅是總經濟活動的波動。使之與早期世紀的商業震盪或我們的時代的季節性和其他短期變化區分開來的關鍵特徵是，波動在經濟中廣泛散布，包括其工業、商業交易和金融的糾纏。西方世界的經濟是相互聯繫的系統。懂得景氣循環的人必須掌握一個經濟體系的運作方式，這個經濟體系主要是由自由企業在尋求利潤的網絡中組織的。因此，景氣循環如何產生的問題與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作的問題密不可分。
在美國，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是公認的景氣循環的高峰和低穀日期的最終判定者。擴張是指從谷到峰的時期，而衰退是從峰到谷的時期。全國經濟研究所將經濟衰退定義為「持續了超過幾個月的經濟活動在整個經濟體中的顯著下降，通常可見於實際GDP、實際所得、就業、工業生產中」。[23]
景氣循環、商品價格和運費的高位拐點之間通常存在密切的時間關係，在1873年、1889年、1900年和1912年的鼎盛時期，這種關係尤為緊密。[24]
最近的頻譜分析研究已證實，康德拉季耶夫波在世界GDP動態中具有可接受的統計意義。[25]康德拉季耶夫和Tsirel還檢測到較短的景氣循環，確定庫茲涅茨週期大約為17年，並稱其為康德拉季耶夫的三次諧波（third sub-harmonic of the Kondratiev），即每個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有三個庫茲涅茨週期。
近年來，儘管一些經濟學家將「景氣循環」一詞用作通稱，但經濟學理論已轉向研究經濟波動而不是「景氣循環」[26]。例如，米爾頓·傅利曼表示，將景氣循環稱為「週期」是誤稱，因為它具有非週期性的性質。傅利曼認為，除了很大的供給衝擊之外，大多數情況下，商業活動下行更多是貨幣現象。[27]
解釋總體經濟活動波動是總體經濟學的主要關注點之一，目前已有多種理論對其進行解釋。
在經濟學中，關於景氣循環的波動的原因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一直存在爭議。古典派（今新古典主義）認為是外在的，而消費不足派（今凱因斯主義）認為是內在的。這些也可以大致分為「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種解釋：按照薩伊定律，供給側的解釋大致是「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而需求側的解釋則認為有效需求可能會下滑至低於需求，從而導致衰退或蕭條。
這一爭論的答案對政策取向有重要影響：新古典主義者等外因性危機觀點的擁護者在很大程度上主張最低限度的政府政策或監管（自由放任），認為沒有這些外部衝擊，市場能更好地運轉；而凱因斯主義者等內因性危機觀點的擁護者主張更多的政府政策和法規，認為如果缺乏法規，市場中危機將會接踵而至。這種劃分不是絕對的——一些古典派（包括薩伊）相信儘管危機源於外因，但政府政策應介入以減輕經濟週期的損害，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相信儘管是源於內因，但政府介入只會加劇危機。
經濟週期外生的觀點可以追溯到薩伊定律，關於經濟週期起因內生還是外生的許多爭論都以反駁或支持薩伊定律為框架；這也被稱為「全面生產過剩」論戰。
在經濟大蕭條之後主流經濟學的凱因斯革命之前，古典和新古典解釋（外因說）是經濟週期的主流解釋；凱因斯革命之後，新古典主義總體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不過，新古典主義方法以真實景氣循環（RBC）理論的形式復活了。2007年經濟衰退後，凱因斯主義者與新古典主義者之間的論戰重新開始。
與凱因斯主義傳統相反，新古典主義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家通常認為，市場經濟之所以偏離和諧運轉，是由於外在影響，例如國家或其法規、工會、企業獨占或衝擊、由於技術或自然原因。
相反，在西斯蒙第、克里門特·朱格拉和馬克思的非主流經濟學中，市場體系的反覆興衰是其內在特徵。[28]
19世紀的消費不足學派也提出了景氣循環提供內生原因，尤其是節儉悖論。如今，這種曾經的非主流學派經過凱因斯革命，以凱因斯主義經濟學的形式進入了主流。
主流經濟學認為景氣循環實質上是「隨機原因的隨機總和」。1927年，尤金·史拉斯基觀察到，給諸如俄羅斯國家彩票的最後一位之類的隨機數加總，也會產生類似景氣循環中的模式，類似的觀察發現此後重複了多次。這導致經濟學家不再認為景氣循環需要解釋，而是將其表現出的週期性視為方法論產生的假象。這意味著看似週期性的現象實際上可以解釋為加在簡單的線性模型上的單純的隨機事件。因此，景氣循環本質上是能隨時間推移被平均掉的隨機衝擊。主流經濟學家已經建立了基於隨機衝擊說的景氣循環模型。[2][29][30]
根據凱因斯主義經濟學，總需求波動使經濟達到短期均衡，其水準不同於產出的充分就業率。這些波動表現為景氣循環。凱因斯模型未必隱含週期性的景氣循環。但是，涉及凱因斯乘數和加速器相互作用的簡單凱因斯模型會產生對初始衝擊的週期性響應。由於乘數和加速器，保羅·薩繆爾森的「振盪模型（oscillator model）」[31]能夠解釋景氣循環。經濟產出變化的幅度取決於投資水準，因為投資決定了總產出的水準（乘數），並由總需求（加速器）確定。
在凱因斯主義傳統中，理察·古德溫[32]用營業利益和工人工資之間的分配來解釋產出的週期。工資的波動幾乎與就業水準相同（工資週期滯後於就業週期一個週期），因為當經濟處於高就業水準時，工人能夠要求提高工資，而在高失業率時期，工資往往會下降。根據古德溫的說法，當失業和商業利潤增加時，產出也將增加。
另一理論是，經濟週期的主要原因是信貸週期： 信貸的淨擴張（私人信貸以及相應的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增加）產生了經濟擴張，而其淨收縮則導致衰退，長此以往則會產生蕭條。其中，投機泡沫的破裂被認為是造成蕭條的最直接原因，該理論認為金融和銀行是景氣循環的核心。
與此相關的主要理論是歐文·費雪提出以解釋經濟大蕭條的債務通縮理論。最近的補充理論是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經濟週期的信用理論通常與後凱因斯學派的學者，如史蒂夫·基恩有關。
後凱因斯學派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提出了一種基於信貸，利率和金融脆弱性波動的週期解釋，稱為金融不穩定假說。在擴張期，因為利率低，公司很容易從銀行借錢進行投資。銀行樂意發放貸款，因為擴大經濟活動可使企業增加現金流量，因此它們能夠輕鬆償還貸款。這個過程導致企業逐漸負債，從而停止投資，經濟陷入衰退。
儘管主流並不認為信貸是經濟週期的主要原因，但該原因偶爾會被提及(Eckstein & Sinai 1986)(Summers 1986)。
在主流經濟學中，凱因斯主義的觀點受到了真實景氣循環理論模型的挑戰，該模型中，波動是由於總生產率因數的隨機變化（由技術以及法律和法規環境的變化引起）所致。該理論與芬恩·基德蘭德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關係最為密切，也廣泛地與芝加哥經濟學派（淡水學派）有關。他們認為，經濟危機和經濟波動不能源於貨幣衝擊，而只能源於創新等外部衝擊。[2]
該理論從有價商品的生命週期的角度解釋了經濟週期的性質和原因。[33]該理論源於雷蒙德·弗農，他用產品生命週期（產品在市場上流通的一段時間）描述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弗農說，一些國家專門從事技術上新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而其他一些國家專門從事成熟產品的生產。最發達的國家能夠在技術創新上投入大量資金並生產新產品，從而獲得了相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動態比較優勢。
Georgiy Revyakin的研究證明了弗農的理論，並表明已開發國家的經濟週期比開發中國家的經濟週期更嚴重。[34]他還假定長度不同的各種經濟週期可與生命週期長度不同的產品相比較。在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中，這些產品與生產中的重大發明發現相關聯（形成新技術範式的發明：理查·阿克萊特的機器、蒸汽機、電力的工業應用、電腦的發明等）；庫茲涅茨週期對應的產品為基礎設施組件（道路、運輸、公用事業等）；朱格拉週期可能與企業固定資本（設備、機械等）對應，而基欽週期的特徵是社會對消費品的偏好以及開始生產所必需的時間的變化。
激烈的市場競爭決定所有經濟主體要同時進行技術更新，其結果是形成週期。如果企業的製造技術不符合當前的技術環境，則該企業會喪失競爭力並最終破產。
另一組模型試圖以政治決策解釋景氣循環。政治經濟週期理論與米哈爾·卡萊斯基密切相關，他討論了「『工業領袖』不願接受政府干預就業問題」。[35]持久的充分就業將意味著增加工人的議價能力，以提高工資和避免從事無償勞動，從而有可能損害盈利能力。但是，他不認為該理論在法西斯主義下適用，因為法西斯主義能直接破壞勞工的權力。
近年來，「選舉經濟週期」理論的支持者認為，現任政客在選舉前推動經濟繁榮，以確保再次當選，並在隨後的衰退中使公民付出相應代價。[36]政治景氣循環是一個替代性理論，它指出，選舉出任何一種色彩的行政機構時，它最初都會採取收縮政策來減少通貨膨脹，並贏得經濟能力上的聲譽。然後，它在下次選舉之前採取擴張性政策，以便在選舉日同時實現低通膨和低失業率。[37]
「黨派景氣循環」表明，這種週期是由具有不同政策制度的政府連續選舉產生的。A黨派採取擴張性政策，導致成長和通貨膨脹，但當通貨膨脹率高到令人無法接受時，就會在選舉中失利。其替代者是B黨派，它採取的收縮政策減少了通貨膨脹和成長，並降低了經濟週期的下行幅度。當失業率過高時，B又在選舉中失利，由A代替。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以生產要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為基礎的經濟，本質上容易陷入危機。馬克思主義認為，利潤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動力，但是企業（資本）的利潤率卻有下降的趨勢，從而反覆產生危機，發生大規模失業、企業倒閉、剩餘資本集中，使利潤得以恢復。長遠來看，這些危機往往愈發嚴重，而系統最終將會崩潰。[38]
一些馬克思主義作者，例如羅莎·盧森堡，認為工人購買力的不足是導致供給大於需求的趨勢的原因，從而引發了危機，其模型與凱因斯主義相似。許多現代作者試圖將馬克思和凱因斯的觀點結合起來。亨利克·格羅斯曼[39]回顧了有關辯論，後來保羅·馬蒂克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和凱因斯主義觀點之間的基本差異。凱因斯將資本主義視為值得維護並易於進行有效監管的制度，而馬克思則認為資本主義無法置於社會的管制之下，是註定滅亡的制度。[40]
美國數學家和經濟學家理察·古德溫構建了一個稱為古德溫模型的景氣循環的馬克思主義模型，該模型中，衰退是由於繁榮時期高就業率使工人的議價能力增強，從而推高了國民所得中工資的份額，壓制了利潤，導致資本積累崩潰。後來應用古德溫模型的變體的理論家們確定了美國和其他地區的短期和長期以利潤為導向的成長和分配週期。[41][42][43][44][45]大衛·戈登（David Gordon）提供了一個長期的制度性成長週期的馬克思主義模型，試圖解釋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此週期是由於積累的社會結構的週期性崩潰所致，積累的社會結構是一組確保和穩定資本積累的制度。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認為，景氣循環是由部分準備金系統中的銀行過度發行信貸引起的。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的說法，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將利率設得太低，則可能會加劇銀行信貸的過度發行，從而導致貨幣供給量的擴張形成「繁榮」的假象，但這種「繁榮」是由於人為的低利率下資源被錯配而形成的。最終，繁榮無法持續，泡沫破滅，不良投資被清算（低於成本價出售），並且貨幣供給收縮。[46][47]
對奧地利景氣循環理論的批評的理由之一是，美國在19世紀經歷了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1873年恐慌，而這場危機發生在1913年美國中央銀行成立之前。奧地利學派的擁護者，例如歷史學家托馬斯·伍茲，認為儘管當時的金本位制施加了限制，但這些早期的金融危機是由政府和銀行家擴大信貸引起的，因此這奧地利的景氣循環理論相一致。[48][49]
奧地利學派對景氣循環的解釋與主流迥異，並且普遍被主流經濟學家拒絕。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主流經濟學家通常都不支持奧地利學派對的解釋。[50][51][52][53][54][55]奧地利學派通常聲稱，繁榮與蕭條的景氣循環幾乎總是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造成的；沒有政府干預，週期會更罕見而溫和。
收益率曲線斜率是未來經濟成長、通貨膨脹和衰退的最有力預測指標之一。[56]聖路易斯聯邦準備銀行發布的金融壓力指數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中包含了衡量收益率曲線斜率的其中一種方法（10年期美國國債利率與3個月期美國國債利率之差）。[57]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領先經濟指標指數採用了另一種不同的斜率度量標準（10年期國債利率與聯邦基金利率之差）。[58]
收益率曲線倒掛往往是衰退的預兆。收益率曲線呈正斜率通常預示著通貨膨脹中的成長。Arturo Estrella和Tobias Adrian的研究表明了收益率倒掛曲線的衰退預測力。他們的模型顯示，當美聯準緊縮週期結束時短期利率（他們採用的是3個月期國債的數據）與長期利率（10年期國債）之間的差額為負或小於93個基點時，失業率通常會上升。[59]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發布基於Estrella的研究、根據收益率曲線得出的每月衰退機率預測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自1970年以來（直到2017年）美國所有經濟衰退之前，收益率曲線都出現了倒掛（10年期與3個月期）。在同一時間範圍內，每次出現收益率曲線倒掛之後，都會出現由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BER）景氣循環測定委員會認定的衰退。[60]
| 事件 | 倒掛開始日期 | 衰退開始日期 | 從倒掛到衰退開始的時間 | 倒掛持續時間 | 從衰退開始到NBER認定的時間 | 從倒掛到衰退結束的時間 | 經濟衰退的持續時間 | 從衰退結束到NBER認定的時間 | 最大倒掛 |
|---|---|---|---|---|---|---|---|---|---|
| 月數 | 月數 | 月數 | 月數 | 月數 | 月數 | 基點 | |||
| 1969–70年經濟衰退 | 1968年12月 | 1970年1月 | 13 | 15 | 不適用 | 8 | 11 | 不適用 | -52 |
| 1973–1975年經濟衰退 | 1973年6月 | 1973年12月 | 6 | 18 | 不適用 | 3 | 16 | 不適用 | -159 |
| 1980年經濟衰退 | 1978年11月 | 1980年2月 | 15 | 18 | 4 | 2 | 6 | 12 | -328 |
| 1981–1982年經濟衰退 | 1980年10月 | 1981年8月 | 10 | 12 | 5 | 13 | 16 | 8 | -351 |
| 1990年代初經濟衰退 | 1989年6月 | 1990年8月 | 14 | 7 | 8 | 14 | 8 | 21 | -16 |
| 2000年代經濟衰退 | 2000年7月 | 2001年4月 | 9 | 7 | 7 | 9 | 8 | 20 | -70 |
| 2008-2009年衰退 | 2006年8月 | 2008年1月 | 17 | 10 | 11 | 24 | 18 | 15 | -51 |
| 自1969年以來的平均值 | 12 | 12 | 7 | 10 | 12 | 15 | -147 | ||
| 自1969年以來的標準差 | 3.83 | 4.72 | 2.74 | 7.50 | 4.78 | 5.45 | 138.96 |
Estrella等人推測，收益率曲線會通過銀行（或類似銀行的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影響景氣循環。[61]當收益率曲線倒掛時，銀行通常在短期存款（或其他形式的短期批發融資）上支付得比從長期貸款獲得的錢還多，這會導致銀行損失利潤、不願放貸，從而導致信貸緊縮。當收益曲線向上傾斜時，銀行可以獲利地吸收短期存款並進行長期貸款，因此它們渴望向借款人提供信貸。這最終會導致形成信貸泡沫。
在經濟衰退期間，許多社會指標，例如心理健康、犯罪和自殺，都會惡化（儘管總死亡率反而趨於下降，而擴張時期則趨於上升）。[64]對於許多失去工作的人來說，經濟停滯時期是痛苦的，因此，政府在緩解衰退方面通常面臨政治壓力。自1940年代以來，在凱因斯主義革命後，穩定化政策的條條框框下，多數已開發國家的政府已將緩解景氣循環視為政府責任的一部分。[來源請求]
在凱因斯主義看來，由於經濟衰退是由總需求不足引起的，因此當經濟衰退發生時，政府應增加總需求量並使經濟恢復平衡。政府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做到這一點，首先是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擴張性貨幣政策），其次是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或減稅（擴張性財政政策）。
而一些經濟學家，例如新古典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則認為，景氣循環的福利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計，政府應該將重點放在長期成長而不是穩定上。
但是，即使根據凱因斯主義理論，在經濟複雜的社會中，管理經濟政策以使週期穩定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一些理論家，特別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家認為，這一困難是無法克服的。馬克思說，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必然結果。按照這種觀點，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改變經濟危機的出現時間。危機也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嚴重的通貨膨脹或政府赤字穩定成長。更麻煩的是，政府的延遲危機的政策被認為使危機更猛烈，渡過時也更加痛苦。
此外，自1960年代以來， 新古典經濟學家一直在貶低凱因斯主義政策管理經濟的能力。自1960年代以來，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傅利曼和埃德蒙·費爾普斯等經濟學家就他們的論點取得了進展，他們認為通貨膨脹預期從長遠來看會否定菲利浦曲線。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為他們的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同時也證明了凱因斯主義政策的兩難境地，因為凱因斯主義的政策似乎既需要採取擴張性政策來緩解衰退，也需要採取收縮性政策來降低通貨膨脹。傅利曼甚至稱，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應該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犯大錯，因為他認為，央行面對1929年華爾街股災時，貨幣供給很快收縮，這是錯誤的，他們使一次普通的衰退變成了經濟大蕭條。[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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